政党现代化：执政党面临的一个重大而紧迫的理论与实践课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执政党论文,政党论文,紧迫论文,大而论文,课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现代社会的发展、政治文明的进步，必须要求日益完善包括政党在内的社会组织构成。不管我们承认与否，对于一个政党来说，尤其对一个领导着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政党来说，客观上都面临一个如何不断改革自身以适应整个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问题。
从历史的角度看，无产阶级政党诞生于近代末期，历史进入现代以后，也必须要顺乎潮流，适应社会现代化进程的需要，适时调整自身的结构和运作，以便更科学、更有效地影响政权和政治的运作。这种与现代化相联系的政党自身的变革，或称它为改进、改革和完善也好，实际上就是政党现代化的过程。
所谓政党现代化，就其基本含义而言，是指政党适应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需要，适应整个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使自身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不断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过程。这个定义包含以下两层意思，同时也蕴涵了政党现代化的基本内容：
第一，执政党必须适应需要，不断改进自身的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政党现代化是由社会现代化引起的，是整个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与整个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相适应。任何政党都不可能拥有一种在什么样情况下都绝对适用的模式，相反，政党因应政治发展的需要而产生，产生之后还要努力去适应这种需要，否则就可能被淘汰出局。这在今天中国社会的巨变中，就表现为党一方面必须克服所处的外部社会环境给自身带来的各种历史惰性和消极影响，另一方面要敢于“否定自己”，勇于超越自己在以往发展过程中曾经建立并行之有效的，而今天却已不适应社会前进需要的那部分思想观念、组织形态、运行机制和活动方式，运用新的实践、新的经验和新的理论观点去解决党在现代化进程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第二，政党结构、功能、机制和活动方式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是政党现代化的根本内容，也是现代化社会作为法治社会向政党提出的必然要求。一个成熟的执政党，不仅应能从容处理内政外交一切重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应该具备健全完备的法规和制度。从实际情况看，西方国家由于长期实行法治，在政党活动的制度化、规范化方面有一套比较成熟的东西。德国最早在宪法中对政党的作用、活动原则等作了规定，并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政党法。以后，又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对政党的活动作了规范。近年来，即使在已进入“后现代化”阶段的西方发达国家，一些传统政党也在纷纷探讨自身现代化的问题。我们党在理论上有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又有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路线，党的干部队伍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党的制度化建设得到比较显著的加强和改进，大量的党内法规和制度得以制定和颁布。这些都是我们党向现代化发展的主要标志。但是，深入地看，由于我们党是仿照前苏联布尔什维克党的模式组建起来的，以后又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共产国际的成员，党的组织结构，规章制度、活动方式、党内生活习惯，都受到其影响。再加上我们党长期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环境中，因此，在组织中尚存在许多不符合现代化要求的因素。邓小平同志在列举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中存在的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特权现象等弊端后指出：“上面讲的种种弊端，多少都带有封建主义色彩”。（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4页）他还指出，封建主义残余还不止这些。这些都不符合现代政党的要求，“如果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脱离群众”。（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7页）因此，能否顺乎社会转型与经济发展的需要，适应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进行改革，不断清除带有封建色彩的各种弊端，建立符合现代政党要求的运作机制，实现党的活动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中国的改革和现代化的前途命运，这也正是我们提出政党现代化的意义之所在。
（二）
党的现代化问题也就是党的发展问题。历史经验表明，政党只有在变革和适应中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中国共产党是面向新世纪的党，是正在领导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党，如何发展这个党，需要有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新观点、新思路。若没有在坚持以往经验基础上的进一步探索和创新，完成党的现代化工程就没有可能。因此，研究党的发展和现代化问题必须始终贯串勇于探索、不断创新的改革精神，致力于超越理论的藩蓠和传统的思维定势，用新的实践、新的经验、新的理论观点去充实、丰富和发展，以解决党在现代化建设中所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1.理论创新：用改革的精神，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现代执政党建设理论
党的建设理论的发展，是与党的整个事业、党的建设实践的发展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在国际共运史上，从马恩开始，经列宁、毛泽东，党的建设理论已经伴随着党的建设的实践发展，经历了几次飞跃，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关于党的建设的思想财富。
但是，由于时代的局限，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总的来说，是适应当时时代的需要产生的，解决的主要是处于在野地位和掌权初期需要巩固政权的情况下建设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这个党的问题。虽然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对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进行了有益探索，并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想，但对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党的建设，他们既不可能预见到，更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现成的结论。邓小平同志指出，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即便是邓小平的执政党建设思想也只是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的建设问题作了初步的探索，并没有穷尽其全部。这是因为改革开放还未能在更深更广的层面上展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未最终确立，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尚在探讨和形成之中，在这种条件下形成的理论，只能是原则性的、初步的。
从党的建设实践看，确实也存在一些仍未完全搞清楚的理论问题，需要我们用改革的精神去重新审视已有的理论和体系。例如，在党执政的情况下，如何正确处理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是居于其上还是居于其中，是居于其外还是居于其内？从列宁开始，党政分开就作为共产党执政的一个重大课题提了出来。然而，党政为什么必须分开？党政分开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党只能进行总的领导而不能代替国家政权机关进行管理？这些深层次的问题，传统党建理论没有系统回答。理论上的不完善，导致“党政不分”、“以党代政”、“以党治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中的顽症痼疾。又如党要不要接受人民的监督？共产党来自人民，接受人民的监督似乎在情理之中，但是，这种监督的理论依据和科学依据是什么？由劳动人民最先进、最有远见的分子组成的党，为什么要反过来接受比较不先进、比较少有远见的分子的监督？传统党建理论没有系统回答这方面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实践中我们看到，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监督是不充分的、乏力的，既缺乏科学性，又缺乏系统性、既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更没有获得制度的保证。
此外，在传统党建理论中，也还确实存在一些过时的、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思想观点。例如在列宁时期不得不采用的高度集权的体制，一直被不少人当作是民主集中制的典型形式和唯一正确的样板；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而在文革时期被推向极端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理论；被主观主义曲解了的党是人民群众天然的领导者的观点；被教条主义诠释了的执政党就是直接执掌和行使国家政权的党的观点等等。
由此可见，用改革的精神重新审视现有的党建理论和体系，用实践标准去梳理它，弄清哪些理论观点是今天必须继承和坚持的；哪些是要用新的实践和新经验来充实、丰富和发展的；哪些是适应过去而不适应现在需要扬弃的；又有哪些是人们从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出发，附加到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名下，至今仍被人们当作是正宗诠释而要坚决摒弃的。这对于推进党的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实现党的现代化工程的基本条件。若不如此，我们就不能在党的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上统一思想、形成共识；就不会有一个衡量“水平”高或低的逻辑前提；就避免不了由于理论上的混乱和贫乏而导致实践上的尴尬、无序和紊乱。
2.机制完善：通过制度化的途径，促进党的运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制度化
在现代文明社会，一个政治组织的制度化水平，是制约该组织生命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的基本要素。执政党的制度建设，是执政党整体建设的科学归结和理论定型，担负着向党的其他各项建设提供实现机制和实现方式的功能，与其它各项建设相比更具有根本性、稳定性、全局性和长期性。与传统的加强党的建设环境相比较，市场经济无疑更有利于党的建设，但从市场经济发育较为完备的世界各国所具备的政治要求来看，适应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的政治运作方式是法治、民主与制衡。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它要求有完备的经济法规，实现公平竞争，规范活动，要求建立完备的外部保证体系。这就要求执政党的行为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有一套严密科学的法规制度体系来规范党的各级组织、各级领导干部的活动，这样才能实行依法执政，不然就难以确立起法治的权威，就不可能把全部经济活动纳入法制轨道。
然而，在党的建设中，与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相比较，制度建设对我们党来说还很不熟悉，这方面的经验、自觉性和理性程度还十分不足。所以，在制度建设过程中，既出现了对其看得过于简单，随意性大的现象，又存在着不配套、不连贯、不协调的现象。受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进程的制约，党的建设离形成符合现代要求的比较完善的体制和运转机制尚有相当的差距。这反映在以下若干方面：
一是权力运行机制尚不够完善。邓小平曾经提出过党和国家权力运行中存在的一些因素。一是，我们的党政机关长期“缺少对于每个机关乃至每个人的职责权限的严格明确的规定，以至事无大小，往往无章可循”。（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0页）二是，党的建设中所形成的许多好传统，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没有形成严格的完善的制度”，（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2页）以至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之类现象，不断发生。三是“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重视”，（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1页）以至特权现象时有发生。经过十多年的改革，这些问题依然十分严重。
二是监督制约机制尚不完善。由于理论深度不足，没有对为什么掌握在共产党手中的权力也要相互制约、为什么共产党掌权也需要监督等基本问题作出合乎理论要求乃至形成全党共识的回答，因此长期以来建立监督制约机制的实践是比较零碎、不系统的，有时各项操作性措施间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监督主体与客体的地位、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以及监督活动的范围、方式和程序等均缺少具体缜密的体系，未形成层层相依、互相衔接的权力与责任关系的网络，监督方式也缺乏刚性与约束。
三是民主集中机制尚不够完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应当坚持。但是，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党的集中，都需要具体的操作机制来落实。过去出于搞计划经济的需要，我们党建立了比较严格的集中制。与此相比，党内民主虽然不能说没有，但远远谈不上形成了机制。这客观上造成了党内民主和集中的失衡，使集中由于长期缺乏民主的约束而变成高度集权。这种状况，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同党内日益增长的民主要求及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是不相适应的。
四是党群关系沟通机制尚不够完善。现代民主要求对民意作出经常的、灵活的、高效的及时反应。为此，必须在人民与政府之间建立一种有效的沟通渠道，现代政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起到这样一种桥梁与中介作用，使民意得以传达和集中。但在实践中，群众向上反映情况、问题与建议，领导干部了解基层和群众的实际，群众和普通党员对任用干部、制定决策施加影响等等，都往往需要花大力气才能实现。这表明，党和群众之间的沟通渠道不够畅通，制度不够规范，反馈不够灵敏、机制还未建立。沟通机制不完善通常不但会歪曲信息，导致决策失误，而且使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淡化，加深对党和党的干部的隔阂，增长冷淡和不信任情绪。
上述表明，在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加强党的制度建设，是我党今后必须为之长期奋斗的目标，而且是一项涵盖广泛的系统工程。一方面，应积极借鉴国际上政党的有益经验和成功做法，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尽快构建一套富有时代特色的、具有实用价值的科学的党的工作制度体系。另一方面，对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的某些制度要敢于自我扬弃，保持优秀，完善不足。只有将各项法规制度都建立健全起来，党的运作才能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的轨道，从而使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真正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的需要。
3.视野拓展：善于大胆借鉴和吸纳国外政党建设和合理内核，探索现代政党发展规律
政党作为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政治工具，其活动既有各自的特殊性，又遵循着共同的规律。从这个角度说，党的运作也可以吸取他党教训、借鉴他党经验的。而比较和借鉴的目的，在于探索和把握现代政党建设的共同规律。
研究世界各国不同类型的政党和政党体制，通过比较和借鉴从中获得对我们党有益的经验，其实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的领导人早在建国不久就已经明确表达过的思想。在50年代，周恩来在一次论及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的批评与监督时谈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制度我们不能学，那是剥削阶段专政的制度，但是，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208页）刘少奇在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报告中，举瑞典首相坐公共汽车上班，华盛顿做八年总统之后回家当平民，艾森豪威尔当总司令、总统，退职之后又去当大学校长等作为例子，认为“资产阶级的有些制度也可参考”。（注：《刘少奇论党的建设》第647页）毛泽东在谈到苏共时认为，像斯大林破坏社会主义法制这样的事情，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这实质上是承认，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存在着某些合理的东西。这些思想都充分肯定了不同政党、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相互比较、相互借鉴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实际上，政党活动的相互借鉴，正如社会运作机制的相互借鉴一样，是政党本身发展的一种趋势。在西方国家，传统的资产阶级政党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之间，基督教民主党与其他世俗政党之间，都有着既互相竞争，又相互取长补短的关系。一些本来属于一党发明的理论、观念、主张，常常逐渐为另一些政党所吸纳和利用。诸如国家调节经济的理论，福利国家的政策，国家和平变革的道路，党内民主制约机制等等，都曾经为一党所独有，如今却成为许多政党的共识，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应当看到，在政党活动领域，既存在与政党的性质密切相连的因素，也存在本来并无姓“资”姓“社”之分的共性的东西。强调马克思主义政党完全不同于其他政党的性质是必要的。但如果我们把那些共性的东西也都说成是资产阶级政党的，把相当一些属于全人类共享的政治财富统统划归到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名下，从而使自己的理论空间变得狭小、壅塞，这对于党的发展是有害无益的。在这方面，我们过去受“左”的思想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几乎所有外来的东西都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从而使自己变得日益狭隘封闭、教条僵化，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的泛滥，党内外监督制约机制的不健全，以及实行党政不分的政党一元化领导，这些都给我们党的建设带来极其严重的教训。而正在我们出现这些失误的同时，世界上有许多政党在探索克服个人迷信和个人崇拜、克服过度集中带来的弊端和建立监督制约机制的路子，有的党还取得了较大的成果。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能坚持学习、借鉴，认真吸取其他执政党的经验和教训，我们党完全有可能避免重大错误，为此付出的“学费”也肯定要少得多。
总之，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政党要发展也一定要有比较、有借鉴，把自己封闭在小天地里是没有前途的。当然，学习与借鉴并不意味着照搬照抄别国政党或政党体制的模式，政党现代化完全不等于政党体制西方化。我们所强调的是“批判地吸收”，即通过总结别人的经验、教训来思考我们自己的问题，以保持清醒的头脑，做到心中有数，既不封闭自己，也不随波逐流，避免重复别人及以往所犯的错误。只要我们具备了这样一种既开放又务实的观念与态度，我们党的建设就能在一个更为宽阔的领域得到促进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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