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电视体育解说员传播素质的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说员论文,素质论文,我国论文,电视论文,体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修订日期：2009-08-24
1 本研究中相关概念释义
据本研究将电视体育解说员“传播素质”界定为：解说员以电视传播为媒介，根据体育赛事现场(电视中的比赛画面)，通过有声语言艺术很好地完成体育解说的传播活动并达到最佳传播效果所需具备的主要能力与修养，包括媒介素质、语言素质、专业素质等。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以中央电视台体育频道(CCTV-5)和上海电视台体育频道、上海东方卫视等电视台体育解说员为研究对象；并以北京、上海、西安、福州四地的电视(体育)受众作为问卷调查对象。
2.2 主要研究方法
2.2.1 内容分析
本研究主要运用内容分析法，对研究对象的传播素质所涵盖的媒介素质、语言素质、专业素质等进行客观、系统和定量分析与研究；同时，以我国常年转播体育赛事的CCTV-5、上海电视台体育频道、上海东方卫视近年来播出的奥运会、世界杯足球赛、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国超级足球联赛、世界田径锦标赛等国内、外体育大赛的实况转播过程中解说员的解说词作为内容分析的文本。
2.2.2 问卷调查
根据本课题的具体研究内容，设计了“我国电视体育解说员传播素质”受众问卷调查表。问卷包括6部分共44个问题。在问卷发放之前，采用5分制量表对问题的内容与结构效度进行专家效度检验。8位专家对问卷的评价均值为4.19分，说明问卷具有较高的效度。
考虑到北京的CCTV-5和上海电视台体育频道(体育专用频道)代表我国电视体育媒体的最高水平，而福建和陕西的受众能方便地收看CCTV-5的赛事转播，因此，本课题受众问卷的发放区域定为北京、上海、西安和福州。问卷发放的对象确定为以上地区热爱体育运动且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受众，以在校大学生和相关媒体工作者为主。
本研究在问卷调查表的发放上主要采用非概率抽样中的偶遇抽样(或称拦截抽样)，即抽样对象是被偶然选中的。
共发放问卷调查表800份，回收706份，回收率为88.25％。
2.2.3 数理统计
运用SPSS 13.0数据分析软件和Excel 2003对回收的有效问卷和实证分析中的数据进行统计、处理。
3 我国电视体育解说员传播素质现状与传播效果调查
根据本研究对电视体育解说员传播素质的界定内容，我们通过电视(体育)受众问卷调查的反馈结果与传播效果的实证剖析，结合新闻学、传播学、语言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理论，客观分析及评价我国电视体育解说员传播素质现状，揭示传播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媒介素质
3.1.1 传受关系得以改善
调查结果显示，在被问及“目前解说员在解说过程中与观众建立起怎样的传受关系”时，有42.8％的被调查者(266人)认为，现在的解说员能够“不摆架子”，与观众平等交流。表明目前大多数的电视体育解说员已经从过去那种一味地“从传到受的单向传播模式”中走出，能够在解说过程中采取与受众之间的“平视化”视角，不故作权威，较好地把握住观众的心理需求和感情倾向。受众认为，解说员的腔调也较以往少了许多生硬和程式化，多了朋友式的和蔼交流。这与近年来广大电视体育解说员自身对电视传播特征的认识加深密不可分，甚至还有部分受众(66人)认为，电视体育解说员做到了“观众至上”，并不时为观众答疑解惑，视观众为“上帝”。
近年来先进的网络互动平台的引入，更加便利了解说员与观众之间的双向交流。笔者随机抽样选取了2005年进行的5场英超联赛(上海东方卫视转播)、5场德甲联赛(CCTV-5转播)和5场F1分站赛(上海电视台体育频道转播)的转播，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后发现：电视体育解说员在这些赛事中共96次通过网络、短信平台与观众交流，平均每场比赛6.4次。在这96次中，有41次用来转述观众对比赛的看法，例如对所支持球队的加油鼓励；37次用以回答观众提出的对比赛规则、技术方面的疑问；11次是观众为解说员提供有关比赛的相关信息；7次是观众纠正解说员或电视字幕出现的错误。可以看出，通过互动平台，传受双方已经基本实现了全方位的交流。但是在调查中，只有5％的受众认为解说员能够充分利用这种平台实现与受众的双向交流，说明这种交流还应该增多；有受访者表示，能多回答一些观众的问题，多表达一些观众的观点，胜过多说那些无意义的套话、废话。
3.1.2 提供信息基本真实，客观公正性有待提高
电视体育解说员作为新闻工作者的一员，必须时刻遵循真实、客观、公正的原则。通过问卷调查发现，超过56％(351人)的受访者认为，解说员提供的信息比较可信，37％(229人)认为仅有少量的信息不可信，而认为很不可信的仅占被调查者的4％(26人)。受众对电视体育解说员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基本认可，但对解说的客观、公正性仍存有异议。
笔者对CCTV-5在第48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小组赛1场、淘汰赛1场、半决赛决赛各2场)和2005年苏迪曼杯羽毛球混合团体赛(半决赛2场、决赛1场)的共9场转播进行了不完全统计发现，解说员共74次向观众提供了赛场外的相关信息，其中，涉及运动员伤病情况、赛前训练、媒体采访、国外球员与媒体动态等，平均每场比赛8条。这74条相关信息的信源分别是中央电视台媒体记者采访所得34条；根据国内其他媒体报道的信息15条；有9条信息的信源来自网络；有16条信息解说员并没有交代信源，只是贯以“据说”、“听说”等句头。根据对被调查者的随机访谈得知，受众对央视媒体记者采访所得信息和其他媒体所得信息认可度较高，对信源为网络信息持半信半疑态度，认为无信源信息最不可靠。因此，电视体育解说员在提供信息时，尽量选择信源可靠的信息，若信源不可靠但又确实有用的，应对来源和可信度加以说明。
在体育解说的客观公正性方面，问卷调查显示，44.6％(277人)的受众认为，解说员在解说比赛时“总体上能做到客观公正，不带个人偏见”；46.4％(288人)的受众认为“不太公正”和“很不公正”。在被问及“影响解说员客观公正性”的主要原因时，42.2％(266人)的受众表示“由解说员个人的情感”造成的。
为了验证受众的看法，本研究运用语言学中的“语言评价理论”对我国电视体育解说员在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苏迪曼杯决赛现场转播时的解说语句(赞扬、喝彩、加油、建议、希望、担忧、批评等)进行量化比较。
解说员的解说情感较多地偏向本国运动员，对主队运动员的赞扬、喝彩、加油、担忧等解说语句明显多于客队；批评则反之。由于部分解说员解说中不自觉地偏离客观公正的轨道，引起了不少受众的反感。
3.1.3 解说中娱乐元素增多，舆论导向有所失衡
我国电视体育解说员必须遵循“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以正面报道为主”的方针，这既是政治要求，也是必须遵守的宣传纪律。20世纪80、90年代，在中央电视台宋世雄、广东电视台王泰兴等老一辈电视体育解说员的解说中，“女排精神”、“奥林匹克精神”、“铿锵玫瑰的意志”等精神概念深入人心，鼓舞了几代国人。如今，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经常收看体育赛事的受众已变成相对稳定的受众群。他们关注体育赛事往往是出于自身对竞技体育的热爱，为了娱乐身心。因此，这部分受众的观赏倾向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国内电视体育解说员的解说风格与舆论导向。如在被问及对“目前国内体育解说是否很好地发挥了舆论导向功能”的看法时，44.6％(277人)的受访者认为，解说中不能很好地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而持肯定态度的仅有17.2％(107人)。这说明当前的解说员在重视体育解说的专业化和娱乐性的同时，对其舆论导向性的忽视。
笔者认为，舆论导向不仅仅包括政治性的宣传，还涵盖弘扬高尚的体育精神，倡导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引导人们正确看待运动员的成败等等。只要选择好时机将这些想法自然表达出来就不会显得僵化。
通过实证分析发现，解说员对舆论导向的忽视，首先表现为在非常事件中无法很好地把握大局，做好维护安定和谐局面的媒体“把关人”；其次，忽视舆论导向还容易使电视体育解说员将自己视为普通球迷，从而在解说中随心所欲、不尊重对手、不负责任地批评运动员、球队乃至教练员，不顾自身正在扮演的“大众传播媒介传者”的角色(这在地方台的解说员中较为常见)。通过大量实证调查，笔者将这类“忽视舆论导向”的表现总结为3种情况：第一，将自己等同为普通球迷，肆意发表不负责任的解说；第二，在解说中有违背体育道德和体育精神的表述或评论；第三，在解说中做出不尊重对手，不尊重他国等不适宜的评述。
笔者认为，解说中重视舆论导向并不是扼杀电视体育解说员语言的“创造性”和“个性”，而是不应以消极的方式去评价运动员(队)，不应该不顾体育精神去描述规则上的种种可能性。在涉及有争议的事实时，要尽量以事实为准绳进行客观评论，以免使自己的解说成为影响某个团体安定团结的导火索。此外，忽视舆论导向性还容易导致解说员在比赛中产生过强的功利意识。例如，在奥运会上总是关注争金夺银的运动员，而对失利的运动员不闻不问，甚至产生埋怨情绪。通过访谈发现，当前许多年轻解说员忽视舆论导向性的根本原因在于：“解说比赛时太注重娱乐性和随意性，甚至为了娱乐受众而抛弃了应有的正确导向。”这种“娱乐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将体育比赛变成“聊天沙龙”。例如，在某年的世界杯女排大奖赛的转播中，某电视台两位解说员，从运动员的兴奋周期说到心理素质，从郎平说到郑美珠，还谈及各国的排球教练员……说到兴起竟然对一些运动员的私人问题进行调侃。而对比赛现场两军对垒，对抗关键时刻的现场情景，观众迫切想要知道的相关信息却很少涉及。
第二，故作娱乐，信口开河。有的解说员在解说比赛时总喜欢随意打一些比方，开一些玩笑，但其取得的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在某球迷论坛中笔者所作的一个小调查显示，在参与投票的51名网友中，有40人认为部分解说员的“娱乐段子”显得很“做作”，而认为能起到“画龙点睛”作用的只有寥寥6人(其余选择说不清)。这种解说容易误导受众，尤其是对青少年受众产生不良影响。
因此，从提高解说员媒介素质的角度看，电视体育解说应该更加客观、公正、准确，不带偏激情绪，不去迎合部分人的口味；即使需要批评，也应诚恳善意，并留有余地，不能把自己混淆于一般的球迷。无论对国内或国外运动员，解说员既不能用“恨铁不成钢”的语气挖苦打击，嘲讽讥笑；也不能一味摇旗呐喊，是非不分。对有争议的问题或热点问题，解说员要更好地维护国家现行政策的权威，要解疑释惑、舒解怨气、化解矛盾，多做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
3.2 语言素质
3.2.1 普通话整体水平令人满意，但仍需改进
目前，国内电视体育解说员大多经过播音主持专业的系统学习和培训。尤其在近年，国家在广播电视业界大力推行普通话水平测试，以普通话达标作为播音员和主持人的上岗标准。2001年，又颁布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进一步对电视人的发音作出规范。对此，在本调查中，有52.7％的受众对目前国内电视体育解说员的普通话发音水准比较满意，而表示非常满意的受众达到10.5％。但是，认为解说员的普通话水准一般的受众仍然达到28.3％，而表示不满意和很不满意的人数分别占7.6％和1％。以上数据说明受众对当前我国电视体育解说员的普通话水准基本认可，但还存在不满意的地方。
在对没有选择“非常满意”的部分受访者的访谈中发现，受众反映的主要问题在于解说员对个别发音把握的不正确给他们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而将运动员的名字读错更让人哭笑不得。例如，在某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决赛中，解说员多次提到运动员郭焱的名字，但无论是现场还是在演播室的解说员，每一次提到郭焱都错读作“Guō Yán”，而正确的读音应是“Guō Yàn”。解说员把郭焱读作“Guō Yán”，亿万观众就会以为是对的，于是以讹传讹。相似的情况还包括诸如将中国曲棍球名将马弋(Yì)博错读为“Mǎ Gē Bó”，将自由式滑雪名将徐囡(Nān)囡错读为“Xú Nán Nán”。
如果说对生僻字的发音把握不好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一些受方言影响或长期的错误习惯所致的失误就显得无法理解了。例如，某知名解说员每逢比赛必说：“××又反回了一局……”，其实应是“扳(bān)回了一局”，而该解说从出道以来一直“执迷不悟”。以上这些错误是一些电视体育解说员长期对发音规范性的不重视所导致，严格地说是一种失职。因此，只有在细节上字斟句酌，多听受众的意见并注意改进，解说员才能更好地完善普通话发音素质。
3.2.2 临场语言组织和应用能力有待加强
关注语音、别字，只能在防止低级错误的层面上去考量解说员的语言素质，而语言规范还包括基于大众传播的词汇、语法、语句组织等层面的内容。因此，对电视体育解说员来说，其临场语言组织和应用的能力在受众心目中的认可度极为重要。
调查发现，只有3.7％的受众对解说员的临场语言组织和应用能力很满意；表示解说员的语言组织能力一般，常出现错误和语病的受众占34.3％，甚至还有11.1％的受众认为解说员的“语言组织能力较差”。由此可见，电视体育解说员在临场实际应用中的口误和语病偏多还是引起了一些受众的不满。就像我国跳水运动员王克楠雅典奥运会男子双人3 m板决赛最后一跳出现重大失误时，体育解说员刘建宏所评述的那样：“我们的严重口误和运动员的失误一样，就像恶魔缠着！”解说员只有不断加强临场语言组织的磨炼，并在解说中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才能做到尽可能不犯错误。
另外，也有受众提出，解说员在用词上过于口语化，甚至带有一些暴力色彩的词语。例如，在世界足球青年锦标赛上，某解说员就曾大喊：“撂倒他！”这些词语听起来不那么“美”，所以，解说员还是尽量避免使用。
3.2.3 英语识译能力亟待提高
在体育全球化的今天，不仅国内的电视屏幕上出现的国际大赛，国外的职业联赛已经屡见不鲜，甚至国内的体育赛事也已经走出国门。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就是2005年4月13日，由国内公司提供海外版权，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派出电视体育解说员并提供电视信号、技术支持，NBA方面以每场3000美元的价格购买了CBA总决赛的转播权，并对总决赛进行了全程直播。从总的发展趋势来看，未来对解说员的外语能力要求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识译电视画面中的文字、现场的有声语言上，还包括能自如地应用外语进行交流甚至解说。然而，当前国内电视体育解说员的英语识译能力不容乐观。
在问卷调查中，有39.6％(246人)的人认为，当前电视体育解说员的英语识译能力能“勉强应付”新时期对电视体育解说提出的要求；认定解说员的英语识译能力“不够”和“远未达到要求”的人数分别占25.9％(161人)和23.5％(146人)；而对解说员的英语水平持非常满意态度的受众仅占4.5％(28人)。可以看出，受众对解说员进一步提高英语水平，优化该方面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例如，在世界游泳锦标赛中，介绍一名英国运动员时，屏幕上清楚地打出该运动员的国籍GBR。常看体育赛事的观众都十分清楚这个是Great Britain(英国)的缩写，但解说员先是说该运动员来自澳大利亚(AUS)，后又更正为德国(GER)；随后在另一组比赛中他又先后把一名巴巴多斯(BAR)和土耳其(TUR)运动员错报为巴西(BRA)和突尼斯(TUN)运动员。据不完全统计，2005年7月25日的一场游泳赛事，该解说员就12次报错运动员的名字或国籍。而报不出一些不太知名的国家以及报错国籍在其他一系列比赛中也频频出现。
在与受众交流中，有两个方面说明了这种不满情绪。一方面，部分受众认为，有的解说员自己听不懂英语，还不给受众听懂的机会。以2004年的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为例，当夺冠运动员用英语畅谈自己的夺冠感受时，国内的某解说员不但不能将这些话准确地翻译出来，还在运动员发言时发表关于本届赛事综述的长篇大论。而在NBA的比赛暂停和现场采访、F1赛事的车队通讯等时段，由于解说员人为地干扰而造成有能力的受众对信息的解读发生障碍；另一方面，还有受众反映解说员英语水平未见很高，却喜欢卖弄。如在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20 km竞走比赛的转播中，解说员说道：“大家不要对SB(赛季最好成绩‘SEASON BEST’的缩写)看得太重，这不代表运动员的真实水平。”部分观众听了“一头雾水”。虽然赛事提供的字幕只显示缩写“SB”，但解说员不加解释在受众看来就有卖弄之嫌。而某篮球解说员也喜欢在比赛中不时地冒出各种英语篮球术语(如Double Match)，且不加以解释。调查数据表明：解说员规规矩矩地使用普遍认可的中文译名更容易得到受众的认可。
3.3 专业素质
3.3.1 体育专业知识储备不足，信息供给能力一般
体育解说员与一般的电视人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必须具备专业的体育知识。对此，问卷调查显示，有311名(占50.1％)受众认为，国内体育解说员的体育专业知识掌握情况一般；而表示“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的受众总计还不到1/3。可见，目前电视体育解说员的体育专业知识不容乐观。通过与受众交流，大致可以得出这样一种观点，长期从事足球和篮球解说的解说员整体专业化程度相对较高，而其他项目(例如羽毛球、体操、冬季项目、新兴休闲项目等)的解说员水平则严重参差不齐，有的甚至对所解说项目完全不了解。
以上例子只是“冰山一角”。而事实上，解说员在资料提供和现场解说中犯下的许多错误都是与长期的专业知识积累和赛前资料储备不足有直接关系。
解说员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向观众提供信息(其中包括事实型信息和意见型信息，在此主要探讨事实型信息)，以满足受众的求知心理。当前，一些解说员由于专业知识储备不足，对某些项目的规则不够了解，以至信息的提供也不十分充分，信息的有效率不高，不能很好地满足受众的需要。总结来看主要包括以下几点：提供信息的方式不够妥当，造成了受众理解上的困难，使得有用信息无用化；有的解说员知识面不广，除了念手头资料，无法应对电视画面上出现的新情况，发挥对受众解疑释惑的功能；有些解说员虽身在比赛现场，却不能充分利用这种优势将受众目不可见的动态赛况加以有效传达，从而无法将立体解说的优势转化为更佳的传播效果；有些解说员传达信息的时机不合适，埋头阅读资料，影响受众对电视画面信息的完整解读。
3.3.2 声画失衡现象时有发生
著名英文解说员Martin Tylor曾提出，作为一名优秀解说员必须掌握的技巧——在最合适的时机给观众最合适的资料。如果把体育赛事当作一个新闻事件，那么，对于电视体育解说员来说，一场解说就是一次完整的新闻事件现场报道的过程，而这次报道惟一的主题就是赛事本身。解说员“声画失衡现象”的共同特征就是：解说员在比赛过程中出现了游离主题的情况，即解说员在错误的时间提供了不太合适的资料，使自身的语言破坏了比赛这一“新闻主体”的完整性和本来面貌。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受众的意见也证实了这种“游离主题”的情况绝非个例，有157人(占25.3％)认为，这种情况在当前的解说员中时常发生，而占60.1％(373人)的受众认为，大多数的解说员偶有如此情形出现。这更证实了解说员在声画配合能力上存在的缺陷。
从电视传播角度来看，解说能够从听觉上给观众提供信息，补充画面的不足，起到交代背景、点化主题、烘托意境、引导欣赏的作用，丰富电视本身的感染力。如果说电视画面侧重于绘画语言的运用，那么，解说就偏重于文学语言的表达，两者分别作用于人的视觉和听觉。然而，声(音)画(面)配合失衡，将在很大程度上破坏这种优势，甚至将优势变为劣势。最典型的表现就是解说员不懂得“留白”于电视画面，前文提及的当电视画面出现的有声信息传播(如运动员间赛场交流、教练员战术布置、现场采访等)被解说员的语言覆盖所造成的信息流失就是一个范例。
根据不同的项目特点和特定的某些惯例把握声画配合技巧是当前解说员欠缺的素质。以乒乓球为例，自从乒乓球比赛实行11分赛制以后，比赛的偶然性空前增加，场上的形势瞬息万变。这就要求解说员的解说思路始终紧跟球路走。如果要穿插介绍别的资讯，也得等到比赛的间隙进行。这样既引导了观众的欣赏，同时也是对观众的一种尊重。然而在某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期间，场上的运动员正在进行紧张的厮杀，而电视体育解说员却常向嘉宾询问一些与正在进行的比赛无关的问题；既不通过“留白”将激烈的比赛最纯正地还原给受众，还通过语言不断打破声画之间的和谐，势必令受众不满。
另外，升旗奏歌等特定场合保持沉默也是国外体育解说所恪守的原则。而国内的一些解说员却丝毫没有这种意识。例如，在世界田径锦标赛男子20 km竞走颁奖仪式上，当赛场奏响获金牌运动员国家的国歌时，解说员还在连珠炮似地对比赛进行总结。
在“声画配合”素质上，受众认可度较高的是一些年轻的专项解说员。以CCTV-5花样滑冰专项解说员陈滢为例，当运动员出场时简要介绍其履历和伴奏音乐，表演中完全“留白”，节目结束后，结合慢镜头点评运动员发挥的模式很得“冰迷”认可。这是陈滢对花样滑冰特点了解透彻后所体现的专业素质。
此外，能否在解说不同项目时把握适宜的节奏感，也是衡量解说员声画配合技巧的另一个标尺，解说员的语速应视比赛激烈程度和项目差异而定。通过访谈发现，受众对解说员的语言节奏感到不满意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语言组织能力差，无法言简意赅地使用短句将语句表达清晰；第二，“娓娓道来”风格席卷全国，使“慢”成为解说节奏的主流；第三，废话套话较多，完全视比赛于不顾。总之，由于不懂“留白”，控制不好体育赛事的特定节奏感，资料供给的时机不合理等一系列原因，造成了当前解说员在比赛中的声画失衡现象屡见不鲜，解说员这方面的素质还需进一步提高。
3.3.3 赛事分析能力大有进步，传播效果有待优化
从新中国第1代体育解说员张之开始，再从宋世雄到韩乔生、孙正平等人，体育解说的风格经历了“描述+煽情”到“描述+解释”两种过渡性的特征；而到了以黄健翔、唐蒙以及更年轻的杨健、于嘉这一代解说员，大多已经将“解释+评论”这种适应新一代体育节目受众的解说模式掌握得炉火纯青。因此，54.1％(336人)的受众对第三代以后的一线解说员的赛事分析能力评价较高，认为他们已经能够以专业的视角对赛事进行较为透彻的赛前预测、赛后分析和赛间论述。
尽管在解说员的众多传播素质中，赛事分析能力得到的认可度较高，但是还是存在着若干问题：第一，一些仍然活跃在电视体育解说一线的中生代解说员由于长期的解说风格所致，其解说中套话较多，解释说明成分很大；再加上这些解说员往往充当“万金油”角色，解说项目繁杂导致专业性不足，因而其赛事分析能力降低；第二，有受众认为，解说员要掌握科学的分析能力，但这应该在解说员自身的角色范围内进行，不能滥用话语权。例如在2005年8月6日转播的一场国内跳水大奖赛中，解说员自始至终总是以专家的角色评价裁判员，对技术的分析也不透测；第三，许多受众认为，解说员对赛事的分析还不够透彻，具体意见主要有两点：首先，解说员的分析套话多，于受众无实际作用；其次，评论不切实际，例如某球队输球，解说员罗列出一系列不该赢的“征兆”，给受众一种“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感觉。这类错误实际上还是电视体育解说员专业性不够的表现。笔者认为，造成这个缺憾的最大原因在于大多数解说员并没有真正从事甚至参与过所解说的项目，即使说得再头头是道也总是停留于纸上谈兵，这也是解说员在提高自身素质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3.3.4 缺乏激情
“在解说中缺乏激情，不能很好地调动观众情绪”被受众认为是对当前电视体育解说员的传播素质最需要其改进的地方，同时这也是国内体育解说员与国外同行差距最大的地方。调查显示，只有2.4％(15人)的受众认为，大部分国内解说员能够做到通过语言调动受众情绪，认为仅有小部分解说员能够做到富有激情的占44.9％(279人)，认为当前我国电视体育解说员调动受众情绪的能力大都无法达到受众要求的占48.8％(303人)。因此，缺乏激情成为当前我国电视体育解说员传播素质中的一大缺陷。
综合受众意见，笔者认为，一个能够做到富有激情的优秀解说员并非要无时无刻地保持声音明亮、语势上扬、节奏急促，而是具备严密的思维、认真的工作态度(不走神)和敏锐判断赛场形势变化的能力，并通过语言节奏和语气上的变化调动受众情绪。然而，国内能自然做到这一点并形成长期解说风格的解说员寥寥无几。
CCTV-5的解说员杨健在雅典奥运会田径110 m栏决赛的解说，被许多观众奉为经典。但杨健也承认，那是在特定场合的情感所致，是一种自然流露。似乎离开了特定场合，其风格又回归到娓娓道来的轻声细语。在2005年皇家马德里队对巴塞罗那队的比赛中，中央电视台派出了解说员段喧亲临现场解说。赛后段喧表示，由于现场解说台高度很高，再加上阳光刺眼，看不清赛场上情况，他也有很多失误，但是他的情绪一直很高昂，比赛中始终充满激情。赛后球迷对他的解说评价不仅没有提及解说中的失误，反而对其赞不绝口。由此看来，许多在“富有激情”层面上很受受众认可的经典范例似乎都离不开特定的环境。
解说员无法根据时间特点和项目特点调整解说的语言特征，以达到调动受众情绪的效果，也是受众反映较为集中的问题。例如，国际赛事的转播通常会受到时差的影响，有许多体育解说方面的研究认为，深夜转播的赛事，解说员在用声上就要收敛一些。但受众表示恰恰于深夜进行的赛事更要求解说员情绪饱满，声调激昂，多追踪场上动态，少说题外话；至于音量大小完全可以由电视遥控器控制。
而ESPN的中文解说苏东在这点上就很得受众欣赏。被球迷称为“嚎叫派”的他在凌晨转播欧洲足球冠军杯赛事中，习惯用一声声“射门”的怒吼让熬夜看球的观众情绪激昂。正如他自己所说：“看足球的人除了欣赏足球本身的魅力外，寻求的就是一种刺激……”或许，比赛并不精彩，但有了苏东的声音，比赛看起来又是另外一副模样。
3.3.5 解说风格趋于同化，个性特征不够鲜明
每个解说员都有不同的性格特征，这些不同造就了解说员各异的解说风格；而对自身风格的刻意塑造和保持也是解说员的专业素质之一。通过调查发现，国内电视体育解说员随着地域差异在解说风格上有所不同，但总体上还是显得较为单一；特别是近几年，不同的解说风格之间愈发趋于同化。用香港地区足球项目解说员丁维杰的话说，“内地解说风格太统一，没有解说员自己的特点”。
在问卷调查中，仅有3.7％(23人)的受众认为，目前国内的体育解说员各具鲜明特点，同时表示个别解说员特点鲜明的受众占46.9％(291人)，其余的受众则认为，众多解说员之间均有较浓的相互模仿痕迹。被问及“哪种类型的解说员是国内最为缺乏的”时，认为国内鲜有“幽默活跃型”解说员的受众最多，占41.4％(257人)；其次，有31.4％(195人)的受众认为，“激情型”的体育解说员是目前国内最为稀缺的；相反，仅有3.1％(19人)的受众认为国内最缺“稳健型”解说员。显而易见，国内的解说员在加大解说中评论的比重同时，纷纷走上了“稳健型”的解说路线，同时，这也再次印证了国内解说员群体激情不足的普遍现实。
在我国电视体育解说员解说风格日趋雷同的今天，能保持自己一贯特色的解说员已是凤毛麟角。上海电视台体育频道的唐蒙算是其中的执著者(尽管有部分受众对其风格存有异议)。他喜欢使用一种充满文采的欧式语言，喜欢长句子和状语后置，喜欢将足球场描述成宛如波澜壮阔的史诗般的战场；说到国外运动员时，他喜欢说全名而不只是姓氏。尤有特色的是，他使用的一种类似于给外语片配音的语气，这使得他解说的足球比赛总是格外另类。这种西式风格显然是唐蒙刻意塑造的与上海这个城市共融的海派味道，深受上海本地受众推崇。尽管有受众认为，唐蒙的解说太冷静，不够激昂，但是他这种“最大程度上塑造适合自身，并始终与城市风格共融的个人角色，且保持一贯”的个人素质，却是当前电视体育解说员普遍缺乏的。
3.4 个案分析——2006年世界杯足球赛“解说门”事件
2006年世界杯足球赛意大利队与澳大利亚队1/8决赛最后3分钟时，CCTV-5著名解说员黄健翔的“激情解说”也成为2006年世界杯足球赛的最热门话题之一。据雅虎世界杯搜索统计，在该场比赛结束48小时之后，关于黄健翔“解说门事件”的资讯已经达到1 558条，论坛“酷帖”更是高达4 900个。甚至黄健翔怒吼的精彩片段被录制为手机铃声。球迷对该事件的评论泾渭分明：支持者认为，黄健翔的解说开创了中国体育解说的新纪元，真情迸发、热情四射的解说感染了所有观众，是“性情中人”；反对者则认为，黄健翔的激情过度，以致失去控制，混淆了“解说员”与“球迷”的身份定位，视之为“疯狂失态”。不管支持者如何拥护，黄健翔本人也立即意识到自己作为解说员的失态表现，并于第2日(2006年6月27日)通过张斌在中央电视台《豪门盛宴》栏目上宣读了其从德国传来的道歉信。
笔者认为，电视体育解说员是一种社会角色，所谓“社会角色是指与人们的某种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的规范与行为模式，它是人们对具有某种特定身份的人的行为期望，它构成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当某人以电视体育解说员的身份出现在解说席上之时，其言行举止不仅代表个人，而且直接关系到媒体形象。其与比赛现场、摄像机等共同构成一个特定的社会情境，搭建了一个公共话语平台。这种情境要求电视体育解说员必须忘记自己其他社会身份，专注于比赛现场。
4 结语
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我国电视体育解说员队伍不断壮大，解说水平亦有长足进步。但是随着新时期广大电视受众日益增长的求知需求，体育比赛解说分工愈发“专业化”，以及“新兴媒体”的巨大冲击下，对其传播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对此，我国电视体育解说员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了解与把握电视受众的“多维”需求，不断充实和提高自身的传播素质，从而在解说中充分展示出上佳的媒介服务质量和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