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结构变动的基本因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产业结构论文,变动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产业结构变动是经济增长过程中所出现的必然现象。一般而言，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会推动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动，而产业结构的及时合理调整又是经济总量获得新增长的必备条件。一切决定和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对产业结构的变动产生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新古典生产函数在解释经济增长时，把增长的因素作了逐一的区分。以此为依据，我把自然资源禀赋、资本、人口规模、技术创新、经济体制等因素列为一国工业化启动与经济增长的初始或先决条件。这些因素也是一国产业结构演变过程中的基本制约因素。
一
自然资源是社会生产过程所依赖的外界自然条件。一国的自然资源的禀赋可由该国的不同种类的自然资源总量与该国的人口总数之比来表示，比如用一国的可耕地总面积与该国的总人口之比来表示土地这一重要的自然资源的丰裕程度。
自然资源禀赋往往并不被一些经济学家视作一国工业化进程的必要条件。马克思说过：“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促使它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性”。但是，马克思也同时强调了自然资源禀赋对人类经济发展所具有的重大作用：“劳动生产率是同自然条件相联系的。……外界自然条件在经济上可以分为两大类：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例如土壤的肥力，鱼产丰富的水等；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如奔腾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属、煤炭等等。在文化初期，第一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意义；在较高的发展阶段，第二类自然富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61、560页。）
自然资源禀赋作为工业化进程的先决条件或初始条件，可以解释一些国家推行工业化发展的具体途径和阶段性特点。一国自然资源禀赋所具有的相对发展优势，往往是通过贸易方式来实现的。比较优势理论说明了在要素禀赋不同的条件下，两国如何通过贸易方式获取各自的比较利益。较为丰裕的自然资源使得一国初级产品生产具备了较大的潜在扩张能力。通过贸易方式出口大量的初级产品，可以为本国的工业化发展提供较为充足的外汇供给，使该国具备或增强了进口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能力，改善了发展工业化所必需的基础条件。不仅如此，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初级产品出口的持续增长会使经济逐步发生变化，其产出结构、消费结构和贸易结构出现不同程度的改变：(1)由贸易所引起的比较利益的增多，在刺激或拉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会引导国内资源的重新配置，促使其国内闲置的自然资源能够得到更为充分、有效地利用，向其生产可能性边界移动；(2)贸易带来的比较利益的增加，会吸引外国资本进入本国。外国资本在利用该国的比较利益这个有利可图的机会、投资初级产品生产的同时，还会寻求在其他部门或行业比如对初级产品进行深加工以提高其附加值的新的投资机会，使新的出口行业的产生成为可能。这同时也为国内厂商诱发了一些供给与需求反应，创造了更多的新的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3)初级产品出口行业的扩张，会带动或刺激其他行业的发展。产业间的关联效应往往会在一个行业、部门的急剧扩张时，使得与其具有前向或后向产业关联的某个行业、部门能够实现其自身的规模经济，从而降低了该部门产品的生产成本，增加了该部门或与其发生关联的其他部门或行业产品的竞争能力。与此同时，初级产品出口行业以及由其拉动的其他行业或部门的发展，增大了对社会基础设施或基础产业的需求压力。扩大基础设施建设规模、发展基础产业势在必行。而交通运输、电力通讯等部门的发展不仅会进一步地降低初级产品的出口成本，也为其他行业或部门创造了投资机会；(4)初级产品潜在生产能力的扩大，潜在市场的扩张、外资的进入、其他行业或部门的联带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提高了国内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国民储蓄水平。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变化，社会的投资率上升，新的行业、新的技术得到引进和推广，制造业产品在全部出口中的比重有所上升，一国的产出结构和贸易结构相应地发生了变化。随着这一进程的推移，一国的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也随之发生变化，即逐渐形成与发展的资本、技术的动态比
较优势逐步取代了原有的自然资源的静态比较优势。
以上所描述的这一过程被发展经济学家称之为“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增长方式”。这一方式确实概括了一些国家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向初、中期阶段发展过程中产生结构转换带有的某些普遍性特征。
但是，这一增长方式并不是解释所有国家实现工业化起步向初中期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转变的唯一原因。一些被普遍认为自然资源稀缺的国家也以其不同的方式或途径走上了工业化发展与结构转换的道路，如日本、新加坡等。不仅如此，即使一些自然资源丰裕的国家，其初级产品出口导向增长方式的实施也并不总是成功的。究其原因，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一增长方式本身有其不可克服的缺陷。由于恩格尔定律的作用以及各类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不尽相同。一般而言，大部分初级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较小，对其需求的增长慢于收入的增长。1963-1986年，在世界工业生产每年增长3.90%的时候，对天然原材料的消费每年仅增长1.5%。世界银行提供的报告证明，非燃料原材料和食品进口在工业国全部进口的比重，从1965年的38%下降为1992年16%左右。伴随着工业世界每年进口增长5.0%，以不变价格计算的非燃料原材料和食物进口25年来每年仅增长1.7%。一些经济学家比如以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和苏塞克斯大学的汉斯·辛格为首的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认为，初级产品的出口不仅将面临需求增长缓慢的状况，而且从长期看，这些商品在世界市场上的价格，相对于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进口的制成品价格而言将会下降。（注：参见吉利斯等著：《发展经济学》，第449－451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实际上，初级产品出口价格的下降所引起的出口收入的减少，会影响国内需求的稳定增长，使国内市场出现高频率的起伏震荡，投资风险骤然加大。加之获得进口原料或机器装备等的机会不确定，投资者无从选择其投资方向，厂商投资的积极性大大损伤。同时，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波动也会使得产业间原有的前后向关联关系无法发挥正常的效应，使得各产业间难以处在一个相对协调的状态中。
出口收入剧减会影响国内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的进程。那么，初级产品出口价格上升从而引起出口收入剧增呢？出口收入的剧增也可能导致初级产品出口国家出现非工业化倾向，这种现象被称之为“荷兰病”，是因1960年荷兰发现大量天然气储量后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一种症状而得名。“荷兰病”虽然被看作是一种暂时的现象，但由于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早期的石油价格暴涨，在若干国家如沙特阿拉伯、尼日利亚、墨西哥等同时在不同程度上出现这种现象而引起经济学家们的关注。对这个现象产生原因的一个通行解释是认为由国内外汇的充盈所引起的。不过钱纳里认为，从结构转换的角度看，这主要是由初级产品的出口价值充分提高，超过了收入增长的恩格尔效应对需求的影响和工业投入的强化使用。（注：H·钱纳里等著；《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比较研究》，第20页，上海三联书店。）
一些国家工业化的历程证明，自然资源禀赋与产业结构转换之间确实存在着某种关系。然而，自然资源禀赋仅是影响一国产业结构演变的诸种因素中的一种。它与其他因素共同作用于工业化进程与产业结构转换。排除其他因素，自然资源禀赋与一国产业结构转换间的关系具有多样性和不确定性：一些国家尤其是一些中东产油国家，其产业结构的变化至今仍基本上受制于其国内的自然资源禀赋；一些工业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工业化，推动产业结构转换的过程中，确实受惠于其国内的自然资源禀赋，后者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而另一些国家，虽然其国内的自然资源贫乏，却也通过不同的方式和途径走了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发展道路如日本、新加坡、韩国等。从纵向的发展过程看，对于大部分国家而言，作为工业化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初始条件或先决条件，自然资源禀赋在一国产业结构转换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其作用与影响是不同的。越是在初中期阶段，其影响与作用可能越大。当初级产品生产的比较优势被制造业所取代，从而完成了起飞与初期阶段向中期阶段过渡时，它的作用与影响会趋于减小。因此，问题的实质在于，以自然资源禀赋为条件的初级产品的生产扩张会否引起国内制造业的迅速崛起，并在国民产出中的比重不断上升。换言之，为什么有些国家能顺利实现，有些国家则不能实现其产业结构的转换。对于这样的问题，仅从自然资源禀赋条件本身是无法得到完全解释的。
二
在工业化发展的全部过程中，资本都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哈罗德——多马模型揭示了经济增长（产出）与资本存量之间所存在的这种基本关系。这一模型的基本观点是：对于厂房设备投资所创造的资本，是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而人们与公司的储蓄使投资成为可能。在资本一产出比例不变的假设条件下，资本越是增加，经济增长的速度越快。
资本是一国实现工业化发展，推动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各国在获取这一先决条件时，采取了不同的途径和方式。马克思以英国为典型，在考察了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指出：“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取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19页。）通过贸易、对他国的侵略与对殖民地的剥削、海盗活动以及其他手段，进行资本的原始积累，是老牌工业化国家为本国工业化发展获取初始条件的基本手段。对于后来的国家尤其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也都凭借不同的方式和途径，来获取本国工业化发展所必需的这一初始条件。
资本具有实物形态与货币形态两种形式（注：现在还有叫“无形资本”和其他资本的，这里限有形资本而言。）。货币形态的资本流动，引导着社会资源在各产业间的流动。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一国产业结构实际上就是一国生产资源的投入结构。各产业部门之间发展状况是否相对协调，取决于资本这一重要的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间的投入。因而资本以及相应的投资是调整一国产业结构的直接手段。资本与投资的增长直接改变了社会的产出结构与消费结构。假定生产函数不变即资本与劳动呈固定比例，规模效益不变，社会消费倾向既定，按照“投资倍数原理”所示，一国资本的总投资量的增加必然会引起若干倍的总收入的增加，进而引起社会消费总量的增加。因为增加投资，就要增加投资品的生产，从而促使社会就业率的上升，社会上的收入增加。而收入增加时，消费总量也随之增加，从而拉动消费品的生产增加。这样，又可增加新的就业，引起新的收入的增加。因此，增加投资最终引起的总收入的增加量，不仅包括因增加这笔投资的直接增加的收入，而且还包括因间接引起消费需求的增加而增加的收入。社会的人均收入水平不断上升，消费结构、产出结构也随之发生了变化。反之，资本稀缺会引导起R·纳克斯所提出的“贫困恶性循环”现象。（注：参见刘涤源、谭崇台主编：《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第376页，武汉大学出版社。）
资本要素的丰裕或短缺直接决定了一国要素禀赋的状况。实际上，资本存量的增加是一国要素禀赋发生相对变化，即由自然资源的潜在静态优势向资本技术的动态比较优势转变的现实条件和具体表现。因为各产业素质的提高本身就是一个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再向技术与知识密集型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同样也表现为社会能用更多的投资来增加每个就业人员的资本配备，即工业化发展中的“资本深化”现象。因此，资本的丰缺程度是工业化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在要素禀赋上存在差别的一个重要表现。一般而言，资本都是相对稀缺的要素。只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本稀缺性更大。如果把其他生产要素如熟练劳动与管理能力考虑在内，发展中国家与工业化发达国家相比，往往因缺少熟练劳动和管理能力，在发展同一产业时可能需要追加更多的资本才能得到等量或相同的产出。由于缺乏熟练劳动与管理技术，在这些产业中，边际资本—产出比例可能是较高的。为了得到一定的产出量，发展中国家必须使用比原来计划更多的资本，即所谓的“事倍功半”现象。这就更加剧了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的程度，使得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困难在于，一方面，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对资本密集型投资的偏好。这种偏好源自于加速本国工业化进程，推动产业结构转换升级的迫切愿望与实际需要；另一方面，又苦于边际资本—产出比例的不断增高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稀缺程度的制约。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尤其是它的初、中期阶段，资本要素对发展中国家推动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转换升级的制约作用尤其突出。
三
人口规模具有数量与质量两个方面的规定。人口数量是指一国某一时点上人口总量，质量指的是在既定的人口总量中的不同的构成。比如每百人中的大学生人数所占的比重，每万人中的高级技术工人的比重等。人口数量的增长受到包括经济增长在内的各种经济的、非经济因素的决定和影响。依据对统计资料的分析，经济学家们发现人口数量的增长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呈相反方向变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000美元以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大约为2.8%；1000～4000美元时为1.7%左右；4000～6000美元时为1.5%；6000～1万美元时为1.0%；1万美元以上为0.5%。（注：资料来源：《1994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12-215页。）当然，与这种变动趋势相伴随的是人口老年化的趋势在加速。在发达国家，老年人已经是人口总量中的一个显著组成部分。即使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比如我国人口老年化的趋势也逐渐明显起来。尽管对经济增长与人口增长间的这种关系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但人口质量的提高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这一点，却是所有经济学家们的共识。
一定数量与质量的适度的人口规模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在自然资源、资本数量与可利用技术既定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的速度或一定时期国民产出的增加取决于可资利用的人口数，即劳动力数量。由于劳动力的增长与人口增长之间存在着15～20年的时滞，老牌工业化国家在推动其产业结构转换的初期阶段，曾经受到了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制约。在这方面，美国最为典型，从欧洲人手里购买了大量从非洲掠虏来的黑人，以补充南方种植园对大量劳动力的急剧需求。与此同时，大量的外国移民也缓解了美国工业化进程中曾因劳动力不足所产生的严重制约。
经济增长与人口质量或劳动力素质之间存在着紧密的正相关关系。劳动力素质或人力资源质量的提高是对经济增长中出现的“索洛残值”的一个重要解释。在资本量既定的条件下，劳动力会因其素质的不同而引致不同的边际资本—产出比例。由于熟练劳动和高水平的管理能力，边际资本—产出比例可能较低，同量的资本可能会产出比原来预期更高的产量。劳动力质量的提高或人力资源的开发，可能通过对儿童或成人的教育，改善儿童和成年劳动力的健康和营养状况，或通过对劳动力向具有更优越的工作机会的地区迁移以及通过降低人口出生率等多种方式或途径来实现。其中，最重要的方式是教育。而教育，无论就个人还是从社会的角度看，都与收入即经济增长是高度相关的。经济增长所引起的收入增长，使得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急剧增加，而只有在收入增长的情况下，个人或社会才能向教育投入大量的资金。教育的发展开发了人力资源，提高了国民的素质，从而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经济增长。在一个社会里，当教育被当作产业来认识时，教育的双向功能，即附加价值与就业才会清楚地显现出来。
作为产业，教育的发展是实现一国产业结构转换升级的基础性产业。因教育的发展所形成的对一国人力资源的开发，促进了科学技术水平与管理能力的普遍提高，从而为现代产业乃至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急需的最稀缺的资源：技术、管理人员和高级熟练工人。然而，因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教育方面实际存在着的差距，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出现的“留学或技术、投资移民”的热潮不仅使发达国家几乎不付任何成本就能获取发展现代产业所急需的最稀缺资源，而且使它的教育产业具备了更强的发展动力与机会。而发展中国家因为其人才的流失，而使其人力资源更加稀缺。发展中国家会因人才流失而丧失发展本国工业化最稀缺的资源而与发达国家进一步拉开差距。
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看，人口规模或劳动力数量相对于自然资源禀赋与资本存量而言，是个自变量。在自然资源与资本存量既定的条件下，人口规模的大小或劳动力数量的多少决定或改变着资源禀赋的相对丰裕度，即人均资源的占有量。迄今为止，经济学家们尚无法找出一个与资源禀赋相对应的所谓的适度人口规模。但是，人口规模的超量发展起着“稀释”一国资源禀赋的作用，进而降低了人均资源的占有量这一点是无须质疑的。同样，劳动力供给速度的上升，可能会降低提供给每个新增就业者的追加投资总额，从而导致工业化进程中劳动力就业与“资本深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幸的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其工业化的起步或初期阶段所遇到的不是劳动力的供给不足，而是劳动力的供给剩余。作为初始条件，面对劳动力供给剩余，发展中国家感受更多地是工业化进程中的就业压力。
发展中国家的剩余劳动力一般均分布在农业部门。按照著名经济学家刘易斯的“双元结构发展模式”所示，发展中国家一般均存在着双元经济结构，即国民经济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部门，一个是仅够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乡村农业部门，这个部门具有的特点是：存在着只有极低的，低到零甚至负数生产率的“剩余劳动”；另一个是现代化的城市工业部门，这个部门中的劳动生产率远比农业部门要高。由于两个部门存在着的生产率高低的显著差别，即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就业于两个部门内的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也就高低不平，剩余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移动。（注：参见刘涤源、谭崇台主编：《当代西方经济学说》，第380页，武汉大学出版社。）
在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由第二次产业的迅速发展而大量吸纳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是逐渐解除经济发展中双元结构制约，推动一国产业结构顺利转换的最基本、最常见的方式。问题是在现实中，发展中国家在运用这一方式推进工业化进程时的现实情况并不令人乐观。因为这一方式的成功与否还取决于其他条件：(1)农村和城市中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即新增劳动力的速度要相对低于工业的发展速度。然而，十分低下的人均收入水平又使得农村和城市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往往居高不下，出现城市工业不仅无法大量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甚至连城市新增劳动力都无法充分吸纳的困难局面；(2)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乃至农业产出的增加是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的前提条件。按照刘易斯的定义，剩余劳动是并不增加任何农业边际产出的那部分劳动。这意味着，只要存在着剩余劳动，农业的总产出都不会比以往有所增加。因而，在存在剩余劳动然而农业产出又并没增加的这一个阶段里，那部分已经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食物从何而来？一般而言，轻纺工业的发展取代农业而成为社会主导产业部门是初中期工业化发展的基本趋势，那么这些基本以农产品为原料的部门扩展的原料从何而来？换句话说，农业生产率如不提高，就不能为转换出来的剩余劳动力既提供消费资料，也提供生产资料。这里存在着一个两难选择：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发展现代工业的基础条件，要发展现代工业，首先必须发展农业。在一个人口超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里，低水平人均收入水平所形成的恩格尔系数居高不下，外汇供应的缺乏，农业生产率的低水平发展，使得国民的食物需求具有巨大的压力。吃饭问题成为头等重要的大事；而发展工业，依靠现代工业来吸纳农业中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改造和装备传统农业则是提高农业生产率水平，加速发展现代农业的最终途径。两个部门之间的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在工业化的初、中期阶段明显地表现为两个部门互为制肘的两难关系：发展农业会相对地降低现代工业的发展速度，农业则因剩余劳动力无法转移出农业部门而或者事倍功半，或者缺乏长足的后劲。发展工业则损害了农业的发展，反过来使得工业的发展受到农业生产率增长缓慢的制约；(3)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以社会成本必须相应或更快的增加为条件。农业中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以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生活状况要好于他转移前的生活状况为既定前提，这就意味着除了工作机会和稳定的较高的工资收入外，其生活质量要有一个明显的改变，在教育、住房、出行、文化娱乐等方面，除了个人增加部分支出外，社会还必须为不断增加的这部分新增城市居民提供所必需的公共支出，增加在交通、自来水、教育、住房和相应的生活设施、治安、防治污染等方面的投入。除此之外，城市化的过程还会不断地侵占至少是处在城郊附近的大片可耕土地。这自然会相应的降低了人均拥有的可耕地面积。如何处理城市化发展中占地现象与保护土地资源之间的矛盾，成为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十分棘手的问题。
四
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把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实际上，发生在某一行业或某一部门的某项新技术的引用，会因为产业之间的联带关系而产生一系列的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在工业化的初期，轻纺工业中纺纱机的改进引起了织布机的变革，进而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由于蒸汽机“消耗煤和水而自行产生动力，它的能力完全受人控制，它可以移动，同时它本身又是推动的一种手段，这种原动机是在城市使用的，不象水车那样是在农村使用的，它可以使生产集中在城市……它在工艺上的应用是普遍的，在地址选择上不受地点条件的限制”，（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14页。）蒸汽机的广泛使用，带动了采掘业、铁路、冶金等重工业的迅速发展，促使经济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以致于蒸汽机被看作是工业革命与经济起飞的重要标志。工业化进程中的事实证明，每一次重大的技术革命都必然会导致一系列新兴产业的兴起，形成一个推动产业结构转换的新兴产业群，比如以电动机为代表的第二次技术革命，导致了电机工业、汽车制造业、飞机制造业、化学化工行业的出现；而发生在当前的以微电子技术为主体的信息技术革命，必将激发和推动以计算机新材料、新能源、激光、航天、海洋与生物工程等主体的新的高新技术产业群的迅速发展。因此，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转换的关系，首先表现为经济总量规模不断扩大、新的部门或行业迅速发展而成为经济增长新的阶段的主导部门。这种因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所推动的各主导产业部门的相互更迭，导致了产业结构的转换与升级，同时也使经济增长有了阶段性的划分。
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呈现出两个基本的发展趋势：一是产业间结构的变化。由于某个产品的经济寿命由投入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等四个不同的阶段构成，从而使得以该产品为基础的某个产业也存在着由形成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四个阶段所构成的产业生命周期。当某个产业处在衰退期时，则会被另一新型的产业所取代。产业间的这种替代过程呈现为一个由劳动密集型逐渐被其他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所替代的趋势，如汽车、化工等产业逐步取代轻纺工业而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一是产业内的升级。尽管存在着产业生命周期，但产业生命周期的变化率极为缓慢，由于一个产业集中了多个产品，众多产品的生命周期相互更迭，因而反映这众多产品的产业生命周期的曲线变化率自然会小于某一特定产品生命周期的变化率。同样，产业生命具有“衰”而不“亡”的特征。尽管处在衰退期的产业在产业间的比重下降，但并不意味着该产业会彻底消亡。究其原因，除了需求因素之外，其中最重要的是技术的创新与进步，包括用高技术的生产逐步取代低技术生产，用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替代低技术含量的产品，即引入一种新产品或提供一种产品的新质量。这种以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为主要手段的产业内升级，深化和拓展了传统产业的功能与内涵。以纺织业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发达国家凭借其科技优势，通过对化纤的研究与开发，推动了纺织业由以农副产品为原料的加工业向以工业化方式从事大规模生产纺织纤维的转变，赋予纺织工业以新的增长活力。1992年，世界化学纤维产量首次超过天然纤维达2113万吨，而当年的天然纤维产量则为2056万吨。凭借科技进步，纺织品中的衣着用纺织品正在向功能化、卫生保健化以及高技术含量方向发展，其装饰用纺织品正在向系列化、配套化、高档化、功能化方向发展，技术含量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它的产业用纺织品，标示着纺织产品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例如，具有高强、耐磨、耐高温的炭纤维，其强度差不多为钢铁的12倍，耐热性为钢铁的2倍。又如目前发展势头最快的芳纶，不仅强度高（约为钢铁的8倍），而且其韧性远远超过炭纤维，成为一些发达国家制造各种高强、轻质的高技术复合材料，用于开发新一代汽车和飞机的零部件、火箭发动机、轮船推进器、高压气瓶和运动器件等等。（注：参见黄海：《纺织产业内升级的特征及启示》，《中国工业经济》1998年第7期。）因此，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在深化与拓展了一些传统产业的功能和内涵的同时，也相对地减少了社会在帮助衰退产业撤出与转换进时付出的成本，便于资本存量结构与资本增量结构的调整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各产业更具有竞争力与长足的发展后劲。
技术创新、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演变的正向关系还表现在社会生产结构与产业组织结构的优化上。技术进步使企业或者能提供一种或若干种新产品、开辟一个新市场，或者能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因而社会的生产结构比以前更加迂回，中间需求的份额所占比重上升，而社会的最终需求的容量也在不断扩大。技术进步必然使社会的产业结构呈现出高加工度、高附加值的发展趋势。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引起了社会的生产组织、生产体制与管理体制的变革，产业的组织结构得到不断地优化。这是因为在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的条件下，企业能够获取双向的发展能力：一是凭借先进技术，企业的规模能够不断扩大，形成一国范围内乃至跨国性的生产布局与经营，以获取巨大的规模经济效应。而迅捷便利的交通网络与高技术的信息通讯使得企业规模的扩张成为可能，在某个行业或部门，是否拥有规模巨大、实力雄厚、具有较强竞争能力的企业或企业集团，是一国产业组织结构能否得到优化的现实基础。同时大企业也是一国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的主要组织载体；一是现代技术的发展使得生产过程中原来的单品种、大批量的硬性生产流水线向多品种、小批量、大规模的柔性生产线的转变成为现实。目前出现的CIMS（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完全可以使同一生产流水线上的产品在样式、颜色、品种等方面有所区别，从而使得企业的产品能够适应与满足市场上不断变化的多样性的需求。
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是一国产业结构实现转换升极的决定性因素，尤其是制造业内部某些具有较强关联效应的产业部门对新技术的应用以及随之而来的技术扩散，是产业结构变动的直接动力。不过，由于普遍存在着资本稀缺和知识存量不足、由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所可能引起的资本深化与劳动力就业不足的矛盾与冲突，以及引进国外技术中存在着技术引进的陷阱和与本国国情的适应性等诸多问题，发展中国家只能本着“边学边干”的宗旨，选择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的发展路径。
五
如果撇开隐含在经济体制背后的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仅把经济体制看作是资源配置的一种方式或手段，那么经济体制则是工业化与经济增长的一个初始条件。这个初始条件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它的替代性。经济学家们认为，一国的发展通常并不存在事先必须克服的障碍，或者必须具备某些先决条件，发展才可能发生。大多数假定的先决条件通常是可以替代的。（注：参见吉利斯等著：《发展经济学》，第2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经济体制则是这些大多数假定的先决条件的替代条件。这种替代使一国的经济增长由潜在状态转变为现实成为可能。
各国的经济增长战略与发展模式各有不同。这种差别性源自于各国的国情，其中体制差别是个重要的方面。从类别上看，各国的经济体制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两类：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
由市场体制决定的是市场竞争型的产业结构发展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产业结构演变转换的动力源自于各产业内部企业旺盛的生命力以及在市场竞争基础上结构内部的自我发展、自我调节与自我均衡的能力。市场供求机制的作用使各产业间的产业关联关系较为清晰，各产业处在一个相对协调的状态中。同时市场机制的健全与完善使得代表产业结构转换与升级方向的主导产业由潜在形态向现实发展转变的可能性加快。而政府的各项政策对产业结构的演变的作用与影响是间接的。对于老牌工业国家诸如欧美等国而言，其产业结构的演变转换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市场竞争型的自发成长过程。这是因为：(1)在人们的早期认识中，市场经济是完全自由型的经济。自由放任、自由竞争是它的不可违抗的“天条”，政府不应对经济进行干预，只能充当“守夜人”的角色；(2)工业化进程起步早，其现代产业的发展始终拥有领先一步的优势，在与他国传统产业的竞争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同时，其产业结构实现转换升级的各种条件不仅具备，而且十分宽松，比如用向外或向内移民的方式来缓和工业化过程中资本深化与劳动力就业不足的矛盾，或解决劳动力供给不足的困难，用暴力、欺诈等方式来掠夺别国的资源或扩张本国产品的市场，不必为全球的环境资源承担任何成本等等；(3)市场经济的长期发展，市场机制的日益健全和完善，其经济的自我调节能力不断增强，从而使产业结构的转换与升级具备相应的动力机制。只是到了当代，由于垄断与寡头的出现、信息不完全、不对称、经济的外部性问题日益突出以及由分配问题所引发的贫富不均等，使得宏观经济中的总供给与总需求出现严重失衡，产业结构内部的自我调节与自我均衡的进程时而中断，因而政府把对社会总需求的调节以及对产业组织中出现的垄断现象的纠正，作为其实现产业结构转换升级的基本手段。
对于后发的工业国而言，尽管其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也呈市场竞争型的发展模式，但与老牌工业化国家相比，其发展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政府干预的力度较大。由于：(1)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相对较短，市场机制的不健全与不完善，其经济的自我调节、自我均衡的能力不足，因而产业结构的自我均衡过程不能持续；(2)与市场经济欠发达现象同时并存的是：存在着以国有资本或私人财团为主体的集中与垄断，由此形成了不完全竞争市场，市场本身的固有缺陷比起发达的市场经济则更为突出明显；(3)产业结构发展的约束条件增多，约束力度加大。既要在国际市场上面对先行者利益集团的剧然竞争的压力，又要承受资本积累不足、技术进步缓慢、环境资源稀缺等困难。因此，无论是强烈的赶超意识，还是来自产业结构发展过程中的内在要求，后发工业国都十分倾向于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这一基本手段的基础上，通过政府的强有力的干预，使市场的一些重要参数扩大、变形，以此诱发和引导各产业尤其是主导产业的迅速发展，推动本国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在这方面，后发工业国一般都把产业结构的转换升级当作其政府干预经济运行的重要目标之一。
作为资源配置的另一种方式，计划经济的主要特征是，政府通过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直接把社会资源分配到国民经济各部门、各行业、各企业中去。国家通过纵向的信息传递与反馈，来确定一年或若干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以及为实现此目标各地方、各部门或各行业所要完成的各项数量指标。这些指标又被各地或各部门的计划人员再层层分解，成为企业必须完成的指令性指标。同时，计划人员依据这些指令性指标来确定企业生产中应使用的投入品的数量。企业既不能直接向市场提供自己的产品，而是由国家的流通部门统购包销，也不能从市场上购买自己所需要的各项物资，如确实急需，须向政府计划部门申请调拨。
尽管计划经济体制的设计者和执行者们把其当作市场经济体制的替代物，坚信计划体制可以在排除和克服市场体制的诸项弊端的基础上，用指令性计划来直接配置资源，使各部门各产业能在部门平衡表中达到一致性均衡，推动经济高速、协调地发展，即所谓“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度”发展规律。的确，计划经济最大的特征是可以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依据一国工业化进程发展的基本趋势，动员和集中全社会的资源，优先发展推动产业结构转换升级的现代产业，强制推动产业结构的快速成长。但是，由于：(1)经济活动中的信息既纷繁复杂、包罗万象、又瞬息万变。计划部门不仅难以掌握或拥有经济活动的全部信息。而且由于计划本身的强制性和刚性特征，即使计划部门了解到信息已经发生变化，也不可能作及时地调整。否则，会因为指令性计划的频繁改变而使下属部门和单位无所适从，也会引起计划系统内部的无序和紊乱。待到下一个计划期再作调整时，经济活动可能又发生了新的变化。所谓“计划赶不上变化”就是这个现象的真实写照。因此计划也就在不知不觉中逐渐由事先调整转变为事后调整。计划与经济活动真实情况的脱节又导致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失真与扭曲。纵向的信息传递除了层次多，时间长之外，这种依据纵向的行政隶属关系的信息传递渠道往往会因为下级完不成上级所下达的指令性计划而虚报或夸大成绩。这种扭曲和失真的信息又会使上级计划部门作出错误的判断，下达与真实情况更不相符的指令性计划；(2)计划的贯彻执行必须以全社会利益一体化、不存在相互分离的利益主体或条件。为了贯彻执行各项计划，企业之间的利益差别必须尽可能地抹平，使得各类物资可以在企业间顺利的计划调拨。因此，企业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既没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强烈动机，也不承担相应的经济责任和竞争风险。微观效率低下是这一体制的最突出的弊端。由于计划机制隔开了企业与市场需求之间的有机联系，社会供给与社会需求处于经常背离的状态中。
与这一体制相适应的是计划命令型的产业结构发展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产业结构转换升级的压力不是源自各产业内部企业自身的发展能力以及在市场竞争基础上结构内部的自我发展、自我调节与自我均衡的能力，而是来自政府计划本身所产生的推动作用。由于计划在资源调配中的独特作用，资源的相对集中和有效保证使得代表产业结构转换与升级的现代产业可以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呈迅速发展的态势，从而加快了现代产业取代传统产业而成为社会主导产业或主导部门从而产业结构向高度化方向演变的进程。但是，由于计划机制无法真正模拟出市场机制在调节资源配置时的双向作用，各产业间的产业关联关系较为松散，主导产业的前后向关联效应对其他产业的推动或拉动作用无法通过市场机制发挥正常的作用。各产业间的发展往往处在不均衡、不协调的状态中。产业结构内部基本上不存在自我调节、自我均衡的能力，完全依靠政府的资源配置，以资本增量的方式来调整产业结构。与产业结构演变相伴随的是其结构内部的高消耗、低效率和各产业间的不和谐状态。尽管在短期内产业结构可以实现快速转换。但这种转换终究会因结构内部的种种矛盾以及经济增长中的异质现象而迟缓下来。大规模的结构转换很难持续、有效地进行下去。
本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多数原先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放弃过去的那种以指令性计划为主要手段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代之以让市场机制在经济运行与经济管理中充分地发挥作用，才能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由此开始了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以中国为例，通过近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正处在原来的由政府包揽社会经济生活的一切方面和一切主要环节的命令型计划经济发展模式向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之中。由这一体制转轨所决定，产业结构也开始了由原来的计划命令型发展模式向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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