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与现代性的“内在超越”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现代性论文,资本主义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4409(2012)05－0012－07
马克思主要是通过资本主义批判来审视现代性问题，力图抓住现代性的内在发展逻辑，并展开对资本主义的内在批判，寻求现代性的内在超越。正是基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和现代性的内在超越立场，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才能同时开启现代性的继承、批判与超越的三重理论视域。
一、马克思思想视野中的“现代性”
马克思很少使用“现代性”这一术语。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使用了“现代性”一词。在谈论“政治解放”时，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的二元分裂，并揭示出政治民主制与基督教之间的联系：“基督教的幻象、幻梦和基本要求，即人的主权——不过人是作为一种不同于现实人的、异己的存在物——在民主制中，却是感性的现实性、现代性、世俗准则。”显然，马克思是在与“世俗性”近似的意义上来使用“现代性”一词的，以此来表明现代民主制的世俗性原则与传统基督教的神圣性原则之间的差异。[1](P179)尽管马克思很少使用“现代性”这一术语，但对现代社会的总体性质即现代性本身做过深入考察和具体研究，阐发了具有实质内容和鲜明特征的现代性思想。马克思频繁使用的“现代社会”、“资产阶级社会”、“资产阶级时代”、“资本主义社会”等术语，其实就是他对现代性的指称。在马克思的文本中，“现代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是可以互相替换的同义语：“‘现代社会’就是存在于一切文明国度中的资本主义社会”。[2](P313)并且，马克思还明确指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作为一个“时代”、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而开始的大致时间和标志性的历史事件：“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3](P823)“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4](P110)要言之，马克思生活其中的现存现代性形式就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现代性”，就是指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根本特性。首先，与西方思想家主要从观念、文化或价值等单一维度来理解现代性不同，马克思所理解的现代性是一个“总体性”的存在，它并不局限于社会生活的单一方面，而是包含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内容；由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便开启了一种总体性视野。其次，作为总体性的存在，现代性必然贯穿在现代社会机体的方方面面，要把握现代性，就需要对现代社会进行整体性研究；因此，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就不是局限于某一学科专业领域之内，而是一种超学科的现代社会理论。最后，将现代性的多方面内容统合在一起的正是资本，要把握现代性，就必须紧紧抓住资本的逻辑；因而，马克思主要是通过资本主义来审视现代性问题的，他的现代性思想与资本主义批判紧密相关。
具体来看，马克思看待现代性的方式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马克思是在一种“总体性”视野中审视现代性的。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问题不是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问题，而是现代社会的总体性问题；要理解现代性，就必须把握现代性的总体性，即现代性逻辑在社会生活、社会意识中的全面贯穿与彻底渗透。马克思的总体性视野追随现代性的总体性逻辑而得以展开，从而将现代性问题的各个专门主题都囊括进“现代性的批判和超越”这一“总问题”之中。不同于哈贝马斯等现代性理论家从“社会分化”角度审视现代性，马克思并不按照严格的领域分化思想来拆分现代性问题，而是在“总体性视野”中审视现代性的根本问题。按照马克思的处理方式，现代性问题域从分化走向了整合，个性现代性、审美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等问题都被吸纳到了社会现代性问题之中。无论是社会现代性领域，还是文化现代性和个性现代性领域，都受到一些同样的法则、规律的支配，这便是资本统治下的社会生产逻辑。马克思这种总体性视野恰恰是其理论的特长和优点，因为它避免了坚持领域分化的现代性思想家所必须予以克服的领域间互动的难题。由此，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关注焦点是“现代性的批判与重建”、“超越旧现代性”、“建构新现代性”这样一些总体性、全局性问题。
第二，马克思主要是从现代社会的整体研究出发来审视现代性的，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是一种现代社会理论。在马克思看来，现代性作为一种总体性存在，必然贯穿在现代社会机体的方方面面；要把握现代性，就需要对现代社会展开整体性研究。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所关注的主要问题不是各个学科内部的专业问题，而是“现代性的生成”、“现代性的矛盾”与“现代性的超越”这些关乎现代社会命运的根基性难题。无论是以现代性问题阐释马克思思想，还是以马克思思想探讨现代性问题，都应该紧紧抓住这些难题。更进一步地说，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社会理论具有鲜明的特征：它主要是从“社会存在”层面而非“社会意识”层面来审视现代性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新世界观视野中看待现代性问题。不同于从现代社会的个体、观念、心理和体验方面审视现代性的诸种西方现代性话语，马克思主要是从社会活动、社会关系和社会系统出发来审视个性、观念和体验，观照现代性问题的。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现代主义者、以尼采为代表的现代性批判者，尽管立场相左，但都将现代性的本质理解为理性、权力、主体性、形而上学和宏大叙事等意识观念，而将现实的社会存在理解为这种意识观念的产物和表现；齐美尔、弗洛伊德等现代性批判者更深入到现代个人的心性结构和欲望本能中去寻找现代性的根基。与上述思路不同，马克思则将个性、观念和体验层面的现代性理解为社会存在层面的现代性的历史产物和具体表征。要言之，西方主流的现代性话语仅仅停留在“观念论”层面上，而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则奠基于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力图揭示出现代性的社会存在论基础。那么，马克思紧紧抓住的这个“社会存在”究竟是什么呢？首先就是作为现代生产关系的“资本”。马克思将“资本”看作现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存在，因而他主要是从“资本”来透视现代性的本质内涵的。
第三，马克思主要是通过“资本主义”来透视现代性问题的，资本主义批判与现代性批判密切相关，资本主义批判与超越的理论构成了现代性思想的核心内容。在马克思看来，将现代性多方面内容统合在一起的正是资本，要把握现代性，就必须紧紧抓住资本逻辑，并通过批判资本主义来理解现代性。马克思的总体性视野正是追随资本的总体性逻辑而得以展开，他的社会理论也正是奠定在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分析之上。从总体上来看，现代社会就是“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在现代性条件下，“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无论是经济领域的商品生产、政治领域的权力生产还是文化思想的生产、个性的生产，都服从于资本支配的工业生产及其关系，这就是现代性的“普照的光”和“特殊的以太”。[5](P48～49)因而，马克思也就将既有的现代性形式的本质理解为资本主义社会，也就是由资本统治的社会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所谓“现代”，主要是指“资产阶级时代”；所谓“现代社会”，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现代性”，也就可以看作由资本主义所规定的现代社会的总体性质，即“资本主义现代性”。
二、资本主义与现代性
“资本主义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思想所审视的对象。“资本主义”与“现代性”二者之间究竟是何种关系？马克思不是将资本主义看作现代社会的一个方面，而是将资本主义看作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和总体形态，看作现代性得以存续、发展的社会制度和发展形式。这种以资本主义形式实现的现代性，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现代性”。
当代西方学者的主流观点是把资本主义视作现代性的一个构成要素。自马克思以来的西方现代性理论家普遍注意到了资本主义与现代性之间的密切联系，大都把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理解为资本主义。例如韦伯便将西方现代社会的起源问题理解为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中心的问题毋宁是：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这种有节制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6](P13)进而，相当一部分学者也和马克思一样，将现代社会的起点大致确定在资产阶级时代来临的16世纪前后。至于二者之间关系的性质，学界主流观点是将资本主义理解为现代性整体所包含的众多方面中的一个方面。其中，主要存在着三种代表性的观点，它们分别将资本主义看作构成现代世界一部分的“经济结构”、“上层结构”或“精神气质”。第一种观点最为常见，以沃勒斯坦、吉登斯等学者为代表，主要从经济角度来界定资本主义概念，认为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或现代世界体系的基本经济结构或经济形式。例如沃勒斯坦就明确认为：“经济世界本身应该有一种经济结构，而这种结构就叫资本主义。”[7](P50)作为经济结构的资本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整个现代社会和世界体系的基础。与此不同，第二种观点则认为，资本主义不是经济基础或经济结构，而是一种“上层结构”，它居高临下，对市场实行垄断和支配。这种观点以布罗代尔为代表，他将经济生活区分为物质文明、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三个层次，并且认为资本主义占据着经济生活的制高点：“资本主义不折不扣地是最高层的经济活动或向最高层上升的经济活动的副产品。这种手段最高强的资本主义凌驾在物质生活和市场经济这两大基层之上，并体现着高利润区域”，同时，“资本主义并不如人们通常所说统辖整个经济或全部社会劳动，它从未完整地把前者或后者纳入资本主义体系”。[7](P117)上述两种观点的共同特征就是从经济角度来定义资本主义，而第三种观点则主要从文化价值和精神气质层面来界定资本主义，集中探讨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问题。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包括韦伯和舍勒等学者。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内核是整个社会的精神气质、文化价值与伦理秩序，这种精神气质必然体现在特定个人的价值取向和心性结构之中，因而对资本主义的分析首先必须深入到现代社会个人的价值观念、心性特征与情绪体验的分析之中。
与上述观点不同，马克思提出了一种“总体性”的资本主义概念，将资本主义看作贯穿于现代性各个层面的社会基本制度。资本主义是一种“社会形态”，即“资本处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5](P49)，它构成了特定民族国家的基本制度、基本结构，因而是一个主导着、统摄着现代社会方方面面的“总体性存在”。“现代社会”、“资产阶级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的文本中是可以互相替换的同义语。而政治国家、市场经济和精神文化等都构成了资本主义总体结构的内在要素。资本主义之所以具有这种总体性，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核心机制——以劳资雇佣关系为基础的资本逻辑——在特定社会(民族国家)内部以及民族国家之间世界范围中，不断实现着全面贯穿、彻底宰制。正是由于资本关系的这种全面统摄的总体性，资本主义才得以成为整个现存现代性的总体结构。
马克思不仅将资本主义现代性理解为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形态，而且将现代性分析的重心确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的生产力与资本关系的统一体。“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P412)因而就需要从生产方式出发来把握特定时代的基本特征。从马克思的文本来看，“生产方式”这一术语的用法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从狭义上来理解，生产方式主要指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组合方式和资源配置方式。从广义上来说，生产方式指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体。马克思讨论生产方式时，更多的是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这个意义上来使用这一术语的。因此，从生产方式的性质出发来界定特定社会的时代特征，就是从该时代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尤其是从生产关系出发来理解该时代的总体特性：“生产关系总和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4](P345)具体到资本主义现代性来说，资本主义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也制约着整个现代社会的运行与演化。因而，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尤其是生产关系的性质出发，来理解现代性的基本特征。资本正是资本主义社会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由此，资本关系便构成了整个现代社会关系的基本结构。从根本上说，资本就是理解现代性的关键。只有紧紧抓住资本的内在矛盾和演化趋势，才能够理解现代生产方式的特性，才能够进一步理解整个现代社会的矛盾本性和发展前景。在资本统治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两个基本特征：其一，生产是商品化的，生产过程依赖于市场交换活动的持续进行，因而内在地包含着生产的社会属性的“物化”和生产的物质基础的“主体化”，也就是包含着资本关系及其异化后果；其二，生产的目的是获得剩余价值，因而内在地包含着资本对劳动的支配和压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对抗性异己关系。这两个特征及其所包含的矛盾恰恰构成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矛盾运动的根源和基础。
三、扬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超越”
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总体结构，并不是指现代性就等同于资本主义，而是说，资本主义制度是现代性的一种特定的发展形式或实现方式——资本主义仅仅是现代性的多种可能的发展形式中的一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现代性之外，还可能存在“社会主义现代性”等其他类型的现代性形式。在马克思的时代，资本主义便是现代性既有的发展形式、现存的实现方式，因此，他才将“现代社会”称为“资产阶级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但这并不表明，马克思就把“现代性”等同于“资本主义”。自马克思以来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本身就证明了：存在着在资本主义模式之外建构“另一种现代性”或“新现代性”的可能性。从历史的观点来看，现代性是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发展变化的多元复合体，而不是在少数西方国家之内凝固不变的单一体：现代性拥有多种可能的发展形式和实现方式。因此，资本主义并不是现代性的唯一实现方式，而仅仅是现代性的多种可能类型中的一种特定的发展形式和实现方式。这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一般而言，我们可以把资本主义社会看作是现代社会的一种独特的次级类型。”[9](P50)资本主义现代性内在地包含着难以克服的深刻矛盾，这决定了必然产生出一种或多种新的发展形式以代替资本主义形式，这便是马克思所预言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现代性发展形式。
马克思主要依据现代性的内在发展逻辑来展开资本主义的内在批判，寻求现代性的内在超越。对此，马克思非常明确地宣称：“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10](P64)“批判旧世界”恰恰构成了“发现新世界”的根基。这种社会批判视野中的社会建构意向所要求的正是现代性的“内在超越”。所谓现代性的内在超越并不是走向彻底终结，而是超越了现代性的特定发展形式即“资本主义现代性”，从而走向新的发展形式即“社会主义现代性”或“共产主义现代性”。通过共产主义运动扬弃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的资本统治和全面异化，与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建立自由人联合体，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从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来看，现代性的内在超越是现代性矛盾困境的根本出路，现代性走的是一条内在超越的道路。那么，所谓“内在超越”究竟在何种意义上是“内在的”，在何种意义上又是“超越的”？深入探讨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内在超越问题，需要具体把握超越的“内在性”以及其中“可超越性”与“不可超越性”的关系。
首先，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扬弃与社会主义新现代性的诞生，具有深刻的“内在性”。从总体上看，资本逻辑以至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克服趋势，不断推动着现代性的内在超越。现代性“内在超越”的实质就是依据于现代性内在的矛盾逻辑和演化趋势，即主要依据于资本的矛盾逻辑，来实现现代性的自我克服与自我超越；按照现代性自我扬弃的逻辑，新的发展形式必然从现代性的既有发展形式内部孕育出来，并最终替代这个既有发展形式，从而实现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的克服、内在分裂的整合。具体来说，现代性的内在超越之所以是“内在的”，正是因为超越的逻辑、规律、条件、途径和目的都内在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社会历史过程。
第一，内在超越的核心内涵在于，超越的逻辑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是资本的自我扬弃、自我克服和自我超越的逻辑。内在超越本身扎根在现代性的矛盾本性之中，内在于现代性自我扬弃的发展趋势：“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明显地表现为通向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它作为这样的矛盾在现象上也会表现出来。”[11](P497)资本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由它所推动和规定的资本主义社会便是这种矛盾的产物和表现。资本矛盾的极端悖谬之处在于，资本具有克服一切发展生产力障碍的趋势，然而一旦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水平，资本本身就沦为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最大障碍，至此，资本就不得不自我克服、自我扬弃和自我消灭。因而，资本主义社会也就不断跟随资本逻辑的这种自我扬弃趋势走向自我超越。
第二，超越的规律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这便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来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规律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并决定了生产力的新旧发展形式即新旧生产关系之间的更迭。内在超越的实质在于现代性发展形式、实现方式的新旧更替，也就在于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新旧更迭。说到底，内在超越就是社会历史的新旧社会形态之间的更替。在物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生产关系的特定发展阶段上，一种新生产关系会必然地从既有生产方式中生长孕育出来并日益取代旧生产关系。超越的内在性，集中体现在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发展形式在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之中的内部孕育；在这一过程中，旧社会表现为新的生产关系的“母胎”，新的生产关系表现为旧社会的“产儿”：“在旧社会内部已经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4](P292)新的更高级的现代性发展形式正是在旧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形式之中日益成熟起来的。
第三，超越的条件、途径和目标，也是内在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其一，超越的条件是内在的。现代性超越所依靠的条件包括特定的物质基础、超越趋势和过渡形式，这些都是从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发育和成熟起来的。其二，超越的途径是内在的。现代性超越所采取的途径主要是共产主义运动。共产主义运动必须扎根于现代性内涵的解放潜能和发展趋势，必须与社会发展的内在的、历史的可能性结合起来才能够真正开展。其三，超越的目标、目的同样也是内在的。通过历史运动而实现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就是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的克服、内在分裂的整合。因而，社会主义并不是与既有现代性的截然断裂，而是现代性的新发展形式，是一种“新现代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构成了新现代性的内在目的。这一目的并不是某种外在于社会历史过程的神意、命运或其他抽象力量所设定的，而是一种“大势所趋”，是由现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本身提出的“内在目的”。资本主义条件下不断积累的物质基础和超越趋势，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联合做了充分的准备。
其次，要充分理解现代性的这种内在超越，还需要具体辨析什么是“可以超越的”和什么是“不可超越的”，进而具体把握现代性的内在超越在何种意义上是对现代性的“超越”。从马克思的基本观点来看，作为现代性特定发展形式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可以超越的”，而作为现代性普遍物质内容的各种现代文明成果则是“不可超越的”，因而是必须加以继承和发展的。
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它承载着现代性的普遍的“物质内容”。从马克思有关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发展形式)、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生产方式的技术组织形式与社会组织形式等一系列区分来看，现代性包含着“普遍物质内容”与“特殊社会形式”两个彼此矛盾的方面。现代性的特定社会形式具有特殊性，可以多种多样；而现代性的物质内容却具有普遍性，在多种发展形式中表现出显著的相似性。从“物质内容”来看，现代性主要是指，生产力获得了史无前例地解放和发展，引发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深刻变革与显著进步。例如，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的勃兴，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高度发达，国家与市民社会相互分离，交往活动突破地域局限走向全球化，先进文明在全世界范围内得以普遍传播，人们的相互依赖关系显著加强，个人自由获得了更高程度的发展等等。再从“社会形式”来看，现代性主要是在资本主义形式中孕育成长起来的，现代社会的生成与发展，离不开资本的强劲推动和全面支配，从根本上受制于资本逻辑，因而也就包含着各种难以克服的对抗、分裂和异化。对于现代性的物质内容与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关系，马克思曾以劳资对抗关系为中心做过具体而深刻的阐释：“文明的一切进步，或者换句话说，社会生产力的一切增长，也可以说劳动本身的生产力的一切增长，如科学、发明、劳动的分工和结合、交通工具的改善、世界市场的开辟、机器等等所产生的结果，都不会使工人致富，而只会使资本致富；也就是只会使支配劳动的权力更加增大；只会使资本的生产力增长。因为资本是工人的对立面，所以文明的进步只会增大支配劳动的客体的权力”。[5](P267)要言之，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特定发展形式和实现方式，而现代生产力的发展等文明成果则构成了现代性的普遍物质内容的核心。
因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现代性的特定发展形式与其普遍物质内容这二者之间是什么关系？二者之间在特定条件下的结合能否通过历史的发展而“剥离”开来？我们认为，现代社会的特定发展形式与其文明成果二者之间是一种具体的、历史的辩证联系，因此二者之间的剥离是可能的。这种观点在马克思的著述中可以找到根据。如果暂且撇开各种社会历史条件方面具体差异的限制，那么就可以将马克思“跨越卡夫丁峡谷”构想的深层启示归结为一点：存在着将资本主义的积极文明成果从其异化形式中剥离出来而用于社会主义新现代性建构的可能性。
在现代性内在超越进程中，“可以超越”与“不可超越”之间、发展形式与文明成果之间具有历史性的辩证联系，这种联系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这一“特殊社会形式”与现代文明这一“普遍物质内容”之间的联系与区分。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的统一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随着社会形式与物质内容之间的矛盾逐步升级，特定发展形式与普遍物质内容的这种统一体也会日趋解体，因而表现出二者相互分离的历史必然性。在与旧的社会形式脱节之后，物质内容被新的社会形式继承和接受下来，并在一种新的统一体中得到发展和丰富。
第一，资本主义社会形式与现代性物质内容的“结合”、“统一”具有历史的、暂时的必然性。资本主义主要指一种社会形态，其本质在于其生产关系即资本的性质，而现代性的物质内容和文明成果主要指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因而，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发展趋势随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运动而不断展开。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本质正是资本，即同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特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与现代性的结合正是特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这种适应性并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随着矛盾的发展必然走向不相适应、不能兼容的对抗性矛盾。
第二，正是由于二者的结合是历史性的，所以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与现代性的物质内容的“分离”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正是由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这种矛盾运动，资本主义这一现代性的特定实现方式表现为现代性物质内容的历史性“外壳”，必将随着二者之间矛盾的发展而趋于淘汰。资本主义的“外壳”与现代性的“内容”随着二者矛盾的对抗化不断趋于脱节和分离。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构成了现代性文明成果的主要内容，而资本主义这种现代性特定实现方式则表现为物质内容的一种“外壳”，是可以随着基本矛盾的发展而逐步脱离的特殊形式。随着现代性物质内容的进一步发展，新的发展形式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形式，并推动现代性朝着更为合理、更为全面方向持续发展。旧的发展形式不断蜕化的同时，新的发展形式正被物质内容的高速发展不断呼唤出来，并最终扬弃已经成为桎梏的旧发展形式。由此，现代性的发展形式和物质内容便在更高发展水平即“社会主义现代性”上重新达到了统一。
正是基于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和现代性的内在超越观点，马克思才得以确立“继承者”、“批判者”和“超越者”的现代性立场：既要继承现代性的普遍物质内容，又要批判现代性的特定社会形式，并力图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这一独特品质，对于当代中国深化改革开放，利用资本主义先进文明成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人与社会全面发展，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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