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当今小说的精神走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今论文,走向论文,精神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小说创作最值得注意的变化是什么？我的回答是：对精神价值，对思想含量，对现实的超越性的追求在逐渐增强。原先的薄弱已引起了许多作家的焦灼和深思，走向现实、关怀当代人的灵魂，正在日益成为他们思考的焦点。
若干年来，人们对小说创作的状况不大满意，是有道理的。总体上看，虽然出现了许多惟妙惟肖展示生存状态的作品，但精神的匮乏带有普遍性，虽然文学的格局被称为“多元”，但各式各样新口号的理论含量令人怀疑，整个文学在激荡的市场经济大时代面前显得被动，尚未发出足够有力的声音。我们知道，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小说审美意识的大趋势是“回归写实”，由于我们文学的理性精神和浪漫精神向来比较薄弱，于是很容易沦入平实化、琐细化、平面化，难以张扬强旺的主体精神。批评界不断强调着写出“新状态”和“新体验”，无非是希望作家主体尽可能地亲历亲知时代，尽快地摆脱隔膜和陌生的窘境。但这显然算不上是个很高的艺术标尺。现在，随着经济与文化、物质与精神的矛盾的深入化，越来越多的作家较前更迫切地意识到，同步地跟潮，平行地模写，收敛文化批判的锋芒，驻足于对状态的揭示，已很难回应时代的提问了，文学要成为社会的良知，时代的心音，就要铸造不同于市场价值的人文价值，开辟物化世界之上更广大的精神空间。
我这样说自有根据，并非人为地夸张某些正在生长的因素。现在，我们容易注意到理论界对人文精神的大讨论很投入，至今也没有停息，却不大注意在创作界对人文精神的思考也一样紧张，它并不限于某一题材某一流派，也不限于某几个所谓精神家园的守望者，它几乎是全方位的，牵动了众多严肃的作家，只是有的激烈，有的温和。一谈到人文精神问题，有人总喜欢把它看成是某些高智商的小圈子中人才配谈的问题，或者把它缩小到只是个“知识分子的自我灵魂拯救问题”，其实，它是全民族精神生活的大问题。最早提到这个词的人，虽然敏锐，却并不十分重要，因为这个问题（不管用何种具体词语表述）的讨论必然要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来临，它是伴随着城市化、市场化、价值选择多元化必然要提出的重大时代精神课题，即使争论到本世纪末，也不算长。
它正在由朦胧而明晰，由模糊而自觉，小说创作的精神走向怎能与此无关呢。如果说，八十年代文学的精神主干是继承了“五四”反传统的文化批判精神，它的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性强烈，一方面它进行深沉的政治文化反思，为恢复人的价值、尊严、权利而呐喊，另一方面它与解放生产力相适应，反封建、反封闭、反禁锢，充满改革开拓的气息；那么，进入九十年代以后，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初步确立，文学的生态环境已大大变化了。从世界范围看，现今的时代被称为后冷战时代，两极对位的思维模式渐趋解体，但文明的冲突却加剧了，一度掩盖的文化意识问题更形突出。从国内情况看，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正在改变一切，物质与精神、感性与理性、金钱与良知、灵与肉的冲突日趋明显。为了抗拒物化，人们痛切地感到寻觅精神家园和灵魂栖所的重要，坚守道德理想和寻求精神超越的重要。于是，整个小说创作的精神，就不可能不循此方向摸索、发展。过去我们喜欢讲主线，不妨说，这种寻求超越的努力，就是当今小说创作的精神主线。
大家都说当今小说创作的格局是“多元并存”，但真要为它勾画出一幅比较清晰的精神走向图谱却很困难。用作家的年龄断代，用作品的题材分块，均不能说清；用先锋派与传统派来划线，也远远不够；用诸如“寻根”“新写实”这种历时性的潮流来归纳，业已过时。这是因为，现今所谓的“多元”，并不仅仅是题材、形式、方法、流派的多样，根源还在作家们评价现实的眼光、把握生活的方式，以及各自所抱持的价值立场和道德理想，出现了更明显的差异和分化。长期隐匿在“生活化”后面的创作主体，一旦撩开面纱，对比就格外分明。
于是，有人把当今的小说领域划分为三个大圈，即一、新理想主义，代表作家有张承志、张炜、梁晓声、韩少功等；二、新保守主义，代表作家有贾平凹、陈忠实，还有原属先锋的苏童、余华、格非、叶兆言等，以及擅长极度个人化叙述的林白、陈染、海男等；三、新现实主义，代表作家有王蒙、刘心武、王朔、陈建功、刘震云、池莉、方方等（刘心武、邱华栋《在多元文学格局中寻找定位》）。这种分法，在具体作家的归属上可能出现错划漏划的“冤案”，但我以为，在大的思路上倒比较切近创作的实际，在几乎无法分解的情况下，能做出如此的梳理，也算是勉为其难，它毕竟接触到了最核心的问题——作家宣扬的人文理想和精神价值的差异。但是，任何的分析和归纳都有局限，何况其对象是很难定量定性的、流动的、交叉的、盘根错节的创作现象，这种划分法的漏洞和破绽也自属难免。比如，新理想主义的“理想”，究竟是新的，还是向传统的回归？新保守主义就没有理想了吗，它的理想与新理想主义的理想之间究竟是姿态的不同还是实质的不同？抑或姿态的不同大于实质的不同？同样，新现实主义与新理想主义、新保守主义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有多大？
如此追问下去，这种分类法恐怕就难以成立了。我想，所谓分类只能是从外在表征和大的取向上的划分。我们既要看到作家们价值立场的分化，又要看到他们所处的时空、所面对的问题的共同性和固有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恒定性相通性；既要看到一些作家坚执道德理想、坚守精神家园的可贵及其先驱性，又要看到众多严肃的、富于良知的作家，在他们各自的领域追求精神超越的艰苦努力，否则，我们的文学就可能被描述成少数几个作家的孤立的奋斗史，文学的整体面貌和动向反而模糊不清。事实是，现在处在一个多向度的精神探索期，许多问题只是开始，道路正长，即使被视为特立独行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也带有不确定性，只是整体的时代思潮和文学思潮的一种表现。这倒不是要削平差异，而是要突出整体；只有在整体性的把握中，各个方向的出击才会看得更分明些。本文不拟采取“新理想”、“新保守”、“新现实主义”的三分法，而准备用更加综合和整体的方式，评述当今小说的精神走向。
一
只要把眼光放开，我们就会看到许多耐人寻味的景象：
为什么在王蒙写《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的同时，又有张贤亮的《我的菩提树》、陆文夫的《人之窝》、邓友梅的《凉山月》等等长篇的出现？这股怀旧风是无端而起，还是别有意味？这些成长于建国初期，崛起并受挫于五十年代中期，后被称为归来的一代的作家，他们的怀旧与以往有何不同？为什么他们的回忆眼光都从往日的社会政治层面移向了人性的、灵魂的、民族精神解放的层面？
为什么知青一代作家或其他中青年作家，在离开了知青视角或文化启蒙式的寻根视角之后，不少人转向家族视角？在《白鹿原》出现的前后，就有李锐的《旧址》、老城的《人祖》、王安忆的《纪实与虚构》、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赵本夫的《逝水》、张炜的《家族》、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洪峰的《东八时区》等等。这是一种凑巧，还是别有深意？其实，张承志的《心灵史》，虽为宗教史的长篇随笔，仍与此风有关。这是否意味着一种更广大的文化视角的建立？是否如哲学界所言，从八十年代的“文化批判”进入了九十年代的“文化反思”？
为什么在更年轻的一代作家身上，写个体情感史、心灵史的作品忽然多起来，如林白《一个人的战争》、述平《某》、刁斗《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徐小斌《双鱼星座》、陈染《与往事干杯》、何顿《我们像葵花》等等，这又意味着什么？这是否表明，为了抵御物欲世界的袭扰，人们更愿意走向自己的内心世界，出现了某种内观化，甚至私语化的倾向？
事实上，精神走向的变化迹象何限于此。有人不拒斥眼前的繁嚣，却有一颗顿悟的道心，遂使繁华如落定的尘埃（史铁生），有人在着手整理文明的碎片，重新观照文化传统的血脉流向，好重新辨识昨天、今天和明天（余秋雨），有人在传统题材中重新开掘，并注入新的理解，力图开发一种适应九十年代读者的历史美感（二月河），还有更多的人，重新审视反法西斯战争，不再局囿于具体时空中的阶级对立和军事对抗，而是站在历史的、人类文明的、人性人道的高度来处理战争与人……凡此种种都在说明，文学界不但没有放弃精神的探索，这种探索还很紧张，还很强烈。但为什么读者又不甚满足呢？这是因为，正如人生不可能有一个终极的、绝对的答案，面对我们这个新旧交错，五色杂陈的时代，作家们的精神探索也必然是带着尝试性，且不无惶惑，无法定于一，甚至也无法比读者高明很多。艺术家不同于政治家、社会学家，由于艺术的个别性特征，艺术家的人文态度必然要丰富得多，复杂得多。当我们在对以下具有代表性的个案进行分析时，这种体会或将格外深刻。
二
张炜的艺术倾向就值得注目。近年来的张炜，反抗金钱、物欲、世俗，坚持文学操守，读者便也对他产生了更高的期望值。不少行家看好《九月寓言》，它的诗化风格，块状结构，抽象化的表现方法也确有迷人处。但《九月寓言》并未超过《古船》，它甚至是某种后退和虚化，好处是作家由此确立了他日后创作的支撑点，这就是弥漫在他作品中的大地意识（他的散文如《融入野地》等就凝聚着同样的东西）。有些论者总喜欢将《九月寓言》看作民间性话语的注脚，并不确切。在张炜那里，大地意识的含义是：大地是元物质，心理场，是一种“相”，人则是大地上的一棵树，大地能容忍和超越一切欢乐和痛苦，因而大地是无言的“道”，大地上的一切，包括人、动物、空气、河流、精气，均是平等的，有生命的，应该互相宽容、亲和，大地是张炜向往的生命境界和艺术境界。在张炜眼中，大地要大于人类意识，地球意识，宇宙意识，大地带有母亲的体温和父亲的威严。如果我这样解读张炜的大地意识并将之视为他的精神价值的依托还不算歪曲的话，那么，他正是依此为凭借，写出了近来的一系列作品。然而，意识和观念并不能代替艺术创作，读《柏慧》不免令人失望，作家的心灵长吁如绕着现实的石头激起的浪花，而浪花终究只是浪花，作为长篇，《柏慧》的分量明显不足，且偏执的情绪限制了作家的视野。《家族》则厚重得多，它饱含激情的诗化倾诉，意在寻觅一种含藏在家族文化中的硬汉精神。对于张炜的文化立场，我们给予尊重，但也不是不可评说。我感到，坚持大地意识也好，张扬人文精神也好，并无必要非得将之落脚于对现代文明的排拒。大地在张炜笔下，常常化作一潭清水，一片田园诗般的葡萄园，一种童年的本真状态，一缕深深的怀旧情绪。这很美，但属乌托邦，简单地回归葡萄园显然不是现代人可靠的精神归宿，也不可能真正疗救现代人的精神疾患。乌托邦和田园梦固然也没有什么不好，没有浪漫精神和理想情怀的艺术不会是好的艺术，但这种坚持倘若变成一道障壁，被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所控制，阻隔了他与不断变化的时代的深刻交流，成为一种自限，变得拒绝宽容，唯我独醒，无端地誓不两立，那对一个艺术家来说，就不知是幸还是不幸了。大的艺术家既需要热烈的爱憎，也需要宽广而仁厚的胸怀。
同是小说领域紧张的精神探索者，在南方有北村。北村虽不及张炜、张承志那样惹人注目，但在尖锐、执著、把自己强调的东西推到极端化方面，绝不逊于二张。不过，北村是现代派，他更加关注人的精神本体的矛盾，更加着眼于肉身的人在灵与肉的冲突中所经受的痛苦，更喜欢用或夸张或变形或抽象或荒诞的形式来表现。当他把他的人物置放到当下的现实生活和物化世界中加以拷问时，常常能产生惊心动魄的效果。正是他和余华等人，把隐入历史雾霭中的先锋小说重新拉回现实，使之平添了若许人间气，尘世感。北村近年发表的《张生的婚姻》《最后的艺术家》，特别是去年发表的大中篇《水土不服》，一直在苦苦思索着人的自救之途。有人说他的小说里有基督教气息，好像并非虚语。《水土不服》里的主要人物叫康生旺，是个青年诗人，笔名康生。这是个浑身充满洁癖的“弱的天才”，又像现代的堂吉诃德，套中人。他认为外在的世界俗恶不堪，眼里揉不进一点沙子，完全生活在梦幻中。他眼睛只盯着鲜花、海浪、冰这些圣洁的东西，认为生活就是诗，诗就应该是生活，所以他不能容忍别人开一点世俗的玩笑，动不动就翻脸，好在他为人纯真，是个“拗相公”，朋友们总迁就着他，而一遇到买面呀，做饭呀这种俗务，他就完全傻眼了。如果仅是这样，倒也罢了，可怕的是，他一到哪里，就把哪里的气氛弄得很僵，他以他的悲天悯人的痛苦相来控制他的妻子、朋友，既自虐，又虐人。他的妻子张敏，原是生性活泼的“校花”，由于倾倒于他的诗才，委身于他，但婚后那几乎不食人间烟火的圣洁生活，很快就使张敏如一朵萎谢的花。张敏曾有短暂的逃离，并在极偶然的情境下，一时晕眩，与一友人发生了关系，事后即向康生报告并忏悔。此事对康生不啻晴天霹雳，他决不原谅，且痛不欲生，更不幸也更麻烦的是，他自己居然也在一放荡女人的蛊惑下失了一回足，于是他在昼夜号啕之后，几经努力，终于自杀成功了。他死了不算，他的精神拷问的余波，还让他的友人苏林，妻子张敏，在负罪感中或亡故或苦度余生。
这当然是一篇关于灵与肉的现代寓言。作者是在简单地嘲讽或者揶揄康生的不合时宜吗，并不，作者要表达的是现代人灵与肉分裂的惨象，所谓精神上的“水土不服”。康生也好，苏林、张敏也好，都不妨看作某种精神符号，康生所代表的古典主义的诗意和宗教化的纯精神，在今天完全找不到位置，只能被放逐；而苏林们拥有了大量财富，自以为可以幸福了，却又因精神没有着落而癫狂；至于张敏，就只能在物与人、灵与肉的夹缝中左右为难。乔治·桑曾说过，灵与肉的极度分裂，一面让人走向修道院，另一极则走向妓院。这种比喻，对现代国人也未必不是一种警策。什么是我们应该坚持的健康的精神理想，现代人该怎样调解灵与肉的冲突，应给自己的人生赋予什么样的意义，的确是最迫切不过的问题。
王蒙的《寻湖》和徐坤的《鸟粪》也都是具有很强精神探索性的作品，它们在早几年不大会出现，且都有某种复杂性。《寻湖》这样的短篇，不可以通常意义上的短篇视之，它属于寓言式的、思想随笔式的、富于哲思理趣的短篇，风格上向《野草》一类作品靠拢。“寻湖”中要寻的那个湖，究竟是实境，还是子虚乌有的幻境，就是个疑案。小说中的夫妇俩费了很大辛苦去寻湖，边走边争论方位，调整视角，逢人就打听，东奔西绕，好像要接近湖了，甚至已有环湖而行的感觉了，最终所见只是一个个小水洼，湖还是没有出现。尽管如此，两人仍坚信，“我们立刻就会找到我们心中的那个大湖了”。这是在说，一方面，人活着不能没有理想和希望的鼓舞，寻湖之举即导源于此，寻湖是人类注定要不懈追求的目标。从另一面看，寻湖又是极辛苦的事，而且可望而不可即，常常会陷于迷失和走弯路的困境，只能悬在心中，于是“湖”又可看作彼岸世界，几不可达，与人类的此岸世界相对。可是，小说写完后补缀的“后记”又说，后来找到了，已经很累，花了许多钱云云，似在说，找到的并非想象的，不无遗憾。《寻湖》这个短篇，包含着希望与现实，理想与追求，是与非，真与幻，自由与过程，存在与虚无，在与不在等多方面的暗喻和思絮，给人以理智上的启悟。短篇《鸟粪》在理念化方面绝不逊于《寻湖》，它干脆让著名的罗丹的“思想者”雕像来到现代闹市，作为最后一个思想者出现。这位思想者所能做的仍然是独自冥想，他曾经为此备享人之为人的自豪，可怜的是，现在的他非但不受尊敬，还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欢乐的鸟儿们尽情地奚落他，以至他被电击、阉割，为鸟粪所淹没，他只能为无思想的苍白和世相的沉沦而扼腕长叹了，一颗孤傲的心受到重创。他弄不明白，难道他真的不再为人所需要了吗，他的位置又在哪里。他肯定认为，鸟儿们（芸芸众生之喻）的追逐感官享乐，放纵轻佻，早晚会招致上帝的愤慨而受到惩罚。但作者的意思好像又不限于此，思想者有点咎由自取，因为他只知苦思冥想而不知怎么行动，这里仍在喻示现代人的人格分裂，物的膨胀和思想的呆滞。小说呼唤缺席的思想者归来，但又对昔日思想者的迟暮之态表示失望。
从上述这些形而上气息比较浓厚的作品可以看出，所谓文学对精神价值的探索，对精神超越的追求，其主要内容集中在对物欲与良知、理想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的思考上，其主要目标是集中在寻求可资依靠的价值支撑和安顿灵魂的精神家园。这种追求是如此强烈，以致一些作家不惜采用寓言的形式和理念化的手段来表达。如果我们把目光移向大量写实品格的作品，移向都市、乡土、知识分子、战争等题材领域，将会看到更为丰富、复杂的精神求索的文学景观。
三
现在，城市化趋势日益成为人们谈论的重要话题，都市文学的发展问题也成了当代文学最引人注目的新课题。这自然不奇怪，因为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一个主要趋向。在我国，近年来城市化的速度很快，“县转市”的数目就十分惊人。城市是一个具有自身复杂结构的生态系统，是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集中交汇的处所，但它又并非封闭系统，它向外扩展、与乡镇交叉，于是成了当代生活的重心。城市是欲望的万花筒，精神的展览会，几乎集结了当代生活一切最典型的矛盾，因而最能体现当代人的精神面貌。对今天的文学来说，倘若都市文学没有大的发展，整个文学的状态也难以改观。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是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乡土文学甚为发达，都市文学远不成熟，现在历史要求把重心移过来，谈何容易。我们谈论怎样不再简单化地用农业文明批判城市工业文明，而以城市人的身份阅读城市，谈论市民性和市民理想，谈论所谓世俗形象与人文英雄的换场，谈论城市里崛起的新角色，其实都是围绕着都市文学的续接传统和发展方向。张爱玲、苏青的重新走红，王安忆说她的《长恨歌》“写王琦瑶，是想写出上海这个城市的精神”，当也与此风有关。
但我更感兴趣的是，文学透过城市这面镜子所显现的精神走向，作家对城市人灵魂的发现。在这里，我想首先提到张欣。张欣并不是个具有巨大概括力的作家，她自己也一再地自谦“不深刻”，但公正地说，她确乎是最早找到文学上的当今城市感觉的作家之一，有人说她体现了未来文学的某些雏形，并不过分。在其《爱又如何》《掘金时代》《岁月无敌》等近作中，她的体验丰盈，观察入微，描摹生存竞争，世态冷暖，思索清高、贞操的价值和幸福的含义，内涵甚丰，她把商业社会人际关系的奥妙揭示得充分，她把当今文学中的城市感觉和城市生活艺术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她显然不是个老练的作家，可她总能提供一些新颖的东西，这就值得研究。《岁月无敌》讲述了一个在滔滔欲海中怎样保持洁净，保持自尊，保持美感的故事。母亲方佩与女儿千姿，是两代人，两种美。方佩作为五、六十年代的歌唱家，饱历沧桑，个人生活也颇不幸，但她一直高度自尊地生活着，不阿世，不媚俗，守护着尊严和艺术，一生寂寞，内心丰富。在她自知不久于人世之际（这一点小说最后才披露），唯一不放心女儿千姿能否自立，便拿出全部积蓄，断然带女儿去广州闯世界，欲使之走红歌坛。此举貌似出于名利考虑，其实内蕴着对女儿的锻炼考验。她这样的人，自然不全能应对今天，便与千姿时有矛盾。她要女儿坚持高品位的艺术，但为了生计，别说千姿，就连她自己也不得不到夜总会去唱通俗歌曲。千姿在女友妒忌、同行暗算中一点点地成长着，母亲的人生智慧使她早熟。方佩说过，一切荣辱都会被时间湮没，岁月无敌；但她又说，锻炼抗拒诱惑的能力，坚持诚实正直的能力，自己双腿走路的能力，哪怕你不出名，没有钱，你也能健康愉快地生活。千姿大约不可能全部接受母亲的遗训，她也只能寻求适合她自己又适应时代的方式生活，但她毕竟部分地接受了，在繁嚣中尽可能地守住了自己。作者也许原本要让千姿做主角的，但进入写作后方佩变成了主角，这可能因为，作为一个过时人物，方佩所坚持的精神价值在义利之争中仍有掩不住的光彩。
张欣的魅力在于，她把握住了她的人物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落差中的悬浮状态和心灵困惑。周介人在谈到计划经济时期的市民时说：“由于未受市场经济风雨的洗礼，他们对于职业自由选择，资金投向自主决定，人才自由流动，机会公平竞争，自己推销自己，风险自我承担等属于市民社会的运作机制是非常陌生的，因而他们的市民性发育得并不充分。”这些话是很有见地的。表面上看，张欣的人物似乎解决了这些问题，他们在物质上生活得很不错，但从深层看，他们的心灵充满矛盾，徘徊无依，于是，张欣用善解人意的笔，关怀着她的人物在市场经济文化语境中的灵魂安顿问题，这也就开了都市文学创作的新生面。
在大量涉笔都市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多是人们在物欲、权欲、情欲、金钱欲的冲击下或抗争或妥协或尴尬的表现，作家们或批判拜金与享乐的倾向，或发掘人性的庄严和优美，其众生相令人眼花缭乱，其精神的杂多性颇堪玩味。已经有人把这类创作叫“欲望化的叙述”，或叫“欲望现实主义”，特别强调着“欲望”对今天创作的意义，似乎成了一大视角。其实，尽管“欲望”在市场经济时代确乎突出，但写欲望和感性不是目的，它们还须理性和精神的透示，好的作品也正是这样做的。袁一强的《小人不可得罪》写一研究院卑劣而腐化的副院长，贪赃枉法且玩弄女性，只因他上下其手，关系网严密，众人难奈其何，经过曲折复杂的斗争，终将此公扳倒，但回想斗争的艰巨，仍令人不寒而栗。小说贴近现实，生动鲜活，表达了反腐倡廉的社会心声。胡平的《赌金》，写了一个近乎荒诞的故事，但荒诞中包含残酷的真实。在同学会上，一个成了大款的家伙借酒撒野，忽然宣称，一个月内要把在场的某同学的妻子搞到手，并以十万元打赌。于是，一场金钱与贞操、物欲与尊严较量的滑稽而酸楚的闹剧上演了。那对夫妇是知识分子，面对唾手可得的巨款矛盾万状，但终于禁不住诱惑，半推半就地让那大款得了逞。小说的精彩部分，是写那对夫妇心照不宣的等待，潜台词太丰富了。前一段小说多写知识者的清苦难捱，这里则让金钱与知识、清高、贞操展开了直接的肉搏，令人不忍卒读。那个大款何以如此暴戾恣睢，是他自知金钱的作用，利用金钱的价值，这也耐人深思。牛伯成的《背影》也很严酷，写一位因丈夫出国不甘寂寞而陷入婚外恋的女性，如何被归国的丈夫发觉，并精心施加报复的故事。小说长于心理剖析，把温情掩盖下的利益关系和恶谑心态尽行揭出。陈应松的《一个，一个，和另一个》则写了愚昧和劣根怎样导致了劳动者的自残，其实是内耗的缩影。彭见明的《晚唱》是篇非常含蓄的作品，不知在叙述手腕上学聊斋，还是从沈从文的《菜园》里借了灵感，总之是娓娓道来，柳暗花明。小说写一位作曲者兼大提琴手，清贫而淡泊，好像都市里的隐士，让人想起王冕者流，他对评职称，给企业写厂歌赚钱之类，一概藐视，紧紧守住自己，一尘不染。但一位台湾来的富孀建了洋楼做了他的邻居，富孀酷爱音乐，听琴声而追慕其人，多次苦邀他每日来拉琴，他当然是拒之又拒。但最后，他竟抛妻离子，与这风韵犹存的老妇由合奏而共同生活了，且不顾周围的眼光。读者不明白，他怎么可能出此下策呢，他究竟是为老妇的财富所动，还是找到了茫茫尘海中的知音？作者的深意似正在于此。我倒是倾向于后一种看法的，虽然不足为训。其它如荒水的《循环游戏》、唐颖的《红颜》、缪永的《驶出欲望街》、郑彦英的《安娇》，各自展示着都市的新景观。这里还想提到一部虽不是写当今的城市，却未必没有警世意味的作品，那就是女作家张沪的《鸡窝》。此作在《北京文学》连载以来，很有读者。由于作者有一段特殊经历，曾在劳教农场与一群妓女生活过，故而写出了一种鲜见的真实。这是一些从肉体到灵魂都糜烂了的人，她们的沉沦，社会因素已淡，主要是精神的堕落，可见丧失了生活意义和道德信念，人就可能变成非人，而非人化的行径是何其骇然。
如果说，在以上作品中更多是现象的展示，情状的描绘，有些作者还不能穿透这现象和情状，那么，在叶广芩的《本是同根生》《祖坟》，王跃文的《秋风庭院》等作品中，它们的作者就极力要从对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的吟味中汲取精华，来应对这个欲望四溢的世界。叶的两篇作品是可看作正续篇的，带着浓厚的自叙传和家世色彩，作者与那个满清望族后裔的小女儿其实很难拆开。两篇作品皆抒发了一种历史沧桑感和人情变易史、一种家族感情和时代风云相扭结的极复杂的情绪，作者一面写出这贵族之家的瓦解过程，一面从废墟中发掘一种清高脱俗的、刚正不阿的人格精神，实为我们民族文化传统中的瑰宝，而舜铨便是其化身。
四
让我们把目光再转向广大的农村。市场化、商品化的步步深入，早已使农 村的面貌全非。还在几年前，我们谈论过城乡二元视角对创作的重要，现在看来，虽然城乡二元结构是国情，但正在打破中，仅仅把农村和城市对比地写，相互深化地写，已远远不够了。乡土创作的核心，仍在对中国农民的灵魂和命运的理解深度，能不能在与外部世界的激荡中深刻探索农民内在心灵的变化，仍是关键。我们常说，农民是国民情的集中负载者，把农民写透了，也就抓住了民族性格的秘密，这话并未过时，只是难度增大了。新时期以来，农村题材的创作成就巨大，它深入地探索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尤其是深刻表现了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过渡中，农民从物质到精神，从思想到行为，从道德到审美的大变化，对农民灵魂的审视，也达到了新高度。但是，到近几年，随着政策和生活的稳定，这种探索似乎难以为继了，线索不那么清晰了，整个乡土创作在状态化描写中徘徊。但仍有不少作家在力图超越，力图探索更深层的东西，效果如何，尚待品评。如张宇的长篇《疼痛与抚摸》，写了水家三代人四个女性的命运，思考着家族与政治，男权与女权，性爱与生命本体之类的问题，应该说立意新颖，另辟蹊径。但正如有人指出的，它写女人用的是生物学尺度，写男性用的是社会学尺度，不甚协调，哲理化议论也略嫌生硬。再如李锐的长篇《无风之树》，意蕴深厚，笔墨凝练，是下了大力的产物。我们注意到，这实际是作者《厚土》的一次大规模的延伸和推进，它的焦点仍在饥饿、性、政治等方面，它的主旨，仍在表现特定时段、特殊环境下的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和文化状态。严格地说，虽然深化了，提供的东西却并不比《厚土》多很多。
在乡土创作中，面的拓展，新矛盾的介入，人物的多样性，仍很突出；刘庆邦、李佩甫、何申、关仁山、刘醒龙、李贯通、刘玉堂、阎连科、赵熙、赵剑平、谭文峰、张继、常捍江等人仍很活跃，各有新人耳目的作品出世。关仁山的《太极地》和《落魂天》都是发生在作者故乡渤海湾的故事，都有一种外资和金钱形成的力量介入，极大地摇撼着古老土地上的生活秩序，人际关系和人的心态，不论对借太极地发财的人，还是海上捞尸人老顺子，他们都不再有商品化初期的心绪了。谭文峰的中篇《走过乡村》，也许是去年最令人震动的农村小说，它直面当今农村的现实，决不讳饰和退缩，具有现实主义的品格。像大自然一样纯真美丽的少女倪豆豆，遭到集村长、总经理、人大代表于一身的权势者倪土改的强暴，有冤难伸。蹂躏她的既是权力，又是财富。可悲的是，面对倪土改的恶行，村人、上级、豆豆的家人，均抱息事宁人态度，他们甚至为“私了”而得到的好处暗自窃喜，豆豆的命运便更加恶化。在某种意义上，她的家人和整个乡村都参与了对她的迫害，大家都从她的苦痛中捞到了蝇头微利，多么惨痛！大而言之，是短视的利益和需要强奸了道德和公理。此作令人深思不置。何申的作品近年一直被文坛看好，他有饱满的生活积累，有鲜活多趣的语言功夫，渐成写农村人物和基层干部的能手，别人很难企及，新作《年前年后》围绕李德林其人展开的生活流，较前更为斑斓多彩。如果何申有什么不足，我以为倘若能在保持鲜活的表象的前提下进而挖到一些形而上的、根本性的题旨，就大不一样了。刘玉堂的创作给乡土小说带来一股民谣情调和俚俗风格，十分独特，这主要得力于他的语言和看生活的诙谐眼光，中篇《自家人》恰似一支沂蒙山小调。山东的青年作者张继出手不凡，短篇《杀羊》，写较贫困的乡村，极沉重又极逗乐，完全一派中国式的黑色幽默，可惜没有篇幅细细玩味它了。
为了寻求可靠的道德理想和精神支柱，一些作品在历史与道德的矛盾中探索，其中有的作品则流露出偏执的情绪，值得商榷。我指的是谈歌的《天下荒年》。谈歌是位出色、刻苦的新起作家，他关于国营企业的一系列小说如《年底》《大厂》等，正在引起越来越多的注意。不过，在《天下荒年》里，他却有把道德孤立化、抽象化的倾向。小说有一重要情节：困难时期，饥饿年代，燕家村已饿死了不少人，活着的也都奄奄一息，村支书志河为救人，斗胆从粮库“借”（实为抢）了几袋玉米，孰料分谁谁也不要，且都鄙视志河的丧德行为，眼睁睁地看着志河被枪毙了。此前，作者即渲染燕家村有石碑，刻着村约，教人非礼勿动，村人们何等安贫乐道，还称赞一妇女打死了因饿极而偷了一个红薯的孩子。作者还顺便批评了《犯人李铜钟的故事》，认为不真实，不高尚。原来，作者在寻觅我们民族的高风亮节，他认为村民宁可饿死也不动一粒粮食的品质便是最高美德，并说，忘记了那个年代便是背弃了一种人格，而唯有这种人格才能激扬弱化了的世界。这真叫我有点不明白了，莫非作者主张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么？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谈节操、人格、道德，会得出怎样荒唐的结论啊。这当然并非此作的全部，但这样的谬误实不应该，也许作者太年轻了。这也说明，对精神价值的探索是个复杂问题。
五
讨论当今小说的精神走向，还有一大领域不可忽视，那就是战争文学。去年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有些作品是因它而起的，更多的作品则是作者长期的经营，正好赶上了盛大的纪念。我更关心的是，在这一领域的文学观念和把握方式有何变化。王火的《战争和人》、周而复的《长城万里图》、李尔重的《新战争与和平》等长卷代表着一种趋向，即全景式的史诗规模，庄重的文献价值，政治军事历史的眼光。这是以往少有的。它们的视点也都有所调整，力求超越当时的阶级、党派、政治集团的眼界，站得更高，看得更全。另一种趋向则属民间化的视角，它大力发掘当时的草莽英雄和长期被排除在视野之外的人事，探究国民性的优劣，引出以往不曾注意的教训，如倪景翔的长篇《龙凤旗》、刘全忠的长篇《故渎》、邓友梅的中篇《猎户星座行动》等即是。还有第三种趋向，那就是在半个世纪后重看二战，换了一副眼睛，更关注历史与个体，必然与偶然，情欲与大义，人道与人性这些因素。如尤凤伟的《生命通道》《五月乡战》《远去的二姑》，阿成的《赵一曼女士》，陈军的《禹风》，邓一光的《父亲是个兵》等等。关于《父亲是个兵》，我想多说几句。这是用晚辈眼光看父辈的作品，能理解得如此深刻，实为罕见，作者不但理解父亲的血性和威武，更理解父辈的性格矛盾和文化心理冲突。父亲如雕像般站了起来，蕴含着中国农民抗争求解放的历史内容。缺点是多少有点理念和性格组合的痕迹。
通过以上多方面的但仍显粗疏的考察，我们看到了当今小说家们深入思索时代提出的问题，强化作品精神价值的努力，但又深感超越之难，文学的主体精神和思想魄力发扬得仍不够充分，表象展示多，精神提升少。人们常常提出疑问：为什么在现当代文学史上，包括八十年代，都有许多充满理想和崇高精神的撼人之作，现在怎么很少见了呢，为什么惶惑、迷惘、耽于反思，上下求索的情绪充溢在大量作品中？这当然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一个时段的文学的思想背景和审美风尚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决非文学自身可以决定，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活现实和历史条件，牵涉到整个社会精神文明的建设问题。应该看到，当今社会的价值追求和精神信仰是极其纷纭的，怎样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在不同的价值体系的冲突和交汇中建设起我们健康优美的、丰富多彩的人文精神，怎样贯注正确的人生观、审美观，难度是很大的。我们不会放弃这一追求。但另一方面，文学又非完全被动，它有自己的主体性、独立性、能动性，有自己的优秀传统和创作方法，我们有理由期望文学在坚持从生活出发的前提下，增大思想力度和精神深度。还好，我们的文学倒没有用什么纤绳荡悠悠之类来调笑艰辛，用什么小芳之类来歪曲知青生活的严峻，但我们需要更热烈地呼唤民族灵魂的展现，更勇敢地面对当代生活中的重大矛盾和问题。这就显出了深入生活，深入时代的重要。超越与深入永远是密不可分的。当然，这一切都要通过作家去实现。我很欣赏一位作家在《守住自己》中说的，“作家要坚守住自己的灵魂，就要与实利、喧腾、焦灼的社会氛围对抗，这是一种没有输赢的对抗”。现在，有这种决心和使命感的作家是越来越多了，我们对文学的前景充满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