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主义的“再语境化”——R.罗蒂哲学的实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自然主义论文,语境论文,实质论文,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罗蒂哲学的鲜明立场在于反传统。他批判哲学，超越哲学，宣布基础主义、表征主义的死亡，并试图以新颖的创意开拓哲学发展的新领域。我们在其塑造的一系列丰富的哲学画面中可以看出，罗蒂哲学的实质乃是自然主义的“再语境化”。因而，本文力图阐明自然主义“再语境化”的本质特征、实现条件及其哲学意义，从而合理地阐释和理解罗蒂哲学的深刻内涵。
1 “再语境化”的本质特征
“再语境化”（Recontextualization ）是罗蒂在其哲学中对“语境”概念的重构。它所要表明的是，人类思想是信念、欲望或语句态度之网，这个网在不断的重新编织中接纳新的信念、欲望或语句态度，从而在动态的过程中不断地建构新的语境。具体地讲，“再语境化”的基础是语境，它可分为两种：一是给特定态度集合中先前存在的语句增加新的语句态度；二是获得前所未有的语句态度和真值候选者。〔1 〕“再语境化”是后者的特例，即在认识过程中随着信念数量的增加，原有信念改变的幅度越来越大，就有可能出现的一个新语境。罗蒂就试图以“再语境化”方法的展开和拓进去终结传统的形而上学，实现其有意义的哲学变革。
另一方面，“再语境化”也是用美的语境化的艺术特征而非严格的逻辑推演去继续哲学的对话，即以叙述的方式重新描述事物，从而创造崭新的语言行为模式。这种重新描述要求把一切研究看作重新编织信念而非发现客体的本质，研究的目标不是获得真理而是信念间的协调和一致，同时，除了具体信念之外不存在独立的实体。因此，我们认识客观真理的愿望被“再语境化”的编织愿望所替代，只需将一种描述与另一种描述相比较，而不必诉诸任何描述所依赖或还原的更高级、更根本的存在。正是在这个基底上，它不主张以新的方式重操旧事，而是倡导断裂、摧毁、消解和再造，力图“尽可能忽略明显无用的传统问题，以一系列新的、有意义的问题取而代之。”〔2〕所以， 凝聚了“再语境化”的重新描述思想，在某种程度上渗透了“后现代性”的思维趋向。
另外，为了准确地“再语境化”，理解它在罗蒂哲学中的核心作用，我们需要认真分析罗蒂赋予“再语境化”的如下两个特征：
（1）一切都在语境之内。“再语境化”即重新设置语境， 其前提在于消除语境和客体二元对立的界限，确保所有客体都在被语境化的疆域之内。也就是说，所有语境之内的研究对象都是可描述的，并在被描述中与其他事物发生关联。这就类似于“数”的概念，它不包含任何本质化了的存在，其存在意义就体现在与其他数的相互关联之中。正如罗蒂所说，“可以把事物消解为怀特海式的事件，也可把事件看作是亚里士多德式事物之间的关联。”〔3〕在这里， 语境对象可根据不同人的意向态度被看作某种“术语”或“关系”。因此，坚持区分事物“是其所是”和“我们描述其所是”，没有任何根本的意义。此外，在“再语境化”中我们仅需信念和欲望之间的证明关系与可能世界各部分之间的因果关系，而不需“准确表征”和“对应符合”的观念。这样，“再语境化”把客体消解成功能，把本质转换为瞬间关注点，把认识当作信念与欲望之间的成功编织，从而把“表征”彻底地解构了。由此，主客体的区分、精神和物质的对立消失了，所有传统的二元论似乎都在语境面前显得无能为力。
（2）所有语境都是平等的。 “再语境化”的目标之一在于消除那些与“硬”事实相对应并具有特权、成为范式的特殊语境，倡导平等对话的权利。而这种平等的实现依赖于绝对真理观念的消除：首先，主张“真理是发明的”而非“发现的”；真理不是自在的，不是对自在存在的主观表征，而是语句的特性；而语句是由人类所创造，所以真理是人类的发明物。在此罗蒂所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人类精神，就没有真理价值的承载者，也就没有真理。其次，用“真性”取代“真理”。事实上，当人们确信某种“真”时，它并不受外在世界、自在领域或其他形式的限制。在这里并不需确定“真理所是”，而只是表明，断言事物具有某种可保证的确定性时，我们仅只是承诺了事物的“真实性”。一旦离开对事物的直观，特定的信息和可确定性标准就会改变。这样，“真”就成为一种“合目的性”，它因对环境和其他事物的适合程度不同而存在着差异。所以，“真理不是自在的，这并非因为它是一种超时空的存在，而是因为它根本就不是存在。在此，‘真’这个词仅只是所采纳的非限定性形容词的具体实践。”〔4〕不言而喻， 罗蒂是要人们以最“弱”的态度对待真理，以避免在对应论的基础上导致对真理的解释、分析和理解的谬误。这样一来，绝对真理观念的消除便为“再语境化”确定了目标和动力。
“再语境化”的以上两个特征展现了罗蒂哲学的基本立场和主张，构成了其推行“再语境化”的方法论保障和条件。与这两个特征密切相关的是罗蒂对世界的态度，而且只有处理好“世界问题”，“一切都在语境之内”和“所有语境都是平等的”才可被理解和接受。不过，正是这个问题常使罗蒂陷入困境，使他在不同场合对“世界”做出了不同的论述。但无论如何，“没有固定特性”的世界是其自然主义“再语境化”的立足点。罗蒂的世界观可大致归纳如下：
其一，常识意义上的事物是自在的，但作为研究的对象却是可描述的，并且所有研究都具有“视角主义”的趋势。因而，世界本身如果不与人类的描述行为相关就不可能具有真假和意义，所以，自在意义上的世界与我们的研究无关。其二，世界本身不能充当准确表征的标准。世界不具有在可选择语句间进行表决的功能，不能使词汇或语言游戏为真。世界可以决定单个不同语句之间的竞争，这表明世界包含了信念合理性的原因。但从单个语句转向整体语言游戏时，世界决定真陈述的观念就不再有任何意义了，因为很难想像是由于世界的原因使牛顿的术语优化于亚里士多德的术语。同时，不能想像世界中存在等待我们去发现的语汇，即使牛顿语汇比亚氏语汇更有利于预测世界，也并不表明世界在言说牛顿术语，因此，“世界沉默不语，只有我们在言说。”〔5 〕其三，我们所关注的世界是一个没有内在本质的世界。这种世界观并非以丧失世界而突出自我，而是要完全摆脱主客二元论的对立。罗蒂曾明确地指出，“我极力推出的立场既非主观或客观，也非精神或物质，而是尽可能地取消这种区分。……我不想再使用主体和世界之间的对立，以便消除实在论与反实在论的问题。”〔6〕也就是说， 世界不是某种自在的存在，不是用来证实预测是否正确的事实基础，也不是永远超越于现象世界的永恒的本体域。在此，不是世界表明了自身是独立于语言的存在，而是使用中的语言展示了世界的存在。因而，“世界是语言使用的实体化。”〔7 〕在研究中我们所关注的世界仅是语境化了的对象世界，那种自然自在的世界只能被“悬置”一旁。在这里，罗蒂试图取消世界的神秘性和神怪性，将其纳入信念和欲望之网的“再编织”。而且，“没有固定特性”的世界使“再语境化”不需要对传统认识论“说什么”，所需做的仅只是诉诸于新世界观和语言观下的“自由对话”。
必须指出的是，罗蒂的这种哲学“再语境化”代表了一种自然主义哲学的发展形态。这种自然主义表现了非还原论、物理主义、结构主义、多元论及自由主义的某种混合研究模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再语境化”是自然主义的历史继承、发展和开拓，同时它自身也需要自然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保障。所以，一方面在“再语境化”中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二元论的哲学重构，使它具备了当代美国自然主义的哲学气质；另一方面，非决定论的、达尔文主义式的知识论和真理观成为其哲学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一方面“再语境化”在创造新词汇的过程中引导了自然主义哲学的新形态；另一方面，“再语境化”诉诸于连续的“语言使用之网再编织”的原因。不过，“再语境化”作为一种极端化了的自然主义形态，在强调进化性和语境性的同时存在着否定传统知识论的价值倾向。所以，它不仅反对传统的哲学主张，而且要求走出传统哲学史，重塑哲学的形象。
2 “再语境化”的实现条件
以自然主义为基底的“再语境化”，需要自然主义语言观的展开和扩张而得以实现。之所以这种语言观的转换是实现“再语境化”的基本保障，我们可以从自然主义语言观的基本特性中去理解它的地位和作用。
自然主义语言观是既非还原论也非扩张论的，它是融自然主义与实用主义发展趋向于一体的语言观。具体地讲，它在以下三个方面体现了“自然主义”的基本特征：
第一，没有非语言的存在。凡是可以思想的，都在语言之内，语言不仅是构成信念、欲望的基础，而且是提供认识的唯一通道。任一信念都需诉诸某种语言才能形成，而且语言在此并非是对外在实在的模写，而是用来处置外在实在的工具。通常的本质主义认为我们拥有前语言的对象知识，这些知识非语言所能把握；而自然主义语言观则认为，任何思想和认识都不能摆脱语言的作用，都必须通过语言的形式得以完成。当然，自然主义语言观并不否认外界事物的存在，只是认为这种独立于语言作用的存在是否有意义才是问题的关键。同时，语言是自然的一部分，它和人类一同进化，并确认了事物之间的关联性和存在的意义。这样，一方面，语言作为人类使用的自然的一部分，其本身的存在目的是为了处置自然的其他部分；另一方面，随着新词汇的不断出现，任何叙述都必须与新的社会环境相适应。无论如何，在语言之内消除强加于存在之上的任何先验或超验的范畴或本质，强调存在的意义就在于对象之间的相互关联，把语言与其所表述的对象看作是统一的，从而坚持语言表述就是实在本身，这正是自然主义语言观的实质。
第二，语言在使用中是偶然的。这也就是把语言看作是可选择的工具而非拼图玩具，强调使用中的偶然性而非本质性。因为语言作为进化的产物，其词汇既不需要自身还原，也不必归属于超语汇的统一体；同时，尽管任何词汇相对于语境目的都是必要的，但却不需去表征或表达任何本质。因此，语言在使用中只关注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因果关系，否认表征或表达的充足性，从而使语言及文化的进化成为偶然性塑造的结果。在这个问题上，罗蒂曾明确指出：“我所谓‘语言的偶然性’是指这种事实，即我们无法超越使用中的词汇去寻找元词汇，以使其能够说明各种可能的判断和感觉的方式。我所设想的是历史主义唯名论的文化需要和未来及过去相关联的叙述。更重要的是，对未来乌托邦的认识和想象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对自由不断丰富的认识，而不是向既存真理的回归。”〔8〕因此，一方面，从语言的进化性来看， 它本身是自在的，无需任何外在本质的约束；另一方面，语言表述了事物之间的因果关联，从而保证了语言使用的连续性。所以，这种语言观不是扩展本质主义的中介，而是体现历史主义、实用主义和自然主义精神的方法论途径。
第三，“意义”产生于语词的直接使用。语言并非介于主客体之间构成认识障碍的第三者。在传统框架中，语言需要从表达“指谓”和表征“事实”中获得意义。而自然主义语言观认为，语言本身无任何限定的意义，语词使用中的关联性、因果性和适当性产生了意义。所以，语言是现实观念的进化，是一种不断消除旧形式的新的存在方式。在“意义”问题上的这种观点，试图从纯粹行为主义的角度去解释语言的意义，从而反对超验主义和实证主义的语言观，强调语境的重要性。
不难看出，自然主义的语言观为推进“再语境化”提供了内在动力，构造了一种叙述主义的方法，使它既作为重构文化哲学新形态的基石，同时又展现了“再语境化”的形式特征。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首先，自然主义语言观的非中介性和非表征性表明了“再语境化”要求平等对话的根本目的。这也就是说，语言背后没有作为其“基础”或它所“表达”的存在，它只是一种提示物而非形而上学的东西。在这里，言语不仅没有外化内部表征而且根本不是表征，语句也只与其他语句而非世界相关联。这样一来，相互依存的“关联性”代替了客观的“本质性”，保障语言充足性的前语言意识和事物的内在本质便被消解了。因此，语境成为认识的必要前提和基本单位，而且不同语境之间不存在本质主义的等级划分。
其次，自然主义语言观的工具性和创造性体现了“再语境化”的内在要求。“再语境化”试图以新的方式重构对象，再造新环境，而语言的工具性恰好是满足这种创造性需求的手段。从本质上讲，自然主义语言观要通过工具性隐喻突出语词使用中的自足性和创造性。而且，语言随着历史发展而自然地增长，旧隐喻不断消亡，新隐喻在不断地工具化和文学化，由此形成信念和欲望“再语境化”的链条。在此，语言并非在摹写，而是根据语境的新要求在创造，这是构造新语境的内在动力和必要条件。
再次，自然主义语言观的历史性隐喻是“再语境化”的基本形式。隐喻是一种在严格意义上不直接产生意义的言谈方式，是在语境中编织信念和欲望之网的基本工具。而隐喻的产生和消亡与社会历史和文化环境的改变息息相关，是社会历史沉淀的产物，能够联结语言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并使之保持活力。因而，“再语境化”的过程就是新旧隐喻交替的过程，虽然在社会化和历史化的进程中它们不断地转换范式，但各个范式之间却是自然演进的连续发展。
最后，自然主义语言观的效用性展示了“再语境化”的意义。“再语境化”的现实意图在于更成功地应付环境，所以，“语言就是人类使用符号和声音去得到其所需的存在。”〔9〕可见， 语言的基本功能在于满足生存的各个层面的需求，它无需还原为物理的或精神的实在，其意义在于直接的预测作用。语言的这种效用性决定了其存在是直接当下的，没有独立于具体语言的“语言本质”之类的存在。
自然主义语言观的非表征性、创造性、历史性和效用性集中展现了“再语境化”的目的、要求、形式和意义。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罗蒂认为在新语境基底上对笛卡尔问题的解构不仅是对哲学难题的消解，而且是对哲学思想和生活本身的一种改变，类似于人类思想对基督教概念的解构。这表明，一方面传统哲学的终结不会一蹴而就地发生；另一方面，自然主义“再语境化”的趋向却象强烈的诗人在沉思中产生新隐喻而不再消极地写作一样，哲学运动开始了自我确定的新时代，这也正是罗蒂自然主义语言观的构想。
正基于此，自然主义语言观成为“再语境化”的实现条件，而指称观的转变则是这种语言观形成的关键。为了彻底摆脱语言哲学的困境，以及唯心论和实在论、表征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所有冲突，完成哲学“再语境化”的设想，罗蒂对指称问题给出了他自己独特的解决方式。
首先，罗蒂认为语言哲学中，“虚构真”的困惑是由指称意义的混淆而致，他由此区分了三种指称，指称1即常识意义上的“所论”， 指特定语词表达和某种非存在对象之间的纯“意向”关系；指称3 是哲学意义上的指称，指存在于语词和特定现实之间的实际关系；指称2 则是一种中间信念，它能使我们纠正指称过时的理论实体和非存在物的误导。
其次，罗蒂认为哲学家的指称观是纯技术性的观念。在哲学家看来，如果没有实际被指称的对象，这一指称是无效的。而日常意义上谈论某物并不必然包含这一所谈之物的存在性问题。因此，哲学家的指称概念可以用“真正所论”来取代，而日常意义上的指称则是指存在于特定词语表达和我们认为具有存在性的对象之间的关系，在此，主观上认为具有“存在性”和真正地“存在”具有本质的差异。“指称”的日常意义也十分不同于专业化的哲学意义，而正是这二者混杂的结果使哲学家们能够为具体的指称理论宣称直指的基础。但是，一旦从单个语句转向普遍的实在就不再有哲学家的指称理论可依赖的直觉经验了。所以，哲学的指称理论在日常应用中只是一种“欺骗行为”，指称表达与其对象之间的关系不能也没有必要进行普遍而实在的说明，语言的意义无法从这种关系中取得。因而，意向性在指称中的决定作用就显而易见，如果言谈者没有意识到他在指称X，他的言语就不能指称X，但却可能指称一个非存在。这样一来，虚构和真实之间的普遍差异就被消解了。
再次，在这种指称观的意义上，罗蒂把“虚构真”纳入“实际真”之中，强调指称并不保证陈述的“真”，“真”来自它的合目的性。如果我们仅关注单个语句和世界的关联就会沉溺于成功指称对真理的保障，一旦转向整个词汇或虚构物时，这种保障关系便显得苍白无力。因而，在罗蒂看来，既有关于虚构物、价值和数的真陈述，也有关于席子上的猫的真陈述，而以后者的模式去分析前者是无意义的。所以，语言表明了一种存在性，而无需过多关注其直指性，语言的意义及其“真”正是来自语词的直接使用和语境的一致性。
不难看出，罗蒂试图通过消解“真”与“虚构真”之间的差别来排除传统语义学困境，进行语义学和认识论的彻底分离，以纯粹游戏的方式去对待语言哲学的发展。因为，只有在这种实用主义化和自然主义化的基底上语言才可能成为非中介性、工具性和隐喻化的存在，词汇之间才能创造性地自由选择，从而推进信念和欲望之网的再编织。所以，罗蒂的指称观促进了语言观的自然主义转向，形成了自然主义的语义学，体现了“再语境化”的认识论趋向。罗蒂期望人们有理由相信客体的真正特性嵌在语言之中，并且这种语言观的一个重要倾向是它的释义的社会化，即“参照社会使我们所言说的”来判定语句的真值条件。总之，罗蒂哲学的自然主义和唯名论特征推进了语言观的整体论化和语境化，在某种程度上实施了传统哲学和文化哲学之间的范式转换，重建了语言自然主义的哲学本质，与现代知识的标准在于向主体表征的还原趋向相反，力图消除思辨哲学的影响，解构现代认识论的解释框架，并在这种本质上去构建乌邦托的未来。
3 “再语境化”的哲学意义
作为语言的自然主义者、诗性的叙述主义者和唯名论的历史主义者，罗蒂以语言为中心扩展和外化其哲学主张，强调了语言的不可还原性和内在的自明性，力促哲学发展由“语言转向”过渡为“文学转向”，使“文学的生活”成为最令人愉悦的事情。作为这种转变的内在动力的“再语境化”，要求人们以新的方式重新描述现实事物，直到创造出可接受的下一代语言行为模式。因此，我们所能做的仅是对所有现象的重描，而不存在任何“第一哲学”的印迹。这一点体现在“再语境化”的两个哲学趋向上，即“后哲学”文化的趋向以及英美与大陆哲学融合的趋向。
第一，“后哲学文化”体现了“再语境化”的内在目标和本质。“后哲学文化”是罗蒂哲学方法论演化的自然结果，是构想未来的蓝图，其自身旨在启蒙下一代的“新语境”。在此，传统哲学终结了，笛卡尔主义的文化氛围消失了，呈现出的仅是对传统哲学本体的消解。在罗蒂看来：
首先，“后哲学文化”是反基础主义、反表征主义和反科学主义的。因为在这种文化中没有可参照的客观世界的标准、理性的标准和科学的标准。文化的各个部分是平等的、关联的，任何事物都存在于与他物的关联之中。在此不需要任何基础，与18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不同，科学已不再是最有意义、最有前途的文化领域。科学主义、基础主义的精神不再是哲学的范型，“后哲学”中的文化英雄只是诗人而非科学家。
其次，“后哲学文化”是以“小写”哲学代替“大写”哲学的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不存在任何“大写”的哲学家，“不需要解决特殊问题，没有任何特殊的‘方法’，没有任何特殊的学科标准，没有任何专业的自我形象。”〔10〕哲学只是对其“思想中的时代进行把握”，发挥“文化批判”的功能。超验的、客观的、论证性的哲学形象消失了，自由的、平等的、有趣的哲学对话代替了传统的哲学论题。
再次，“后哲学文化”是一种“文学文化”，“再语境化”的研究不涉及认识、语言或指称的本质，批评家、历史学家及人类学家没有独立的专业，他们只在叙述相互补充的叙事。人们追求“文学文化”特有的各种语汇之间非论证性的比较和对照。在此，“后哲学文化”把文学和哲学文本编织在一起，形成由真正隐喻所规定的写作文本。
由此可见，在“后哲学文化”中取消了传统哲学的基础主义、表征主义和本质主义语汇，摧毁了哲学的基础性和科学性形象，成为以自然主义“再语境化”为核心的人类对话方式，从而表明了某种新语境的诞生和新哲学形态的浮现。可以说，无论这种构想能否成为现实，都呈现了罗蒂以自然主义语境论为核心重构哲学的本质趋向。
第二，推进“英美”和“大陆”哲学的融合趋势构成了“再语境化”的核心意义。罗蒂哲学的目标之一在于克服“科学文化”和“文学文化”的断裂，克服“分析哲学”和“大陆哲学”的分割。在他看来，自然主义的“再语境化”能够代表两岸哲学发展的最新趋向，因为他们正是以整体论和历史主义为相交点，以语言的自然主义为相互渗透的基础，以重新语境化为发展的内在要求的。虽然这种看法不无夸张，但它一方面代表了20世纪哲学发展的某种趋势，另一方面体现了罗蒂哲学自身发展的特定动因，当是不言而喻的。
“英美”和“大陆”的区分从不同侧面代表了两个不同的哲学主题，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哲学情绪。英美哲学以“语言学转向”为核心，强调逻辑理性结构的经验性，其方法论的合理性因素包含在对科学理论语言的分析之中。而二十世纪贯穿于大陆哲学思想中的三个主题是：文化批判、对研究背景和语境的关注以及自我的失落，与此相映的是反科学主义的情绪。长期以来，大陆传统蔑视英美哲学的“自然主义”、“经验主义”和“还原论”为“不治之症”，而英美传统则反感“大陆”的历史主义、唯心主义和结构主义。同时，大陆哲学家从各个角度维护和延续思辨哲学的“方法”，而英美哲学家、尤其是“后奎因”哲学家则表现出对思辨“方法”的排斥和疏远。这两个传统在相互“对抗”中展现了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不同风格。
罗蒂立足于“合流”的趋势，认为将来这“两个传统具有共同的名称——哲学， 将会是不可避免的历史事件”， 这种热望建立在罗蒂对20世纪哲学发展的洞察及对这种趋向的积极推进上。〔11〕在他看来，两岸哲学唯一可沟通的桥梁是反二元论及反本质主义的特征，这主要体现在“后尼采”的大陆哲学家和“后达尔文”的英美哲学家思想中，因为他们表现出了对实用主义和自然主义的趋近，即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在社会的建构，任何意识都是语言的功能，所以我们不能超越语言的行为界限。因而，对于英美哲学和大陆哲学而言，重要的不是他们过去的传统，而是它们现在所具有的这种共同的趋向性。英美哲学中对待语言的自然主义和行为主义的态度促使哲学的发展超越了康德的“动机”，而最能体现大陆“后尼采”哲学精华的是如何在非表征主义、非逻辑主义的描述下去看待事物。正是依据这样的背景，罗蒂认为以自然主义作为两岸哲学的共同趋向有助于把“后尼采”的大陆哲学和“后达尔文”的英美哲学聚合在“再语境化”的研究基点上，从而恰当地集中体现两岸哲学的最新发展。当然，这两个传统是否具有“合流”的必然性，它们的途径和方法是否如罗蒂所论，则是可争辩的。
事实上，在展示“再语境化”的过程中，罗蒂一方面试图以彻底的“决裂”保障新形式对话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他又无法真正摆脱与传统哲学的“关联性”，从而陷入“哲学家”与“诗人”二难选择的困境。从对语言哲学的关注及对传统哲学批判的角度来看，他是哲学家；但从这种批判的结果来看，他似乎更像一个诗人。这种二元性恰是自然主义“再语境化”在方法论上具有内在矛盾的本质呈现。因此，虽然罗蒂哲学具有特定的创造性和吸引力，使人们感到有趣和新奇，但它并未现实地真正引导了哲学的新潮流。罗蒂哲学的这种命运是某种历史的必然，也是必然的历史。
无论如何，罗蒂的“再语境化”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方法论启示。首先，哲学的生命力植根于科学和社会范式的转换。在不同的语境中，哲学的主题、功能和范围不同，任何哲学新形态的产生都是一个“再语境化”的过程，因此，哲学的进步成为不断地创造新语境的动态的历史序列。其次，“再语境化”不仅确定了发展的动力，体现了自然的进化性，而且强调了各语境之间及语境内部的连续性和关联性，从而展示了语境观的整体论性。这些都需要我们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以便在自然主义的“再语境化”中挖掘更有意义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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