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年龄结构对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
——基于三期迭代模型的理论分析及经验证据*
冯正强，刘 婷
(中南大学 商学院，长沙 410083)
摘 要： 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不但取决于要素总量，还受要素结构的影响，因而要素结构的变化会对出口结构产生影响。三期迭代模型分析表明，人口年龄结构不仅会影响劳动力供给总量，还会通过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变化对生产结构和资本存量产生影响，进而对出口产品结构产生影响，具体表现为老龄化和少子化程度的提高会促使出口比较优势和出口产品结构向资本密集型产品偏移。对2003—2015年140个国家和地区的实证分析表明：老年抚养比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正相关，少儿抚养比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负相关；随着老龄化和少子化程度以及收入水平的提高，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对出口产品结构的边际影响逐渐减小。中国应适应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实现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
关键词： 人口年龄结构；出口产品结构；比较优势；老龄化；少子化；老年抚养比；少儿抚养比；三期迭代模型
一、引言
贸易结构是贸易理论中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无论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还是要素禀赋论，都认为各国家进行贸易是基于本国的比较优势的[1]，即应大规模生产使用本国相对丰裕要素的产品，进口本国相对稀缺要素生产的产品，这样将有助于增加贸易双方的福利。而一国的人口状况及其变化会对该国的要素禀赋产生重要影响。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少子化、老龄化现象凸显，劳动力要素供给面临减少，但这种变化的程度和时间存在很大的国别差异[2]。因此，人口年龄结构及其变化的差异可能会对不同国家的贸易结构产生不同的影响。
早期的研究主要分析人口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3- 4]，而在外贸领域前期研究更多关注的是人口结构通过储蓄率对经常账户的影响[5- 7]。近年来研究的重点转向了从国际比较的视角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对出口比较优势的影响。田巍等(2013)将人口劳动力比引入贸易引力方程，发现人口结构对双边贸易不仅具有规模效应还具有结构性效应，人口结构的变化将改变要素禀赋，进而改变出口结构特征[8]。王有鑫等(2016)通过建立一个包含两部门的跨期迭代模型，将人口出生率和人均预期寿命变量同时引入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人口老龄化程度高的国家在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上具有比较优势[9]。武康平(2018)认为人口年龄结构会影响比较优势，进而影响贸易模式[10]。
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以下拓展：一是理论上，在王有鑫等(2016)的两期迭代模型基础上发展三期迭代模型，进一步推导不同的人口抚养比(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对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二是经验分析上，利用140个国家和地区2003—2015年6分位(HS12)产品层面的贸易数据，分析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对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并区分不同的老龄化和少子化程度以及收入水平，探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不同国家出口产品结构影响的差异性。
二、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出口产品结构的理论模型
借鉴王有鑫等(2016)的做法，假定存在两种产品：产品1是资本密集型产品，主要用来投资和消费；产品2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仅用于消费[9]。
1.生产者市场
建立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X (t )=L α K β μ 。L 为投入的劳动力，K 为投入的资本(一般指固定资产净值)，α 为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 为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μ 为随机干扰的影响(≤1)。生产函数的参数在各个部门之间是不同的，但是每个部门内部企业生产函数的参数是相同的。因此总产出可以表示为：
令x it =X it /N t 、k it =K it /N t 、l it =L it /N t 分别表示在i 部门的每个工作者提供的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假设资本不随时间贬值，α >β (这也符合前面的假设)，p t 为t 期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相对价格，生产部门具有竞争力，生产i 产品的代表性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需满足如下条件：
写字楼林立的杭州文三路上，一场餐饮新零售的变革正在上演。排队、点餐、下单、取餐，整个用餐过程的核心环节全部依靠消费者独立完成，就连菜品推荐、营销方案也都由系统基于口碑大数据自主完成。这个有别于传统快餐门店的五芳斋无人智慧餐厅，处处散发着科技的色彩，自助点餐、智能取餐柜、24 小时无人零售机等新元素都一一落地。
l 1t +l 2t =l k 1t +k 2t =k
2.消费者市场
ϑ=σ+φ
其中，b t 、c t+1 、d t+2 分别是个体在少儿、成年、老年时的消费指数，假设子女消费占父母收入的比例为a ，ρ 为效用的时间贴现率，成年的生存期限标准化为1，老年的生存期限为λ ∈(0,1)，人均预期寿命越长,λ 则越大，那么三期的消费、储蓄率和收入的关系(预算约束)可以写为：
b 1t-1 +p t-1 b 2t-1 =aw t s t +c 1t +p t c 2t =(1-a )w t d 1t+1 +p t+1 d 2t+1 =(1+λr t+1 )s t
2.3.3 正交试验设计与结果 在单因素试验的基础上，以十八醇用量（A）、HPMC用量（B）、碳酸氢钠用量（C）为考察因素，以8 h漂浮率、圆整度和收率的综合评分（Q）[Q＝收率×100－圆整度－2×（100－8 h漂浮率×100）]为指标，每个因素选取3个水平，采用L9（34）正交表设计试验。因素与水平见表1，正交试验设计与结果见表2。
范玲介绍，实施延伸护理服务以来，医院随访率从30%逐渐提升至现今的将近90%。“多个社区延伸护理服务实践基地即将挂牌。”
其中，p 是产品2的相对价格，w t 和s t 是个体在成年期的工资和储蓄，r t+1 表示t +1期的利率。消费者为最大化自身效用必须满足上述预算约束，并有代内和代际两重最优化问题。其中，代内最优化问题可以利用支出函数改写。采用王有鑫(2016)的做法，把单位支出函数看作消费指数的平均价格，令e b (p )、e c (p )和e d (p )为单位支出函数，则有：
假设老年人没有遗产动机，在当期消耗全部财富，只有转移到下期的资本是当前成年人的储蓄，则K t+1 =[(1-α )w t -c 1t -p t c 2t ]L t 。其中L t+1 表示t +1期成年人的数目，假设每个成年人有(1+n )个子女，即人口以n 的速度增长，那么L t+1 =(1+n )L t ，则t +1期的人均资本存量k t+1 为：
E c (p ,c )≡minc1,c 2{c 1+pc 2：c ≤C (c 1,c 2)}=e c (p )c
E d (p ,c )≡mind1,d 2{d 1+pd 2：d ≤D (c 1,c 2)}=e d (p )d
将预算约束和单位支出函数代入效应函数：
本文使用DEA Solver Pro 5.0及DEAP2.1进行运算，对青岛市市北区29家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机构进行服务效率测算，测算结果视为综合绩效评价结果（见表4）。
观察组患儿采用小儿推拿法治疗,将运八卦、补大肠、补脾经作为治疗的指导原则,对患儿进行捏脊,同时按摩其腹部、揉其四横纹;随后选取患儿的天枢穴、气海穴、内关穴、脾俞穴、肾俞穴、足三里等,用双手的拇指对其进行按压。按照过程中注意力道适中,同时考虑患儿的中医辨证情况,若存在食滞伤脾现象,则选择板门穴同时对患儿进行按揉,若存在脾胃虚弱现象则同时选择患儿的七节骨,每天推拿治疗控制在30-45分钟左右,每天推拿1次,连续治疗21天为1个疗程,本次治疗1个疗程[1]。
代间最优化问题应满足约束条件：
进而可知，个人储蓄与人均预期寿命正相关，与少儿期的消费占比负相关。可求出个体在少儿期、成年期以及老年期的最优消费指数：
3.生产要素市场
E b (p ,c )≡minb1,b 2{b 1+pb 2：b ≤B (c 1,c 2)}=e b (p )b
ln cexsi,t=α0+α1ln droi,t+ξCi,t+εi,tln cexsi,t=β0+β1ln dryi,t+ξCi,t+εi,t
收入效应为：
具有地方高校特色的公共数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应用范围广，受益面大，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实践运用效果好，对深化地方高校公共数学课程教学改革，提高非数学类专业学生参加全国及全省数学竞赛以及数学建模竞赛等学科竞赛成绩、考研率和就业竞争力等方面，有着较大的推动作用．实现了培养目标的达成度、社会需求的适应度以及学生和用人单位的满意度[8]．但具有地方高校特色校校协同的公共数学课程教学模式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任重道远，是一个庞大的有挑战性的课题，分类分级教学改革涉及问题千头万绪，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地完善．
(3) 放坡开挖地下一层，待放坡施工完毕后，开挖土方至基坑地下一层结构板处，施作地下一层环板及角部桁架支撑。
根据瓦尔拉斯定律，上述两个方程中一个方程会自动满足，则在人均条件下表示为：
4.动态均衡
参考Naito等(2009)的研究定义GDP函数[13]：
G (p ,K ,L )≡maxXj ,K j ,L j {X 1+pX 2：F j (K j ,L j )≥X j ,K ≥K 1+K 2,L ≥L 1+L 2}或
G (p ,K ,L )≡minr,w {rK +wL ：1≤γ 1(r ,w ),p ≤γ 2(r ,w )}
假定无要素密集度逆转，从后一个方程可以得到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关系式：r =r (p ),w =w (p )。代入目标函数可得：G (p ,K ,L )=g (p ,k )L 。其中，g (p ,k )=r (p )k +w (p )是人均GDP。在稳定状态下，各个变量不随时间变化，即：
《点绛唇·蹴罢秋千》是笺注中收录的第一首词，也是我最为喜爱的一首。“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将一个遇见心上人、害羞的少女形象跃然于纸，害羞、好奇、爱恋的女儿情态展露无遗。读了笺注方知，李清照此时尚未十八，能写出这样的词作，实在是太令人拜服。想我十八时，尽是些胡言乱语，不知所云，真真惭愧。李清照的文华与笔墨，在此时逐渐显现出来，少年便有诗名。
k =k t =k s p =p t =p s b =b t =b s c =c t =c s d =d t =d s s →
则有：
由上式可得到动态系统的稳态解。假设产品2的补偿预算线为：
乐菡(2018)认为人口转型会带来消费结构的转变[11]。在王有鑫(2014)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拓展[12]，将人的一生分为三期，即少儿期、成年期和老年期，每一时期同时存在三种类型的人，即少儿、成年人和老年人。少儿不从事工作，主要由成年人抚养；成年人有工资收入，一部分用于本期消费，一部分用于抚养子女，剩下的部分用于储蓄以支付老年期的消费；老年人没有工资收入，用成年期的储蓄及收益进行消费，且在老年期结束后没有遗产留给后代。消费者的效用函数为：
消费和生产的替代效用为：
X 1t =L t+1 b 1t +L t c 1t +L t-1 d 1t +K t+1 X 2t =L t+1 b 2t +L t c 2t +L t-1 d 2t
要求从业人员是具备职业道德、掌握康复基础知识及过硬专业技能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具备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康复护理院、疗养院、养老院、老年福利院、居家养老服务及日间照料中心等各类机构，运用现代康复治疗技术对常见老年病、慢性病进行康复评估与治疗，并具备老年社会工作管理能力，具有爱心、耐心及责任心等良好职业道德、人文素养、创新精神的高素质技能型老年康复治疗人才非常必要[7]。
⟺
产品1为资本密集型产品，产品2为劳动密集型产品，
那么：
根据微观经济学，对于正常产品收入效用与替代效应是同向的，对于低档品收入效用与替代效应反向且绝对值上替代效用大于收入效用，所以总效应ϑ<0。
于是有：
也就是说，在一国国内，少儿抚养比的增加会使得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稳态价格下降，人口预期寿命的提高会使得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稳态价格上升。
根据Naito等(2009)的研究可知：
5.贸易国引入
假定存在A 、B 两国，分别是人口增长率高、低的国家，两国进行自由贸易并使得两国的价格相等，即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两个国家的初始人口、资本和劳动力的禀赋相同，人口增长率n(nA>nB)的不同也将使A 国在第一期之后成为劳动相对丰富的国家。一方面，A 国的劳动力增长速度快于B 国；另一方面，由于A 国的人口增长率高，A 国的成年人比重将高于B 国。由于资源禀赋的变化，劳动力相对丰富的A 国会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2，而资本相对丰富的B 国会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1。也就是说，老年抚养比较高和少儿抚养比较低的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稳态价格较高，不利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具有出口比较优势；相反，老年抚养比较低和少儿抚养比较高的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出口比较优势。
三、实证分析及结果
1.模型设定与数据说明
结合前文理论分析，为了检验人口年龄结构对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通过上式可知，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口出生率、少年期的消费占比、失业率负相关，与人均预期寿命正相关。人口出生率越低，劳动人口就越少，个人掌握的资本存量就越多；少年期的消费占比越高，在成年人消费水平不变的情况下，个人储蓄越小，社会资本存量越少，人均资本存量也越少；失业率越高，就业人口越少，全社会的总储蓄越少，人均资本存量也越低；人均预期寿命越长，消费者会在成年期增加更多储蓄以满足老年期的消费，进而增加资本存量。市场出清的条件可以表示为：
其中，下i标代表国家或地区，t代表时间，ε为随机扰动项，cexs i,t 为地区在年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dro 为老年抚养比、dry 为少年人口抚养比，分别用65岁以上人口与15～64岁人口的比值和0～14岁人口与15～64岁人口的比值表示。C 为控制变量，主要包括：金融发展水平(用银行部门提供的国内信贷与GDP之比的对数衡量)、储蓄率(用全部储蓄与国民总收入之比的对数衡量)、人均GDP(用GDP总量与人口数量之比的对数衡量)、人均资本存量(用资本存量与人口数量之比的对数衡量)、教育支出(用教育支出占GNI比重的对数衡量)、研发支出(用研发投入占GDP比重的对数衡量)、医疗支出(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医疗支出与GDP之比的对数衡量)。
本文在计算各国出口产品结构时按照Lall(2000)的方法，将低技术产品归为劳动密集型部门，中高技术产品归为资本密集型部门[14]。利用COMTRADE数据库中HS12版本下的6分位产品贸易数据得到出口产品结构，人口抚养比、金融发展水平、人均资本存量、储蓄率、人均GDP、教育支出以及医疗支出均来自世界发展指数(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数据库，部分缺失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基于样本变量数据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最终选取了140个国家2003—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
2.静态回归结果
根据Hauseman检验，本文的样本更适合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估计，表1汇报了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得到的静态回归结果。为减少多重性共线性的影响，逐步引入人均GDP、人均资本存量、教育水平、研发支出及医疗支出等变量，考察各因素对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从表1可以看出，各变量符号并没有随着控制变量的增加发生明显变化，这意味着回归结果相对稳健。老年抚养比与出口产品结构成正相关，且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表明老年抚养比越高则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占比越大。少儿抚养比与出口产品结构负相关，但不显著。
表1 固定效应模型的静态回归结果
注：括号内为图t统计量，***、**和*分别代表1%、5%和10%的显著水平，下表同。
上述估计结果基本符合预期，但由于各国的人口抚养负担与出口产品结构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老年抚养比较高的国家和少儿抚养比较低的国家劳动力要素相对稀缺、资本要素相对充裕，因而更有利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反之，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较多的国家，其收入水平往往较高，社会医疗服务水平也较高，而高收入家庭的生育意愿通常较低[15]，这可能加深老龄化和少子化程度。因此，在对内生性问题进行处理之前，尚不能武断地接受该结论。
3.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本文利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系统GMM方法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见表3)。在表2的2SLS回归结果中，采用婴儿死亡率作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工具变量。选取此工具变量，是因为婴儿死亡率与人口年龄结构高度相关，而与出口产品结构的直接关联很小。表2的后两列是SYS-GMM回归结果，第一列主要考察老年抚养比与出口产品结构的关系，第二列主要考察少儿抚养比与出口产品结构的关系。从2SLS和系统GMM回归结果来看，各个变量系数符号高度一致，说明分析结果比较稳健。
对比表1和表2，可以发现主要解释变量的系数符号是一致的，这说明本文分析结论基本可信。老年抚养比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显著正相关，少儿抚养比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显著负相关。在老年抚养比较高的国家，人们为了应对老年期可能发生的个人财务危机而有更高的储蓄动机，资本存量增加，促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在少儿抚养比较低的国家，劳动力供给减少，工资上升，对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不利。
从其他变量看：(1)金融发展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和地区融资成本较低，企业融资约束较低，对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有利。(2)储蓄率的系数显著为负，储蓄率较高意味着居民更倾向于将收入储存起来。资本的流动性较低，不利于资本市场的发展，进而抑制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3)人均GDP的系数显著为负，国内人均GDP越高，居民对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消费越多，不利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4)人均资本的系数为正，表明人均资本存量的提高(资本相对充裕度提高)有助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5)教育支出的系数显著为负，教育支出的增加有利于提高劳动效率，进而有利于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6)研发支出的系数为正，企业加大技术投入有利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7)医疗支出的系数为负，医疗支出较高的国家和地区通常社会福利和保障水平也较高，居民在成年期为支付老年期消费的储蓄较少(资本存量较少)，老年人的购买力也较强，不利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
电网调控模型中心体系架构与关键技术//季学纯,徐春雷,杨志宏,吴海伟,李昊,杨启京//(16):127
表2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系统GMM回归结果
4.分组(稳健性)检验
对样本按老龄化程度和少子化程度进行分组，并采用系统GMM方法进行回归。按照联合国的新标准，65岁以上老人达到总人口的7%则进入老龄化社会；根据人口学统计标准，0～14岁人口占比为15%～18%的是“严重少子化”，低于15%的是“超少子化”。因此，本文将65岁人口占比超过7%的国家和地区作为高老龄化组，不超过7%的国家和地区作为低老龄化组；0～14岁人口占比超过18%的国家和地区作为低少子化组，不超过18%的国家和地区作为高少子化组；对在样本期内分组发生变化的样本进行删除处理。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3。各变量的系数符号与表1、表2一致，表明本文分析结论是稳健的。
2.4.2栽培技术落后中药材种植缺乏系统的栽培研究与新技术推广，农户更多采用传统种植模式，加之缺乏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生产管理粗放，化肥农药使用不合理，导致出苗率低、产量不高、品质受损，效益差，资源优势不能充分发挥。另外，机械化水平较低。除部分土地的开垦使用农业机械外，中药材的种植、管理、采收基本都是人工方式，效率低下，人工成本较高。
对比高老龄化组和低老龄化组，老年抚养比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的边际效应在低老龄化组更强。在高老龄化国家和地区中，消费者对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边际消费倾向更大，对资本密集型产品的需求更大，企业会主动选择生产资本密集型产品，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占比也较大，老年抚养比的增加对其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较小；而对于老龄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和地区(往往经济较落后)，主要依靠相对丰裕的劳动力资源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老年抚养比的增加对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较大。因此，老龄化程度的提高对低老龄化国家和地区出口结构的边际效应更大。
饲养管理工作开展的科学性是决定猪养殖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2]，为尽量将猪高热综合征对养猪业及具体养殖场的影响降到最小，应充分重视饲养管理工作。相关养殖人员应结合以下几点内容做到科学饲养管理：首先，养殖场应坚持自繁自养原则，实行封闭式管理。有效预防病毒通过外部因素进入猪群中，养殖人员只要保证猪养殖环境内不存在危险因素即可。其次，养殖场应在原有基础上对饲养管理条件进行改善。圈舍的通风、防暑、消毒、驱虫等工作展开的都会对猪高热综合征的发病率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相关养殖单位必须从养殖场的建设做起，提升各项设备设施的质量，从根本上做好饲养管理工作。
对比高少子化组和低少子化组，少儿抚养比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的边际效应随着少子化程度的下降有所增强。在少子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中，少儿抚养比较小，劳动力丰裕程度相对较低，资本与劳动之比较大，出口产品以资本密集型为主，少儿抚养比的增加对其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较小；而在少子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和地区中，劳动力资源相对充足，出口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少儿抚养比的增加对其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影响较大。因此，少子化程度的提高对低少子化国家和地区出口结构的边际效应更大。
表3 老龄化和少子化程度分组回归结果(系统GMM方法)
根据世界银行的分类，将样本国家或地区分为高收入组、中高收入组、中低收入组和低收入组，仍然使用婴儿死亡率作为人口年龄结构的工具变量，采用2SLS方法分析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对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和地区的影响，结果如表4所示(限于篇幅，只列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他变量的估计结果及模型参数备索)。可以看出，随着收入水平的上升，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对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都是逐渐减小的。一般来说，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和地区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程度都越低，这意味着老年抚养比对老龄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更大，少儿抚养比对少子化程度较低的国家和地区的出口产品结构的影响更大。这一结论也与上文基于老龄化和少子化程度分组回归的结论一致，进一步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可靠的。
表4 收入水平分组回归结果(2SLS方法)
四、结论与启示
传统的要素禀赋理论主要从要素总量差异的角度来解释国际贸易的发生，认为一国应出口要素相对丰裕的产品，进口要素相对稀缺的产品。但是这一理论忽视了要素结构的重要性。实际上，影响出口产品结构的不仅是各要素的相对存量，还有各要素的结构差异。从劳动力要素看，其禀赋状况不仅取决于人口及人力资本总量，还受人口结构的影响。因此，一国(地区)的人口结构会对其出口结构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三阶段跨期迭代模型的理论分析证明：人口年龄结构不仅会影响劳动力供给总量，还会通过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变化对国内(地区)生产结构和资本存量产生影响，进而对出口产品结构产生影响；老年人口抚养负担高(少儿人口抚养负担低)的国家和地区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少儿人口抚养负担高(老年人口抚养负担低)的国家和地区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具有比较优势。采用140个国家和地区2003—2015年6分位(HS12)产品层面贸易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老年抚养比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正相关，少儿抚养比与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负相关；老年抚养比增加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的提升作用在低老龄化国家和地区更大，少儿抚养比减小对资本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的提升作用在低少子化国家和地区更大；随着收入水平的下降，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对出口产品结构的边际影响逐渐增大。此外，储蓄率、人均GDP、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的提高不利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而金融发展水平、人均资本存量和研发支出的增加有利于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
记者：当听到“把工作做成风景”的话题时，我有意上“百度”去搜索，竟然没有类似角度。请问忻州是怎样考虑将“风景”概念引入到工作策划上面的？
从世界范围看，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通常都会基于比较优势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程度不断提高，不但直接减少了劳动力供给总量，而且通过居民储蓄行为的转变(有更高的储蓄动机)增加了人均资本存量，进而改变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状况，影响出口产品结构；同时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程度的提高，也会通过居民消费行为转变(对资本密集型产品的边际消费倾向更大)影响生产结构(资本密集型产品生产比重提高)，进而促进出口结构的转变。因此，新时代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适应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转变贸易发展方式，实现贸易结构的转型升级。对此，结合本文研究结论提出以下建议：一是提高金融发展水平，缓解融资约束，放松中小企业信贷配给，促进资本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优化产业结构[16]；二是扩大内需，优化收入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刺激国内居民消费，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17]；三是加大企业研发投入，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拉长产业链，抢占新市场，创造新供给，不断适应和满足消费者的新需求，助推企业实现转型发展；四是推进国内产业升级，鼓励劳动密集型企业向低老龄化国家和地区转移，吸引发达国家的优质资本，引导资金向资本密集型行业转移，进而促进生产结构和出口结构转型升级[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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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fluence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on Export Product Structure：Based on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Evidence of Three-period Iterative Model
FENG Zheng-qiang, LIU Ting
(School of Business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China )
Abstract: Th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factor endowment not only depends on factor gross but also is affected by factor structure, as a result, the change of factor structure produces the influence on export structure. The analysis based on the three-stage iterative model shows that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not only affects labor supply gross but also influences production structure and capital stock through the change of inhabitants’ consumption (savings) behavior, furthermore, affects export product structure. Specific expression is that the increase of aging and fewer children can boost the change of export comparative advantage and export product structure towards capital-intensive products. The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140 countries and regions during 2003—2015 shows that there i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lderly dependency ratio and capital-intensive product export, that there is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children dependency ratio and capital-intensive product export, and that with the increase of aging and fewer children, the marginal influence of elderly dependency ratio and children dependency ratio on export product structure gradually becomes smaller. China should conform with the change trend of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change trade development ways and realiz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rade structure.
Key words: population age structure; export commodity structure; comparative advantage; aging; fewer children; elderly dependency ratio; children dependency ratio; three-stage iterative model
中图分类号： F746.12；F24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 8131(2019)01- 0098- 09
DOI： 10.3969/j.issn.1674- 8131.2019.01.010
*收稿日期： 2018- 08- 16；
修回日期: 2018- 10- 0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16BJY079)
作者简介： 冯正强(1964)，男，湖南湘潭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发展、产业组织与企业竞争研究；Tel：13973161795，E- mail：zhqfeng@csu.edu.cn。
CLC number： F746.12；F241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 1674- 8131(2019)01- 0098- 09
(编辑：夏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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