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晓军[1]2000年在《江苏省农村住户经营行为实证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借助农业普查资料并结合农村住户调查资料以及问卷调查表，划分了四种类型农户，并对江苏省农户的现状作出了分析，指出在农村住户中，农业户仍占绝对多数，但以农业为主的农村住户已下降至一半左右；而非农户作为一个新兴的独立群体已经从传统的住户中分化出来；随着非农产业的发展，兼业户呈现上升趋势，其比重超过纯农户的比重。接着，对农户的规模进行了分类。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两方面对农户的经营行为进行了比较分析。首先，从不同经营规模的角度，对各种类型农户的经营行为特征进行分析。实证研究表明：小规模的农业户，市场应变能力弱，非理性成分高；且因资金缺乏，影响其长期经营行为；同时，也不利于农业技术的推广和创新，从而阻滞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小规模的企业型农户，经营不规范，缺乏企业内和行业间的规模效应。接下来，作者对各种类型农户相互间的经济差异进行比较分析。实证研究表明：随着兼业化的程度提高，农业尤其是种植业逐步丧失作为农民收入的主体地位；农户经营分化的结果，在一定阶段造成投资过于分散，不利于产业水平的提高；农户普遍兼业，导致土地流转的停滞和小规模经营格局的凝固化，不利农业机械、技术的革新；农村劳动力择业意向非农化，导致农业的高素质人才大量流失。在本文的结尾部分，作者侧重于对农业兼业行为效果进行分析，指出兼业是对劳动力的优化配置；但兼业存在固化倾向，长远来看，不利农业的发展。
虞雯翔[2]2012年在《心理账户和农户消费选择》文中研究表明在西方经典的消费理论中,不管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还是杜森贝里的相对收入假说,或者是莫迪利安尼的生命周期假说,以及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每种消费需求理论都强调收入对消费的决定性作用。但是,这些学者基于传统的消费理论(比如持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假说等)考察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并没有把资产因素纳入考虑。事实上,资产因素对于农户家庭消费的选择是存在重要影响的。因此,按照Levin的思路,本研究一方面将进一步考察资产变量对于中国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另一方面,深入研究农村居民消费选择与不同财富来源之间的关系。基于这样的思路,本文提出两个假说,收入的来源对消费选择是有影响的。不同来源的财富划归到不同的账户；不同的消费或支出类别划归为不同的账户。不同的心理账户下的消费选择是不同的。另外,资产对消费也存在重要的影响,而且不同类别的资产对农村家庭消费选择的影响是不一样的。通过利用江苏省2009年住户调查数据的统计分析表明,收入的来源对农户家庭的生活消费的影响显著,不同的收入来源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同的,总的来看现金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0.173)要高于非收入现金所得(0.633),在具体的收入来源中非借贷性现金所得边际消费倾向最高(0.729)。不同的收入来源,农户会划分为不同的心理账户,不同的心理账户的消费选择也是不一样的。资产同样也会对产生重要影响。通过把资产划分为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两大类进行回归分析,固定资产对于农户家庭消费具有显著影响,流动资产的影响并不显著。但是,从具体的消费类别上来看,固定资产对于医疗保健消费的影响并不显著,流动资产对于衣着消费、家庭设备和用品消费、文化教育娱乐消费以及医疗保健消费是存在显著影响的。基于中国情境下,我们农村家庭消费的心理账户的分类问题可能还存在一定的不足。在具体的变量选择上可能还存在一定的偏差。这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统计上的偏差,在今天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继续深入研究。
李爱萍[3]2007年在《江苏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营养与健康是当今世界各国关注的热点之一，食物消费与需求直接关系到人们的营养状况。本研究在对居民食物消费需求的经济学理论分析和相关研究模型评价基础上，运用描述性分析及ELES模型分析了江苏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基本特征、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并探讨了江苏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各种影响因素，尤其是运用PANEL-DATA模型分析了江苏省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同时，本研究在预测未来收入的基础上，预测未来十年江苏省农村居民的食物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江苏省农村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改善，食物消费水平和结构日趋合理，但与城镇居民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与全国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平均水平相比，江苏省整体优于全国平均，但与上海、浙江等省有明显差距；目前江苏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结构与国家提出的2010年目标仍有很大差距。江苏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实证研究表明：1、近些年，江苏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支出占整个生活消费支出比重大幅度下降，但与城镇居民相比，仍相对较高；2、与全国相比，江苏省农村居民食物边际消费倾向较低，但与其他生活消费品相比，食物边际消费倾向仍然较高；3、从江苏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需求结构看，粮食、食用油及蔬菜等基础性食物边际消费倾向较低，营养丰富的肉禽蛋奶等食物边际消费倾向较高；4、收入变动对内禽蛋奶、水产品、烟酒饮料等食物消费需求量变化的影响大于对粮食、食用油和蔬菜等基础性食物需求量变化的影响；5、各类食物价格变动对自身需求量变化影响最大，对其他食物需求量变化影响较弱，粮食价格变动对其他食物需求量变化影响相对显著；6、收入是影响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的主要因素，同时消费习惯、观念、食物产业的发展水平、农村城市化水平、农村市场化程度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江苏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结构的改善。从长期趋势来看，随着收入的增加，江苏省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将不断下降，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将逐步由小康向富裕阶段过渡。食物消费的内部结构将得到极大的优化，营养状况将有较大幅度的改善。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加强对食物消费观念的正确引导；调整食品相关产业生产结构；千方百计提高农村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加快推进农村城市化水平，提高农村市场化程度；加强食品安全监督，保障江苏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安全。
吴炳灿[4]2013年在《兼业化对农户新品种采用行为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农业新品种是农业最重要的科技载体之一，农业新品种的合理推广可以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产、农产品质量改善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我国在迈向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过程中，受到人多地少、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等条件的约束，农户兼业化成为了普遍的现象，而且兼业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这对我国的“三农”问题乃至社会经济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然而，现有的研究还较少涉及兼业化与农户新品种采用行为之间关系，且以定性分析为主，无法确切地回答现实生产中农户兼业化到底是推进了还是阻碍了农户采用新品种的意愿和行为。因此，探讨兼业化对农户的新品种采用行为的影响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为此，本文首先在回顾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基于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分析了我国农户兼业化的现状以及乡村地势、经济发展水平、所在乡镇是否县政府驻地、居住时间、家庭规模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农户兼业化的影响。其次，基于创新扩散理论和家庭内部分工理论，分析了农户兼业化影响农户新品种的采用行为的作用机制。第三，基于德化县黄花梨种植农户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兼业化程度与农户采用新品种的概率呈倒“U型”关系；农户的受教育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成员是否乡村干部、黄花梨的种植面积均对农户采用新品种的行为有显著的正面影响。最后，根据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结论，分别针对不同类型的兼业农户提出相应的加快农业新品种推广的对策建议。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现实意义方面，在我国农户兼业化进程不断加速的背景下，研究农户兼业化对农户新品种采用行为的影响对如何更有针对性的进行新品种的推广，加速新品种的扩散，以促进现代化农业的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理论意义方面，本文从兼业化的角度探讨农户新品种采用行为，并基于创新扩散理论和家庭内部分工理论，为农户采用新品种行为的理论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对于充实和丰富新产品扩散理论、农户选择理论有较大的理论价值。
任劼[5]2016年在《农民收入质量对其消费及投资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三农”问题是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严重问题,既是约束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又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同时也是我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学术界普遍认为,增加农民收入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然而我国农民收入的低水平状态不但影响了我国全面小康社会的建设,也阻碍了农村经济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健康发展。因此,提高农民收入水平的前提是正确有效地衡量农民收入的真实水平。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农民的收入水平已经不再适合使用单纯的收入数量进行衡量。收入质量概念为评价收入水平提供了一条新的途径——以收入质量理念为思路构建合理的评价体系。理论研究和实践均表明,收入水平低、增长缓慢是制约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在我国经济增长放缓,迫切需要扩大内需的背景下,以农民为主的社会中低收入者的潜力巨大。因此,测算农民收入质量并探究其对经济增长贡献——消费及投资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根据以上研究背景,本文将深入探究我国宏观视角下的农民收入质量,及其对农民消费及投资的影响。本文共分为四部分,其内容与章节安排如下:第一部分为研究基础,由第一章和第二章组成。从现实和研究背景出发,此部分讨论了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由文献综述和评价得出主要研究问题,通过概念界定提出了农民收入质量等概念,最后根据理论回顾和理论框架构建奠定了本文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为我国农民收入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及指数的测算,由第三章和第四章组成。第三章分析了收入质量研究从微观到宏观的转变过程,根据指标选取原则,选择了15个指标构成农民收入质量体系,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证明该体系构建基本正确合理。第四章在农民收入质量体系的基础上,采用1997年至2014年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年度数据,使用熵值法获取各指标权重,运用线性加权综合法测算我国历年各地区的农民收入质量指数。并以正态云模型为评价方法,对2014年全国各省份的农民收入质量进行模糊评价,得到相应的评语等级。第三部分为我国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村经济贡献——农民消费和农民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由第五章和第六章组成。该部分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五章是我国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分析,通过使用面板回归模型、面板VAR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分别分析农民收入质量及各维度对农民消费的总体及分维度影响、滞后影响和门槛效应。第六章是我国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民投资的影响分析,通过使用面板回归模型、面板门槛模型、中介变量检验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分别分析农民收入质量及各维度对农民投资的总体及各维度影响,农民收入质量对投资存在的门槛效应,信贷配给在农民收入质量影响农民投资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以及信贷在该过程中的影响程度。第四部分为全文总结,由第七章和第八章组成。第七章通过上文研究内容,从基于促进农民消费和农民投资视角进行提升农民收入质量的政策分析。第八章在总结全文主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凝练本文研究结论,提出研究展望。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农民收入质量体系由充足性、结构性、成长性、成本性和知识性五个维度14个指标构成。我国农民收入质量及各维度发展不均衡。农民收入质量在区域间差异极大,说明各地区农民收入水平差异现象十分严重。农民收入质量各维度间也存在较大的差异。综合考虑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参数估计结果和各维度得分均值,农民收入的充足性和结构性重要程度较高,其他维度亟待重视。(2)我国农民收入质量与收入数量存在脱节现象。我国农民收入质量指数的变动体现出在波动中增长,增长速度减缓的趋势,与经济增长的变动趋势更加贴近。农民收入质量指数呈现沿海及毗邻地区较高、边境地区较低、西部内陆地区最低的辐射状分布。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农民仍然处于收入质量的中等及中等以下水平,收入质量仍有较大改善的空间。(3)我国农民收入质量显著影响农民消费。我国农民收入质量每增加0.1个单位,当年农民消费增长1510.4元,农民收入质量各维度中收入充足性、结构性、成长性和知识性均显著影响我国农民消费,但收入成本性不显著。我国农民消费存在较为明显的“惯性消费”现象,农民收入质量与农民消费之间存在协整及互为因果关系。我国农民收入质量指数增加1单位,下一期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将增加0.3058个单位,但两期后农村居民消费将减少0.2588个单位。我国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门槛值为0.4508。我国农民消费欲发生突破式增长,成为经济增长新动力,提升农民收入质量是根本。(4)我国农民收入质量同样显著影响农民投资。我国农民收入质量每增加0.1个单位,下一年农民投资增长489.3元,农民收入质量各维度均显著影响下一年农民投资。我国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民投资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门槛值为0.3464。信贷配给是农民收入质量影响农民投资的关键中介变量。农民收入质量对农民投资的直接影响较大,路径系数为0.3542;通过信贷影响农民投资的间接影响较小,路径系数为0.2635。农民收入质量的提高是提升农民投资,促进农村经济的核心因素。
何军, 叶依广[6]2000年在《农村住户经营行为的实证分析──以江苏为例》文中研究说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的微观经济主体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确立了农户在农业生产中的主体地位；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非农产业的兴起，为农户选择产业提供了可能；市场机制的引入与发展，农户又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本文正是在
陈子剑[7]2011年在《江苏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问题研究》文中提出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江苏农村发生了巨大变化,农业在迅速发展,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消费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消费结构正逐步升级,农村居民生活消费结构由以生存资料为主向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转变。但是,随着我省经济的发展和市场化进程的深入,许多影响因素诸如收入、产业结构、消费观念、市场流通体系等阻碍了江苏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的优化。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和消费结构的优化,可以使江苏农村居民真正过上全面的小康生活。因此,对江苏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过程进行研究,有利于了解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发展趋势,不仅在理论研究上具有很重要的价值,而且也具有非常积极的政策意义。文章以消费经济学、西方经济学、计量经济学理论为基础,运用历年江苏统计年鉴、江苏省农村统计年鉴等文献资料,对江苏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进行实证研究。首先从历年江苏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数据出发,采用结构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对江苏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了系统、深入地研究,分析了历年的消费结构变动度,同时对江苏农村居民与江苏城镇家庭居民消费结构的特点进行了比较研究；接着运用ELES模型对江苏省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作一个全面的分析,包括进行边际消费倾向分析、收入弹性分析和价格弹性分析；然后全面详细地分析了江苏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变动的各种影响因素,包括：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产业结构的变化、消费品价格、社会保障制度、消费观念的影响、农村市场流通体系的现状等,其中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是最为关键的因素；最后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优化和提升江苏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6条对策及建议,即：不断增加江苏省农村居民收入、调整我省的产业结构、改变农村居民的心理预期、对农村居民进行消费观念教育、加快农村市场流通体系的建设以及完善农村消费信贷服务。总之,文章的分析建立在对江苏省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作一个全面分析的基础之上,对进一步启动江苏省的农村消费市场,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引导农村居民提升消费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颜廷武[8]2005年在《中西部地区农户经济行为与农村反贫困研究》文中研究表明当前,区域发展不平衡加剧和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遇到的严重障碍。新世纪头20年能否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重点在农村,难点在中西部贫困地区。既往的区域经济发展研究,更多的倾向于区域面上的探索(诸如区域结构、区域增长模型、区域制度、区域政策等),从个体经济角度的研究仅仅涉及到企业层面。家庭经济作为个体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单元,其行为对区域发展有何影响现有文献鲜有触及,既有的研究也难成体系,缺乏系统性。尤其是在对欠发达区域经济的研究中,国内外的对策设计无不是以区域经济增长来促进区域贫困状况的缓解和消除。从农户层面探讨家庭经济行为对区域反贫困战略影响的研究更是鲜见。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本文结合中国反贫困战略的历程和现状,从区域微观单元即农户角度,来探寻区域反贫困的路径选择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贯彻实施。本文通过研究农户经济行为(包括分解行为和整体行为),来尝试破解家庭脱困与区域发展协同共进这一难题,以中西部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为归宿,谋求家庭脱困与区域发展“双赢”目标的实现,进而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打下殷实的基础。 本文严格遵循现代经济学研究范式,坚持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规范与实证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匹配的基本模式,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农户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等分析工具,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比较研究法、统计分析法、调查研究法等多种方法,对中西部地区农户经济行为与区域反贫困和可持续发展的辩证影响进行了系统分析。本研究包括四部分九章,各部分的内容简介如下: 第一部分包括第1、2两章,为本文的引子。概述了研究的背景、目的与意义,评述了相关研究的国内外动态,提出了研究的思路、方法和假设,对研究中使用的数据来源进行了说明,阐述了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和不足之处。通过对改革以来中国反贫困战略的审视,指出既往中国反贫困战略的对策设计,主要是靠贫困区域经济增长来缓解和消除贫困。在新形势下,反贫困行动需要采取新的思路来全面取得突破。本文提出从农户层面来探寻家庭脱困与区域发展的“双赢”之路,通过研究农户经济行为来尝试破解家庭脱困与区域发展协同共进这一难题。 第二部分包括第3章,构建了农户经济行为分析的一般理论框架。主要界定了与农户经济密切相关的三个核心概念,结合当前中国农户属过渡农户这一性质认定,对中国农户的经济理性进行了经验验证,从理论上探讨了我国过渡农户经济行为的一般特征、影响因素和运行机制。实证考察了贫困农户与一般农户的行为差异,对农户、贫困县及其上级政府在区域反贫困进程中各自的利益诉求进行了博弈分析。
傅敏[9]2007年在《收入对农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研究》文中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逐步由消费品供给短缺转移为有效需求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消费问题已成为经济领域中最重要的方面。收入作为影响居民消费需求最主要的因素，它对农民的消费需求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及如何影响农民的消费需求就成为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因此，以收入为出发点，研究收入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分析收入的各个方面对农民的消费需求影响及影响程度，对于解决滞后的农村消费问题将会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首先对国内外已有的消费问题的研究进行了综述，主要总结了当代西方对消费问题的研究，同时也评述了我国学者对中国消费问题的研究现状。第二章是对经典消费理论的回顾，同时提出了本文的研究假说，为下面的实证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第三章通过图表分析了近几年江苏省农民的收入变动状况，并从消费水平与消费结构的角度来描述现阶段江苏省农民消费的变动情况。本文的四、五、六章为实证分析部分。第四章结合国内外已有研究，以收入为影响因素，对江苏省农民消费需求进行实证分析。第四章的实证分析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研究江苏农民的收入水平对消费需求的影响，利用再扩展的ELEs模型分析了农民的收入水平对农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得出主要结论为：不同收入等级的农民对不同类型消费品的边际消费倾向是不同的，二、研究收入构成对农民消费需求的影响，首先，建立了普通的回归模型及双对数回归模型分别考察了农民的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对农民消费的影响，通过对比分析得出，只有提高农民的持久收入水平才能长期的推进农民的消费支出，增加农民消费增长的速度；其次，利用江苏省统计年鉴中对农民不同来源收入所进行的分类，将农民的收入分为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分别考察各项收入对农民当期消费需求的影响，结果显示，家庭经营性收入与农民的消费支出呈正向的线性相关关系，其他来源的收入如工资性收入和其他收入与农民的消费支出并无很大的相关性。第五章通过数据及图表定性研究了收入差距对农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结果表明城乡及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必会制约农民的消费需求。第六章通过建立过度敏感性模型分析了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农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结果得出农民收入不确定性的增加，会使农民增加预防性储蓄，从而会制约农民当前的消费。论文的第七章为结论部分，在对以上各章进行总结性述评的前提下，提出了扩大农民消费需求的对策建议。
钱贵霞[10]2005年在《粮食生产经营规模与粮农收入的研究》文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1997年以后我国农民收入和粮食生产都相继出现了滑坡,表现尤为突出的是粮食主产区。粮食主产区作为商品粮的主要提供者,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任务、增加农民收入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何能在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前提下,有效地促进农民特别是种粮农民增收,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因此构筑粮食主产区粮食增产与农民增收并举的长效机制,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与提高农民收入“双赢”目标的实现,已迫在眉睫。基于这一背景,本文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我国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规模与粮农收入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以期对我国粮食主产区发展粮食生产和增加粮农收入得出一些有价值的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选择我国的粮食主产区为研究区域,即国家财政部界定的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和四川13个省(区),从粮食总产、播种面积、单产、人均粮食占有量、粮食生产效率及商品粮数量等方面分析了粮食主产区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的重要地位,进而分析了我国及粮食主产区粮食生产经营规模与农民收入问题的历史、现状及特点,指出我国及粮食主产区目前粮食生产经营规模以及粮农收入存在的问题。 根据研究目标,选取了粮食主产区中的10个省30个县3000个农户,对其土地经营、粮食生产、收入和支出等问题进行了问卷调查。本研究根据粮农概念(农民中有商品粮出售者为粮农)剔除其中的无商品粮出售的651户,其余的2349户粮农为主要研究对象。根据经营的耕地面积,利用分组比较分析法将2349户粮农分成5组:<3亩、3—5亩、5—10亩、10—20亩和≥20亩,对处于不同组别的粮农分布、耕地分布、粮食产出和收入及耕地经营效益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目前粮食主产区农户家庭经营的农地规模明显偏小。在经营耕地的农户中,70%多的农户经营规模不足10亩。随着家庭经营规模的扩大,粮食主产区粮农的粮食生产水平并没有相应提高,除个别省份外,较大规模的粮农整体粮食单产低于较小规模粮农的粮食单产水平,这说明了当前的规模经营还停留在粗放经营上;随着耕地经营规模的扩大,粮农的粮食商品率呈显著上升趋势,说明粮农粮食经营行为明显的由满足自给需求转向市场驱动;随着经营耕地规模的扩大,粮农的种植业收入水平也呈上升趋热势,说明粮农收入与其经营的耕地规模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研究还发现,农户家庭文化高低与粮食生产水平无明显相关关系,但粮农每亩种植业收入与家庭文化呈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文化程度越高,其每亩的种植业收入越多,充分体现了教育的价值。 本研究为分析不同耕地规模的效益,对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进行了改进,引入了表示耕地规模的虚变量。结果表明:粮农收入中耕地面积的贡献最大,其次是物质投入,粮农家庭劳动力人数跟收入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拥有3亩以上耕地的农户土地对收入的贡献比3亩以下的人,责献大小排序为:≥20亩、10-20亩、3-5亩、5-10亩。从规模组内部对收入的贡献比较来看,3-5亩组比<3亩大12.53%,5-10亩组比3-5亩组小2.96%;10-20亩组比5-10亩大12.74%;≥20亩组比10-20亩大0.91%。因此,10亩应是农户适宜规模的下限。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利用10个粮食主产省2349个粮农的调查资料,构造了粮农生产行为最优规划模型。粮食主产区粮农现有的户均耕地面积为10.71亩,经过模型测算得到,在2002
参考文献：
[1]. 江苏省农村住户经营行为实证研究[D]. 方晓军. 南京农业大学. 2000
[2]. 心理账户和农户消费选择[D]. 虞雯翔. 南京农业大学. 2012
[3]. 江苏省农村居民食物消费研究[D]. 李爱萍. 南京农业大学. 2007
[4]. 兼业化对农户新品种采用行为的影响研究[D]. 吴炳灿. 福建农林大学. 2013
[5]. 农民收入质量对其消费及投资的影响研究[D]. 任劼.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2016
[6]. 农村住户经营行为的实证分析──以江苏为例[J]. 何军, 叶依广. 现代经济探讨. 2000
[7]. 江苏省农村居民消费结构问题研究[D]. 陈子剑. 南京农业大学. 2011
[8]. 中西部地区农户经济行为与农村反贫困研究[D]. 颜廷武. 华中农业大学. 2005
[9]. 收入对农民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研究[D]. 傅敏. 南京农业大学. 2007
[10]. 粮食生产经营规模与粮农收入的研究[D]. 钱贵霞.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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