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建立与破灭——“大观园”与“六条院”的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观园论文,六条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清代文学大师曹雪芹以一腔热血精心建构了《红楼梦》，日本中世纪才女紫式部呕心沥血创造了《源氏物语》。这两部堪称世界古代文学双璧的长篇小说，通过贵族家庭的盛衰变迁分别反映了他们所处社会由盛转衰的没落趋势，在这背景上，集中表现了封建社会中妇女们在爱情婚姻生活上相同的悲剧命运。两位作家虽然从情感的角度，为他们笔下的人物建构了相似的理想王国——“大观园”与“六条院”，但在现实面前，这两个理想王国不可挽回地一步步地走向了破灭。
一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以其无可穷尽的丰富性和深刻性吸引着后人的探讨。两部小说都是用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作为贯穿作品的主线，围绕着主人公描写了两个类似的女性世界，即作者的理想世界——“大观园”与“六条院”。“大观园”本为元妃省亲而建造，为了不使大观园闲置，贾宝玉有幸成为其中的居住者，一批清纯少女也一起随他住进园中，宝玉才可能在这远离仕途经济的美好天地中优悠度日。“六条院”是源氏公子人生得意之时（官居太政大臣的显赫地位）为许多曾与他发生情爱、为他受过煎熬、磨难的少妇而建造，“六条院”成了这些妇女的理想归宿。但曹雪芹和紫式部两位作家塑造的理想人物及建构理想世界的目的却不相同。
曹雪芹精心塑造的理想人物——贾宝玉是一个“偏僻乖张”“不肖无双”的叛逆者形象，而紫式部笔下的理想人物——源氏却是一个集众美于一身的完人形象。《红楼梦》里贾宝玉还没有出场，王夫人说他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无日，一时又疯疯傻傻”，是“一个孽根祸胎”，“混世魔王”，（注：《红楼梦》3卷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三回两首[西江月]词更是描摹出世人眼中贾宝玉的“乖异”形状：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纵然生得好皮囊，腹内原来草莽。潦倒不通世务，愚顽怕读文章。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耐凄凉。可怜辜负好韶光，于国于家无望。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寄言纨袴与膏粱，莫效此儿形状！
曹雪芹用调侃的语调，否定的形象，肯定了“乖张”、“不肖”的贾宝玉形象，并用这个形象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人生价值观念表示了深刻的怀疑。封建社会和皇权思想两千年来一直支配、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生导向，致使中国人具有一种守恒的心理定势：敬重官位权势。“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读书就是为了做官为宦，谋取权势，这是书香门第及庶民百姓的普遍心理和人生向往。功、名、利、禄等本为人而设，如今这些身外之物却反过来役使人。人为追逐名利而利欲熏心，人类本该具有的善良、朴真的品性被淘汰得一干二净。曹雪芹经历了官宦家庭的荣华与衰败，对此感触颇深。因而他不满功、名、利、禄、仕途经济对人类心灵的戕害，就让他笔下“乖张”与“不肖”的贾宝玉厌恶读书，厌恶同仕途中人交往，并试图为“乖张”与“不肖”的贾宝玉找到一个清净的世界，去过一种悠闲的生活。这种对清净的尘世生活的渴求，最终以理想王国——“大观园”为中心而展开。
日本中世纪在封建贵族统治下，女人们在社会生活中被迫充当弱者的角色，被男人们（父亲、丈夫）禁锢在家庭的牢笼之中，备受生活的苦难。紫式部饱尝了一夫多妻制度下女人的痛苦，以一个女性哀怨的目光看人生，以一个女性敏锐的触觉去感受世事，因而她不满平安时代贵族阶级的荒淫生活，但又无力改造或推翻社会，只有在不触动一夫多妻的制度下，试图为女人们找到一种理想的幸福生活，这种情感顽强地占据着女作家的笔端，逼使她在《源氏物语》中虚构出一片乐土，这就是男主人公源氏为众多女性修建的“六条院”。女作家为了女人们的幸福，把一切美好的东西都集聚到了她笔下的理想人物——源氏身上：他有高贵的血统，是桐壶天皇的儿子，并得到桐壶父皇的“无限宠爱”；（注：均引自丰子恺译《源氏物语》。）他有漂亮的容貌，一出世“容华如玉”，“盖世无双”，“异常清秀可爱”；他有超人的才干，“七岁开始读书，聪明颖悟，绝世无双。”稍长，更是琴、棋、书、画、歌、舞无所不能；他有显赫的地位，一生官运亨通，鼎盛时官居太政大臣，享受太上皇的礼遇；他对女人是少有的多情，尽管他见一个爱一个，但都不能忘情，即使不喜欢了，也总能给予物质上的照顾。这个集众美于一身的人物——源氏，可以说足以满足女人们的生计、情感等各方面的要求，也具备使女人们幸福的条件，所以，源氏的“六条院”里集聚了他一生所结识的众多女人。
曹雪芹和紫式部在各自建构自己的理想王国——“大观园”与“六条院”时目的却是不同的。曹雪芹构建“大观园”为了追求清雅之境，反对封建文化传统对人性的残害；紫式部的理想王国——“六条院”，是为同病相怜的姐妹们寻找一条获得幸福生活的途径。
“大观园”本为元妃的省亲别墅，却成为贾宝玉远离世俗生活的一块清净地：“且说宝玉自进园来，心满意足，再无别项可生贪求之心。每日只和姊妹丫头们一处，或读书，或写字，或弹琴下棋，作画吟诗，以至描鸾刺凤，斗草簪花，低吟悄唱，拆字猜枚，无所不至，倒也十分快乐。”（23回）这是一种多么闲雅的生活！追求清雅，逃避污浊的情感取向在贾宝玉这个人物身上是贯穿始终的。追求清雅生活并非曹雪芹首创，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的皇权思相和传统文化，只为士人们规划了仕与隐两条道路，舍仕即隐，别无他途。官场受挫，田园逍遥自有其吸引力。因而中国历代都有从尔虞我诈的官场中退出的名士，或归隐田园，如陶渊明；或浪迹山水，如李白；而曹雪芹却把目光投向了女儿世界。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把读书人仕，为官为宦都看成是男人们的特权，因而功名利禄、仕途经济等对人心灵的戕害尤其以男人为甚。而处于被压迫地位的女子，她们被男人从社会中隔离出来，禁锢在家庭范围之内，尤其是未婚的女儿们，她们深居闺房，过着与世隔绝的封闭生活，不仅没有参与世务的权力，也绝少涉足世事的机会，因而“能够较少履行原则所摧残，……仍然能够保持她的感受性，也就是说妇女能够比男人更具人性。”所以，在贾宝玉幼小的心灵里就认为：“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女儿就是清雅，男人就是浊臭”成为贯穿《红楼梦》始终的一个情结。贾宝玉把世界划分为“女儿世界”（清净世界）和“男人世界（浊臭世界），当然，这两个世界并不以男女性别来划分，男人身上可以有“女儿的清净”，而女儿身上也会沾染上“男人的浊臭”。贾宝玉最痛恨“男人的浊臭”对女儿世界的侵袭，宝钗、湘云屡劝他“委身于经济之道”，他恨她们“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的女儿，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并认为女儿一经出闺嫁了男人，“沾染了男人的气味”，就“混帐起来，比男人更可杀了。”因此，“大观园”这个理想的女儿国，便是一个排除了男人浊臭气的清净地。贾宝玉爱“大观园”里所有未婚的少女们，尤其钟情于黛玉。宝玉对少女们的爱，是把她们看作真（个性自由）善（心灵“清爽”）美（才貌兼备）的化身，当作人生理想和理想人格加以追求的。贾宝玉与林黛玉共同的爱情追求，是对个性自由的向往，也是对封建礼教的反叛。
“六条院”是源氏在自己的政治生涯鼎盛之时，为自己结识的众多女人而建造的住所，也是女作家紫式部为她笔下的女人们建构的理想王国。在“六条院”里，依靠源氏生活的众多女人如紫姬、明石姬、花散里、末摘花、三公主（包括住在二条院的女人们）等共同生活，她们来自贵族的不同层面，具有不同的身份地位，她们怎样才能和谐幸福地生活呢？女作家试图提出一套既能使女人们少些痛苦，又不至于冒犯社会伦理规范的女德标准。在这套标准里，紫式部强调女人作为“社会人”在整个社会链条中地位、身份的不可动摇性。因为日本自古就重视家族传统，家族制度影响着在家族社会中生活的每一个日本人的精神生活和一切行为。日本历史上阶级关系的重要特征是依据家系的等级划分，家系代表一家的社会地位，因而在人们心目中“人无高贵家系，不能出人头地，出人头地者，必有高贵家系”，（注：转引自李卓的《日本传统家庭的传统》。）家系左右着人们的婚姻、仕途、升迁。所以紫式部告诫来自不同家系的女人们要对自己的身份、地位清醒知趣，遇事“心平气和”，以忍让为怀。故而，相貌丑陋、性格古怪、家道败落的末摘花，出身高贵却长相平平的花散里，明智敦厚但身份低贱的明石姬等，她们安于现状，对源氏的朝秦暮楚的渔色行为非但不敢，也根本没有想到说出一个“不”字，她们处于麻木的认命状态，“六条院”里心如枯井的生活似乎很幸福。在紫式部的女德标准中，还认为女人爱也行，恨也行，稍微嫉妒一下也没有什么，但不能没有节制，不能超越规范界限。如出身高贵，品貌端丽的贵族阶级的“永远的理想女性”紫姬，作为源氏的正夫人，备受青睐。然而她对源氏到处寻花问柳并非无恼、无恨、无嫉、但她“有所蕴藏”，哀而不发，怨而不怒，仍不失为完美的女性。这正是大观园与六条院的根本差别，正是作家思想的根本分野。
“大观园”里生活的众多少女，她们之间是姊妹，与宝玉则是表兄妹关系。姐妹、表兄妹之间的亲情使她们平安而居，即使有“金玉姻缘”引起的不快，也改变不了总的和谐的倾向。主仆之间、仆人之间虽能和平相处，却是名分不乱，反映了封建等级意识无所不在的作用，尽管宝玉的思想深处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爱所有的女孩子，但作为仆人的女孩们却有等级观念，她们各按自己的地位身份生活。“六条院”没有直接写到作为仆人的女性，她们恐怕很难逃脱等级的制约，可见《源氏物语》的重心并不在此。女伶龄官是“大观园”奴婢群中唯一一个不买贾宝玉账的女孩子，她打破了贾宝玉爱所有女孩，所有女孩都爱他的梦想，她让贾宝玉“自此深悟”，懂得了“人生情缘，各有分定。”龄官的冷遇，完成了贾宝玉对人之个性的直面认同及对有个性之人的理解与尊重。“六条院”里源氏的妻妾们毫无个性自由地生活着，她们和她们的女仆们都倾慕于源氏的高贵血统、显赫地位和他的风流倜傥，使源氏唯我独尊，从来都不能理解和尊重他人。
二
曹雪芹和紫式部两位作家怀着对美好的尘世生活的渴望，使“大观园”与“六条院”的理想一步步地建立起来了，但来自现实的力量（尽管时代不同），却使他们以他们特有的聪颖和悟性去超然地审视痛苦的现实，勘破红尘。这种幻灭感，终于使他们感到他们构建的理想天地，不过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实际上留恋尘世与看破红尘既矛盾对立又统一交融在一起，贯穿在他们作品的始终。
曹雪芹少年时代生活在一个显赫的官宦家庭，后遭抄家而过着清苦的生活。往日贵族的豪华气派和一旦抄没后的凄凉景象，很容易使曹雪芹对人世心灰意冷，但坎坷的人生并没有磨平他心中炽热的感情。所以，他笔下的贾宝玉对清除了男人浊臭气的女儿园——“大观园”，充满了依恋之情。正是这深爱，他希望能长久住在“大观园”里；姊妹感情融洽，他希望能长期相守，害怕离散、害怕失去。然而愈是怕失去，便愈是容易悟出它其实是很容易失去的。黛玉埋香冢而泣残红，边哭边诵《葬花吟》，当她吟到“侬今葬花人笑痴，他年葬侬知是谁？……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时，贾宝玉“不觉恸倒在山坡上”，“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及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28回）贾宝玉在物是人非的泛泛感受中倾注了对存在的思考和对未来的关切，此时此刻，他不仅“咀嚼着身边的小小悲欢”，他的眼光已投向了更广阔的人生天地，审视着人生的悲欢兴替。他对人生世事变幻的伤感，上升到理性的认识，就是勘破红尘，即对人生意义的否定。贾宝玉精神故乡、生命土壤的“大观园”，在俗世阴云压顶，“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无情摧残下，他痴迷的对象一一破灭了：晴雯屈死、迎春误嫁、黛玉泪尽而逝……这一桩桩含泪的事件，贾宝玉从中领悟到悲剧的底蕴，独自为人生有价值东西的毁灭而悲哀，遂决心与污浊的尘世社会决裂，终于“悬崖撒手”。
紫式部出身于中等贵族，由于家道中落，二十一岁时嫁给已四十八岁的同族的藤原宣孝为小妻，结婚两三年，丈夫病逝，她带着幼女过着更为凄凉的孀居生活，后凭才学入宫做过一条天皇皇后的侍从女官。紫式部饱尝了一夫多妻制度下女人的痛苦。如果说凄凉寂寞的寡居生活还时时燃起紫式部某种希望之火的话，入宫为女官，与皇家贵族的直接接触，则彻底破灭了她对贵族社会的一切幻想。但生活的磨难并不能泯灭她对生活的痴情，正是对尘世的依恋，她在自己的笔下为女人们精心设计了“六条院”这个略能遮挡风刀霜剑的屏障。然而，不论女人怎样恪守妇德，皆是“宿命如何不得而知”，而“女人持身之难，苦患之多，世间无出其右了！”“六条院”的女主人紫姬，得天独厚地受到了源氏恩惠重重的照抚，更是世所艳羡的人上人，她强迫自己忍受源氏的所作所为，终因自身表里无法统一而精神被“车裂”，顶着“完人”的桂冠，盛年而逝。正是对罪恶现实的正视，打破了紫式部构建“六条院”理想的制约，光源氏的形象分裂了，六条院的女儿乐园坍塌了，理想的人物和人物的理想统统破灭了。在宇治十贴中，贵族男子不再被美化，而是受到尖锐不留情面的抨击。匈亲王的风流韵事，薰公子对女人的苦心追求等完全处于被谴责的地位，并说“男子的心原是可恶的”，并向人们展示了一个令人不敢逼视的冷酷现实：宇治三姐妹，大女公子誓死不嫁，对任何男人都不抱希望，对一切诱惑都拒之千里，继绝尘念而死；二女公子蒙骗嫁给匈亲王，却为他的风流情事而不堪苦痛；浮舟禁不住对风流潇洒的匈亲王产生恋慕之情，却增加了多少力不能承的痛苦，最终走上了不能辞世便要遁世的道路。
三
《红楼梦》与《源氏物语》的异同表现了中日两国不同的文化内涵。“女人祸水”之论一直是中国古代史学的一大理论支柱，国家的衰败，朝代的更迭，无不与女人的罪过联系在一起。在长期封建社会的男权主义意识中，女人仅是生育的工具，男人的玩物，但随着中国市民阶层的兴起，新兴市民意识萌芽了，人们的自我意识觉醒了，曹雪芹把女儿世界——“大观园”作为贾宝玉的理想之境加以追求。贾宝玉对人、对人之个性、对人之不幸的世欲关怀，虽说闪烁着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仁者爱人、恻隐为仁的传统光泽，但主要活跃着一种从传统文化与新兴市民情绪中汲取的朦胧而执拗的尊重人与人之个性的人文精神。这正是贾宝玉生命质量中具有超前意味的价值支撑点，正是贾宝玉所代表的新思想对封建社会旧传统的反叛。
紫式部生活的平安王朝也是以男子为中心的男权社会，盛行一夫多妻制，民间还盛行“访妻婚”的婚姻习俗，更为男子的渔色行为提供了方便。在这样的时代，女作家为女人们构建了理想世界——“六条院”，希望用贵族男子的道德完善和女性的屈从来实现男女之间的平等关系，企图调和矛盾冲突。但社会的衰败并没有促成新的思想的产生，这种妇女乐园本身就是妇女屈辱的标志。“六条院”理想的破灭，更多地表现了平安时代贵族制度悲剧性的历史。
收稿日期：1998—0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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