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汉语单复句划分应当明了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复句论文,汉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二十年来，我们发表多篇文章从不同角度论说汉语语法无单复句之分，三次（孙良明1997、2000、2004）明确指出单复句划分是现代汉语语法学史上的一个历史性的大误会，不应再误会下去。我们（孙良明2004）还明确敬告对外汉语教学界诸先生，对外汉语教学不宜讲汉语有单复句之分。我们主张句子不再分单句、复句，统一按句法结构、语义关系（包括逻辑语义关系）分析；确立“逻辑语义关系结构”、“逻辑语义关系短语”术语，分别简称为“关系结构”和“关系短语”。这就是将一切所谓“复句”结构看作是“关系结构”，将一切所谓“复句”看作是“关系短语”构成的关系结构句，分析其中的种种逻辑语义关系（隐性的或有语法形式标记的如并列、承接、进层、转折、选择、假设、条件、因果等）及每种关系的构成条件与表现形式特点。这是我们的基本观点、基本主张。
读了张雪涛、唐爱华《汉语单复句区分问题的理论困惑与解决策略》（下文简称“张唐文”），引起我想着力谈谈过去文章中曾分散、零碎地涉及但未讲清楚的研究单复句划分应当了解、明确的几个问题，即：汉语单复句划分说源流、汉语语法特点、分析方法与语言事实的关系、古人语法分析实践。这几个问题可以说属常识范围；但问题就产生在对这些“常识”的认识上。这几个问题不谈清楚，很难从根本上解决汉语单复句划分的问题。
一 汉语单复句划分说源流
汉语语法学体系的构建，借鉴于印欧语语法体系。中国第一本介绍印欧语语法体系的书是1904年出版的严复《英文汉诂》，其句法分类一篇说“句有三种”（译名照录）：
这是英语句法分类，实际是汉语语法学句法分类的源头。（注：黎锦熙、刘世儒(1957)说汉语复句学说源于《马氏文通》，不确，参见孙良明(1989)。黎、刘只是据《马氏文通》出版于1898年，早于《英文汉诂》出版而言。）后来的各种汉语语法著作中句子的分类可以说“大同小异”，“大同”是基本上据严书的分类并取其译名，“小异”是对严氏的分类各作不同的再分类并对其译名“小”有改动。
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二分：单句之外，合沓句、包孕句合并为复句；分包孕复句（母句-子句）、等立复句（分句-分句）、主从复句（主句-从句）。高名凯《汉语语法论》三分：简单句（包括“复枝叶”的复杂句）、包孕句、复合句。王力《中国语法理论》二分：简单句，内含包孕句，可有首品句子形式（大致相当实字子句）、次品句子形式（大致相当区别子句）；复合句，分等立句、主从句（含末品句子形式，大致相当疏状子句）。
后来，句子结构类型分析一个显著变化是没有了“包孕句”提法。黎锦熙、刘世儒《汉语语法教材》将包孕句归入单句，包孕成分定名子句；复句分等立、主从两种。丁声树等《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包孕成分定名主谓结构，按“句子的成分作标准”，句子分简单句（单词句、无主句、主谓句）和复合句；复合句分并列句（连贯句、联合句、交替句、对比句）、偏正句（因果句、让步句、条件句）。1956年的《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复句分联合关系、偏正关系。1981年的《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取消复句“联合（并列）、偏正（主从）”之分，平列“并列、承接、递进、选择、转折、因果、假设、条件”八种。此“提要”算是奠定后来复句分类；平列类型，不再分联合（并列）、偏正（主从）。
以上是汉语单复句划分说源流的大致史廓。可以看出句子类型的划分是从“多分”的繁复发展到“二分”的简略。尽管有此“发展”，但其“源”是印欧语句子类型的Simple sentence、Compound sentence、Complex sentence三分。单句、复句二分虽然不是简单套用，但实质上是因袭印欧语语法而来。
要特别注意的是，印欧语动词有定式、不定式之分，因而有子句／分句(clauses)跟短语（指verb phrases）之别，二者构造不同，功能迥异。Simple sentence跟Compound sentence、Complex sentence之分是以有短语（词组）还是有子句／分句而定。
二 汉语语法特点
汉语语法学体系构建是借鉴印欧语语法而来。这样，所谓汉语语法特点只是跟印欧语语法比较而言。摘其跟单复句划分有关的简述于下。
汉语动词无定式、不定式之分；主谓结构、动词短语结构，构造不同，而句法功能无别。动词短语跟主谓短语一样，既可独立成句，又可作句法成分。这样，汉语在短语（词组）之外，就没有必要再立子句／分句句法单位，也即汉语无子句／分句跟短语之别。这一点，《马氏文通》的作者早有创见性地看到了（孙良明1989）。马氏没有引进Simple sentence、Compoud sentence、Complex sentence、Clause、Phrase等概念并确立相应的术语，其句法单位分字、读、句三级。《马氏文通》的“读”、“句”有概念、界限不清之处，但没有子句／分句跟短语之别，不分单句、复句，则表现出汉语的特点。如果将马氏的字、读、句对应我们今天说的词、短语、句子，那么汉语句法单位就只有词、短语、句子三级，不存在子句／分句一级。这样，套用Clause、Phrase概念，分子句／分句、短语来分析汉语句法，实是方枘圆凿。
汉语体词（名、代、数量词）、谓词（动、形容词）的指称、陈述表达功能可以转化。在一定条件（语境）下，体词性成分（单词、定心短语、复指短语）也能成句，表达陈述。例如：
(1)蛇！ 他？ 三个。 他这人！ 我们五个？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
伟大的祖国！多么美丽的春天！
张唐文说体词性成分“表述性不强或没有表述性”，跟事实不符。体词性成分不但有表述性，而且在一定的语境中，体词性成分的表述性更强。郭沫若写的《一字之师》（注：《屈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后附《瓦石劄记·一字之师》。）是典型的例子。《屈原》第五幕第一场有婵娟斥责宋玉的话：“宋玉，我特别的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作者说在台下听起来“总觉得有点不够味”。有人提出改为：“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作者认为这一个“是”字改得非常恰当，真是“够味”。
公羊家、穀梁家解说《春秋》“书法”不是分析语法结构，而是各自说明其中的“义理”（所谓“微言大义”），但两家看出(10a)与(10b)、(11a)与(11b)句式的异同，从而作出比较。两家所谈不同句式所含之“义理”是否成立，我们不论，但是表现出(10a)、(10b)分别是联合成分作主语的主谓结构句、主谓短语构成的联合结构句，(11a)、(11b)分别是主谓短语构成的联合结构句、联合成分作谓语的主谓结构句，还表现出两句式可相互转化。
汉语语句除单词句、单层句法结构外，都是较为复杂或相当复杂的叠层结构：一是短语套短语，二是短语加短语（“套”和“加”中可有关系虚词联结），三是前二者相结合（句中短语是动态单位，可有非自由短语、短语变体如拷贝结构等，不等同于静态单位短语）。语句（语用成分除外）叠层结构的短语内部项跟项之间、外部层跟层之间，有句法关系，有语义关系。语义关系多种多样，但基本的或者说主要的有二：一是以动词为核心的名词跟动词（包括形容词）的语义关系（所谓“语义角色”、“语义格”），一是逻辑语义关系。根据不同的文体，不同的表达，逻辑语义关系或隐含或必隐含、或有或必有语法形式标记——关系虚词（介词、关联副词、连词）。
(12)我不认识这个人。→连我也不认识这个人。（范围）
他能办成这件事。→只有他才能办成这件事。（条件）
(13)你也去，他也去。（并列）你去，他也去。（承接）
不但你去，他也要去。（进层）你去，但是他不去。（转折）
或者你去，或者他去。（选择）只有你去，他才去。（条件）
因为你去，所以他也去。（因果）如果你去，他就去。（假设）
虽然你去，他也不去。（让步）
例(12)各句是短语套短语的主谓结构；主谓结构句也可有逻辑语义关系，如“连”、“只有”句。例(13)各句是逻辑语义关系有显性形式标记的短语加短语结构，短语跟短语的句法关系，可以考虑采取过去复句的联合（等立）、偏正（主从）分类，即：“并列、承接、进层、转折、选择”属联合关系，名为联合结构句，“条件、因果、假设、让步”属偏正关系，名为偏正结构句（“偏”的部分是状语，如例(6)、(7)）。“联合、偏正”看作是句法关系，“并列、让步”等看作是语义关系（这样，所谓单句、复句的句法、语义分析也就完全统一起来）。另外，句中逻辑语义关系可以是隐含的，无形式标记，这在古代汉语中尤其明显（见下文）。
三 分析方法与语言事实的关系
语法分析方法是用来分析语言事实、为语言事实服务的，而不是用语言事实来证明分析方法、为分析方法服务的。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汉语语法学界析句方法大讨论时，我们（孙良明1981）提出用“句法结构成分”代替“句子成分”，评述了刘世儒的“词组熔解”说。刘说“伟大的祖国站立起来了”、“我们爱祖国”中的“伟大的祖国”、“爱祖国”孤立地看都是词组，但在句中就“熔解”，不是词组了，“伟大”、“祖国”分别是定语、主语，“爱”、“祖国”分别是“谓语”、“宾语”。可以明显看出，“词组熔解”说是为句子成分（所谓“主、谓、宾、定、补、状”六大成分，刘另有“足语”成分）服务的，是让语言事实为分析方法服务的典型，因为词组不根据需要熔解，句子成分出不来。此说的问题相当明显，它破坏了短语（词组）跟句子结构的统一，不承认短语作句子成分，也就破坏了句子（句法）结构的层次性。众所共识，语句是语词依照句法结构规则组合而成的线性层次序列。
我们（孙良明2000）评析了八种单复句划分说，说明任何方法都难自圆其说，都不能分清汉语句子是“单”还是“复”。八种划分说方法各异，但有一点在我们看来是相同的，即没有明讲而事实上都依据“词组（知语）异化”说：同一短语“异化”为分句。列出三家的主张来讨论。
张静(1987)提出“成分划分法”，认为“有一套结构中心的句子（其中词语之间互为句子成分）是单句，有两套或两套以上结构中心的句子（每套结构中心彼此独立，互不作句子成分）是复句。这是总原则”（643页）。列有“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爱正义，爱和平”一例（644页），认为是四套主谓结构，有四个分句，后三个分句主语承前省。该书讲联合词组，并列结构列例有“团结、紧张、严肃、活泼”（380页），中间用的是顿号。如果改用逗号造句“全校学生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四词的并列关系不会改变，当是联合词组作谓语。又本书讲联合词组作谓语，列例是“他聪明、伶俐”（645页），如果顿号改逗号，“聪明”、“伶俐”的并列关系当也不变。这样，“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爱正义，爱和平”也可以看作是由四个动宾词组构成的联合词组作谓语了。张静认为“他们……爱和平”是由四套结构中心构成的复句，就必须分解联合词组而将其所包四元动宾词组一一“异化”为分句，不然，复句出不来。同样，照该书的观点，“他聪明，伶俐”用了逗号就是复句，这也是联合词组“异化”为分句的结果。
朱德熙(1982:215)提出“高一层次”分析法，“把复句看成比单句高一个层次上的语法单位，则是合理的”，“我们不能把分句之间的关系解释为词组平面上的任何一种结构关系，诸如主谓关系、述宾关系、偏正关系之类。总之，分句是比词组高一层次上的东西，可是又不同于句子”。按朱先生所说，“母亲怕孩子生病”肯定是单句，“孩子生病，母亲不上班”也肯定是复句。这样，“孩子生病”在前句无疑是短语，而在后句中就必须“异化”为分句。可是，也实在看不出后句中的“孩子生病”，怎样比前一句中的“高一个层次”。朱先生说“不能把分句之间的关系解释为词组平面上的任何一种结构关系”，列出的只是主谓关系、述宾关系、偏正关系，而朱书讲的句法结构有联合结构。我们上文已说明，联合结构跟其他几种句法结构不在一个层面上，其他结构的结构项可以是联合结构，联合结构的构成元可以是其他结构。这样，“孩子生病，母亲不上班”看作是由两个主谓短语构成的联合结构句，岂不简明？为什么要定为复句呢？
邢福义(1993)提出“硬性规定法”，“单句复句的界限有时不够清楚。为了教学的方便，对于某些现象不得不采取硬性的规定：两个单位之间用了逗号表示停顿，是复句；否则，就是单句”。他认为“我们想吃想喝”是单句，联合短语充当谓语；“我们想吃，想喝”算是复句，“想吃”、“想喝”是两个分句。“硬性规定”即使在教学上也不符合科学原则。但所以能“硬性规定”，根据是“短语异化”，同一个短语要“异化”为分句。
明讲的“词组熔解”说是为句子成分分析法服务，因为词组不“熔解”，句子成分分不出来。没有明讲而事实上依据的“词组（短语）异化”说是为单复句划分服务，因为短语不“异化”为分句，复句出不来。两说都是让语言事实为分析方法服务，而不是相反。
张唐文从问题的提出到问题的解决，可以说皆是以语言事实为分析方法服务为前提的。
张唐文先提出10类例句说明按现有方法分析的“困惑”。文中列出的“困惑”事实，上世纪五十年代语法学界讨论单复句划分时已有人涉及（郭中平1957）。“困惑”所以产生是由于先假定有单复句而按单句、复句划分的，如果根本不作单复句之分（按笔者所主张按关系结构句分析），“困惑”就不会出现。张唐文提出的解决单复句区分问题的理论策略，如“象征性原则与经济性原则”、“有标记项与无标记项”、“‘特征表说’与‘原型说’”，还是让语言事实为分析方法服务。他们也是先假定汉语有单复句之分，再用自己提出的“理论策略”划分单句、复句。汉语根本无单复句之分，分析的结果，可以说谈不上有什么“新”发现。他们说复句有“非典型复句”，早有人提出“准复句”之名；说单句有“非典型单句”，早有人提出“准单句”之名。至于说有“两可”现象，“既可以当作单句，也可以看作复句”，这是说汉语语句是“单”是“复”，完全是“人为”，可任意而定。这岂不正好说明汉语无单复句之分吗？
总之，分析方法是为语言事实服务的，这是分析方法与语言事实的关系原则。汉语无单复句之分，一切划分方法都只能是让语言事实为分析方法服务。强行划分，势必破坏这一关系原则而产生如我们两次（孙良明1995、2004）明确指出的三个弊端：一是破坏句法结构的统一，二是句法分析人为的复杂化，三是增多繁琐“名堂”，加重学者负担。分明是句法结构相同的句子，却要硬分单句、复句两类句型；分明是几个短语作谓语的句子，却要分出几个复句或多重复句。单句、复句之外，又出现什么“单句形式复句关系”（如：只有你才能请他出来）、“单句中有复句结构”（如：我知道只有你去，他才来）、“紧缩复句”（如：不请不来、一请就来）以及什么“准单句”或“非典型单句”、“准复句”或“非典型复句”等等。这些“名堂”只是增加学者（尤其是汉语初学者）负担而已。
吕叔湘、王海棻(2000:34)说：“《文通》讲词又讲次，犯了术语过多（虽然仍有所缺），内容重复的毛病。《文通》讲句读，犯了术语不够用，问题说不清的毛病。讲句读至少要有单句、复句、主句（正句）、从句（副句、偏句），或者再加上母句、子句（名词子句等），才大致够用，而《文通》仅仅依靠‘句’和‘读’这两个术语，怎么能不左支右绌，没法把问题说清楚呢？”我们（孙良明1989）指出，吕、王对《文通》讲句读“术语不够用”的批评，前提是分单句、复句，如果不分单句、复句，“句”和“读”两个术语满够用了（当然，马氏的“句”、“读”有概念、界限不清之处）。
四 古人语法分析实践
古代多种注释考据书，对原文隐性的逻辑语义关系如并列、承接、进层、选择、转折、让步、假设、因果等在注文中有相当清楚的表现。古人没有单复句概念，根本不知什么是单句、复句，当然也就谈不上作单句、复句划分。古人是用加显性形式标记关系虚词（关联副词、连词）的“自然形式”表现种种逻辑语义关系的。以汉代至元代几种注释书中的分析为例。
古人注释可说明三点：一，逻辑语义关系不按单复句划分，也能分析清楚；二，逻辑语义关系是客观存在于语句中的，单复句划分是现代“人为”的；三，注释书所分析各例，单从逻辑语义关系看：现代不同学者分析，认识会一致，即使有分歧，区别也不会太大，但要划分单复句，现代不同学者分析的结果差别就大了。
为了否定单复句划分法，我们在以往文章基础上，再较详细地谈了这四个看来属于常识的问题。这几个常识性的问题清楚了，单复句划分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最后谈一下吕叔湘(1999:550)说过的话：“单句复句的划分是讲汉语语法叫人挠头的问题之一。”恕我直告：讲汉语语法只要划分单复句，就会永远“叫人挠头”，而且会永远存在张唐文所说的“困惑”（因为汉语无如印欧语的简单句、复合句之分）。要想不“挠头”，不“困惑”，只有取消单复句划分法。当然，取消以后，对所谓“复句”结构怎样分析，取什么“名堂”，可再讨论。我们提出的“关系结构”分析法，也只是问题的一种解决方法，供同行考虑、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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