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几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定州论文,论语论文,汉墓论文,竹简论文,几个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2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627(2003)02-0004-10
《论语》是儒家的最重要的经典之一。1973年河北定州汉墓出土竹简《论语》是现今所见最早的《论语》抄本，其可靠性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可惜的是，定州汉墓竹简不像郭店竹简、上博战国竹简那样幸运，问世伊始便受到天灾（唐山地震）与人祸（文革）的夹击，研究相对滞缓。仅就竹简《论语》的定性而言，有人说它“保留了《古文论语》的一些面貌”（注：孙钦善：《四部要籍注疏丛刊论语》前言，《四部要籍注疏丛刊论语》，中华书局1998年。），有人推测“《齐论》的可能性大一些”（注：李学勤：《简帛佚籍与学术史》，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1页。），更有人断定当属于《鲁论》系统（注：单承彬：《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为“鲁论”考》，《文史》2001年第3辑。），迄今尚无定论。而我们通过统计、对照简文避讳用字，认为竹简《论语》当属汉高祖刘邦时期抄本。因为《古论》是汉武帝时期才出现，而《鲁论》与《齐论》的产生年代又晚于《古论》，所以竹简《论语》已经超出了传统已知汉代三论的范围，属汉初今文隶书《论语》。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竹简《论语》与《古论》、《鲁论》以及《齐论》的关系，对两汉时期《论语》的流传提出了一些初步见解。
一、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抄写年代问题
竹简《论语》出于西汉中山怀王刘修之墓。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介绍》说：“这部《论语》虽是残本，因中山怀王刘修死于汉宣帝五凤三年（前55），所以它是公元前55年以前的本子，是时有《鲁论》、《齐论》、《古论》三种《论语》存在。它的特异之处，是研究《论语》的新材料。”（注：《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介绍》，见《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墓葬的年代是公元前55年，这意味着《论语》抄本的年代可能更早。史载西汉河间王、淮南王等都非常喜爱收集古籍，多是重金收买其原本，另抄副本还给主人。中山怀王可能也是通过这种手段得到这部《论语》，因珍爱非常，以致死后用以随葬。它的大致年代究竟为何，我们尝试用西汉的避讳之例作些分析。
《论语》成书年代迄今虽仍无定论，但推测最晚也是在战国后期。至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抄写年代，简文中避讳用字最能说明问题。古人早就指出：“班（颁）讳之典爰自汉世，降及有晋，历代无爽。”（《南齐书·王慈传》），“汉法，天子登位，布名于天下，四海之内，无不咸避”（《全北齐文》卷三《避太子讳议》）。汉代的颁讳布名之制，由今存文献来看，最常用的手法是以同训字相替换。如汉高祖刘邦，讳邦曰国；惠帝刘盈，讳盈曰满；高后吕雉，讳雉曰野鸡；文帝刘恒，讳恒曰常；景帝刘启，讳启曰开；武帝刘彻，讳彻曰通；昭帝刘弗，讳弗曰不；宣帝刘询，讳询曰谋，等等。汉人为避讳，将恒山改名“常山”，将夏后启改称“夏后开”，将孔子弟子邦巽改称“国选”，都是人所共知的。出土竹简《论语》的墓主刘修是刘氏宗室同姓王，对皇室避讳自然会格外留意。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明显避讳“邦”字。所有“邦”字都用“国”代替。如《八佾》篇“国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公冶长》篇“至于也（他）国，则曰犹吾大夫□子也”；《泰伯》篇“危国弗入，乱国弗居”；《乡党》篇“……它（他）国，再拜……”；《子路》篇“壹言而兴国，有诸”；《季氏》篇“国君之妻……异国人称之亦曰君夫人”。唯一的例外是《子张》篇“夫子得（邦家）……”一条。据《定州汉墓竹简论语》释文凡例，〔〕内为1976年抄录文字，后因唐山地震，原简已损，已无法校正。推测是整理者笔误所致。
但是，不避汉惠帝讳，《述而》篇残存有“虚而为盈，约而为泰”等字句；不避文帝讳，《述而》篇有“善人，吾弗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等字句；不避武帝讳，《八佾》篇保留有“……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等字样；不避昭帝讳，而且今本用“不”的地方，它多用“弗”字代替，大概是与经师或抄写者的方言习惯有关。《为政》篇中的名句竟然成了“〔知之为知〕之，弗知为弗知，是知也”。如果是昭帝或宣帝时期所书，只能说是自招晦气。竹简《论语》没有保存下来带有“启”（汉景帝讳）和“恂”字（汉宣帝讳）的字句，但由其不避惠、文、武、昭之讳来看，大概也不避景帝、宣帝之讳。
鉴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只讳“邦”字，惠帝以下诸帝皆不讳，我们推断其抄写年代当在汉高祖在位的十余年间，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老子》甲本、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膑兵法》属同一时期的抄本。
基于上述推断，再来看竹简《论语》的属性问题。首先，应该排除它属于汉代《古论》系统的可能。据说最初的《古论》是由战国时古文书写，但这并不为西汉人所知。西汉人所知的《古论语》，是在鲁恭王坏孔子宅时发现的，就是说，孔壁《古论》是在汉景帝或汉武帝时期才问世，汉高祖时根本不可能有《古论语》之说。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说，孔壁《古论语》的抄写年代虽早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但其在汉代的流行却晚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
汉景帝或武帝时新发现的《古论语》之所以被命名为《古论语》，说明当时已经有《论语》在流行。因为是使用战国古文书写，没有使用汉代流行的今文隶书，所以又被称为《古文论语》（《论语集解》何晏序）。也就是说，在《古文论语》问世时，汉代已经有以隶书抄写的《论语》在流行。过去学术界大多认为《古论语》或《古文论语》得以命名的参照物，是汉初今文《论语》，也就是《齐论语》与《鲁论语》。但这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齐论》与《鲁论》的出现其实晚于《古论》。这从考察西汉《齐论》、《鲁论》的师传学者的年代就可以得到证明。
据《汉书·艺文志》及《论语集解》何晏序的记载，西汉传习《齐论》的学者有：1.王卿，据宋邢昺《疏》记载，武帝天汉元年（前100）曾由济南太守迁任御史大夫；2.庸生，《汉书·张禹传》记张禹曾师从于王阳、庸生。张禹为汉元、成帝时人，其师庸生可能是汉宣帝时人；3.王吉，宣帝时为昌邑中尉，元帝年间卒；4.宋畸，宣帝时为詹事，后迁大鸿胪左冯翊少府；5.五鹿充宗，通《齐论》兼治《梁丘易》。《梁丘易》的创始人梁丘贺为汉宣帝时人，五鹿充宗只能是宣帝以后人；6.贡禹，元帝时官谏太夫。以上传习《齐论》者六人，只有王卿是武帝时代人，其他都是宣帝、元帝时代的学者。
再看西汉传习《鲁论》学者的年代：1.龚奋，《汉书·艺文志》记其曾为常山都尉，生卒年代不详；2.鲁扶卿，《论衡》记其曾师从孔安国学《论语》；3.韦贤，曾为昭帝师，授《诗经》，地节三年（前67）卒；4.韦玄成，韦贤之子，以明经官至丞相，元帝建昭二年（前38）卒；5.夏侯胜，宣帝时为太后授《尚书》，官长信少府，后迁太子太傅；6.萧望之，宣帝时人，从夏侯胜学《鲁论》；7.张禹，初从夏侯建（夏侯胜从兄之子）授《鲁论》，后又从王阳、庸生讲《齐论》。元帝太元中为太子讲《论语》，官光禄大夫。成帝时赐爵关内侯，哀帝建平二年（前5）卒。以上传习《鲁论》者七人，其中龚奋年代不详，鲁扶卿一人为汉武帝时期，其余都是汉昭帝、宣帝以后的学者。
上述十三位《齐论》《鲁论》传人，其中一人年代不详，两人为汉武帝时人，其余都是武帝以后的学者。因此，可以断定《齐论》《鲁论》的产生年代不会早于《古论》。
其实，这个结论并不是什么新见解。早在20世纪初，章炳麟就指出：“《论语》初出，董仲舒、东方朔已多称引，司马迁著之《史记》，皆在《齐》、《鲁》前。盖孔安国时已隶写传诵矣。《齐论》传者胶东庸生，《鲁论》传者扶卿，并安国弟子。”（注：章炳麟：《广论语骈枝》“此传不习乎”条，《章氏丛书续编》本。）约半个世纪前，日本学者武内义雄也曾指出：“《鲁论》、《齐论》都是在《古论》发现以后才兴盛起来的。《鲁论》系统中的鲁扶卿曾从学于孔安国，《齐论》系统中的庸生曾从孔安国弟子都尉朝受《古文尚书》。《鲁论》与《齐论》很可能是因为对《古论》的解读、解释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学派。”（注：武内义雄：《论语之研究》，岩波书店1972年，第72-74页。）近年，郭沂先生也撰文指出：《齐论》、《鲁论》可能出现于汉宣帝时期，明显晚于古论（注：郭沂：《论语源流再考察》，《孔子研究》1990年第4期。）。这些见解有必要引起我们的再度重视。
既然可以肯定《齐论》、《鲁论》是在《古论》问世以后才出现的，则自然不会是《古论语》得以命名的参照物。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抄写年代在汉高祖时期，当是流行于汉初（高、惠、文、景帝时期）的《论语》，即《古论语》问世以前已经在汉代流传的今文《论语》。
如果以上分析大致不误，我们对汉代《论语》流传状况可重新描述如下：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今文《论语》）与《古文论语》都是战国时《论语》的遗存。因避秦火，《古论语》长期隐匿于孔壁，武帝后才得以问世，并逐步为世人所知。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是根据口诵《论语》整理而成，在汉初一枝独秀。因当时传习《论语》者不止一家，出自鲁学和出自齐学，有文字上的不同，于是形成了《齐论》和《鲁论》两个系统。《齐论》和《鲁论》大行于世，它们之外的今文《论语》以及《古论语》则逐渐式微。到西汉末年，张禹以《鲁论》为基础并吸收《齐论》的优良之处，形成所谓的《张侯论》。《张侯论》的出现，又使得《鲁论》特别是《齐论》走向衰落。直到东汉末年，郑玄以当时所能见到的《鲁论》与《古论》、《齐论》相对校，篇章结构采《鲁论》，文字语句从《古论》、《齐论》，形成了独特的郑注《论语》。稍后，何晏《论语集解》则延续了传统的《鲁论》。由此又开始了《论语》学史上《何集》与《郑注》并存的时代。
二、关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篇章结构的问题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没有篇题，篇数不详。但由存留的十一枚“章数简”，根据其所记章数及字数，大体可以推断相当于今本某篇。
六一二简“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整理者将它排列在《尧曰》篇后，章数相近，字数也与今本《尧曰》篇前两章字数相近（三百四十一字）。
六一三简“凡卅七章……”。传世本中只有《述而》篇有三十七章的记录，当为《述而》篇。
六一四简“……〔章〕……五百七十五字”。与今本《为政》篇（五百八十一字）字数最为接近。
六一五简“凡〔卅六〕章·凡九百九十字”。查传世本各篇没有三十六章的，字数最为接近的是《阳货》篇（一千另二十字），“卅”字当为“廿”字之误。可能是整理者误录。
六一六简“凡卅章·凡七百九十字”。章数与今本《子罕》篇合，字数也相近（八百一十二字）。
六一七简“凡〔四十〕四章……”。与今本《宪问》篇章数合。
六一八简“〔凡四十七章〕〔□□百八十一字〕”。章数最多的，今本《卫灵公》篇有四十九章的记录，字数也相近（九百字）。
六一九简“凡十三章……”。与今本《季氏》篇章数最为接近（十四章）。
六二○简“〔凡十〕三章……”。疑整理者有误，当为“廿三”章之误，与今本《先进》篇章数合。
六二一简“凡廿八章〔·凡八百五十一字〕”。与今本《公冶长》篇章数相同，字数也相近（八百七十一字）。
再来看残存数篇内的分章。竹简《论语·公冶长》篇，将“宰予昼寝”章“子曰始吾于人也”句下另分为一章，与何晏《集解》分章相同，大概认为是孔子在不同时期的发言。《先进》篇将“柴也愚”章与“孔子曰回也其庶乎”章合二为一，“子张问善人之道”章与“子曰论笃是与”章合二为一，与刘宝楠《论语正义》分章相同。竹简《论语·卫灵公》篇第一、二章连在一起，与朱熹《集注》本相同。
现存残简与传世本分章明显不同的只有两处。一是《子路》篇将“子路问曰君子尚勇乎”章与“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章合二为一。传世本中不见如此分法。二是《子罕》篇将“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此夫”章与“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出”章连在一起。两章意义绝无连贯之处，或者是抄录者的笔误。
由以上对比来看，虽然不能推断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确切篇数，但就有记录的这十一篇来看，可以说与今本基本相同。各篇中分章歧异也不大，章数没有超出传世本分章变动的范围。整理者按照二十篇来排序应该是正确的。由此可以断言《论语》的篇章结构在汉初已基本固定，此后历两千余年并没有太大变化。
两汉四家《论语》在篇章上分歧集中在《尧曰》篇。今本《尧曰》篇共有三章组成，首章为“尧曰”章，次章为“子张问”章，最后一章为“子曰不知命”章。崔述曾论述说：“《尧曰》篇，《古论语》本两篇，篇或一章或二章，其文尤不类。盖断简无所属，附之书末者。《鲁论语》以其少故合之。不学者遂附会之，以为终篇历叙尧、舜、禹、汤、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继之，谬矣。”（《洙泗考信录》）看来，一直到清代，对《尧曰》篇的认识也没有统一。
竹简《论语·尧曰》篇“子曰不知命”章与其他简文明显不同，“简本在此用二个小圆点间隔，以双行小字书于此简的下部”（注：《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77年，第99页。）。在《尧曰》篇的章数简上写的是“凡二章〔凡三百廿二字〕”，显然没有将此章计算在内。也就是说竹简《论语》是将“子曰不知命”章当作附录看待的。
《古论》二十一篇，多于《鲁论》的一篇也与《尧曰》篇有关。班固说是多出来了一个《子张》篇，如淳《汉书·艺文志》注说是“分《尧曰》篇后‘子张问如何以从政’下为篇，名曰《从政》”。至于“子曰不知命”章，《经典释文》注明“《鲁论》无此章，今从《古》”，证明是包含在《从政》篇中的，可能也是以附录的形式出现的。《古论》与竹简《论语》的不同是将“子张问”独立成了《从政》篇。至于说《古论》“篇次不与《齐》、《鲁》同”，则是发现后整理者的编次问题。与定州汉墓竹简相似，因没有篇题，整理者在编排时有自作主张之处。
《鲁论》二十篇，最为精简。《经典释文》载《鲁论》没有《尧曰》篇最后的“子曰不知命”章。据日本学者武内义雄推考，汉熹平石经《论语·尧曰》篇也没有收录“子曰不知命”章（注：武内义雄：《汉石经〈论语〉残字考》，《论语之研究》，岩波书店1972年。）。“子曰不知命”章虽然在汉初《论语》中的身分只是附录，还不是正文，但其影响却不可小视。《韩诗外传》、董仲舒对策等都有引用，在西汉初年已经是广为人知的名句。《鲁论》坚持不予收录的理由不得而知，大概是因为保守。
《汉书·艺文志》载《齐论》“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如淳注曰：“《问王》、《知道》皆篇名。”据说后为张禹所删，以致内容失传。马端临《文献通考》对此提出异议，“《齐论》多于《鲁论》二篇，曰《问王》、《知道》。史称为张禹所删，以此遂无传。且夫子之言，禹何人而敢删之？然《古论语》与《古文尚书》同自孔壁中出者，章句与《鲁论》不异，唯分《尧曰》‘子张问’以下为一篇，共二十一篇。则《问王》、《知道》二篇亦孔壁中所无。度必后儒依仿而作，非圣经之本真。此所以不传，非禹所能删也。”我们基本上同意马端临的见解，《问王》、《知道》两篇决不是随便可以删掉的。由竹简《论语》、《古论》、《鲁论》三论的篇章分歧都集中在《尧曰》篇来看，《齐论》多出来的两篇，可能也在《尧曰》篇上。推测所谓《问王》不是什么《问玉》之误，而是《问正》之误，来自“子张问”首句“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正（政）矣”。《问王》篇可能就是“子张问”章。所谓《知道》则是“子曰不知命”章中“知命”、“知礼”、“知言”、“知人”的概括，或者是“知之道”的简略。《知道》篇可能就是“子曰不知命”章。果如此，《问王》、《知道》两篇就在今本《尧曰》篇之内。难怪后人在《逸论语》中寻找，一无所获。
“子张问”、“子曰不知命”两章最初都是《论语》的附录。书写格式为双行小字，并用二小圆点与正文间隔，以示与《尧曰》篇正文相区别。后来在传抄过程中陆续混入正文，各学派学者因认识或统计方法不一，遂出现了二十篇、二十一篇或二十二篇的不同。《古论》所谓的《从政》篇包含“子张问”与“子曰不知命”两章，全篇都是附录。《齐论》所谓的《问王》与《知道》篇，如果确实是由“子张问”章与“子曰不知命”章构成，两篇也都是附录。《从政》、《问王》、《知道》三“篇”最初都没有篇名，当为刘歆等在整理统计时，后加的篇名；这三篇名与前二十篇名明显不同，后者都是采用首章开头的几个字命名，前者则是归纳章旨以命名。
总之，由上述比较来看，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篇章结构与传世《论语》差别不大，可以推断《论语》一书在战国时期已基本定型。竹简《论语》与《古论》、《齐论》、《鲁论》在篇章构成上最大的分歧集中在《尧曰》篇，局限在对“子张问”章与“子曰不知命”章的认识与处理上。就篇章构成而言，竹简《论语》与《古论》非常接近，因为二者同源。但在具体文字章句上，二者却差别很大，因为《古论》是古文，而竹简《论语》则属于今文。
三、关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的字词问题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共保留7576字，几乎接近《论语》的一半。与传世本《论语》相比较，没有太大的差异，但特色鲜明——语气助词多、通假字多。分析其成因及影响，对研究《论语》版本、学术源流不无启发。
竹简《论语》与传世本《论语》相对照，明显的不同是使用语气助词多。如今本《论语·微子》篇“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竹简《论语》作“……谏也，来者犹可追也……”推测每句都带有一“也”字。查熹平石经《论语》，正作“凤兮凤兮，何而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谏也，来者犹可追也”。今本《论语·卫灵公》篇“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竹简本则作“君子不可小知也，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
也，而可小知也”，也是每句都带一个语助词。此外尚有很多例子，不一一列举。
句末语助词多，说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接近口语，有可能是直接或间接根据口诵《论语》整理而成。相反，郑玄注本则是在对校《古》、《齐》、《鲁》三论的基础上形成，是来源于书面文本的代表。对照竹简本与郑玄注本，二者在遣词造句上的差别一目了然。竹简本《里仁》篇“……曰：君子于天下，无谪也，无莫也，义与之比。”唐抄郑玄注本则是“君子于天下，无谪，无莫，义与之比”。语气感觉不同。竹简本《雍也》篇“君子可选，不可陷也；可欺，不可罔也”。唐抄郑玄注本作“君子可逝，不可陷；可欺，不可罔”。删去了所有可以删除的语助虚词。又如竹简本《雍也》篇：“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末之，命矣夫！……而有斯疾也！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唐写郑玄注本则是“……斯人也而有斯疾，斯人也而有斯疾……”不但去掉了句末的语助词，连重复的一句“命也夫”也不见了踪影。语句重复、不精练，是竹简本富有人情味之处，也是其来源于口头传诵《论语》的标志。竹简本《卫灵公》篇：“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矣。水火，吾见游而死者矣，未见游于仁而死者也。”通俗易懂。今本则明显经过了一番修饰与加工，作：“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见蹈而死者矣，未见蹈于仁而死者也。”不但省略了一个语助词，粗俗的“游”字变成了文雅的“蹈”字。可能也是郑玄注本的功绩。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来源于口诵《论语》的另一个证据，就是多使用通假字。耳闻其音，仓促笔录，无暇区分正字别字，这是可以理解的。如竹简本中“诱”写作“牖”、“弥”写作“迷”、“闵”写作“黾”、“屡”写作“居”、“公”写作“功”、“笃”写作“祝”、“佞”写作“年”、“阴”写作“音”、“固”写作“故”等等。就字词使用上看，《鲁论》与其非常接近（注：参见单承彬《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为鲁论考》，《文史》总第56辑。）。但这只能说明《鲁论》受其影响较大，却不能证明定州汉墓竹简《论语》属于《鲁论》系统。二者的相同之处都是较多地保留了口诵《论语》的因素。
《古论语》从一出现就是以使用古文字为特色的，因此，汉武帝以后，《古论》系统特别注意文字的审定。据《经典释文》及唐抄本郑玄注，《古论》与《鲁论》在文字上有诸多不同。《古论·述而》篇“吾未尝无诲”的“诲”，《鲁论》作“悔”；《古论·述而》篇“君子坦荡荡”的“荡”，《鲁论》作“汤”；《古论·子罕》篇“不为酒困”的“困”，《鲁论》作“魁”；《古论·乡党》篇“君赐生必畜之”的“生”，《鲁论》作“牲”；《古论·阳货》篇“馈孔子豚”的“馈”，《鲁论》作“归”；《古论·先进》篇“子羔为费宰”的“费”，《鲁论》作“鄙”。《古论》年代早，使用的多是正字，《鲁论》年代晚，使用的却多是通假字。
崔适《论语足征记》认为，这是《鲁论》早于《古论》，《古论》为刘歆伪造的“塙证”。因为，“古者字少，一字恒莞数义，故多假字。后世各造本字，分用之，故有古人用假字，后世易以本字者，未有古人用本字，后世以假字者。《鲁》《古》异读，率《鲁》用假字，古用本字。如‘可使治其赋也’，《鲁》读为‘其傅’，则‘傅’假字，‘赋’本字。‘吾未尝无诲焉’，《鲁》读为‘无悔’，则‘悔’假字，‘诲’本字。皆是。或曰‘读为’者改其字也，义当从所读之字。曰此说诚然。然此二句从‘傅’字、‘悔’字本义，于经义断无可解。乃知《鲁》读为傅、为悔者，犹言鲁本《论语》作此字耳。以为《鲁》用假字，《古》用本字，则文从而字顺。然则《古论》之出后于《鲁论》明甚，其为赝古亦明甚。”（注：崔适：《论语足征记》，《无求备斋论语集成》，台湾艺文印书馆1966年。）意思是说，时代越早，使用假字越多，《鲁论》使用通假字多于《古论》，可证《鲁论》年代早于《古论》。
崔氏解释看似有理，其实就此例而言并非如此。因为崔氏理论的前提必须是先有假字，如“傅”与“悔”，后有本字，如“赋”与“诲”。不然，则“于经义断无可解”。“傅”字是否一定早于“赋”字，难以肯定。《经典释文》注释《为政》篇“诲女”二字时，没有说到《鲁论》有任何不同，说明《鲁论》中既有“悔”字同时也有“诲”字。“诲”“悔”二字，并没有先后的问题，在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中二字也是并存。再如上举《乡党》篇“君赐生必畜之”的“生”，《释文》注说“《鲁》读生为牲，今从《古》”，自然也不能说《鲁论》时期没有“生”字，因此需要假借“牲”字代替。从文字发生顺序上来讲，“生”字要早于“牲”字，这是一般性的常识。因此，假借字多者时代早，正字多者时代晚的理论并不能成立，难以解释《古论》与《鲁论》用字习惯不同的现象。
在我们看来，定州汉墓竹简《论语》与《鲁论》是直接或间接来源于口头传授系统，由口诵《论语》笔录整理而成，因此，在整理过程中较多地保留了口语的成份，假借字或者说“错别字”使用较多。《古论》与郑注本则是由文本传抄整理而来，誊录、校对比较仔细，错别字较少，文章化比较明显。
口耳传授与展转传抄是汉代古文献流传的两大手段，各有得失，互有利弊。《论语》不同学派学术观点的分歧，有不少是因此而起。口授笔录，容易产生同音混淆，产生歧异。如“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古论》、郑玄注本），可以听成“五十以学亦可以毋大过”（竹简本、《鲁论》）。“易”与“亦”也是一对通假字。只是我们已经不能判断孰正孰误，因此，孔子究竟有没有学过《易经》成了千古一大公案。文本传抄可以避免同音相混，可以减少错别字，绝不会将“易”抄写成“亦”或相反。但抄写仓促时也会因字形相近而误，如将“必祭”（《鲁论》）误写作“瓜祭”（《古论》），“夫何言哉”（《鲁论》）误写为“天何言哉”（《古论》）。由此，使得后人为孔子天命观思想争论不休。口耳相传则不会有这样的错误，不能想像有人把“必”听成“瓜”，把“夫”听成“天”。
定州汉墓竹简《论语》虽是由口诵《论语》整理而来，但它毕竟已不是原始笔录，文中校对、整理、润色的痕迹也很明显。如《卫灵公》篇“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章有两处削去语助词的痕迹。《先进》篇“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章有四处刮字后的空格。《先进》篇二六五简“……短命死矣，今也则亡”。“也”字原脱漏，是后来补加在旁边的。这些都说明竹简《论语》在抄写完成后，曾与原始笔录或其他抄本对校，进行过一番校勘的功夫。
总之，从文字词句上看，竹简《论语》保存口诵《论语》成份较多，与《鲁论》有诸多相似之处。《古论》则基本上属于文本传抄系统，对郑玄注本《论语》影响较大。
至于《齐论》，因史料较少，性质不明确。《齐论》既然与《鲁论》同时且与之不同，应该是侧重于《古论》的继承与发扬。何晏《论语序》说“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经典释文》说“郑校周之本，以《齐》《古》读正，凡五十事。”但《经典释文》及唐抄本郑玄注，只有“《鲁》读”和“从《古》”的记录，根本没有涉及《齐论》的文字。有人推测《齐论》是在张禹时期被《鲁论》吸收，因此《鲁论》与《齐论》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但我们更愿意相信《齐论》是沿袭《古论》而来，二者本来是同一系统，基本相同，说“从《古》”就意味着“从《齐》”。但这终究只是推测，《齐论》之迷尚留待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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