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气”论与曹丕“文气”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元气论文,曹丕论文,文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先秦“元气”论认为，“气”是宇宙演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天地万物发展变化的根源和动力，“气”也能解释人的生命现象。而到汉代“元气”论被发扬光大了，在“元气”论中，哲学与自然科学进一步交融渗透，“元气”论被借鉴和引进到汉代天文学、医学、音乐学之中，“元气”论被王允引入文学理论也就构成了他的禀气论，曹丕将“元气”论和禀气论融入文学批评，构建了他的“文气”说。
关键词：“元气”论 “文气”说 禀气论
“元气”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范畴，是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主要形式，它主张“气”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万物的发展变化是气运行不息的结果。“文气”是中国文艺美学的范畴，由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文气说成为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曹丕文气说的理论渊源来自汉代元气论，他把元气从哲学范畴引入文学批评。本文试图对此作一些辨析考察。
一
元气论在先秦就已经萌芽了，这种萌芽表现在：
第一，人们把“气”看成是宇宙演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用“气”来解释天地开辟和万物生成。《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第12章）“一”指天地未分化前的混沌状态，这混沌状态生成阴阳二气，二气感应和合，生成冲气而成三气，三气生成万物，所以万物都是负阴而抱阳的。这是老子“一元、二气、三物”的宇宙生成论。庄子把老子提出的“一”直接等同于“气”，他认为世间一切事物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根源是“气”。所谓“万物一也”，即认为万物皆为气，而“圣人贵一”，则表明道家以气为重的宗旨。
第二，人们认为天地万物的发展变化，其根源和动力是“气”，气的阴阳化合就产生万物。《荀子》说：“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管子·内业》把“气”称之为“精”，它说：“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于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胞中，谓之圣人，是故名气。”
第三，人们又用“气”来解释人的生命现象。《庄子·知北游》说：“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人的生死是由气之聚散决定的，因而人活着全身都充满气。《管子·心术下》说：“气者，身之充也。”《孟子·公孙丑上》也说：“气，体之充也。”
从以上述可以看出，先秦元气论包含的内容，既有哲学方面的，也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例如，庄子用“气”来说明人的生命现象，属于医学研究的范畴；老子用“气”来说明宇宙生成，属于天文学研究的范畴，但是，人们都把这些作为哲学问题而热烈地讨论。在先秦萌芽的元气论中，哲学与自然科学交融渗透，这个特点在汉代元气论中十分明显。
二
元气论是汉代四百年思想文化界的共同话题，无论儒家、道家，还是医家、兵家，都有丰富的“气”的思想，成书于汉武帝时期的《淮南子》标志着元气论的正式形成，东汉王充的《论衡》是汉代元气论集大成者。此外，汉代学者董仲舒、刘安、司马迁、张衡、郑玄、许慎、扬雄、班固、王符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讨论过元气。
汉代元气论的显著特点，表现为它与其它学科特别是自然科学相互渗透，元气论包含有自然科学的因素，而自然科学也带有元气论的性质。我们来看看汉代天文学、医学、音乐学是如何借鉴和引进元气论的。
（一）汉代天文学特别是天体演化理论，是以元气论为理论依据
第一个运用元气论来系统阐述宇宙演化进程的是《淮南子·天文训》，它说：“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元气，元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淮南子》在这里为我们描述了宇宙起源、发展和天地万物生成的过程，尽管其中还包含着不伞猜测和臆想，慝是，它遥经断然排除上帝天神造物的呓语，坚持宇宙的自然演变。它提出的道——宇宙——元气——天地——阴阳——四时——万物的宇宙生成论，几乎成为古代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的共同认识。
在《淮南子》的宇宙生成论中，元气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元气化为阴阳，其阳者上升为天，阴者下沉而为地，这一说法得到汉代大多数学者的承认。董仲舒说：“天地之气，合而为一，分为阴阳，判为四时，列为五行。”（《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天文学家张衡说：“元气剖判，刚柔始分，清浊异位，天成于外，地于内。”（《灵宪》）历史学家班固说：“太极元气，两仪始分，氤氤氲氲，有沉而奥，有浮而清。”（《文选·典引》学者何休说：“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公羊解诂》隐公元牟注）这些说法后来被《白虎通义》简明地概括为“天地者，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也。”成为汉代官方钦定的宇宙生成论。
汉代天文学要解决的又一个难题是天体结构，天地为什么不堕不陷？日月星辰靠什么运动？围绕这些问题，汉代有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三家学派。盖天说主张天的形状是圆拱形，周围与四海相接，象一个圆盆倒盖在水上，天之所以不沉，是元气有浮力的支持。浑天说以张衡为代表，他以鸡蛋为比喻，天地结构犹如鸡蛋，地如蛋黄，位居中央。天内外皆有水，天覆盖地，犹如蛋壳包裹蛋黄。他认为“天地各乘气而立，戴水而浮。”（《浑天仪注》）宣夜说主张“天”是高远无极的虚空，无形无质，日月星辰和地都浮生在太虚之中，依靠气的推动或托举或行或止。这三家学说虽然不同，但都有其合理之处，而且，他们都引入或吸收了元气论的自然观。元气充满虚空的观点，气生万物的观点，气运行不息的观点，得到各派天文学家的公认，成为各派天文学理论体系的基础。
（二）传统中医学理论与元气论交融渗透
成书于汉初的《黄帝内经》是传统中医学的第一部经典著作，它把元气论引入医学理论，用“气”的观点来阐述中医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临床治疗学和养生保健等一系列问题。它把“气”看成是人体生长、发育和新陈代谢必不可少的基本物质。《素问·宝命全形论》说：“人生于地，命悬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这与元气论的观点完全是一致的。《素问·六节藏象论》说：“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这是说人的生命活动需要从“天地之气”中摄取营养成分，以养五脏之气，从而维持人的生理活动，所以“气”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最基本的物质。
《黄帝内经》把人体之气分为元气、宗气、营气、卫气等等。元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原动力，是维持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物质。元气主要由父母先天之精化生而来，并受后天水谷之精气的不断培育和补充。宗气聚集于胸中，是由肺从自然界吸入的清气和脾胃从饮食中运化生成的水谷精气相互结合而生成，人的声音、呼吸，气血的运行，肢体的寒温和活动能力，皆与宗气的盛衰有关。营气和卫气主要来源于水谷精气，营气运行于血脉之中，是血液的重要组成部分，卫气活动力特别强，运行于皮肤、肌肉之间，布散于全身内外上下。它的生理功能一是护卫肌表，防御外邪入侵；二是温养脏腑、肌肉、皮毛；三是调节控制汗孔的开合和汗液的排泄，以维持体温。
除了上述最重要的四种气外，人体还有“脏腑之气”，如肠气、胃气、肝气、肾气、肺气，这些气是元气所派生的，元气分布于某一脏腑，即成为某一脏腑之气。
《黄帝内经》中，气的名称还很多。例如，人从饮食中吸收的营养物质，称为“水谷精气”；致病的物质，称为“邪气”；体内不正常的水液，称为“水气”；机体抗御疾病的能力和生理功能，称为“正气”等。可以看出，《黄帝内经》的作者有意识地运用了元气论，把大量零碎的医疗经验加以归纳总结，分析研究，使其系统化和完整化，形成了关于精、气、血的学说。而且这一学说，至今仍卓有成效地指导着中医的临床实践。
（三）汉代音乐理论受元气论的深刻影响
汉代人还不了解声音是物体振动发出的，声音的大小高低是由振动频率决定的，而认为声音是物体的“气”发泄出来的现象，所以汉代人在论述音乐时，特别注意音乐与气的关系。《汉书·律历志》说：“至治之世，天地之气合以生风，天地之风气正，十二律定。”《后汉书·律历志》也说：“夫五音生于阴阳，分为十二律，转生六十，皆所以纪斗气，效物类也。天效以景，地效以响，即律也。”它们都认为音律来之于天地之气，天地之气正常，阴阳风雨晦明按时而至，十二音律就确定了。反过来，十二音律又用来反映物类、时令、气候、声响，以表现天地之气。这就是说，音律，即音乐的形式不是来自人的审美感受，而是来自天地阴阳之气，这显然是荒唐的。要用天地之气的变化去确定音律，显然也是不可能的。然而汉人却对此深信不疑。按《汉书·律历志》的解释，音律效法天地之气，所以十二音律与十二个月相对应，每一个音律的名称和意义就代表它对应的那个月的气的状态，例如，黄钟对应冬至十一月，冬至之后，阳气逐渐从地下出来而达到极盛，《汉书·律历志》说：“黄钟：黄者，中之色，……钟者，种也……故阳气施种于黄泉，孳萌万物，为六气元也。”大吕对应十二月，表示“宣气而牙（萌发）物也。”夹钟对应二月，表示“宣四方之气而出物种也。”今天看来，十二律与十二月之气的对应关系，实在是牵强附会，缺乏可靠的科学依据。
在汉代人看来，音乐既然能与天地之气相通，那么，它也可以与人气（人的道德精神）和社会风气相通，进而对政治和社会发生影响。这个思想比较集中反映在儒家经典《礼记·乐记》中，该书从音乐社会学的角度对音乐与人“气”的感应关系作了明确的规定：“凡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它把音乐分为两类，违反儒家美学原则的音乐称为奸声，又称溺音，其代表是郑卫之音。它与人的邪恶之气和社会的混乱风气相呼应，从而形成淫乐，这是粗俗放纵的反音乐文化。符合儒家美学原则的音乐称为正声，其代表是雅颂之声，它与人道德精神上的正气及社会正气相呼应，从而形成高尚健康的音乐审美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它把“气”看成是音乐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中介，没有“气”，音乐的社会功能便无法实现。“气”有“顺气”“逆气之分”，正声与顺气相呼应，奸声与逆气相勾合。用公式表达，则是：正声人之顺气和乐文化，奸声人之逆气淫乐文化。这是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第一次运用元气论，分析总结音乐现象，尽管它还很粗疏机械，而且带有明显的儒家习气。但是，它毕竟是元气论与音乐学有意识的结合。
三
汉代元气论的集大成者是王充，从元气论到文气说的中介环节也是王充。他的《论衡》冲破了汉儒荒诞烦琐的神学经学和谶纬迷信的雾障，给汉末枯燥僵化的思想学术界吹进一股清新强劲的春风，引发了汉末思想文化界离经叛道的倾向，为包括曹丕文气说在内的建安文学理论提供了哲学基础和思想资料。因此，要考察元气论如何被引入文学理论，就不能不分析曹丕与王充的思想联系。
首先，王充与曹丕都吸收了黄老道家思想，带有明显的道家倾向。王充的天道自然论即来自道家的哲学思想，他主张天道自然，天是无意识的，天对人和物的影响是通过气自然发生的，他说：“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谓天自然无为者何？气也，恬淡无欲，无为无事者也。”（《论衡·自然》）又说：“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是有为，非自然也。”（《论衡·谴告》）王充十分明确地表示自己的天道观以道家为依据，“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论衡·自然》）
曹丕则崇尚黄老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并用之于治理国家，他曾写过一篇《太宗论》，对汉文帝的无为政治极为饮慕，认为清静无为是理想君主的素质。黄初五年，曹丕下诏从广陵退兵，诏书表达了不愿征伐的决心：“三世为将，道家所忌。穷兵黩武，古有成戒。况连年水旱，士民损耗，而功作倍于前，劳役兼于昔，进不灭贼，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远，过而能改，谓之不过。今将休息，栖备备高山，沉权九渊，割除摈弃，投之画外。（《三国志·王郎传》注引《魏书》）”诏书中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思想，是汉魏之际黄老思想在政治上的要求和反映。
其次，在坚持无神论、批判神仙方术方面，曹丕与王充是一致的。汉代的神仙方士编造了许多谎言，如黄帝骑龙升天、淮南王刘安得道升天、老子修道度世不死、王子乔辟谷成仙等等。针对这些虚妄之言，王充运用无神论和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逐一进行批判驳斥。他用生命的辩证法彻底否定了“得道仙去”、“度世不死”等迷信，他说：“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也。夫有始者必有终，有终者必有死。唯无终始者，乃长生不死。”（《论衡·道虚》）同样，曹丕也否定了长生不死的谎言。当时魏国有一批方士，善辟谷、行气、补导之术，朝野之士趋之若鹜，而曹丕兄弟却“咸以为调笑，不信之”，曹丕认为：“夫生之必死，成之必败，天地所不能变，圣贤所不能免。”（《全三国文》卷八《典论》）这与王充的生死观是完全一致的。
其三，王充接受了道家的天才论，他提出了禀气说，认为人的气质、性格、才能等，都是人先天禀气的结果。曹丕吸收了王充的禀气说而用之于论作家，他认为文学艺术的风格及其多样性，来自作家不同的气质、才性，这种精神性的因素是先天禀气决定的，虽是父子兄弟，也无法相传，这是曹丕文气说的核心。
禀气说是王充元气自然论的一部分。汉代天人感应的神学论宣扬人的生死寿夭、祸福凶吉和富贵贫贱都是上天有意安排的，王充则主张这是“禀气”决定的。所谓“禀气”就是人出生之前禀受天施放的“气”，天施气是自然而然的，而每个人禀受时有多有少，有厚有薄，他说：“人禀元气于天，各受寿夭之命，以立长短之形。”（《论衡·无形》）宇说：“俱禀元气，……或贵或贱，或贫或富，富或累金，贫或乞食，殷蛛封侯，贱至奴疲，非天禀施有左右也，人文受性有厚薄也。”（《臂海·幸偶》）这就是说，贫富贵贱之命是由人所禀的元气的厚薄决定的。
同时，王充认为人的性格、才能、聪明才智和形体外貌是禀性决定的，不可改变的，他说：“人性有善有恶，犹人才有高有下也，高不可下，下不可高，谓性无善恶，是谓人才无高下也，禀性受命，同一实也。……人禀天地之性，怀五常之气，或仁或义，性术乖也。动作趋翔，或重或轻，性识诡也。面色或白或黑，身形或长或短，至老极死，不可变易，天性然也。”（《论衡·本性》）王充用“禀气”来解释人性、寿命、命运这些复杂的生理现象和社会现象，虽然是批判了神学目的论，企图摆脱报应说的束缚，但同时他并未能作出正确的解释，未能跃出传统迷信的窠臼，他的禀气说仍然带有相当浓厚的神秘性。
值得注意的是王充的禀气论中包含着一个思想萌芽，即人的性格、才能、气质等精神因素，是天赋决定，不可改变的，这正是道家重精神、重天才的思想。它与汉末人物品评的风气相结合，为魏晋文学评论注重人的精神和才性以及崇拜天才的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可以说，王充的禀气说是联结汉代元气论与曹丕文气说的中介环节。曹丕吸收了王充禀气说中尊重个性、崇尚天才的思想，把“气”从哲学领域引入文学批评，他主张“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在文学理论史上，他第一个强调了作家的才性、气质和个性，并把它看成是文学创作成败的决定因素。他第一个把作家的个性和风格联系起来考察，认为由于作家的气质、性格和才能各不相同，所以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学风格。这样，人们对文学的认识，就从评论作品发展到论作家的个性、气质，进而讨论作家的艺术风格。文气论的提出，打破了两汉以来文学创作必须“宗经征圣”，以圣人之道为标准的传统文学观，高扬了创作主体的自我意识，开启了“文学的自觉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