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解国有银行不良资产风险的新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不良资产论文,国有银行论文,风险论文,新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银行的不良资产是困扰各国银行业的一个金融难题，国外不少银行因此陷入窘境甚至破产，并进而引发金融危机。由于历史的、体制的原因，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率水平高居，科学地认识这一金融风险并实施有效的风险管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
截止到2002年底，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水平虽有所下降，但依然很高。工行、中行、建行的不良资产率分别为25.52%、22.37%、15.36%。历史负担相对较重的农行在今年1月23日只是宣布去年的不良资产率下降了4.72个百分点，未公布具体数据。但根据2001年年报公布的数据推算，该行2002年的不良资产率应为30.34%。也就是说，我国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率远高于10%这一世界认可的警戒水平。再从另一角度来看，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与GDP之比在26%左右，如果加上从国有银行转到资产管理公司的不良资产，不良资产总额大概占GDP的40%，这一比率是相当高的。
在如何对待这一问题上，存在两类相反的观点。一类观点认为，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及其风险非常类同于我国股市中庞大的国有股及其减持风险，是一个缺乏良策的棘手的尖端性金融难题，甚至认为只有留待后人的智慧去解决。这实际上是主张无为而治，是不负责任的。另一类观点以樊纲为代表，显得较为乐观。樊纲认为，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即俗称的坏账）一定意义上属于国债，因为国有银行在事实上有“国家信誉”的支持，而且那些坏账的很大一部分相当于为了维持国有企业的运转，国家通过国有银行给国有企业的补贴。就政府债务而言，目前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国债和外债三者累计占我国GDP的60%-70%，如果再扣除长期外债，则只占57%-58%。这样的比率应该说在可控制的范围内。所以，我国的国有银行仍在正常运作，并未发生挤兑和金融危机。只要银行的不良资产绝对额不再增长，并加快银行体制改革，保持目前的经济增长率，七年后银行不良资产占GDP的比重就会下降一半。[1]
樊纲的观点不乏新颖，合理之处，但也有值得商榷和补充的地方。首先，根据国际上通行的看法，政府的债务包括政府的各种显性债务、隐性债务和道义责任。就我国而言，除了前述的国债，银行不良贷款和外债外，政府的债务还应包括地方工资欠账、粮食挂账、乡镇债务、社会保障资金债务等。社会保障资金则包括养老资金、失业救济金、医疗保险金等。因为从理论上说，传统体制下的长期低工资使得国有企业员工的劳动成果被做了较大的扣除，国有资产增值的相当一部分来自这种扣除，在新体制的构塑过程中，国有资产中的一部分理应以社会保障资金的形式返还给国企员工，即这笔资金性质上属于国家债务，也可视为政府应承担的改革成本。
单就我国需由政府负担的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而言，世界银行1997年估计为当年GDP的46%-69%，一些经济学家的估计为当年GDP的71%至94%不等，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的估计更高达145%。[2]即使假定这种隐性负债只占中国1997年GDP的30%，其总量也超过2万亿元。可见，虽然还无法估量确切的数据，但可以肯定其规模是很大的。2001年，政府曾想利用国有股减持来填补这一隐性债务的缺口，结果导致了股市暴跌。
如果将上述的政府各种显性、隐性债务考虑进来，其占GDP的比率肯定远高于樊纲估算的60%-70%。由此看来，对国家的总体债务规模从而对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规模应有一个相对说来更为严峻的判断。
其次，目前的国有银行不良资产绝对额不再增长依赖于许多条件，诸如：(1)银行的管理者和从业人员不存在较大的道德风险，从而在业务经营中能够防止和降低新的不良贷款的产生。(2)国企改革大步推进，企业的整体微观经济效益明显提升，从而提高银行贷款对象的质量。(3)整个市场环境和金融环境大体稳定，收入链或资金链正常运转。
但这些条件的具备特别是同时具备是非常困难的。在国有银行目前的制度安排下，过长的委托一代理链几乎难以持续性保证不出现新的甚至是庞大的不良贷款。一旦新产生的不良贷款在规模上超过了被消化的不良资产存量，不良资产的绝对额便会发生增长。
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国企改革只会稳步推进。近几年我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来自基础设施投资和出口的增加，以及民营经济的发展，并非主要来自国有企业微观经济效益的大面积提高。作为国有企业中的佼佼者的上市公司，许多公司的经济效益连年滑坡，甚至不少公司在不断地注入优质资产后尚且如此，这实际上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益状况。如此情况下，无法完全保证还贷能力不强的国有企业不会使银行的不良资产再增加。
未来的市场环境也毕竟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因素。譬如，个人房贷和车贷是银行一个新的收益增长点，工行的房贷占全部贷款之比目前已在8%左右。但一旦个人收入下降，甚至于下岗，或者房价下跌导致房租下降从而使已为数不少的“以租还贷”的资金链条脱落，个人购房贷款是银行优质资产的判断就会受到严峻考验，甚至一部分贷款会沦为新的不良资产。
所以，对我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应有一定的处置紧迫感，不能消极应对，坐等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来降低、化解它的风险度。
二
资料显示，2002年工行、中行、建行、农行的不良资产率比2001年分别下降了4.26、5.14、3.99、4.72个百分点，这说明银行在控制和减少不良资产方面还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分析表明，近年来银行不良资产率有所下降的原因有：(1)日趋增长的内外部压力迫使国有银行强化和完善了管理，进一步规范了信贷行为。(2)国有银行按审慎会计原则加大了拨备，以消化历史包袱，核销不良贷款。表1显示，中行2002年的营业利润即拨备前利润为527亿元（包括中银香港上市净收益55.87亿元），账面利润为111.75亿元，即动用了415.25亿元来消化历史包袱和核销不良资产。四大银行平均运用了82.76%的拨备前利润来解决历史遗留问题。(3)国有银行的贷款结构发生了一些变化。以资产规模最大的工行为例，在其每年2500亿元左右的新增贷款中，30%-40%投向个人消费领域，譬如住房信贷和汽车信贷等。由于贷款需求主体身份的不可转移性和单一性，迄今为止这类贷款的回收可靠，收益稳定。配合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银行为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电信等项目提供的配套贷款较多，这类贷款的风险很低。还有，无足轻重的票据融资业务发展很快，已占工行新增贷款的20%多。工行票据营业部在成立以后的短短一年多时间中，吞吐票据2000多亿元，没有形成不良资产。
表1 2002年四大国有银行的利润状况（单位：亿元）
银行 拨备前利润 账面利润 （拨备前利润－账面利润）÷拨备前利润
中行
527111.75
78.80%
工行
443.37
62.14
85.98%
建行
344.3
43.3
87.42%
农行
112.81
28.9
74.38%
资料来源：《国际金融报》2003年1月23日。
当然必须提到，1999年国有银行巨额不良资产的剥离为近年来银行降低不良资产率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当时，华融、长城、信达、东方四大资产管理公司通过发债和接受央行的再贷款收购了近1.4万亿元的银行不良资产。
但是，我们仍然不应高估银行自身在降低不良资产、控制和化解资产风险方面的能力。应该看到，管理的边际效益是递减的，在前些年管理水平较为低下的背景下，强化和完善管理能带来较明显的效益，但今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管理潜能的挖掘及其能够带来的效益将是越来越有限的。
由于银行不良资产存量的规模庞大，而且，这一规模还有可能发生动态增长，所以单靠银行自身的拨备前利润增长来消化和核销是非常困难的。更何况，银行还必须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再以工行为例来说明，2002年底的贷款余额为2.9万亿元，不良资产按公布的25.52%比例计为7400亿元。当然这些不良资产不会完全形成损失，有一些还是可以得到偿还的，按40%的损失率（贷款五级分类制所要求对不良资产提取拨备的平均比率）计算应计提拨备为：7400×40%=2960亿元。另外，即使按《巴塞尔协议》关于8%的最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粗略估算，工行的资本金缺口约为1500-2000亿元。[3]而工行预期2002-2006年的5年中拨备前利润总计将达2800亿元，如果扣除2002年已实现的527亿元，还剩2273亿元，且不说考虑到下面将要提及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这一预期是否有些乐观和理想化，2273亿元的拨备前利润应付上述的拨备和缺口就已经是捉襟见肘了。
近年来支持国有银行效益在低风险条件下增长的因素在未来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例如，优质购房群体的购房动能已得到一定程度的释放，购房群体的信用等级正在发生下移，这给银行的房贷收益和风险控制带来了严峻考验；国债发行总规模的连年扩大正不断地压缩其继续增长的空间，基建项目的配套贷款需求在未来五六年有可能会受到一定的抑制。至于前面提到的票据融资业务等，即使不考虑市场竞争因素，对其也不应寄予过高期望。
国有银行在未来面临的市场环境还会发生一系列重大变化。首先，股份制银行的快速发展、扩张以及外资银行进入的门户愈来愈大，都会使国有银行的传统市场份额、客户质量、储户结构乃至管理人才受到严重影响。两年前南京的爱立信公司资金转储花旗银行事件实际上已经为国有银行大储户、大客户的可能流失发出了一个明确信号。其次，股票市场、企业债券市场和金融创新的迅速发展也都会挤压银行传统的存贷款业务的市场空间，降低银行业务的收益水平。再次，已在农村信用社试点的利率市场化进程也许有利于农村信用社一类的小金融机构，但由于银行主体的增多和融资渠道的多样化选择，很可能会导致国有银行净息差收窄，创利能力下降。
高盛公司的高级经济学家John Anderson认为，要使我国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达到可接受的水平，估计需要2万亿元的人民币。[4]撇开这一数据估算的科学性不谈，解决银行不良资产所需要的巨额资金确实是银行自身难以承担的。即使按最乐观的估计，国有银行平均也要花7-8年才能使不良资产率、资本充足率和资本回报率等达到相应的国际标准。但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适应不了短短几年后与外资银行全面竞争的要求，适应不了我国整体经济发展对银行业的要求，因而，政府的适当支持和加快银行改革是必需的。
三
政府通过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在1999年剥离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后，实际上并未完全解除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包袱，它们的不良资产率仍然高于国际水平。这些不良资产中的很大部分仍然是《商业银行法》正式实施之前形成的，具有明显的政策性特征，而银行自身又无力完全处置这些不良资产。所以，要求政府再度提供适当的财政支持以剥离银行的不良资产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
但这种财政支持必须是一次性的，至少是数额明确的。即政府与四大银行分别核定现有不良资产中属于《商业银行法》实施之前形成的部分（当然，精确的核定是很困难的），或者在这之外再明确附加的一部分，由政府提供财政支持予以一次性剥离；或者由于财力暂时有限，承诺今后一定时期内提供财力剥离的数额。这样可以消除银行的寻租动力，使银行专心于经营。否则，银行管理者今后会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去继续谋求政府的财政支持和税收优惠，而疏于经营管理。除此之外，政府对银行的支持和关心还应主要体现为，作为国有银行的所有者，发起并尽快推动银行改革，优化和规范银行经营的市场环境，强化和完善对银行业的监督管理。
将传统体制下带有政府机构性质的国有银行改制为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构塑起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显然是国有银行改革的最主要内容，也是银行资产风险管理中可供运用的重要资源。但水平高居的不良资产率使得国有银行无法满足改制上市的需求。如果没有一些新的思路，不采取一些新的举措，国有银行可能在五六年之内甚至更长时期内都不能真正达到上市要求。改制是上市的必要前提，但改制与上市不是一回事。因而，不能满足上市要求并不应妨碍改制的进行。
国有银行在广布的营业网点、传统的客户群，良好的信誉以及抵押信贷业务、信用卡业务等方面的优势、领导地位对国内的许多的战略投资者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引进战略投资者不仅可改善银行的资本状况，也可以改进和完善银行的产权结构。这里的关键障碍可能并不在于合适的战略投资者的存在，而在于观念方面的滞后，即认为国有银行的收益和未来可预期的收益会外流。这一观念问题实际上在当年一些优秀的国有企业改制上市时也曾存在，因而在这里首先需要更新观念。要看到改制乃至今后的上市所能够带来的有形及无形收益会超过所谓的收益流失。
只要广开思路，我们是可为改制后的银行尽早上市积极创造条件的。譬如，由战略投资者联手出资核销一部分银行不良资产以达到上市要求，便是一种可供考虑的选择。为了避免各种资源的分散，不应集中推动四大银行的改制尤其是上市，而是首先推动综合条件相对说来更为具备或者说更为接近的银行上市。对四大银行的具体的上市方式、途径也可区别选择。有的银行可借鉴中国电信（香港）在香港“分拆上市、反向收购”的模式，即集中银行一部分较优质的资产包装上市，再利用上市后获得的资本或收益来逐步地收购银行的其他资产。有的银行则可采用整体上市的方式，以免资产、业务分割，并维持其营业网点的完整性。当然，理想的方式是整体上市，但基于现存的客观条件来说，分拆上市和整体上市各有利弊，不应去追求上市方式的统一化，而是应根据国家利益和不同银行的资产地位、业务特性等灵活决定。
但银行的产权改革或改制上市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只是为解决诸多问题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制度安排或制度平台。否则，国外许多产权清晰甚至挂牌上市的银行也不会出现那么多的不良资产甚至无奈地倒闭。由于国有银行的资产规模大，营业网点之多乃世界罕见，在一定的制度安排平台上构建高效、先进、实用的管理体系十分重要。譬如，总行与分行、分行与支行、支行与营业部之间都存在不同层面的委托—代理关系，如何控制和降低这其间的代理成本？由于分行管理者与地方政府还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及分行管理者工作和生活上的本区域偏好性，他们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或相当程度上偏离总行的利益追求，为不良资产的形成提供条件。所以，只应将改制或上市视为银行资产风险管理的构件之一。
现代意义上的资产风险管理中，金融创新是必不可少的宝贵资源。从金融学意义上讲，金融创新的最主要动力之一便是分散、转移和规避金融风险。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2002年底在伦敦兰开斯特宫经济论坛上的演讲中，曾以电信业紧缩的案例来说明金融创新的功效。1998-2001年间，全球电信企业的借贷总额达1万亿美元，欧洲电信企业在光纤网络和3G上的巨额投资使债务市场一度十分旺盛。但后来电信股价暴跌，很多公司破产。然而，电信业巨额债务的风险通过信贷风险的衍生工具被成功地转移了。在信贷违约掉期协议、抵押务权证、信贷关联票据等衍生工具的共同作用下，电信业的贷款风险被分散，与之关联的银行得到了保护。[5]
在格林斯潘看来，上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经济的衰退形成了大面积的银行不良资产，导致不少商业银行破产，而2002年的经济衰退却几乎未导致类似结果，至关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银行风险管理技能的提高和风险管理新技术（即金融创新）的运用。
对于金融创新，我们不能只看到它对过度投机的诱发作用并加以不恰当地夸大。世界范围内金融创新需求的不断增长说明它所带来的金融收益肯定大于金融成本。只要提高监管水平，就能够运用金融创新较好地实现银行资产风险管理。基于我国目前的金融条件、监管经验，还不宜引进较为复杂的金融创新技术。从国有银行资产风险管理的现实需求出发，我认为，可将银行的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作为金融创新的一个突破口。这项金融技术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已较为成熟，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成功地进行了引进，应该说在我国也已具备了现实基础。虽然到目前为止，住房抵押贷款还未形成银行的不良资产，但其证券化却能转移、防范可能的资产风险，尤其是增加银行资产的流动性。
收购银行不良资产的资产管理公司主张将不良资产证券化，这是需要推敲的。因为我国银行的不良资产中，抵押贷款所占的比例很小，资产具有异质性，期限差异很大，风险水平参差不齐，这些因素给资产证券化的科学定价带来很大的困难。更关键的是，银行不良资产在未来不能形成可预期的稳定现金流，因而不具备国际惯例所要求的资产证券化的必需条件。所以，我国的资产证券化还是应首先着手于银行住房抵押贷款的证券化。从国际经验看，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是发展最迅速、最健康，也是最典型的资产证券化。
标签：银行论文; 国有银行论文; 不良资产论文; 银行资产论文; 银行风险论文; 不良资产处置平台论文; 银行上市论文; 金融论文; 金融创新论文; 政府债务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