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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内容。邓小平从中国国情出发，正确地把握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向及其密切联系，赋予利用外资以新的时代内容和形式，创造性地开拓了利用外资加快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思路，主要是：利用外资作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有效途径；利用外资作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建立经济特区吸引外资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基地。
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重要战略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利用外资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和新的格局。至1996年底，我国利用外资来源已达150个国家和地区，仅“八五”期间，实际利用外资额就超过1600 亿美元，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占70%。巨额外资的成功引进及相伴随的国际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世界市场机制，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加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进程，促进了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的互接互补，国内市场与世界市场的相互衔接。实践证明， “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1〕。邓小平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正确把握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向及其密切联系，选准了时代的视角，赋予利用外资以新的时代内容和形式，创造性地开拓了利用外资加快发展社会主义的新思路。突出地表现在：
一、利用外资作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有效途径
利用外资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外部条件，人们往往更多地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缺少机器设备、资金、技术等方面去认识。但邓小平关于利用外资深层次、长期性的思考，更在于他所说的“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开放的世界”就其经济内容而言，就是随着战后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和国际分工体系的发展，当代世界经济更加趋向开放性和一体化。社会化大生产日益国际化，各个国家、地区之间相互开放，相互融合，经济联系日趋紧密，经济竞争也日益激烈。而在这种大趋势中，国际投资及伴随着的国际技术交流愈来愈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联结纽带。据统计，二战前的25年，主要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额仅增长了20%多，而战后1945至1982年的37年间，却剧增到26.5倍。国际技术流动虽然在战前已出现，但主要发展是在50年代中期以后。1955年国际技术贸易额仅6亿美元，1990年已逾千亿美元。
邓小平正是敏锐地观察到世界经济发展这一趋势，认为中国作为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只有对外开放，参与世界经济、世界市场活动，才能更快更好地发展自己的经济，增强国际竞争力。因此，邓小平的利用外资决策，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我国现阶段机器设备、资金等方面的困难，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以此为“纽带”，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
首先，通过利用外资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促进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互接互补。邓小平审视世界和历史，认为在日益开放的当代世界，任何国家，无论其社会制度如何，无论其国家大小或发达与否，都不可能拥有现代化建设所需的全部新技术和充足的资源与市场，要想取得本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2〕。 中国和世界各国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同样不能孤立于世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应该充分利用世界的先进的成果，包括利用世界上可能提供的资金”〔3〕。
发挥比较优势，需求相互满足，这是国际经济交往得以进行的基础条件。80年代以来，工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继续滞胀，资金、技术、人才过剩，急于寻找新的市场。中国则有着对外开放的比较优势。一是劳动力优势，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成本低廉。这对外商投资劳动密集型项目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同时，随着我国劳动力素质的不断提高和科技队伍的不断扩大，对吸引外商投资技术密集型项目也有着潜在的人才优势。二是资源优势。我国资源丰富，但长期以来由于自己缺少资金技术，不能迅速开发利用而转化为吸引外资的现实的经济优势。三是市场优势。十几亿人口的中国被世界上视为最有潜力的巨大市场之一，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迅速崛起，使得这个大市场的潜力越来越充分地发挥出来，越来越成为现实的大市场。基于这一分析，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大的市场，许多国家都想同我们搞点合作，做点买卖，我们要很好利用”〔4〕。“要抓住西欧国家经济困难的时机， 同他们搞技术合作，使我们的技术改造能够快一点搞上去”〔5〕。这样， 充分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吸引外资，使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实行必要的互接互补，加上我们自己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不断创新，才能赶上时代，赶上当代世界的科技和经济发展。
其次，通过利用外资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赢得同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当今世界，发展经济已成为一股时代大潮，国际经济科技的竞争关系到一个国家民族的兴衰存亡。邓小平清楚地看到世界经济发展的这一基本特点，指出：现代“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6〕， 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国际压力和挑战。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根本在于能否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如果“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7〕。 要改变这种状况，邓小平认为必须通过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把国内企业推上激烈竞争的国际市场，加速我们经济技术的发展，使“我们的经济一定要在国际上有竞争力”〔8〕。一是通过吸收外资，带进国外先进设备技术、 管理经验和市场机制，提高产品竞争质量；二是通过吸引外资，加入国际分工体系，在世界市场上“拿国际的尺子来衡量”，使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反过来进一步推动国内企业素质的提高，增强国际竞争能力。邓小平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在国际竞争中所处的不利地位，特别强调现在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着全世界的经济，市场被他们占了，要奋斗出来很不容易。像我们这样穷的国家要奋斗出来更不容易，没有开放政策、改革政策，竞争不过”〔9〕。
当代国际竞争，关键是高科技领域的竞争。邓小平尤其强调通过利用外资，学习和发展先进科学技术作为国际竞争的核心。他指出：目前我们的科学技术水平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还很大，而世界“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一日千里，中国不能安于落后，必须一开始就参与这个领域的发展”，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10〕。为此，我们必须通过对外开放，吸引外资，尤其是欢迎那些拥有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国际公司来华投资，以便学习和借鉴人类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创造出的全部文明成果，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吸收过来作为中国发展的起点，才能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
二、利用外资作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
利用外资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利用外资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传统社会主义观念认为资本输出的本质是剥削，另一方面又把社会主义看成是纯而又纯的单一公有制社会，因此往往把利用外资仅仅视作为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一种暂时起作用的外在因素，尤其把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直接投资看作同社会主义完全对立的经济关系而加以排斥，即使搞一些合资经营也只是作为权宜之计。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曾于1923—1924年同西方国家创办了24个合资企业，但不久就撤销了。我国长期受“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不借外债和不搞合资经营。1970年8月11 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得很明白：“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既然叫社会主义，就不应要求跟你们合营，这个道理很清楚。”〔11〕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直接利用外资的必要性。
邓小平把“外资本身”和“利用外资”区别开来，认为前者具有资本剥削的特性，而后者虽然有资本剥削的一面，但如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其他举措一样，归根到底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早在1979年邓小平提议研究一下利用外资问题时就指出：“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12〕。还说：“多吸引外资，外方固然得益，最后必然还是我们自己得益”〔13〕。基于这一认识和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深刻分析，邓小平突破了原来的框框，把利用外资看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14〕。
首先，利用外资作为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需要大量的资金。据有关部门测算，到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国固定资产净投资所需资金缺口约为40%。因此，邓小平多次指出，要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国资金，这是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15〕。
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农业基本上还是以手工劳动为主，工业中大部分技术装备陈旧，管理方法落后，科技进步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贡献率不足30%，而发达国家已超过60%。所以，邓小平提出吸收外资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补充的观点，其着眼点更在于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利用外资，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方向转变，以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一是利用外资，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填补国内的一些技术空白，为我国经济发展增加新的增长点。同时“引进技术改造企业”，并且“第一要学会，第二要提高创新”〔16〕，从而促进企业劳动资料尤其劳动工具的不断更新改革和发展，就可以在新的起点上极大提高社会生产力，追赶世界先进水平。以我国电子工业为例，1979年以来共引进2000多项国外技术和设备，使1／3重点企业得到技术改造，技术水平一步跨越了近20年。二是通过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企业中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技术和现代科学管理方法，提高我国劳动者的素质和企业管理水平，促进社会生产率的迅速提高。这是因为，“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17〕。它们在生产过程中，必然“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18〕。这样，“从这些企业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好的管理经验和先进的技术，用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19〕。
其次，利用外资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补充。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是生产资料公有制，但如何发挥公有制的优越性，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我们党陷入了一个误区，即追求“一大二公”的纯而又纯的公有制结构及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给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危害。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深刻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20〕。并强调发展包括外资在内的各种非公有经济成份，“归要到底，是要更有力地发展生产力，加强公有制经济”〔21〕。在这些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第一，邓小平不仅突破了把多种经济形式并存仅局限于过渡时期的传统观念，而且把外商投资企业也视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结构模式内在的富有特色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结构的理论。实践表明，个体、私营、外资经济等多种经济成分一定程度的发展，有利于促进生产，活跃市场，扩大就业，更好地满足人民多方面的需要，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第二，由于发展多种经济成分是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同时外资企业是以市场为导向开展经营活动的，因此邓小平实际上也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看作促进我国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重要因素。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外资企业的发展，推动了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格局的形成，外资企业把股份制、市场经营机制等现代企业制度引入我国经济，加快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的培育和发展，从而为社会主义利用外资增添了崭新的内容。
有人担心允许外资经济存在和发展会动摇社会主义基础，针对这种疑虑，邓小平明确指出：“我国是以社会主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很大，吸收几百亿、上千亿外资， 冲击不了这个基础”〔22〕。并认为“有计划地利用外资，发展一部分个体经济， 都是服从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总要求的”〔23〕。邓小平的这些论述所体现的思想是：公有制经济决定我国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只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不动摇，社会主义性质就不会改变。同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非公有制经济必然同占优势的公有制经济相联系，并受公有制经济的巨大影响，它的一定程度的发展，不但不会冲击社会主义制度，而且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当然，发展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要意识到这一点，但不难克服，有办法克服”〔24〕。我们有强大的公有制经济和人民民主政权，可以对他们加以正确引导、加强监督和依法管理。
三、创办经济特区吸引外资，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基地
采取什么样的模式进行开放，吸引外资，这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中面临的新课题。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因自己的具体情况而选择不同的模式。列宁曾实行了合作制、租让制、租借制、合营公司等多种模式，其中主要是租让制，即由苏维埃政权通过签订合同，把企业、矿山、森林区等租给外国资本家经营开发，把一部分产品交给苏维埃国家。它对于吸引外资恢复苏维埃国家经济和巩固政权，起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当时投资环境比较差，租让制并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而西方国家对外开放，吸引外资的模式一般都经历了自由港——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的发展过程。邓小平从我国基本国情出发，参考国外的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在中国兴办经济特区的新模式。1979年4 月他在听取广东省委主要负责人的汇报时就指出：可以利用广东的有利条件，划一块地方叫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党中央和国务院随后决定建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 不久又相继开放沿海十几个城市，在长江三角洲等地设立经济技术开发区，并在海南建省，开辟为全国最大的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是对列宁倡导的租让制的一个新发展，是一种能更有效地吸引外资的特殊模式。首先，外商投资环境好。在租让制条件下，外商投资局限于苏维埃国家无力开发的企业、矿山和森林等，而我国经济特区则设在地理环境和人文条件都较好的沿海地区，能更多地吸引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其次是外商投资享有更优惠的条件。1980年8 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规定：特区主要依靠吸引外商投资设厂，经济运行以市场调节为主；对外商投资者给予特别的优惠和方便，国家给予特区较多的经济活动自主权等。实践证明，经济特区的优势条件和特殊政策，吸引了大量的外资，迅速促进了经济的腾飞。据统计，深圳1991年生产总值是成为特区之前的1978年的89倍，“三资”企业出口额占全国出口额的19.6%。海南省从1988年建立经济特区到1990年短短3年中，实际吸收外商投资额超过1980年到1987年8年总和的2.7倍。5个经济特区用了10年时间走完了外国城市需要半个世纪甚至上百年才能走完的路程，其发展速度被国际上赞誉为经济奇迹。
经济特区也区别于西方的自由贸易区，“特区姓‘社’不姓‘资’”。为更好地吸引和利用外资，特区内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甚至在发展经济和某些措施上与西方自由贸易区相似，如城市功能都是国际贸易、金融、航运、信息中心；运行机制都按国际惯例；都成为特别关税区，人员、货物、资金进出自由等。但“它是我国人民民主政权管辖下的一个行政区域，在政治、思想、文化上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经济上坚持以社会主义经济为领导”〔25〕。同时特区内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决抵制外来腐朽思想的侵蚀，决不允许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在我国泛滥”〔26〕。
邓小平倡导的创办经济特区吸引外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个伟大的创举。它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为了促进特区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更在于通过这种吸引和利用外资典型模式的创建，在全国改革开放中发挥着重要的示范、幅射和带动作用。首先，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27〕。兴办经济特区吸引外资，可以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培养人才，促进国内企业管理和体制改革，带动国内经济的现代化。第二，特区“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28〕。兴办经济特区吸引外资发展外向型经济，经济上去了特区建设好了，可以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29〕。第三，特区“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30〕，是利用资本主义的试验区。兴办经济特区，有利于总结对外开放、利用外资的经验，以点带面，保证我国对外开放的顺利健康发展。第四，特区成为我国“开放的基地”〔31〕。经济特区吸引和利用外资的一系列试验和创新，推动着全国稳定形成了一种新的对外开放格局：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发区——长江三角洲及沿江经济区——内地中心城市——铁路公路沿线地带这样一个梯度推进、立体交叉的全面开放的宏大模式。中国经济由此从“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相互融通上，以东部沿海地区先发展先富起来带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协调发展共同富裕上，获得了更为强劲的推动力。
综观上述，邓小平利用外资思想已不是过去意义上的利用外资，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利用外资，它蕴含着极富远见的战略思考和新意。深刻认识和把握其基本思路，必将指导我们更好地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促使我国经济早日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
注释：
〔1〕〔3〕〔8〕〔12〕〔16〕〔18〕《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第198、234、270、199、129、129—130页。
〔2〕〔4〕〔5〕〔6〕〔7〕〔9〕〔10〕〔13〕〔14〕〔15 〕〔17〕〔19〕〔20〕〔21〕〔22〕〔23〕〔24〕〔26〕〔27〕〔28 〕〔29〕〔30〕〔3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7、32、32、127、369、 218、279、313、373、135、367、139、110、149、65、142、90、3、 51、52、52、130、52页。
〔11〕顾龙生：《毛泽东经济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3月版，第648页。
〔25〕《当前试办经济特区工作中若干问题的纪要》，1982年11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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