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淮安河下徽州盐商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徽州论文,淮安论文,盐商论文,明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徽商研究是明清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一直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尤其是近年来大陆史学界的成果与日俱增，这端赖于新史料（如徽州乡土文献）的系统整理和利用。如所周知，在明清时期，“徽之富民尽于仪、扬、苏、松、淮安、芜湖、杭、湖诸郡，以及江西之南昌，湖广之汉口，远如北京，亦复挈其家属而去”①。不过，以往对于上述各大都会中侨寓徽商的研究，除了个别城市（如扬州）已有相当详尽的研究成果外，不少城镇还是语焉不详，甚或仍属空白（如淮安）。这同样有赖于新史料的搜集和利用。笔者近年来两度前往淮安考察，搜集到一批未刊乡土文献，其中就包含了丰富的徽商史料，使我们能够比较清晰地了解淮安河下徽商的组织形态、生活方式和盛衰变迁。
一、徽商的迁徙、占籍和定居
河下位于今淮安市西北三里之遥的古运河畔，是当年大批徽州盐商聚居之地，迄今仍然保持着明清时期的小镇风韵。据清人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1《疆域》记载：“明初运道仍由北闸，继运道改由城西，河下遂居黄（河）、运（河）之间，沙河五坝为民、商转搬之所，而船厂抽分复萃于是，钉、铁、绳、篷，百货骈集；及草湾改道，河下无黄河工程；而明中叶司农叶公奏改开中之法，盐策富商挟资而来，家于河下，河下乃称极盛”。所谓“明中叶司农叶公奏改开中之法”，是指明代弘治年间户部尚书叶淇正式公布纳银中盐的办法——运司纳银制度，也就是召商开中引盐，纳银运司，类解户部太仓以备应用。从此以后，商人只需在运司所在的地方纳银就可中盐，因此，不但两淮赴边屯垦的商人退归南方，而且在全国最重要的西北垦区的土商也迁至西淮②。由于河下地处淮安城关厢，又为淮北盐斤必经之地，所以大批富商大贾卜居于此。
较早适居河下的徽商有黄氏，据清人黄钧宰《金壶浪墨》卷2《世德录》记载：“黄氏之先，为皖南著姓，聚族于黄山。当明中叶，分支迁苏州。再徒淮阴，累世读书，科名相望，七传而至荆玉公，为明季诸生”。从这段《世德录》中，还看不出黄氏是否为淮北盐商。当时，淮北盐运分司驻安东（今江苏涟水县），大批徽商主要集中在那里。诚如明人文震孟在《安东县创筑城垣记》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安东为河、淮入海之路，淮北锁钥，百万盐策辐辏于此”③，所谓“煎盐贵擅其利”④。其中，就有不少徽州盐商⑤。
由于明代中叶以后黄河全流夺淮入海，苏北水患日趋频仍，安东等地时常受到洪水的威胁。如淮北批验所本在安东县南六十里的支家河，“淮北诸场盐必榷于此，始贷之庐、凤、河南”，批验所旧基在淮河南岸，“当河流之冲”⑥，弘治、正德年间曾多次圯毁，后来虽移淮河北岸，但洪水的困扰仍未减轻。据乾隆《淮安府志》卷11《公署》记载，安东为“盐鹾孔道，土沃物丰，生齿蕃庶，士知学而畏法，近罹河患，丰歉不常”。在这种形势下，盐运分司改驻淮安河下，而淮北批验盐引所改驻河下大绳巷，淮北巡检也移驻乌沙河。随着鹾务机构的迁移，更多的淮北运商卜居淮安河下⑦，但因祖先产业所在，仍然占籍安东⑧。这一点很象淮南盐商多占籍仪征，而又“太半居郡城（扬州）”⑨。
与此同时，还有的徽商从扬州适居淮安河下。其中，最为著名的首推程量超一支。据《淮安河下志》卷5《第宅·程莲先生宅》记载：
吾宗自岑山渡叔信公分支，传至第九世慎吾公，是为余六世祖，由歙迁家于扬。子五人：长上慎公，次蝶庵公，次青来公，次阿平公，次莲渡公。莲渡公即余五世祖也。莲渡公诸兄皆居扬，公一支来淮为淮北商，居河下。
莲渡公叫程量越(1626-1687)，字自远，是淮南盐务总商程量入的弟弟，“生子九人，俱成立，孙、曾蕃衍，旧宅渐不能容，分居各处，亦尚有一、两房仍居老宅”⑩。
除了程量越一支外，歙县程氏还有不少人迁居河下。清末时人李元庚曾指出：“程氏，徽之旺族也，也由歙迁。凡数支，名功、亘、大、仁、武、鹤是也。国初（按：指清初）时业禺策者十三家”(11)，“皆极豪富”(12)，当时有“诸程争以盐策富”(13)的说法。
河下徽商程氏行盐各有旗号，大多依族谱中的名号取名。据《讷庵杂著·五字店基址记》记载：“当时族人业盐居淮，有所谓公（功）字店、班字店、大字店者，皆就主人名字中略取其偏旁用之，如亘字店则用朝宣公宣字之半，吾家五字店，盖用慎吾公吾字之半也”(14)。慎吾公是程量越的父亲，所以程量越“所居之宅，曰五字店，五字乃其旗号也”(15)。此外，还有俭德店，“俭德，旗名店者”，为盐务总商程易的宅名(16)。程世桂与其兄程云松“均习禺策，分行盐务，旗名观裕”(17)。这一点也与扬州非常相似。据乾嘉时人林苏门记载：“扬州运盐之家，虽土著百年，而厮仆皆呼其旗名，曰某某店。故高门大屋，非店而亦曰店也”(18)。淮安河下地名中，有五字店巷、仁字店巷、文字店巷和亘字巷等，大多是“徽商顿盐之所，巷因此得名”(19)。
除了程氏以外，汪氏自尧仙公由徽迁淮，三世至隐园公卜居于相家湾路南(20)。所谓尧仙公是清代著名官僚汪廷珍的曾祖父，“治家勤俭，赀产遂丰”(21)，成为以盐业起家的cuō醝商大户(22)。吴氏“先世分运食盐，以金家桥为马头”(23)，也是河下的淮北盐商。此外，徽商曹氏在当地有相当大的势力，河下曹家山就是该家族的产业(24)。
由于徽商的鳞集骈至，至康熙年间，河下一带徽商的人数已相当之多。康熙三十年（1691年）编审，因山阳历年水患，百姓逃亡，故缺丁14913丁，缺丁银6417两。县令“以土著无丁可增，乃将淮城北寄居贸易人户及山西与徽州寄寓之人，编为附安仁一图”(25)。其中的“徽州寄寓之人”，既有占籍安东或山阳的(26)，还有的则仍占籍故土徽州(27)。
二、徽商社会生活勾稽
（一）徽商之间呼朋引类，紧密结合，最具有地域商人集团的色彩。明人金声曾指出：“夫两邑（休、歙）人以业贾故，事其亲威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得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28)。歙人程朝聘，迁淮北安东，其子程增“移家山阳，使二弟学儒，而身懋迁，家遂饶。父族四，母族三，死而无归者毕葬焉，余皆定其居，使有常业，设义田、义学以养疏族人而聚教之。乡人叩门告请，未尝有难色，或急难以千金脱之”(29)。这种乐善好施的义行，不仅仅圃于宗族内部。如盐务巨商程鉴，“振恤寒困，赴人之急如不及。山阳曹师圣官彭泽令，逋公帑数千，且得罪，鉴予金偿之。师圣卒，复为营葬事，周其遗孤”(30)。此种济急周乏的乡党之谊，反映了徽商的群体意识。这从淮安会馆的设置过程中亦可窥其端倪。据《梓里待征录·建置记》载：“会馆之设，京师最盛，吾淮初未之闻也。当乾隆、嘉庆间生意鼎盛，而官、幕在淮者十居八、九，无一人创此事。后有新安人在质贸易，借灵王库馆地启房为新安义所”，“每当春日聚饮其中，以联乡谊”(31)。此后才有各地商人踵起效尤。
徽商之间相互通婚，如汪氏侨寓清江浦数百年，家富百万，列典肆，“有质库在所居之南，曰字号萱，其息本乃太夫人钗钏之余，故曰萱字号，太夫人误呼之，遂有是名”(32)。广厦千间，俗呼为“汪家大门”。主人汪已山好宾客，座上常满。广结名流，筑观复斋，“四方英豢彦毕至，投缟赠紵无虚日”，与扬州的小玲珑山馆、康山草堂、天津的水西庄“后相辉映”(33)。汪氏擅长书法，能作方丈字，“得率更笔意”，性喜好客。“吴门午节后，名优皆歇夏，汪则重资迓来，留至八月始归。此数十日之午后，辄布氍毹于广厦中，疏帘清蕈，茶瓜四列，座皆不速之客。歌声绕梁，竹簧迭奏，不啻神仙境也”(34)。道光中叶，汪氏家中落，字号萱已闭歇，“其簿籍犹有以万金购之者”(35)。因此，在其极盛时期，夸奢斗富的程度决不亚于淮、扬盐商。例如，他家的鳌山灯号称天下之冠，直到晚清时期当地人犹能津津乐道(36)。汪氏与本地人不通婚姻，只跟淮安河下盐商程氏互为陈朱(37)。其中，有一支迁往淮安河下。据《梓里待征录·奇闻记·五世同堂》记载：清河汪氏丁极盛，有一支名汲（字葵田，号曙泉），迁居河下铁钉巷”。五世元孙汪衍祥：“请于官，为奏明圣旨，准旌其闾，钦赐七叶衍祥，给予‘五世同堂’匾”。
通过程、汪二人的婚姻，盐、典二业就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了。这与扬州的情形也很相似，正象一首《望江南百调》所描述的那样：“扬州好，侨寓半官场，购买园亭宾亦主，经营盐、典仕而商，富贵不归乡”(38)。汪垂裕在河下杨天爵巷开质库(39)，徽商程氏也有从事质库的。(40)。
（二）徽商很注意交结官府要人，无论是在京缙绅、过往名士，还是现任大小官僚，无不与之过从。不少徽商都成了权贵们的入幕之宾，如袁枚在《随园诗话》卷7曾记录下这样一件趣事：
程鱼门多须纳妾，尹公子璞斋戏贺云：“莺转一声红袖近，长髯三尺老奴来”。文端公笑曰：“阿三诫打！”
程鱼门即徽商程晋芳，文端公是指当时的两江总督尹继善。这段谐谑的插曲表明，两者之间的关系已十分融洽。除了程晋芳以外，被称为“禺策中之铮铮者”的盐商程易，也与漕运总督铁氏、南河总督徐氏和淮关监督某公过从甚密。他曾与王勋辉、王绳武、徐临清、薛怀等为“五老会”，宴集于荻庄，备极一时之胜。这次耆绅雅集由漕运总督铁氏作序刻石以纪(41)，远近传为佳话。
徽商殚思竭虑靠拢官僚，主要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并保护其专卖权益；而官僚则通过这种交往，获得许多经济上的实惠(42)。徽商资本中就有一些来自官僚，日本学者藤井宏先生将之归纳为“官僚资本”(43)。据《清实录》乾隆十一年（1746年）七月乙酉条谕，河道总督白钟山“巧宦欺公，暗饱私囊”，“与盐商交结往来，以资财托其营运”，也就是将宦资都寄存在淮北盐商家中。据调查，淮北盐商程致中，收存白钟山银二万两；程氏女婿、清江浦典商汪绍衣，收存白钟山银四万两；另外，商人程容德和程迁益，各收存白钟山银二万两，“代为营运”。
除了交结官僚外，徽商与清朝皇室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康熙、乾隆数度南巡，淮北盐商极尽献媚邀宠之能事。如康熙皇帝第五次南巡过淮安时，“百姓列大鼎焚香迎驾，数里不绝”(44)。这些活动，就是由鹾商组织和策划的。当玄烨行至乌纱河，“有淮安绅衿百姓备万民宴，又盐场彩亭七座迎接”。随后康熙在淮安寻欢作乐，“进宴演戏其一切事宜，皆系商总程维高料理”(45)。有一次，在淮安漕运总督衙门行宫演戏十一出，“系择选程乡绅家小戏子六名，演唱甚好，上大悦”(46)。上述的程维高，就是盐务总商程增。他曾三次接驾，因供奉宸赏不遗余力，康熙御书“旌劳”二字赐之(47)。又如，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春，弘历南巡过淮安，“盐宪谕诸商人自伏龙洞至南门外起造十里园亭，以获庄建行宫，开御宴”。据估计，这一工程需银三万，“因盐宪经纪稍后，诸商筹款未充，而为时甚促，遂寝其事”。但仍在“运河两岸周鹅黄步障，包荒中间，错落点缀亭台殿阁，间以林木花草。时在春末夏初，林花萱草牡丹芍药绣毯，一一争妍，由西门至于府前，家家舒锦悬灯，户户焚香燃烛”(48)。为此，淮北众商纷纷得到嘉奖。总商程易，在嘉庆元年（1796年）应诏入朝，参与“德叟宴”，赏赐内府珍奇宝物，享受四品京官的待遇(49)。以布衣上交天子，成为远近歆羡的商界奇闻。
（三）作为出自“东南邹鲁”的阙里人家，徽商与文人学士的交游也相当引人注目。据黄钧宰的记载：山阳“西北五里曰‘河下’，为淮北商人所萃，高堂曲榭，第宅连云，墙壁垒石为基，煮米屑磁为汁，以为子孙百世业也。城外水木清华，故多寺观，诸商筑石路数百丈，遂凿莲花。出则仆从如烟，骏马飞舆，互相矜尚，其黠者颇与文人相结纳，藉以假借声誉，居然为风雅中人，一时宾客之豪，管弦之盛，谈者目为‘小扬州’”(50)。由于晚明清代数百年淮北盐商的不断经营，淮安河下园林名胜鳞次栉比，“南始伏龙洞，北抵钵乾山，东绕盐河五带约十数里，皆淮之胜境地”(51)。竹歌画舫，游人骈集。
据山阳文人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记载，自明嘉靖间迄至清代乾嘉时期，河下构筑园亭共有65例。其中主要是盐商构筑的，尤其是程氏盐商为最多占三分之一强（计24例）。另一位山阳人范一煦在《淮需小记》卷3指出：
吾邑程氏多园林。风衣之柳衣园、菰蒲曲、籍慎堂、二杞堂也，亭之曲江楼、云起阁、白华溪曲、涵清轩也，莼江之晚甘园也，亨诞人（名云龙，字亨街）之不夜亭也，圣则之斯美堂、箓竹山房、可以园、紫来书屋也，研民之竹石山房也，溶泉之旭经堂也，蔼人之盟砚斋、茶话山房、咏歌吾庐也，曲江楼中有珠湖无尽意山房、三离晶舍、廓其有容之堂。
从园林规模上看，程退翁隐居石塘之中桥，买废田万亩，掘渠四千余丈，“灌溉其中，遂成沃壤，植牡丹、芍药，以环其居，号曰‘谁庄’”，极尽流连觞咏之事(52)；程嗣立的“菰浦一曲”，园有来鹤轩、晚翠山房、林艿山馆、籍胜堂诸胜；程执金的“且园”，则有芙蓉堂、俯淮楼、十字亭、藤花书屋、古香阁、接叶亭、春雨楼、云山楼、方轩、亦舫计二十二所(53)，假山曲折，林木幽秀，类似于此的园林佳构不胜枚举(54)。其中盐商程氏所有的曲江楼、菰浦一曲和获庄诸胜，尤负盛名。
曲江楼原是乡绅张新标依绿园中一胜，张氏“尝大会海内名宿于此，萧山毛大可（奇龄）预其胜，赋《明月河》篇，一夕传钞殆遍”(55)。其后，该园为徽商程用昌所得，易名“柳衣园”，中有曲江楼、云起阁、娱轩、水西亭、半亩方塘和万斛香诸胜。乾隆年间，盐商程垲、程嗣立“聚大江南北耆宿之士会文其中”，他们互相切磋，“磨龙浸润，文日益上”。其中以程氏为首的“曲江十子”所著的《曲江楼稿》风行海内，“四方学者争购其文”(56)。
菰蒲曲在伏龙洞，主人是盐商程嗣立。据《水南老人诗注》云：“癸亥正月，霭后招集园中看演《双簪记》传奇。晚晴月出，张灯树杪，丝竹竞奏，雪月交映，最为胜集”(57)。类似于此花晨月夕、酒榼聚谈的文人雅集，不胜枚举。
荻庄是盐商程鉴的别业，园在萧湖中，有补烟亭、廓其有容之堂、平安馆、带湖草堂、绿云、红雨、山居、绘声阁、虚游、华溪渔隐、松下清斋、小山丛桂和留人诸胜，其子程沆致仕后，“于此宴集江南、北名流，拈题刻灯，一时称胜”(58)。园中的胜景，令过往文人留连忘返。性灵派巨匠袁枚题诗曰：“名花美女有来时，明月清风没逃处”；赵翼则题云：“是村仍近郭，有水可无山”(59)，都画龙点睛地描绘出河下园林的概貌和盐商们的生活追求。嘉庆年间，南河熊司马设宴于此，作荻庄群花会，备极一时之胜(60)。
当时，曲江楼、菰蒲曲和荻庄，与扬州马氏的小玲珑山馆、郑氏休园和程氏筱园等南北呼应，成为江淮间著名的园林名胜，吸引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文人学士。他们与当地的盐商相互揽胜访古，文酒聚会，质疑访学，搜藏古籍，刊刻著述，等等。
程、刘二氏科目比较表
资料来源：《淮安河下志·科目》
（四）通过盐商与文人间的宾朋酬唱，提风倡雅，徽商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一时也文人辈出。徽州是个文风极盛的地区，新安商人素有“贾而好儒”的文化传统。这种乡土背景，在侨寓徽商身上也表现得极其明显。河下姜桥、中街等处，均有文昌楼，二帝阁内供有文、武二帝，中有魁星。另外，康熙年间徽商还集资在河下竹巷建有魁星楼，“虔祀魁星于其上，文光四射”，希望冥冥苍天福佑徽商子弟“弦诵鼓歌、科第骈集”(61)。河下徽商的确也不负重望。据载，从明末到清代，“河下科第极盛者莫如刘氏”(62)。不过，与刘氏相较，侨寓徽商程氏也毫不逊色。明清两代科甲蝉连，文人辈出。
清代诗人袁枚曾经指出：“淮南程氏虽业禺策甚富，而前后有四诗人：一风衣，名嗣立；二夔州，名崟；一午桥，名梦星；一鱼门，名晋芳”(63)。这四人是淮、扬一带提风倡雅最负盛名的人物。
程嗣立字风衣，号篁村，人称“水南先生”。原为安东诸生，禀贡生，乾隆初举博学鸿词。平素“善书法，好作画。或求其书，则以画应；求画，则以书应。求书画时，则与之坐讲《毛诗》、《庄子》数则”(64)，一副文人名士的派头。上文提及的“柳衣园”，就是他所构筑的园林。程氏在此“集郡中诸文士讲学楼中，延桐城方舟、金坛王汝骧、长洲沈德潜诸睿宿为之师，极一时切磨之盛”(65)。当时，他以“风流俊望”，倾倒一时。过从交游者遍于天下，“凡人文逸士道出淮阴，必下榻斋中，流连觞咏，历旬月不少倦”(66)。程金字夔周（州），先世歙人，侨寓于扬州，“少即从方望溪（方苞）游，制义外，古文尤有家法。登癸已进士，为部郎有声，寻告归”。他的哥哥程銮曾当过两淮总商，“家门鼎盛，筑别业真州，选订明代及本朝（清朝）古文，次第付梓，嗜音律，顾曲之精，为吴中老乐工所不及，凡经指受者，皆出擅重名，遂为法部之冠”(67)。征歌度曲是当时富商大贾慕悦风雅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程崟就是以精谱工尺闻名遐迩的盐商巨擘之一。
程梦星，字午桥，工部主事。康熙壬辰进士，“入词馆，有著作才，中岁假归”(68)。当时，歙县“程氏之在扬者最盛，梦星以清华之望负时名，江淮冠盖之冲，往来投赠殆无虚日。筑筱园于湖上，诗酒敦槃，风流宴会，辈行既高，后进望若龙门”(69)。据载，程梦星虽然占籍仪征，但时常也居住在山阳(70)。举手投足，对淮安河下文风的兴盛，也起了表率的作用。
程晋芳，字鱼门，蕺园是他的自号。歙人，业鹾于淮。据载，“乾隆初，两淮殷富，程尤豪侈，多畜声色狗马，君独愔愔好学，罄共赀购书五万卷，招致方闻缀学之士与共讨论，海内之略识字能握笔者，俱走下风，如龙鱼之趋大壑”(71)。后来御赐举人，授中书，不久又进士及第，授吏部主事，四库馆纂修。著有《周易知旨编》三十余卷、《尚书古今文释义》四十卷、《尚书古文解略》六卷，《诗毛郑异同考》十卷、《春秋左传翼疏》三十二卷、《礼记集释》若干卷、《诸经畣问》十二卷、《群书题跋》六卷、《桂宦书目》若干卷。此外，还有不少诗文传世，可谓著作等身。此外，盐商程增、程均、程坤、程銮、程钟、程
和鉴等“辈高文懿，行四世，凡十余人，皆为时所推”(72)。
程氏之外，吴氏“门第清华”，为山阳望族。自明代至清“凡十一世”，为茂才、掇巍科、登华朊、领封圻者，多有传人”(73)。盐商吴宁谔为邑痒生，与从兄宁谔“皆以文章名噪曲江楼”。他们还与“三吴名宿分题角艺于梅花书屋，慎公先生（宁谔）称巨擘焉”。其子吴玉镕“承籍家学，淹贯群书”，孜孜好学，终成进士。侄子吴玉搢、吴玉揖、吴玉孙以及从孙吴初枚、吴次枚等，“皆以科第文章显名于世”。其中，特别是吴玉搢，“尤究心于六书，博通书籍”，著有《山阳志遗·金石存》，当代金石专家翁方纲、朱筠等，“皆就山夫（玉搢）相质证”。秦蕙田所著《五礼通考》，也多出自他的手订(74)。此外，徽商汪氏、曹氏等也代出闻人(75)。
综上所述，淮安河下盐商社区表现了与扬州河下相似的文化内涵，所谓“园亭之美，后先相望，又多名公巨卿、耆儒硕彦，主持风雅，虽仅附郭一大聚落，而湖山之盛播闻海内，四方知名士载酒问奇，流连觞咏”(76)。
三、淮安河下徽商的衰落
淮北引岸除乾隆中期盐斤短暂畅销以外，历来为积疲地区，“各商虽有认岸之名，终年无盐到岸，小民无官盐可食，反仰给于私枭，私盐愈充，则岸商益行襄星”(77)。于是，“自正阳关以西，皆占于芦私（长芦私盐），以东皆占于场私（盐场私盐），北商十有一、二，岁运仅数万引，其滞岸则皆弃店罢市，逃避一空，十年无课”(78)。当时，淮北有“牵商”制度，就反映了盐商间相互推诿的情形。据清人王琛《清河王氏族谱·先世述》记载：
嘉庆初，淮北鹾务有牵商之举，富户概不能免，商总司其事，堂叔祖经五公（按：系山西商人）名在册。公见鹾商豪侈为子孙累，亟避去，转暨邗上。官檄雨至，本籍行查，以久无音耗，遂止。有质库在郡城，道光元年迁居城内南门大街。先祖廷选公亦被牵商，度急切不荻辞，投身自认口岸，试行两载，以亲老告退。
由于淮北盐务的衰落，许多商人都日趋式徽。徽商程量越一支“越数传，事业凌替，宅舍圯毁”(79)。到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以后，五字店后宅已圯，“惟大门及前厅等处尚存”。康熙年间由漕运总督书写的“乐善不倦”匾额，竟因“宅小不能置”(80)，而不得不送到城内报恩寺中托僧人代管。其他的中小盐商也有类似的境遇(81)。
揆诸实际，淮北盐务的衰弊，主要是由于不合理的“湖运旧章”所致。原来，淮北盐斤在产地价格甚为低廉，但因场盐运到各口岸，中间须经淮安西北掣验改捆。“各项工人赖此衣食，工价日增，浮费与之俱增，成本因之较重”(82)。每引成本多达十余项，至淮北岸埠“价不偿本，故官（盐）不敌私（盐）”(81)。有鉴于此，淮北大使林树保密谋改道以节省糜费，不料预先走漏了风声，酿成了一起不小的骚乱。据《梓里待征录·灾异记·淮北工人烧淮所》记载：
工人恐失所，谋罢市。一日午后，妇女以千百成群，由程公桥过河，先至花、茶巷、不准铺面开门。众妇都皆手持香火赶赴淮所求赏饭。大使林不面，众妇女率众至大厅，厅为柏木，众将香弃置厅内，一时火起，烟焰迷天，而香闻数里。又欲扑工房，林携印逃行，被众妇女攒殴，不知官印何时失散。城中闻之，协镇海德坤带兵弹压，两手出袖箭，众惧其舅，一哄而散。林次日……通详火烧衙署，失落官印，酿成巨案。大宪檄府拿人。河北拟敷人出应，王朝举时病垂危，愿承认，此后凡走盐成提费赡其家，当即被逮，一鞠而得。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这场骚乱，显然是有组织的，很可就是由徽商怂恿而成的。因为改革首先关系到鹾商的切身利益，他们绝不希望盐运改道。如盐务总商程易“比盐务有改道之议，副使（按：程易曾为候补两淅盐运副使）力持不可，所活亿万人”(82)。从史料上看，徽商在多次盐务变革之前就都冒预先获得过消息。如道光年间淮南盐务首总黄潆泰在纲盐改票前夕前就预先得到通报，于是暗中卖掉根窝，逃过了一般商人所遭遇的破产厄运(83)。仪征在传闻盐课改归场灶，不再经由当场掣捆，于是“街市呼号，不约而会者千数人，奔赴县堂，齐声乞命，因而市井惊慌，铺面闭歇，日用货物不得流通”，“抢夺公行，民难安堵”。由陶澍的奏折中可以看出，这些都是由盐商和乡绅鼓动而造成的动乱(84)。
嘉庆年间的这场动乱虽然不了了之，但却“伏下票盐一节”(85)，成为道光中叶淮北纲盐改票的先声。道光十二年（1832年），淮北盐务疲弊已极，陶澍上疏改行票盐。在酝酿变革的过程中，出自淮北盐商的三朝元老曹振镛起了一定的作用。曹家原在淮北有许多根窝，而陶澍又是他的门生，推行票法颇有投鼠忌器的担心。后者曾派人试探曹氏心曲，曹振镛很痛快地表示：“恐有饿死之宰相家”(86)，表示支持陶澍改革。当时，因两淮应交广储司银两无法交割，而由粤海关每年拔解盈年30万两充“广储司公用银”，道光皇帝大为震怒，取消了两淮盐政一职，并下令改革两淮盐法。因此，两淮盐务变革如箭在弦，不得不发。曹氏是官场上老官僚，一向以善于揣摩帝王心理著称，他这种“大义灭亲”的举动，当然也是事出无奈。
道光年间的纲盐改票，对淮北盐商的打击相当之大。原先，河下一带号称“小扬州”，早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间，邱濬《过山阳县》诗就这样写道：“十里朱旗两岸舟，夜深歌舞几时休。扬州千载繁华景，移在西湖嘴上头”。西湖嘴在运河东岸，即指河下。及至清代，当地甲第连云，冠盖阂咽。所谓“生涯盐策富连鏖，甲第潭潭二百年”(87)。改票后不及十年，“高台倾，曲池平，（盐商）子孙流落，有不忍言者，旧日繁华，剩有寒菜一畦，垂杨几树而已”(88)。例如，著名的荻庄柳衣园，是淮北总商程氏的私家园亭，盐务极盛时，“招南北知名之士宴集其中，文酒竹歌，殆无虚日”(89)。道光中期北鹾改道西坝，盐商失业，售拆此园，夷为平地。转眼之间，只剩老屋三椽，紫藤一树，令人叹息不已。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据山阳人黄钧宰描述：“自程氏败而诸商无一存者，城北井里萧条矣”(90)。于是，“里之华堂广厦，不转瞬间化为瓦砾之场；巷陌重经，溪迳几不可辨”(91)，聚落景观与畴昔迥异，整个河下触目皆是圯墙、破寺和废圈。盐商既已困窘不堪，淮安河下夸奢斗富之习，大有力不从心之感。以元夕观灯视之，“淮、扬灯节最盛，鱼龙狮象家禽鸟螺蛤而外，凡农家渔樵百工技艺，各以新意象形为之，颇称精巧”(92)。道光中叶以后，虽然“火树银花，人影衣香，犹见升平景象”，但却因“盐务改票以来，商计式微，（而）不及从前繁丽”(93)。
由于盐商衰落，河下的商业也骤然萧条了下来。淮安河下原本是“万商之渊”，“富有无堤，甲于诸镇”(94)，由于富商大贾的纷至沓来，成了当时的一个金融中心。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以后，“河下钱铺约有三、四十家，大者三万、五万，本小者亦三、五千不等。上自清江、板闸以及淮城并各乡镇，每日银价俱到河下定，钱行人鼎盛，甲于他处。加以河工、关务漕务生意特输（殊），有利可图”，因此十分繁荣。起初河下银价每两仅900余文，道光初年略有上涨，但也不过1100-1200余文。纲盐改票后，因淮北实行场下挂号验赀之法，“板浦每年挂号银堆积如山，约有七、八百万，存分司库，故（淮安河下）银陡贵至二千二百零。咸丰八、九年价或落，乱后更贱至一千四百余文，而河下钱铺日见萧（条）淡泊”(95)。
随着盐商的衰落，淮安河下的文风也骤然衰歇。王觐宸在《淮安河下志》卷6《园林》中指出：“河下繁盛，旧媲维场。园亭池沼相望林立，先哲名流提倡风雅，他乡贤士翕然景从，诗社文坛，盖极一时之盛”。纲盐改票以后，淮上诗社文坛，黯然失色。文人朱玉汝在《吊程氏柳衣、荻庄二废园》诗中吟咏道：“盐鹾事业尽尘沙，文酒芳名挂龄牙”(96)。显而易见，乾嘉年间扶助风雅、宾朋酬唱的文人雅集，早已成了过眼烟云。
道光中叶的盐政变革，不仅使“富商巨室，均归销歇，甚者至无立锥地”(100)。而且，对于其他阶层也有极大的影响。据王勤宸描述，“河下自盐务改票，贫民失业，生无以养，死无以葬”(101)。“游手骄民逃亡殆尽，……即不事盐策耕且读者，亦强半支绌，苟且图存。求如襄日繁富之一，邈然不可”(102)。
四、结语
（一）明弘治年间，运司纳银制度确立以后，大批山、陕富民内徙淮、浙。在当时的淮、扬一带，西北贾客的势力相当之大。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前后，在扬州的西北盐商及其后裔多达五百余人(103)。而在淮安，早期河下盐商中也以山西商人势力最为雄厚。据《淮雨丛谈·考证类》记载：“郡城著姓，自山西、河南、新安来业鹾者”，有杜、阎、何、李、程、周等(104)。其中的杜、阎、何、李诸姓，都是山、陕商人。但到万历前，徽商在两淮的势力逐渐增强，与山、陕富民比肩称雄，甚至超过了后者(105)。及至清代前期，在两淮和浙江，西北商贾的势力已完全无法与徽商相提并论。以雍乾嘉年间领衔捐输的两淮盐务总商来看，清一色的都是徽商(106)。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种格局？是什么促使晋商步步后退，而徽商则得寸进尺呢？
从淮安河下徽商的研究中，我们首先看到，徽商的家族形态和商业组织，使它具有潜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以程氏为例，它的家族支脉遍及浙、淮、扬三地，且以早期获得“商籍”的杭州为基地，逐渐向北面的扬州和淮安发展(107)。从淮、扬两地来看，许多人都是先从扬州发迹，然后才到淮安从事盐业经营。如淮北盐商程，“相传少年未遇时，流寓扬州，于委巷遇一妇，诘以所苦，告之。妇出白金二百，属以挂窝必获利。次日，扒银挂引，获利三倍，由是致富。再访此妇，门径俱荒，疑遇仙，为筑林下堂志其德”(108)。这一故事虽然带有强烈的神秘主义色彩，但却折射出淮、扬两地盐商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揆诸史实，程量入是康熙年间扬州最为著名的盐务大总商，淮北盐务就由他的弟弟程量越接掌。另一徽商鲍志道，是乾嘉年间的盐商巨贾，每年行盐多达二十万引(109)，先后担任淮南总商长达二十年。他去世后，其子漱芳于嘉庆六年(1801)继任总商，八年（1803年）又兼理淮北盐务(110)。在扬州，两淮盐务官署中设有淮北商人会馆(111)。徽商家庭出身的大官僚曹文埴，子其，字六畲，业盐居扬州，“淮北人多赖之”(112)；程梦星、程晋芳诸人，在扬州、淮安两地都筑有园林或别墅，时常往返于两地，以联络宗乡戚友间的感情，促进专卖权益的发展。类似于此的徽商家族相当普遍(113)，而西商则并不多见。其次，从程氏占籍安东等地来看，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徽商植根于广大的农村，形成了产、运、销一体的盐商组织。与此相比，山陕盐商则主要株守在各大城市(114)，这使得他们在与徽商的竞争中居于劣势。
（二）从程氏宗族的研究中可以看出，从明代后期直到清代前期，徽商程氏分支持续不断地迁入淮安河下一带。他们人数众多，财力雄厚且具备良好的文化素养。因此，对于徽州乡土习俗在当地的传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对此，《淮安河下志》卷1《疆域》记载：
盐策盛时，诸商声华煊赫，几如金、张、崇、恺，下至典台厮养，莫不璧衣锦绮，食厌珍错；阁阂之间，肩摩觳击，袂帏汗雨，园亭花石之胜，斗巧炫奇，比于洛下。每当元旦元夕，社节花朝，端午中元，中秋{■}腊，街衢巷陌之间以及东湖之滨，锦绣幕天，竹歌聒耳，游赏几无虚日。而其间风雅之士倡文社，执牛耳，招集四方知名之士，联吟谈艺，坛坫之盛，甲于大江南北。好行其德者，又复振贫济弱，日以任恤周济为怀，远近之挟寸长、求嘘植及茕独之夫，望风而趋，若龙鱼之走大壑，迹其繁盛，不啻如《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之所叙述，猗欤盛哉！
乾隆时人阮葵生曾指出：“吾淮缙绅之家，皆守礼法，无背情逆理之举，后因山右、新安贾人担策至淮，占籍牟利，未与士大夫之列，往往行其乡俗”(115)。所谓“担策至淮，占籍牟利”，即指从事盐业、卜居城厢的徽商西贾。由于他们人数众多，在一个短时期内（明代中业迄至清代前期）持续不断地迁入湖嘴河下一带，形成了特别的社区。其乡土习俗首先经过当地屠酤儿的“尤而效之”(116)，很快便成了淮安一带的时髦风尚。
歙县“乡俗尚淫祀，每酷署，奉所谓都天神者，奔走骇汗，烦费无度”(117)。晚明清初，随首歙县程氏盐商大批徙居河下，该民俗经过某种变异也被移植到当地。据《淮安风俗志》记载：“赛会之风，随地都有，然未有如淮安之甚者”(118)。一年之中，赛会次数不下十余次。其中，最重要的有都天会及东岳会。都天会又分为小都天和大都天（小都天庙在河下，大都天庙在河北）。都天会赛期在每年四月中、下旬，东岳会则必在五月初一，“与会者尽系商家，分米、钱、绸布各业，共有二十余业之多。每业皆各有执事全副，区别其业，则以某安胜会辨之”。如钱业曰文安，绸业曰普安等等，“一次所费，约数千金”(119)。
徽州风俗，婚礼专要闹房“炒新郎”，凡亲戚相识的，在住处所在闻知娶亲，就携了酒榼前来称庆，说话之间，名为祝颂，实半带笑耍，把新郎灌得烂醉方以为乐(120)。在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河下盐商社区，闹房风俗在乡里宗亲间盛行不衰。乾隆《淮安府志》的作者将此形容为“闹房喧谑，恶俗不堪”(121)。
不仅婚俗如此，其他的丧葬寿诞，也无不带有强烈的徽州乡土色彩。“淮俗祝寿吊丧最为劳攘，生辰虽非大庆，犹且仆仆往来，至丧事则讣者贸然而投，吊者亦率然而应”(122)。作为外来移民，徽州盐商为了扩大自己的社交圈，每逢生日“辄多招宾客，以为门庭光宠”(123)。甚至有十龄童，即开筵演戏，“有降伯氏、舅氏之尊而伛偻磬折其庭者，群饮谐谑，尤而效之。一日之间团于酒食，士农工商，废时失业”(124)。尤其特殊的是，“新安人子于父母已故，犹作冥寿，明灯彩筵，籍口祝嘏”(125)。这种情形，让淮安正统的乡绅甚感骇异。
由于河下一带五方杂处，豪商巨贾相互矜炫，奢侈之习蔚然成风，衣食住行，糜费日盛。明代中叶以前，“淮俗俭朴，士大夫夏一葛，冬裘，徒而行”。此后出现两人乘舆。到明末“通乘四轿，夏则轻纱为帷，冬则细绒作幔，一轿之费，半中人之产”。乾隆《山阳县志》卷4接着断言：“淮俗从来俭朴，近则奢侈之习，不在荐绅，而在商贾”。显然，挟资千万的盐商富贾也是习俗嬗变的关键因素。
注释：
①康熙《徽州府志》卷2《风俗》。 ②《明史》卷77《屯田》：“迨弘治中，叶淇变法，……诸淮商悉撒业归，西北商亦多徙家于淮”。
③光绪《重修安东县志》卷3《建置》。
④吴从道《安东》诗，见丁晏、王锡祺编《山阳诗征》卷7。
⑤如歙人程必忠，明季始迁安东；程易，“世居歙之岑山渡，后迁淮，治盐业，遂占籍安东”；程增，“父自歙迁淮之涟邑（即安东）”。俱见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13《流寓》，淮安市图书馆古籍部据抄本复印。
⑥嘉庆《两淮盐法志》卷37《职官六·解署》引嘉靖《盐法志。
⑦光绪《重修山阳县志》卷4《盐课》：“国初淮北分司暨监掣并驻河下，群商亦萃居于此”。
⑧光绪《重修安东县志》卷1《疆域》：“国初时盐法尤盛行，富商来邑占籍，著姓相望”。卷12《人物四·流寓》：“初，程氏以国初来邑占籍，代有令闻”。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13《流寓》：“程朝宣，字辑侯，歙人也。父以信，故有业在安东。召朝宣代之，弗善也，去而业盐，与淮北诸商共事，不数年推为祭酒焉”。程朝宣因出赀助塞卯良口决口，安东人“感其义弗衰，为请占籍。程氏之占安东籍，自朝宣始也”。此后，淮安史志中出现的程氏，多为安东籍。程鉴“先世歙人，业盐，家于淮，后入安东籍，实住山阳河下也”。
⑨光绪《续修甘泉县志》凡例。
⑩(15)(73)(79)(80)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5《第宅》
(11)李元庚：《梓里待征录·奇闻记·淮北商人同姓十三家》。《梓里特征录》为淮安市图书馆古籍部抄本，封面题作，“淮{■}隅史”。
(12)(14)(31)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6《杂缀》。
(13)(29)(30)(47)(49)(65)(66)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13《流寓》。
(16)李元庚：《梓里待征录·逸事记·俭德店相》。
(17)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刊本，淮安市图书馆古籍部藏）高咏轩条。
(18)林苏门：《邗江三百吟》卷3《俗尚通行·运盐之家称店》，《邗江三百吟》为扬州市图书馆特藏部藏本。
(19)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2《巷陌》。
(20)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道宁堂条。
(21)汪继光：《山阳汪文瑞公年谱》，淮安市图书馆古籍部手抄本。
(22)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12《列女》汪士堂妻条：汪家“故业盐，号巨商”。另，范一煦：《淮壖小记》（扬州师范学院图书馆特藏部藏本）卷4，汪廷珍“家世本业禺策，食指百余人”。
(23)(74)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梅花书屋条。
(24)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止园、梅花屋条。
(25)阮葵生：《茶余客话》卷22《京田时田》。
(26)嘉庆《两淮盐法志》卷48《人物七·科第表下》，顺治八年辛卯科举人程治，歙人，山阳籍：康熙二十三年甲子科举人吴宁谧，歙人，山阳籍。
(27)嘉庆《江都县续志》卷12《杂记下》：“歙之程、汪、方、吴诸大姓，累世居扬而终贯本籍者，尤不可胜数”。淮安情形与此相类似。如程晋芳就是歙县籍，“世居山阳”（丁晏、王锡祺：《山阳诗征》卷18）。
(28)《金太史集》卷《与歙令君》。
(32)(35)(36)方濬顾：《二知轩文存》卷22《今雨楼图记》。
(31)(34)(37)徐珂：《济稗类钞》第24册《豪侈类》。
(38)见陈坦和：《扬州丛刻》（民国刊本）。
(39)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九狮园条。
(40)王琛：《清河王氏族谱·先世述略》，同治七年刻本，淮安市图书馆古籍部藏本。
(41)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寓园条。
(42)杨钟羲：《意园文略·两淮盐法要序》：“官以商之富而朘之，商以官之可以护己而豢之，在京之缙绅，过往之名士，无不结纳，甚至联姻阁臣，排抑言路，占取鼎甲。凡力之能致此者，皆以贿取之”。
(43)藤井宏：《新安商人的研究》，傅衣凌等译，译文见《徽商研究论文集》页131-269。
(44)宋荦：《四陂类稿》卷17《迎鸾三集·康熙乙酉扈从恭纪七首》注。
(45)(46)佚名：《圣祖五幸江南全录》，见汪康年《振绮堂丛书初集》。
(48)(99)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8《园林》。
(50)(51)黄钧宰：《金壶浪墨》卷1《纲盐改票》。
(51)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隔西草堂条。
(52)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晚甘园条。
(53)范一煦：《淮壖小记》卷4。
(54)参见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各条。
(55)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依绿园、柳衣园条。
(56)乾隆《淮安府志》卷22《艺文》。
(57)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菰蒲曲条。
(58)(59)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荻庄条。
(60)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荻庄群花会》。
(61)胡从中：《重建魁星楼记》，《淮安河下志》卷4《祠宇》魁星楼条。
(62)李元庚：《梓里待征录·奇闻记·菜桥刘氏五代巍科》。
(63)袁枚：《随园诗话》卷12；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13《流寓》：“先是爽林（程垲）、风衣（程嗣立）起淮上，开曲江坛坫，邗上则午桥（程梦星）集南北名流，缟紵交满天下。其后风流将歇，鱼门（程晋芳）复起而振其绪”。程垲是程嗣立的哥哥，即曲江楼主人，原本是安东诸生，后中康熙四十三年举，亦好读书，工诗文，善草隶。
(64)徐珂：《清稗类钞》第九册《艺术类·程水南先生善书画》。
(67)(68)(69)嘉庆《江都县续志》卷6《人物》。参见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5《冈西录》。
(70)丁晏、王锡祺编：《山阳诗征续编》卷4。
(71)袁枚：《小仓山房文续集》卷26《翰林院编修程君鱼门墓志铭》。
(72)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菰蒲曲条；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13《流遇》：“程氏自必忠至鏊凡四世十余人，皆为时所重云”；程易“自宦游归，总领淮北盐策，四方宾客献缟投紵无虚日，而易坐镇雅俗，昂昂如野鹤之立鸡群也”（同上）。
(75)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一卷一勺条，汪汲“生平撰述，有《事物原会》、《竹林消夏录》、《日知录集释》诸书，尤邃于经学，兼通壬遁术”。其孙光大，“著书亦富，藏书十余万卷”。所居“一卷一勺”，园中有楼，即藏书楼。王觐宸：《淮安河上志》卷11《人物》载，汪廷珍“攻苦力学，志趣高简”，乾隆已酉会试，以一甲第二人及第，授编修。嘉庆初，“擢侍讲，迁祭酒，……积官至左都御使、上书房总师傅，礼部尚书。四年，《仁宗实录》告成，锡予有加。五年，授协力大学士。……廷珍于学无所不窥，尤深于经学，十三经义疏皆能闇诵，居平讲学不祖汉、宋，一本义理为折衷，其他民情政治之大，下及舆地名物算数方伎，无不曲究其蕴，……门生故吏遍满中外”。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0《虹桥录上》：“曹文埴，字竹虚，徽州人，官户部尚书。……（子）振镛，富翰林侍读，族子云衙，官员外”。
(76)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序。
(77)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12《会同钦差拟定盐务章程折子》。
(78)童濂：《淮北票盐纪略》。
(81)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5《第宅》程眷谷先生可继轩 条：“眷谷先生（大川）创可继轩，有深意存焉。卒以鹾务累，致遗业废坠”。卷13《流寓》，程因安“无何，家道中落。先生素不善治生产，坐是大囷。……插架书连屋，窥其盎无升斗栗。……同时鱼门（程晋芳）亦困待，逋负山积”。
(82)(95)李元庚：《梓里待征录·灾异记·淮北工人烧淮所》。
(83)《清史稿》卷123（食货四）。
(84)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寓园条。
(85)金安清：《水窗春呓》卷下《盐务五则》。
(86)道光《重修仪征县志》卷15《食货志·盐法》。
(87)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12《覆奏仪征绅士信称捆盐夫役因闻课归场灶之议纠众赴县哀求折子》。
(89)《清史稿》卷363《曹振镛传》。
(90)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徐嘉题跋。
(92)(93)黄钧宰：《金壶浪墨》卷3《萧湖》。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退一步轩条，盐商黄灿“自禺策变后，家业荡然，资田以养”；南藤书屋条，“盐务改道，司马（程昌龄）郁郁卒，园售他氏”；徽商殷氏原是盐业大户，至今在河下估衣街西段北侧的市河南岸，还留有一处该家族为运盐建造的“殷家码头”。后因纲盐改票，殷家近百口人东奔西散。外出谋生，饥寒穷困，交相煎迫（参见王汉义、殷大章：《晚清水利专家殷自芳》，载《淮安文史资料》第八辑）。
(94)(96)黄钧宰：《金壶浪墨》卷4《元夕观灯》。
(97)王锡祺：《还京日记》，见《小方壶舆地丛钞》第5帙。
(98)李元庚：《梓里待征录·奇闻记·钱铺》。
(100)(102)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1《疆域》。
(101)王觐宸《淮安河下志》卷3《义举》。
(103)郑晓：《端简郑公文集》卷10《擒剿倭寇疏》。
(104)《淮南丛谈》为淮安市图书馆古籍部藏手抄本，该书《考证类》曰：“山西之阎、李，多名士经生”。其中，李氏，“俗名绳巷李，系由山西迁淮，以禺策起家”（李元庚：《梓里待征录·绳卷李氏兄弟三科甲》）；阎氏原籍太原，为耕读世家。阎居闿（号“西渠”）业盐策，自正德初迁淮，定居于河下竹巷状元里，此后“世称紊封，皆代有隐德”（张穆编：《阎潜邱先生年谱》卷1引《左汾近稿》）。
(105)万历《歙志》卷10《货殖·中》：“今之所谓大贾者，莫有甚于吾邑，虽秦、晋间有耒贾准、揭署，亦苦朋比而无多”。
(106)参见景本白《票本问题·两淮引商报效一览表》，见林振翰《淮盐纪要》。
(107)嘉庆《两淮盐法志》卷44《人物二·才略》，“程浚字葛人，歙人，浙江商籍贡生，父新元，有知人之鉴，尝识族子量入于总角”。另，“程量入，字上慎，歙人，总角时为叔父新元所赏，曰：是儿宅心忠恕，他日必能任家国事。及长，综理盐策，有功两淮”。
(108)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且园条。
(109)林苏门：《维扬竹枝词》，见《扬州风土词萃》（扬州师院图书馆特藏部藏本）。
(110)董玉书：《芜城怀旧录》卷2；参见刘淼《徽商鲍志道及其家世考述》，《江淮论坛》1983年第3期。
(111)嘉庆《两淮盐法志》卷37《职官六·解署》。
(112)李斗：《扬州画舫录》卷10《虹桥录·上》。
(113)李元庚：《山阳河下园亭记》补萝山房条，曹岂麟“徽人文正公（曹振镛）之族也。文正公祖锡侯来淮，主其家。文正公过淮，亦通款焉”。潜天坞条，陈丙“业禺策，流寓扬州，中落后依舅氏曹，来淮”。
(114)安东在明代万历末叶以前尚为濒淮荒陬之地，还未曾修建城池（吴从道：《安东》诗：“涟水昔称军，乃不营百雉”）。虽然缺乏安全感，但还是有大批徽商占籍于此，这反映了新安商人无远弗届的开拓精神。相反，西商类似的例子迄今未见。除了安东以外，沿着淮北运盐通道——盐河沿线，也有大批徽商聚居。如新安镇（今江苏灌南县地），就是地濒盐河的一大重镇。徽歙商民、痒生程鹏等以重金买下该地，“立街立市，取名新安镇”，鱼盐之业相当繁荣。见乾隆《新安县志》（灌南县档案馆藏刻印本）。此外，在两淮盐场，徽商的势力也明显地超过西贾。据嘉庆《东台县志》卷30《流寓》记载，侨寓当地的徽州人在明代有4名，清代达17名，而陕西人仅止1名，山西人则一个也没有。
(115)(116)(123)(125)阮葵生：《茶余客话》卷22《生日祝嘏》。
(117)许承尧：《歙事闲谭》第3册《程古雪奇行》。
(118)(119)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篇《江苏淮安风俗志·迷信之恶俗》。
(120)凌初：《二刻拍案惊奇》第15卷。
(121)(122)乾隆《淮安府志》卷15《风俗》。
(124)戴晟：《楚州二俗》，见《淮安艺文志》卷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