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大均及其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屈大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屈大均（1630～1696），字翁山，广东番禺人。他是明末清初具有崇高民族气节的著名诗人、学者，与陈恭尹、梁佩兰一起被誉为明末清初诗坛“岭南三大家”，其诗作之多与诗名之盛，已素为人所熟知。屈大均一生之著述甚丰，其中史学亦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只是由于屈诗往往成为后人研究之热点，因而对于屈氏之史学思想及史学成就，便或多或少地被忽视了，本文拟就此作些探讨，以补这方面研究之不足。
一
作为一个无愧于时代的著名学者，其所具有的学术特色及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往往与他所处的时代息息相关。屈大均在自己的文集里说过：“予少遭变乱，屏绝宦情。盖隐于山中者十年，游于天下者二十余年。所见所闻，思以诗文一一载而传之。诗法少陵，文法所南，以寓其褒贬予夺之意。而于所居草堂名曰‘二史’。盖谓少陵以诗为史，所南以心为史云。”[1]又说：“吾尝欲以易为诗，颠倒日月，鼓舞风雷，奔五岳而走江淮河汉，使天地万物皆听命于吾笔端。”[2] 这两段话的意思十分清楚，就是时代给予屈大均一生以巨大的影响，而屈大均亦已意识到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他显然是在为完成这一使命而著述，不仅要“鼓舞风雷”、“使天地万物皆听命于吾笔端”；而且要传之后世，为弘扬民族精神而尽心尽力。所谓“诗法少陵”，表明屈大均决心效法身处唐中后期乱世的“诗圣”杜甫，“以诗为史”，忧时愤世，“以寓其褒贬予夺之意”，所谓“文法所南”，即效法亡宋爱国隐士郑所南，终生不忘故国。郑曾自称“三外野人”，故屈大均特撰《三外野人赞》一文说：“予不幸生与所南之时不异，而尝有《翁山易外》、《诗外》、《文外》三书行世，自称‘屈子三外’，不谓所南先得我心。……于是亦自称‘三外野人’。”可见屈大均之所以处处以郑所南自况，实源于他俩所处之“故国”沦亡时代背景相似。而屈氏所居草堂，特意用“以诗为史”、“以心为史”为内涵之“二史堂”命名，足以表明史学作为一种思想抗争武器，在屈大均一生著述中确实占有重要地位。
屈大均所处明清易代之世，这是一个被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喻为“天崩地拆”的时代。这一时代给予他的思想影响，大致可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易代剧变之巨大撞击。屈大均生于明崇祯三年（1630年）九月初五日，其时明王朝已是内政不修，灾患频仍，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农民起义风暴遍于中原大地，满洲贵族虎视关外，严重的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使屈大均从少年时代便怀有忧国忧民之心。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李自成义军攻陷京师，崇祯帝自缢身亡；五月，清兵继入关后入京，明朝灭亡。满清入关后所推行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和民族屠杀政策，激化了国内的民族矛盾。“故国”沦丧的残酷现实，使屈大均的民族意识获得了深化与升华，决心投身于火热的抗清斗争，对屈大均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顺治四年（1647年）春，屈大均即参加了由业师陈邦彦及陈子壮、张家玉等组织的广州抗清起义，但很快便失败了，陈邦彦等殉难。屈大均在悼辞中悲愤地写道：“哀丧元兮太早，不及陪兮滇池。……愤师仇兮未复，与国耻兮孶孶。早佯狂兮不仕，矢漆身兮报之。”[3] 可见年青的屈大均对于民族大义的认识已相当成熟。顺治六年（1649年）春，屈大均主动向驻跸于广东肇庆的南明永历帝上《中兴六大典书》，为光复献计献策。顺治十六年（1659年）春，屈大均抵达南京，与志同道合的反清志士魏畊结成莫逆之交，先后密谋联络郑成功、张煌言反攻江浙，但均遭失败。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在滇起兵叛清，屈大均误认为反清义举，曾赶赴湖南从军，后知吴之举兵纯为个人权位，遂忿然辞归。直到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五月十六日，以一生不仕清而终老，终年67岁。可以这样说，易代剧变影响着屈大均的一生，而弘扬民族气节便自然成为屈氏所有著作、尤其是史学著作的主导思想。
第二，家风与师道之熏陶。考屈氏先世本关中人。宋绍兴南渡时，先祖翰林诚斋公始南移广东南雄珠玑巷，后再移于番禺沙亭乡，故屈氏之祖源，实与宋金民族之抗争相关。南屈列祖大多以书香著，像十五世伯祖博翁公“耆年硕学，高旷绝伦”，南粤名儒陈白沙尝过其家，湛甘泉亦慕其风。至屈父宜遇时，家道中落，他“以多病遂精医理，为人诊治，不责其谢，……活贫窭人以数百计”[4]。可见屈家虽贫寒，然扶贫济世之志不移。屈父业医之余，亦喜猎经史百家籍，对屈大均“督课至严”，大均在家风的熏陶下，自小就勤奋好学，“读书过目成诵”[5]。他常以屈原后裔自勉，并素仰屈原之爱国情怀。这些都为他日后学业的长进及思想的成熟奠立了基础。屈大均16岁时，师从顺德举人陈邦彦，治《周易》、《毛诗》及舆地之学。他不仅在学业上“试辄冠其曹”[6]；而且还从严师那里学到了经世致用之道以及民族气节之精义。他第一次参与抗清便投身于陈邦彦之义旅，这绝不是偶然的。在清兵攻陷广州后，屈父曾意味深长地对大均说：“昔之时，不仕无义，今之时，龙荒之首，神夏之亡，有甚于春秋之世者，仕则无义。洁其身，所以存大伦也。”[7]但仅过了一年多，当南明永历帝驻跸肇庆，屈父即对大均说：“复有君矣！汝其出而献策，或邀一命以为荣可也。”[8] 这里之“仕”与“不仕”，全视乎民族之大义而定。对于这些“大伦”、“大义”，屈大均不仅铭记于心，而且充分地体现在他的著述之中。
第三，受益于遍历天下山川形胜及广交志同道合之挚友。顺治十四年（1657年）秋，屈大均开始逾岭北游，历时二十余年，足迹几遍全国。屈氏此举，决非出于闲情逸致或逃避现实，其目的显然是通过纵览祖国壮丽河山，进一步激发爱国情怀，开阔自己政治和学术视野；考察全国各地山川形胜、雄关险隘，以及广结天下反清志士，以图复兴大业。他在京师曾到万岁山寿皇亭前哭吊崇祯帝亡灵，其后复游京师时又谒奠十三陵。在东出榆关后，即至蓟门凭吊民族英雄袁崇焕当年督战之故垒。至齐鲁，则专诚晋谒孔林，至金陵又恭谒明孝陵，并在那里与抗清志士魏畊结为莫逆交，他一方面秘密联络反清事宜；另方面开始撰写他的著名史著《皇明四朝成仁录》。所有这些，其政治意图是十分明显的。在历游天下的过程中，屈大均以诗文会友，结识名士、志士不下数百人。除魏畊外，还有朱彝尊、李因笃、顾炎武、王弘撰、王士禛、沈荃、傅山等。其中对屈大均思想影响最深的当是顾炎武。他俩于康熙五年（1655年）在山西代州结识，由于两人志同道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顾炎武曾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壮语、以及倡导经世致用之学而饮誉明末清初学坛，其学问、学风、品格、抱负早已为屈大均所景仰；而屈之为人及学识，亦为顾所赞赏。他们均有志于匡正晚明空谈不实之文风。顾氏曾有诗赠屈氏云：“弱冠诗名动九州，纫兰餐菊旧风流。何期绝塞千山外，幸有清樽十日留。独漉泥深苍隼没，五羊天远白云秋。谁怜函谷东来后，班马萧萧一敝裘。”[9] 可见他们之间的情谊确非一般，也可以说，是特定的时代使他们走上了同一大道上。这段经历，使屈大均的品质意志受到了更好的磨炼与激励，其学术意境也获得了宏观升华，迈进了一个崭新的境界。
第四，在地理环境上颇得风气之先。岭南地处沿海，广州一直是我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各国商人荟萃于斯，粤人赴海外营生者亦日渐增多，因而粤地也就自然成了吸纳世界不同文化的重要通道。加上明中叶以来，沿海地区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新的经济因素——资本主义萌芽亦已产生，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有了新的变化。随着西方传教士的来华，“西学东渐”之势亦日趋明显，传统的封建文化不得不经受着愈来愈强烈的冲击。士大夫阶层亦开始有所分化，部分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以剖析晚明国危民困的现状着手，进而对传统的思想文化作出深刻的反思与批判，并全力倡导务实的、经世致用的学风与文风。像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杰出思想家的出现，正是这一时代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批思想启蒙者。而屈大均既身处岭南，又从纵游天下中获得教益，颇得风气之先，从而成为岭南地区的思想先驱者之一。所有这些，都对屈大均的治学道路与学术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
屈大均一生之著述甚丰，朱希祖先生经详细考订后称说：“屈翁山之著述，大半有关乎南明史实，不特《皇明四朝成仁录》等之大有裨于史也，即其诗文亦然。”[10]这一结论真正道出了史著在屈著中确实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希祖先生将屈氏可考之著述，在目录中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作了编排，其中列入史部的计有：《皇明四朝成仁录》（今存）、《永历遗臣录》（未见）、《安龙逸史》（托名）、《南渡剩箧》（托名）、《广州府志》（未见）、《永安县次志》（今存）、《闾史》（未见）[11]。而被列入子部的《广东新语》（今存），其实也是屈氏所撰的一部重要史籍。上述所注的（未见）或（托名），不仅限于史部各书，在经、子、集各部亦同样存在。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由于屈大均一生坚持抗清、尝遭当局缉捕，其著述不仅未能广为刊刻，而且因其大多具有强烈的反清内容而屡遭禁毁。尽管如此，屈大均的部分著述仍得以传流后世，这是十分难得的，从屈氏现存的部分史著来看，其学术思想与学术成就，仍令后人瞩目与钦佩。
屈大均曾将《皇明四朝成仁录》、《广东新语》这两部史学著作，与《翁山诗外》、《翁山文外》、《翁山易外》合称“屈沱五书”，可见前两书乃屈氏自己亲自选定的史学代表作。
《皇明四朝成仁录》，是屈大均以毕生精力撰写的一部史学杰作。他之遍历天下也明显地带有访史、采史之意，尤着意于对明末抗清死难诸臣、义士史迹之搜集与整辑，因而是书篇章不断获得增补，但一直到他去世时尚未能全部完成。今通行本共12卷，撰有崇祯、弘光、隆武、永历四朝抗清殉难志士传记137篇，其目录纪事时间起自崇祯二年（1629年），迄于永历十六年、康熙元年（1662年）。该书由屈氏同邑叶恭绰先生根据流散于各地的残缺钞本参稽、整辑、校定而成，作为《广东丛书》之第二集于民国36年（1947年）刊行，为迄今所见较为完整、流传较广之刻本。
该书之取名为《成仁录》，据屈大均自称：“盖取《论语》杀身成仁之义也。”[12]这是屈氏著述所遵循的准则，为此他不惜全力投入该书的撰写，愈到晚年，用力愈殷。他在答友人诗中提及：“年来辞赋已无心，早岁春秋原有志，书法只今在草野，一部成仁吾史记。”[13]他以此书比作司马迁之撰《史记》，正说明了他对于撰写《成仁录》的高度重视。他在临终诗里还特别提到：“丙子（康熙三十五年）岁之朝，占寿于古哲。乃得邵尧夫，其年六十七。我今适同之，命也数已毕。所恨成仁书，未曾终撰述。呜呼忠义公，精神同泯沕。后来作传者，列我遗民一。”[14]在这里，屈大均把未能最终完成《成仁录》，看作是自己一生极大的憾事。
由于《成仁录》记叙的是明清之际为抗清殉难的英烈传记，属当代人写当代事，且传记内容大多为屈氏亲自寻迹访集而得，其可信度是较高的。它保存了大量明末清初有关抗清斗争的史料，补充了南明史事及《永历实录》记叙之不足，从而成为后人研究明清易代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籍。
《广东新语》则是屈大均的另一部学术力作。该书虽以较为灵活的笔记为载体，涵括范围也很广泛，但实质上是一部颇具学术价值及学术特色的以地方社会经济史为主要内容的著作。全书共28卷，每卷各叙事物一类，分为天、地、山、水、石、神、人、女、事、学、文、诗、艺、货、器、宫、舟、坟、禽、兽、鳞、介、虫、木、香、草、怪等28语，869目，对广东之天文地理、山川形胜、经济物产、历史沿革、风俗民情、文化艺术等方面均作了详细的记叙，尤注重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社会经济生活，使之在全书中占有主导的地位。
关于《广东新语》撰写之目的，在该书潘耒序及屈氏自序中有多处提及，潘序说：“粤东为天南奥区，人文自宋而开，至明乃大盛，名公巨卿、词人才士，肩背相望。……又以山川之秀异，物产之瑰奇，风俗之推迁，气候之参错，与中州绝异。未至其地者不闻，至其地者不尽见，不可无书以叙述之。于是考方舆，披志乘，验之以身经，征之以目睹，久而成《新语》一书。”[15]屈氏自序则说：“《广东新语》一书，何为而作也？屈子曰：予尝游于四方，闳览博物之君子，多就予而问焉。予举广东十郡所见所闻，平昔识之于己者，悉与之语。语既多，茫无端绪，因诠次之而成书也。”又说：“吾闻之君子知新。吾于《广东通志》，略其旧而新是详，旧十三而新十七，故曰《新语》。《国语》为《春秋》外传，《世说》为《晋书》外史，是书则广东之外志也。”[16]这些话概括起来大致有三点：其一，该书实为弘扬粤省优异之人文地理、经济物产而作。屈大均曾明白地说过：“嗟乎！吾粤金山珠海，天子南库。自汉唐以来，无人而不艳之。计天下所有之食货，东粤几尽有之；东粤之所有食货，天下未必尽有之也。”[17]因此，向全国推介广东，以利天下民生，屈氏深感责无旁贷。其二，是与屈氏遍历天下、广交挚友有着直接关系。虽说其初尚仅限于直觉见识之切蹉交流，即所谓“语既多，茫无端绪”，然一旦开阔了学术视野，对事物的观察有了纵向和横向比较，其学术境界就大不一样，撰成《新语》便顺理成章了。其三，是屈氏在学术上不断求实创新所致。他在自序里所提到的《广东通志》，实指明万历三十年（1602年）郭裴纂修的《广东通志》，由于经历了明清易代巨变，各方面的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屈氏撰写《新语》就是为了弥补旧志之不足。全书新增内容占70%，说明屈氏在学术创新上的确作了很大的努力，可称得上是明清易代后的《续修广东通志》。由于该书以撰述社会经济为主体，从而成为后人研究明清广东区域社会经济史的重要典籍。
三
屈大均作为明清之际杰出的学者，其学术成就与学术特色自然是与他的学术思想分不开的，在史著方面更不例外。屈大均的历史与史学思想，大致可概括为下列五个方面。
（一）朴素的唯物主义宇宙观
作为史学家，其历史观一般都源于宇宙观。无可否认，屈大均早年曾受阳明学派“心学”的影响，提出过诸如“天地无吾之知，不能以复载；日月无吾之知，不能以照临”[18]之类的看法，这虽然未有超越王学的框架，但与“心外无物”的主观唯心主义还是有区别的。其后，他也曾以“心学”为思想武器从事抗清活动，认为：“君子处乱世，所患者无心耳。心存则天下存，天下存则春秋亦因而存。不得见于今，必将见于后世。”[19]这里所说的“心”，如果联系到当时明清易代的现实去看，就明显地含有“复兴壮志”之涵义，用以阐明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改变现实所具有的重大意义。
在经历了现实生活的种种磨难之后，屈大均思想上“心学”的色彩已不断淡化，逐步地趋向于朴素唯物主义，并提出过一些颇值得注意的观点，如他说：“天地之道，道与器而已。”[20]也就是承认世界是一分为二的。又说：“道以器而形，器亦以道而形。”[21]即肯定了“道”与“器”在同一事物中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天地之道，以反而为变化”[22]。即相互依存的因素又相互矛盾斗争，从而促成世界万事万物的发展变化。他曾以洪炉炼铁作为例证，引伸阐述宇宙之生成和发展。他说：“观洪炉之铸金，则知天地之终始矣。在炉而溶，生之也；出炉而结，成之也。……其溶也，人以为屈，而不知生之始也，信孰大焉。其结也，人以为信，而不知成之终也，屈孰大焉。始终相承，屈信相感，而金未尝变。”[23]这就说明了在物质不灭的前提下，世界在“溶”与“结”的循环中不断地运动变化。这些观点，对于屈大均逐步形成注重现实的历史观，无疑是起了重大的作用。
（二）立足现实，为弘扬民族大义与民族气节著史
从我国史学史的角度看，自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以来，我国史学就形成了立足现实、面向当代的优良传统。北宋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就是服务当代的。这一史学传统，对屈大均的史学思想不能不产生重大的影响，况且屈氏身历明清易代巨变，现实问题显得更加突出。关于满洲贵族入主中原，如果从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史去衡量，本来无可非议，但关键是清兵入关后，满洲贵族即以民族征服者自居，强制推行以圈地、薙发、易服等为特征的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民族屠杀政策，从而大大地激化了民族矛盾，激发了全国规模的、持续不断的抗清斗争。在这一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恪遵民族大义、保持崇高的民族气节，便成为当时人们所面临的头等大事。
屈大均所立足的正是这样一个现实，因而弘扬民族大义与民族气节，便理所当然地成为屈大均史学思想的核心。他的史学著作和大部分诗作，都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以毕生精力撰写《皇明四朝成仁录》，便是这种思想的结晶，用以树立民族之正气。在该书《广东州县起义传》后，屈大均即评论说：“我粤忠义之士，一盛于宋，再盛于明。事虽不成，亦足以折强敌之气，而伸华夏之威。使为史者以为无益于成败之数削而不书，是不知《春秋》之义者也。夫‘蛮夷’猾夏，匹夫匹妇有能挺戈而起，其功皆可拟于汤武。……事不必成，功不必就，而已可传不朽矣。是故凡起兵者，得死其所，我皆著之于篇。”[24]他还说：“嗟乎！官无卑能，死则莫尊焉。人无贱能，死则莫贵焉。死之为重也。”[25]可见屈大均所坚持的人传原则是：人不拘贵贱，功不论大小，事不分成败，凡能坚持民族大义与民族气节，不惜以死报国，就是一种最高的典范，就应传之后世而不朽。这是屈氏所理解的《春秋》之义，也是他撰史之最高准则。
屈大均虽然有时把“天”看得很重，但与民族大义相比较就不那么神圣了。他曾说过：“嗟乎！绍兴之陷，以江潮不至使番将得以飞渡，何天之不仁，必以中华尽弃之而后已耶？！……然而忠臣义士之心，不与天而俱变也。”[26]可见，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他赞扬的是能坚持民族大义之人，而非飘渺虚无之天。这也可以说是屈氏之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在他的史学思想中的客观反映。
（三）经世致用，着眼于国计民生
经世致用是顾炎武等启蒙思想家针对晚明空谈误国的积弊而倡导的新的学术潮流。屈大均与顾炎武志向相同，他们都在努力探索学术有益于国、有利于民的问题。顾氏撰《天下郡国利病书》，屈氏因之而撰《广东新语》，前者范围全国，后者则立足广东，但都称得上是经世致用之杰作。
事实上，经世致用、注重社会经济、着眼于国计民生，正是屈大均史学思想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从我国的史学传统来看，大多是以政治为中心，在诸多“正史”里，虽也辟有《食货志》，但究其实际内容，总的来说是过于简略和薄弱，而有关社会经济的记叙则微乎其微，这不能不说是我国传统史学的一大缺陷。屈著《广东新语》，力矫其弊，坚持以社会经济为中心，有关国计民生的社会经济内容，在全书中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这在过去的史籍中实属少有。
屈氏经世致用思想，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大胆地突破了“崇本抑末”传统思想束缚，即使是在叙述农业经济时，也特意将诸如果树、花木、甘蔗、烟草、茶叶、蚕桑、蒲葵、蓝靛、香料等商品经济作物的载培与大面积推广放在相当突出的地位。对于所谓“工商贱业”，亦予以充分肯定和赞扬，如对具有岭南特色的制糖、陶瓷、矿产、冶铁等手工业的生产技术与生产规模，记叙尤为详尽。屈大均以其敏锐的目光，看到了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认识到商品贸易乃带动各行各业发展的龙头。书中既追溯粤人重商的历史传统；也刻意论述粤省各地星罗棋布的市场墟集、特别是专业性市场涌现的发展势头；还记载了自明万历以来，每年于夏冬两季在广州举办为时数天或数十天不等的海外市集贸易。其用意亦在于经世致用，着眼于国计民生。
屈氏在探讨粤省社会经济时曾说过：“广州望县，人多务贾与时逐，以香、糖、果、箱、铁器、藤、蜡、番椒、苏木、蒲葵诸货，北走豫章、吴浙；西北走长沙、汉口；其黠者南走澳门。至于红毛、日本、琉球、暹罗斛、吕宋、帆棹二洋，倏忽数千万里，以中国珍丽之物相贸易，获大赢利。农者以拙业力苦利微，辄弃耒耜而从之。”[27]他还指出明清之际广东不少地方改禾田为蔗地、桑基、果园、鱼塘、盐田，有些是陶农并举，有些是农冶并兼，其甚者更是改农为工、弃农经商，以至于素以盛产稻谷著称的南粤沃土，其粮食竟仰赖广西供应。其实这是一个在商品经济浪潮中如何处理好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农业经济与工商业经济协调发展的问题。屈大均从经世致用出发，敢于触及这个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变得愈来愈尖锐的问题，并且对它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探讨，从而将史学的功能，拓展到一个前人尚未企及的领域。
此外，屈大均还尖锐地评论当时的“官贾”问题。所谓“官贾”，就是指官商一体。他指出：“今之官于东粤者，无分大小，率务畯民以自封，既得重赀，则使其亲串与民为市，而百十奸民从而羽翼之，为之垄断而罔利。……民之贾虽极其勤苦，而不能与争，于是民之贾日穷，而官之贾日富。”[28]这显然是商品经济渗入官场后的一种反映，若让其发展下去，必将破坏社会经济的良性循环而招至社会动乱之恶果。因此，屈大均主张“端本澄源，以节俭为之倡率，禁难得之货，明贪墨之刑。”使“国之富藏之于民”，不要“藏之于官，复藏于官而贾者”[29]。这种主张，实不失为商品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治国利民之至论。
（四）辩证地看待局部与全局，注重区域史研究
屈大均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地域辽阔，各地区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间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的特点。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与现状，就不能不进行具体的区域性研究，而这种研究又为全局性研究奠立坚实的基础。所以屈氏之著述及治学风格，大多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屈著《广东新语》，固然具有非常鲜明的地方特色，但它又绝非孤立地就广东论广东，而是将广东置于全国整体性的历史范畴中加以比较，从而确定其应有的历史地位，此即所谓“立足广东，面向全国”，因而具有很强的科学性。正如屈氏在《自序》中所说：是书“不出乎广东之内，而有以见乎广东之外。虽广东之外志，而广大精微，可以范围天下而不过。知言之君子，必不徒以为可补交广春秋与南裔异物志之缺也”[30]。可见屈氏的指导思想十分明确，就是宏观上从范围全国着眼，微观上从广东着手，其意义绝不局限于补南粤地方史志之不足。屈氏还有意从理论上阐明“大”与“小”的辩证关系，他针对“子所言（即《新语》）止于父母之邦，不过一乡一国，其语为小”的说法回答道：“予曰：不然。今夫言天者，言其昭昭，而其无穷见矣。言地者，言其一撮土，而其广厚见矣。言山言水者，言其一卷石，言其一勺，而其广大与不测见矣。夫无穷不在无穷，而在昭昭。广厚不在广厚，而在一撮土。广大不在广大，而在一卷石。不测不在不测，而在一勺。故曰：语小天下莫能破焉。夫道无大小，大而天下，小而一乡一国，有不语，语则无小不大。”[31]这里所说的“语小”，就是指小范围的区域性研究，是“一撮土”、“一卷石”、“一勺水”，无此则无大地、山岳、江海。屈氏这种“无小不大”、“小中见大”的见解，应该说是富有辩证哲理的。
至于《成仁录》一书所记叙的是全国范围的抗清史事，在写法上似乎与《新语》相反，即大处见小，从全国看广东。不过由于南明政权在广东的时间较长，加上屈氏对粤籍抗清诸英烈事迹比较熟悉，也可以说是屈氏把全国的抗清活动聚焦于广东，这既符合史实，也能扬己所长。可见屈氏史著在处理“大”与“小”，“局部”与“全局”上是相当成功的。
（五）以诗为史，诗文并举
清代著名学者潘耒为《广东新语》作序说：“古来诗人，罕能著书。诗本性情，书根义理，作诗尚才华，著书贵学识。故前代曹、刘、颜、谢及四杰、十子之徒，绝不闻有书传世；而刘勰、崔鸿、颜师古、刘知几辈亦不闻以诗名。其能兼工并美者，一代盖无几人也。番禺屈翁山先生以诗名海内，宗工哲匠，无不敛衽叹服。”潘耒的这段评说，其实只是肯定了屈大均诗文并举所取得的成就，却未能道出屈氏作诗之真意。倒是屈氏本人在《二史草堂记》中对自己撰诗之意图讲得十分明白，就是要效法杜少陵“以诗为史”，“以寓其褒贬予夺之意”。在屈大均的心目中，“诗”只不过一种载体形式，“纪史”才是本质的。
屈大均之所以执著地坚持“以诗为史”，除出于对现实的感受外，还有着较深层的理论依据。他说：“或有问焉曰：少陵何为以诗为史也？予曰：今夫诗者，史之正者也，史则诗之变者也。《诗》之未亡，而一代之史在《诗》；《诗》既亡，而一代之史在《春秋》。孔子作《春秋》，所以继《诗》。少陵之诗，则思以羽翼春秋而返史之本也，故曰以诗为史也。”[32]在屈大均看来，诗之本源实为纪史，故“诗”与“史”历来是相承相继的，只是在不同时代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他还说：“昔夫子作《春秋》以继《诗》，《诗》虽亡而《春秋》不亡，故《春秋》者，《诗》之所赖以不亡者也。士君子生当乱世，有志纂修，当先纪亡而后纪存，不能以春秋纪之，当以诗纪之。”[33]这应说是屈大均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并且说明了屈氏相当大部分之诗作，是在“生当乱世”的特定条件下用以纪史的。事实上屈诗之内容大多蕴含着很高的政治原则，即使是对编选诗集亦不例外。如他曾高度赞扬《东莞诗集》将“拒不仕元”的李竹隐列宋诗卷首；置“归命大明”的何真于明诗卷首。并为之作序说：“意良深厚，虽一邑而隐然系天下之重。”[34]屈氏亦有自编诗集曰《麦薇集》。“麦”乃取箕子作《麦秀》之诗，以动殷民“不忘故国之心”；“薇”实取伯夷、叔齐耻为周臣，采薇首阳山饿死殉节之义。诗集“以明人始，亦以明人终”，用以彰明不与清廷妥协之岭表志士[35]。所有这些，无不与屈氏所处明清易代之世息息相关。
四
屈大均的史学成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当时学界对屈著之反映就十分强烈。潘耒在《新语》序中曾高度评价说：“其察物也精以核，其谈义也博而辨，其陈词也婉而多风。思古伤今，维风正俗之意，时时见于言表。游览者可以观土风，仕宦者可以知民隐，作史者可以征故实，摛词者可以资华润，视《华阳国志》、《岭南异物志》、《桂海虞衡》、《入蜀记》诸书，不啻兼有其美。善哉！可以传矣！翁山之诗，祖灵均而宗太白，感物造端，此类托讽，大都妙于用虚。此书（即《新语》）则博核精详，又善于摭实，才士固不可测。亦以见先生中年敛华就实，留心世故，练达多通，有用世才，非词人墨客大言无当者比。……其《成仁录》表章尽节诸臣。尤有裨世教。”与屈氏同为岭南三大诗人的陈恭尹也曾评说：“其《四朝成仁录》，堂堂正正，不战而屈人者也。”[36]钮锈在评述明清之际书著的情况时亦盛赞《新语》说：“著书之家，海内寥寥。近惟《日知录》、《正字通》、《广东新语》三书，可以垂世。”[37]当然，钮氏把《正字通》与《日知录》、《新语》相提并论是不妥当的，但《新语》和《日知录》可以相媲美，并为垂世之作则是可以肯定的。同时，我们以潘、陈二人的评说中还可以看到，屈氏之史著确实具有两大特点：一是“摭实”；二是“警世”，即所谓“有裨世教。”前者是史学的本质，若离开“实”就不成为“史”，更不可能成为“信史”；后者则是史学的基本功能之一，正如司马迁所说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目的在于从古往今来史实的演变和相互联系中，探求出某些因果关系以资借鉴，即所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38]，“原始察终，见盛观衰”[39]，从而“有裨世教”。在这两个最重要的方面，屈氏之史著都是相当成功的。此外，屈氏在依据世代的演变而创新史学体例；保持和发扬“详今略古”的撰史原则；注重通过实地调查以取得第一手材料的史学研究方法；倡导区域研究，充分显示地方特色；拓展以诗为史、诗史结合之路；强调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突出以社会经济生活为中心，倡行经世致用实学等等，都给后世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影响。如其后范端昂撰《粤中见闻》、李调元撰《粤东笔记》、张心泰撰《粤游小记》等，不仅在取材上，而且在体例及写法上均深受屈著《广东新语》之影响。即使在今天，经济史家在开展广东区域经济史研究时，《新语》仍属屈指可数的重要参考典籍。
可以这样说，从屈大均拓展以诗为史之路，到章学诚之认定“六经皆史”；从屈大均树立以社会经济生活为中心的经世致用史学，到梁启超倡导近代新史学，我们不难发现屈氏之史学思想与史学成就，对于我国从封建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过渡的历程中所起的启迪与先驱作用。因而屈大均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是值得我们重视并应给予充分肯定的。
注释：
[1][19][32]《翁山文钞》卷二《二史草堂记》。
[2]《六莹堂诗集·序》。
[3]《翁山文外》卷一四《陈岩野先生哀辞》。
[4][7][8]《翁山文外》卷七《先考澹足公处士四松阡表》。
[5]《屈氏家谱》卷一一。
[6]宣统《番禺县续志》卷一八《屈大均》。
[9]《亭林诗集》卷四《屈山人大均自关中至》。
[10][11]朱希祖：《屈大均（翁山）著述考》，载《文史杂志》第2卷第7～8期。
[12]《翁山文外·自序》。
[13]《翁山诗外》卷四《四季韦公赠我朱子纲目诗以答之》。
[14]《翁山诗外》卷二。
[15]《广东新语》潘序。
[16][30][31]《广东新语》自序。
[17][28][29]《广东新语》卷九《事语·贪吏》。
[18]《翁山佚文辑》卷下《致知说》。
[20][21]《翁山易外·乾》。
[22]《翁山易外·恒》。
[23]《广东新语》卷一五《货语·铁》。
[24]《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八《广东州县起义传》。
[25]《皇明四朝成仁录》卷五《郫县死事传》。
[26]《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八《绍兴死事诸臣传》。
[27]《广东新语》卷一四《食语·谷》。
[33][34]《翁山文钞》卷一《东莞诗集序》。
[35]《翁山文钞》卷一《麦薇集序》。
[36]陈恭尹：《翁山文钞序》。
[37]钮锈：《觚賸》卷八《著书三家》。
[38]司马迁：《史记》卷一八《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39]司马迁：《史记》卷一三0《太史公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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