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层生态学批判，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生态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深层生态学是20世纪后期兴起的环境主义理论之一，凭借其激进性给学术界和舆论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对人类生存危机之一——生态危机的根源的追究和分析，对提高人们的环境保护意识产生过重大的作用。深层生态学依靠现代生态运动开展的大背景，从环境危机的根源分析入手，形成了自己具有特色的生态哲学，最后落脚于生态智慧，为人类的生态改善出谋划策。
“深层”这个概念很恰当地体现了深层生态学的特色和优势。深层生态学的创始人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先生将深层生态学的重心放在生态智慧上，以表明自己的理论不是形而上的哲学，而是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的智慧。[1]事实上，深层生态学对生态根源的分析很深刻，具有突出的学术价值。可是其生态智慧不仅没有显著的创新，并且可行性不足。
一、关于生态危机根源的哲学分析
深层生态学把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归咎于文化危机，认为人类的价值观作为文化的核心部分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所在，具体而言就是人类中心主义。《韦伯斯特新世界大词典》是这样定义人类中心主义的：“人类中心的(anthropocentric)：(1)把人视为宇宙的中心实体或目的；(2)按照人类价值观来考察宇宙中的所有事物。”尽管学者们对人类中心主义有诸多演义，但是其主要的内容就是这两个方面。也就是说，人类中心主义的基本内容就是在利益和价值两个方面确定人类的中心地位。深层生态学认为正是人类在这两个方面的贪婪和独裁导致了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滥用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
应该说，深层生态学对人类生态危机根源的探索是非常有成就的，尤其是与传统的理论比如浅层生态学相比较。浅层生态学对生态危机的理解是人类面临生态危机时的第一个反映和对策。它对生态危机根源的追究不深，缺乏系统的理解，对生态现状轻描淡写，对未来有点盲目乐观，对生态危机的解决措施不力。
但是，深层生态学把人类生态危机归咎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提出以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也是值得商榷的。
1.生态危机的本质是社会危机，而不是文化危机。深层生态学家们不仅通过不断的追问找到了生态危机的文化根源——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而且从文化传统中找到了重要的“证据”，即西方的基督教《圣经》赋予了人统治自然的权利以及人们长期在自然威胁下产生了控制自然的欲望膨胀。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人类中心主义是人类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可是令我们困惑的是人类中心主义已经大大弱化了，甚至在某些人心中消失了，我们的环境灾难依然深重。由于舆论传播的努力和人类素质的提高，人们不再认为人是宇宙的中心，科学发展从地心说到日心说，现在是“无心说”，没有人知道宇宙的中心在哪里。科学使人类变成了宇宙的普通成员。人类的利益和价值也不再至高无上，因为人类开始承认自然的内在价值，人类逐渐懂得自己的利益前提是环境保护。毋庸置疑，人类对环境保护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是为什么我们的生态危机还是日益加重？惟一的解释就是导致生态危机的不仅仅是对待自然的价值观。
深层生态学将人类中心主义看作生态危机的根源，其基本逻辑是这样的：近代兴起的科学思维提出的“二元论”、“还原论”为特征的机械世界观以及科学指导下产生的大规模的工业技术及其使用，造成了对自然资源的疯狂开发和大量污染的产生，即把生态灾难根源归结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平衡、不和谐。人类借助科技的力量彻底改变了人与自然原有的和谐关系。
如果不断追问的话，我们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是生态危机的表面特征，不是根源。真正的原因在人类内部，不在人与自然之间，环境灾难是人类内部矛盾激化、对外扩张的结果。生态灾难的罪魁祸首是人，这是毫无疑问的。人是世界上最具能动性、最强大的动物、地球的厄运主要是人为的污染和环境的机械改变造成的。所以说，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危机，不是文化危机。生态灾难的产生和难以控制在于人类整体在环境保护方面内部失控。有关各方都过分强调自己的利益，而不顾整体的利益。人类内部的各种争斗，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宗教的争斗都立足于物质财富的争夺，都直接或间接地对环境造成了破坏。人类缺乏统一的意志、缺乏良好的协调机制和习惯使得环境成为受伤害的“第三方”。
生态危机的实质不是文化危机，因为文化作为精神现象，对社会的影响取决于对物质利益的影响。生态问题是个物质世界的问题，作为这个世界的外部原因的文化只具有间接的作用，而不可能发挥直接的、决定性的作用。深层生态学家们作为学者、诗人等文化人，都具有对自然的美好体验以及对环境破坏的夸张描写。他们的努力被限制在狭隘的范围里发挥作用，并没有对大众的环境行为构成实质性的良好影响。说到底是因为直接影响环境质量的大众最关心的是利益、他们自己的利益，可是学者们关心的却是人类整体利益和高尚的人类尊严。
2.社会内部的利益竞争机制是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我们都知道，人口过剩是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之一。[2]人口数量越大，人所消耗的自然资源越多，难免造成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利用，影响了自然资源的恢复；同时，人生活和生产中产出的垃圾也越多，自然会污染环境。人口的极度膨胀主要来源于对社会不公平秩序的抗争。回顾我们以前的人口政策，最具代表性的是毛泽东的那句话“人多了好办事”。这句话之所以在当时被接受，主要是因为长期战争的经验和国家生存环境的恶化。过去的战争使我们对人民战争的威力深信不疑，人多力量大，是我们的重要经验。不公平的国际秩序和发展中国家落后的现状，使得发展中国家只能以一种粗放经营方式对抗发达国家的盘剥。粗放经营比集约经营更不利于自然环境的开发和保护。粗放经营表现为在个人素质低和技术落后的情况下，采取“人海战术”，以“质量不高数量补”的思路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样我们就明白了“越落后越生”的发展与生育逻辑。从这一点来说，深层生态学受到第三世界的广泛诘难就在情理之中了。深层生态学以“援助是手段，保护是目的”[3]处理在环境问题上的南北合作，不被发展中国家接受，主要原因是深层生态学还不明白造成发展中国家生态危机的真正原因以及他们最关心的事情。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是在巨大的国际竞争压力下，他们如何生存而不是如何保护环境。如果没有恃强凌弱的大国的存在，发展中国家会以传统的方式过着深层生态学家们祟尚的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活。全球的环境问题绝不像深层生态学家们想象的那样“在生活水平上让发达国家降低一点，让发展中国家提高一点”那么简单。善良的愿望不能取代理性的分析，更不能取代实际问题的有效解决。
人口增长的真正原因不是人类中心主义所说的“人要控制自然，做自然的主宰”。人口增长主要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如果说人类中心主义是共同的文化，那么为什么发达国家的人口出现负增长？这不正说明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不在文化而在社会内部吗？
从微观上说，在农村，一个家庭之所以孩子多是因为想要个男孩。为什么要男孩？因为在农村生存条件恶劣，在劳动力上男孩比女孩更有优势。此外，为了避免被邻里乡亲欺负，也要生个男孩。可是很多人的运气没那么好，总是先生几个女孩再生男孩。这样一种逻辑自然造成人口过剩。在农村，生育的功利目的是为了解决人生的后顾之忧。如果社会能够通过再分配机制，化解人们的生存竞争压力，计划生育就成为一种可能。这样，由于人口过多而产生的环境问题也会得到缓解。
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生态问题，也许会认为人口过剩不是生态危机的第一原因，社会内部不平等的财富占有才是真正原因。发达国家的人口数量占全球人口的比重较小，却占有世界的绝大部分财富。财富的制造给全球的环境造成了破坏，同时造成发展中国家生态环境恶化，因为他们也需要巨额财富。
人类内部的利益之争，是人作为个体或集团生存的最大威胁。社会竞争的加剧使得整个社会物质财富的生产不仅要满足正常的需求，还要满足竞争的需要。为了在竞争中占据更有利的地位，竞争各方都会囤积巨额的财富。更多的财富就意味着开发更多的自然资源，产生更多的污染，加重生态危机。人类内部不公平的利益机制和过分的竞争是自然环境遭到破坏的直接原因。回想人类历史，随着文明的推进，竞争日益加剧，对环境的危害也是有增无减。不是我们没有保护环境的侧隐之心，而是我们所处的恶劣社会机制使然。
3.以生态中心主义取代人类中心主义，违背了辩证法。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质是过分强调人的尊严、地位、利益和价值，无视自然环境自身的利益和价值。而生态中心主义则把人看作生物圈的普通一员，把环境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相对于浅层生态学的“人与自然是分离的”、“保护环境是为了人”的观点，深层生态学提出了“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和“为保护环境而保护环境”的理论。强调理论的差异和对立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能置理论的合理性于不顾。浅层生态学的理论对生态危机的克服不力，那是因为该理论具有形而上学片面、孤立看问题的缺陷。比如对世界的理解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近代科技的发展没有考虑生态的要求。现在深层生态学为了强调对浅层生态学缺陷的克服，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提出生态平等主义，赋予所有的生命以平等的生存权利。这种从一个极端对另一个极端的做法始终没有走出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这种事情发生在现代确实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现代科学和哲学从事实和逻辑两方面都证明了形而上学的幼稚性。辩证法是迄今为止最合适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也许就是深层生态学被看作是“激进”的环境主义之一的基本理由吧。合理性是理论生存和发展的先决条件，理论的力量主要产生于自身的逻辑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
有一种理论认为“矫枉”必须“过正”。只有以极端的方式强化才能达到削弱对立的那个极端的发展。深层生态学特别提出“荒原保护”就具有这种极端意义。我们不否认保护荒原的生态意义，但是“荒原保护”在深层生态学中的特殊地位体现了深层生态学家对原始生活方式的向往和对现代生活的生态问题无能为力。相对而言，荒原保护处于整个生态保护的边缘。生态保护应该是一个有层次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与人的生活直接相关的部分（农村和城市生态系统）的保护显然是保护的重点，居于优先保护的地位。
4.将社会现象的最终根源归结于价值观，具有唯心主义的嫌疑。抛开政治和文化偏见，应该承认唯物辩证法是具有广泛意义的解决现实世界问题的最前沿的方法。生态问题作为人类面临的最迫切的现实问题之一，也应从战略层次考虑用唯物辩证法解决问题。深层生态学把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人类的文化危机。因为他们认为生态危机是人造成的，而人的行为受到大脑思维的指挥，人的文化心理是产生动机的根源。可是他们忽视了这关键的一点：人的文化心理的独立性是相对的，它的真正的根在于人所处的物质环境。从这一点来说，深层生态学虽然不断追问但还不够“深”，还没有触及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深层生态学还需要继续追问，直到找到生态危机的相对稳定的起决定作用的根源，而不是相对深刻的根源。应该承认价值观作为精神现象具有不稳定的特征，它附属于人类的物质生活及物质条件。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近现代哲学史公认的重大成就之一。唯物史观的本质就是从物质利益角度来解释历史和社会。唯物史观是取代唯心史观，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主要方法。深层生态学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这就像以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们将社会历史的变迁说成是“理念”的产物一样。
人类文明的主体是物质文明而不是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人类文明再现了唯物史观的作用和意义。可遗憾的是深层生态学家们大多是知识分子，都对生态伦理学过分宠爱，偏重于从历史文化尤其是书面文化中寻找精神食粮，从神学到斯宾诺莎到海德格尔，从中国道教到佛教到圣雄甘地。这样一种习惯使得深层生态学只能找到价值观作为生态危机的根源，而不可能进一步深化，找到社会生活的物质利益层次，即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层面。对书面文化的熟悉和热爱有利于做书面文章，但可能不利于像生态这样的实际问题的正确理解和有效解决。
二、生态智慧论
深层生态学家们尤其是创始人奈斯先生对生态智慧情有独钟，体现了他们对生态哲学的实践意义的重视。
1.在经济观上，深层生态学家们主张“我们为社会需要生产和服务，而不看它们是否能获利”，回到小规模的手工制造的时代，减少国际贸易。[4]总之，深层生态学彻底否定了大工业文明。这种理论使我们又想起工业文明以前的经济模式和状况。这带有明显的怀旧和保守的色彩。这种想一味压缩经济规模的做法既不会被发达国家接受，也不会受到发展中国家的欢迎。根据前文的分析，既然生态危机的真正根源在于人类内部不平等的利益关系，那么仅仅压缩工业规模是显然不够的。
2.在技术观上，深层生态学家们提出“不能依赖科学技术”[5]解决环境问题，对人类的理性表示了极大的不信任。应该说，这是有道理的，因为近现代大规模应用的某些技术是有明显缺陷的，尤其是科技发展初期的物理和化学技术具有明显的无视生态功能的要求。由于这些技术的副产品无法被环境所消化，就造成了严重的污染和环境破坏。深层生态学家们对“科学地管理，明智地使用”自然资源提出质疑。看来人类只能“放弃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和使用”了。可见，在经济上，人类只能回到“为保护环境而保护环境”上。这样激进的观点彻底否定了人对自然的经济行为的合理性。这就不单是规模的问题了。
深层生态学家奈斯对直觉有特别的好感，而对理性进行了责难，这本无可厚非。可是过分地强调直觉，让我们看到了学术的无能和价值的弱化。我们不否认直觉对文化体验的重要意义，但是它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和处理缺乏应有的优势。奈斯强调直觉与从价值观角度寻找生态危机根源可谓一脉相承，但是对理性的过分贬低并不利于生态问题的解决。
笼统地讲“不信赖科技”，是一种文化的倒退。我们不否认科技的负面作用，但是科技是现代文明的核心之一，是社会各方面发展的推动力量，也是克服生态危机的重要力量。科技本身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生态学的诞生和发展就是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任何人都不可能否定这一点。没有生态学作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深层生态学这个概念本身不会有什么意义，就更不用说这个理论了。
3.在社会观上，深层生态学家认为：“人们不应当忍受生活质量的大幅度下降，而可以忍受高度发达国家生活标准的大幅度下降。”[6]这话给人的直接感觉是应该让发达国家的人们忍受生活标准的大幅度下降。这是一厢情愿。其中最大的障碍是基于种族的优越感和竞争压力。发达国家的人们不会放弃自己已经取得的优越地位，为减轻环境压力做出让步。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来说，发达国家降低生活水平是有益的，但是这样使全球的生活水平趋向一致，符合生态系统要求的秩序和层次吗？是否违背了生态系统最基本的原则呢？
4.在政治观上，深层生态学家认为“区域共同体是最重要的，但它是全球共同体的部分”，主张“非中心化”、“地方自治”，“我们尽可能地自己作决定”，否认权威或权力的强制性。深层生态学的政治观与其“整体论”、“一元论”的世界观是矛盾的，根本无法断定地区与全球哪个更重要。这种思想的混乱就像主张无政府主义造成的混乱一样。从个人思想自由角度来说，对无政府主义的喜好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理解和处理生态这样的全局性社会问题，无政府主义是有害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组织和个人比政府在职能上更能体现“整体论”的世界观。深层生态学一方面嫌弃西方文化中的个体自我即“小我”，向往东方的“大我”；另一方面又鼓吹生态运动的个体性。这不是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而是风格上的自相矛盾。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深层生态学在生态世界观上强调“整体论”、“一元论”是有道理的，但必须在辩证法的框架下进行，否则将与“二元论”、“还原论”同样荒谬。在生态智慧上，深层生态学基本上是以生态伦理学为基调，以减少资源利用为主要特征，提出新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其致命的缺陷是善良的意志相对于理性的分析和富有智慧的行动得到了过分的强调。所以说，其生态智慧的可行性普遍受到怀疑。
现代生态危机的克服需要以生态优化为目标，从社会深层利益矛盾入手，以辩证法为基本方法，从基本国策到立法执法到经济政策到科技贡献到舆论宣传到文化教育，多管齐下，系统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