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改革计划与危机中的印度尼西亚_银行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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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亚洲货币危机回顾

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在与货币贬值僵持了近两个月之后宣布放弃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泰铢实行自由浮动,加剧了泰铢暴跌。货币贬值的风潮还波及到邻近国家的货币:菲律宾比索、印尼盾和马来西亚元。国际金融中心的香港也未能幸免,10月22日,香港金融管理局为捍卫联系汇率制而提高利率,引起股市下跌,恒生指数下跌10.4%,纽约道琼斯指数一度下跌552点,创一日内跌幅最高记录。11月中旬,韩国也被卷入这场风波,接连发生了国内大财团的破产。

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后出现的不良债权的处理刚刚步入正轨,亚洲金融危机和经济萧条又成为了新的威胁。因为日本银行是东南亚各国的最大出资者,亚洲债务人的流动资金不足可能造成新的不良债权,使日本金融体系陷入内外交困境地。中国虽然未在这场危机中受到直接冲击,但可能会间接地受到影响。如周边国家货币贬值相对削弱中国出口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制约出口贸易增长;海外投资者对亚洲投资风险的谨慎态度使直接投资趋缓等等。事实上这种影响已开始显现。这场危机不同程度地还影响到台湾地区、新加坡,东亚和东南亚各国和地区无一能够置身事外。

二、亚洲货币危机背景分析

此次危机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各国货币的大幅度贬值。

东南亚各国一贯实行的是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度,本币汇率随美元同方向变动。1995年来的美元升值使东南亚货币相应高估,它带来的外汇收支入超使进口付汇增加,在较长的时期内,东南亚各国的经常收支赤字主要利用来自海外的长短期融资和直接投资来弥补的,但这为未来的资金外流埋下了隐患。当海外投资者对这些国家的货币表示不满而撤资并有国际金融投机者进行炒作时,政府外汇储备便不足以维持现行汇率,只得宣布汇率自由浮动和货币贬值。与此同时,金融体系和产业发展中的各种弊端也暴露出来:房地产、股票市场上的泡沫破灭、不良债权增加、出口停滞等等,这些反过来又助长了外汇市场的混乱,最终陷入一场恶性循环。

此次金融危机暴露出东南亚各国创造“经济奇迹”同时蓄积的一些结构性问题。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各国在亚洲各国的引资竞争中,纷纷实行金融自由化,采取了诸如利率自由化、扩大金融机构经营权限、放宽资本流动和外汇交易管制等措施,这些措施在加速外资流入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问题。

以泰国开办离岸金融中心(Bankok International Banking Facil-ities,BIBF)为例。开办BIBF为国内企业筹集外资拓宽了渠道,也提供了较低的筹资成本。1993年BIBF创办以来,向国内企业的贷款余额由最初的77亿美元增加到1996年的312亿美元。以追求泰国国内高利率(约为14~16%)为目的的海外资金通过BIBF大量涌入,这些贷款在大量投向制造业之外,由于缺乏相应规范,相当一部分也流入了房地产和有价证券等非生产性和高风险部门,造成了房地产市场的供给过剩和股票市场的泡沫。从债务人的角度考虑,把风险利差计算在内的BIBF美元贷款利率最高也不过8%,远远低于国内银行15%左右的贷款利率。虽然外汇贷款潜伏着偿还时的汇率风险,但由于泰国采取相对稳定的挂钩汇率制度,使国内债务人头脑中形成了美元贷款成本绝对低廉的误解,一旦发生泰铢贬值,债务人的偿还就出现了困难而形成不良债权。

东南亚各国经济增长较大程度上依靠低成本加工贸易,人才培养和技术开发的不足使出口产品附加价值较低,容易受到国内工资水平上涨、日元贬值、出口市场萎缩等因素的负面影响,出口增长缺乏潜力。

三、印度尼西亚与金融危机

与被货币危机困扰的其他东南亚国家相比,印尼的情况尤为复杂,在实施IMF改革方案的过程中也经历了数多曲折。受泰铢急剧贬值的影响,7月中旬开始,印尼盾经历了数度抛售攻势,汇率自7月初的2,430印尼盾下跌到10月下旬的3,580印尼盾,跌幅为47%。虽然为抑制本国货币贬值,印尼政府也采取了提高利率、公开市场操作回笼货币、削减财政支出、鼓励出口/限制进口等措施,但仍不能抵御巨大抛压。10月31日,印尼政府与IMF达成一致:在实施IMF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的前提下,从IMF及其他经济组织取得40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跌幅呈现减缓征兆,徘徊在4,000印尼盾左右。

1997年12月至今年1月初,有关苏哈托总统健康问题的传言和印尼公布的与IMF经济紧缩精神相违的1998年度预算案使汇率于1月8日跌破10,000印尼盾,9日当日创出了11,600印尼盾的当时历史新低。1月15日,双方虽然很快达成了新的一致,但官商一体的印尼大选结果再次令市场失望,1月22日汇率再创当时的历史新低16,000印尼盾。2月10日,印尼提出实行货币委员会制度(CBS)的构想,市场推断联系汇率将定在5,000~5,500印尼盾区间内,一时间汇率反弹至6,900印尼盾,IMF对印尼引入CBS持反对意见,于3月9日宣布中止对印尼的资金援助。4月8日,印尼放弃设立CBS的构想,印尼政府与IMF就新宏观经济目标和经济改革方案再次达成了一致。

1998年5月,印尼国内各种矛盾激化,爆发了全国性的骚乱。5月21日,印尼总统苏哈托宣布辞去总统职务,由副总统哈比比担任总统,组织临时内阁并准备新一届大选。新任总统哈比比在就职演说中表示将履行与IMF进行合作的义务。

印尼接受和执行IMF资金援助和经济改革方案的过程是一个几经交涉、频繁反复的过程,其间又掺杂着很多政治因素,鉴于印尼在东南亚政局和经济发展中所处的敏感地位,IMF的经济改革方案受到很大关注。

四、IMF经济改革方案评价

印尼获得IMF援助的前提是实行IMF提案基础上的彻底的经济改革。IMF提出的经济改革方案的核心内容大致可归纳为三方面:(1)改善财政收支及国际收支状况;(2)重建或完善金融体系,推动金融界对外开放;(3)改革企业经营制度(如消灭官僚资本、政商一体和政府庇护下的垄断财阀等)。

反对IMF意见多数是针对IMF的经济紧缩政策的。他们认为,亚洲各国经济基础条件尚好,所谓良好的经济条件是指财政收支基本平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35%的储蓄率和5~6%的通货膨胀率。此次危机主要是金融机构过度投资和短期偿债困难双重作用的结果。所以,IMF要求财政紧缩和低通胀的经济改革方案不仅不会有所助益,反而会加重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金紧张,给偿债困难雪上加霜,甚至使债务人濒于破产。

IMF在尽量帮助印尼恢复经济的同时,也要求印尼的产业界和国民付出艰苦的代价。客观地说,IMF的经济改革方案对印尼的要求确有苛刻之处,印尼全部无条件接受也确有难度。但我们仍然认为目前在对待印尼的问题上,IMF的经济改革方案是唯一可行的选择。

1、短期效果

恢复市场信用

印尼只有通过遵循与IMF达成一致的经济改革方案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恢复其在国内外市场中的信用,这恐怕是IMF经济改革方案最直接的效果。

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和经济组织都表示了援助印尼的意愿,当IMF由于反对货币委员会制度而宣布暂停资金援助时,世界银行和日本等也作出了相同姿态,IMF于各国之中的牵头作用可见一斑。

体现一国在国际资本市场信誉最直接的方式是由评级公司作出的信用评级。与同样遭受了金融危机冲击,也同样申请了IMF经济援助的韩国相比,由于对IMF经济改革方案采取了不同的态度,这种不同的态度很快反映在印尼的主权体信用评级上。

由于韩国的恢复经济政策渐入正轨,1998年3月标准普尔公司将韩国的主权体信用评级由B+升至BB+,相反印尼的主权体信用评级却从1997年6月的BB降至B,又降至1998年3月的B-。信用评级的恢复,使韩国已经重返国际资本市场筹集资金,而印尼信用程度的下降无疑为汇率回稳和吸引资金设置了障碍,影响到经济恢复的进程。

印尼国内也是如此。印尼经济命脉的80%掌握在华人资本手中,印尼政治和经济体制中的不平等现象,特别最近的局势动荡会使华人对印尼的前景失去信心。印尼国内正常的经济活动的恢复对唤起国内资金的投资信心是必要的。

债务延迟

与IMF经济改革方案相伴而来的是400亿美元贷款。1997年底,印尼的外债余额为1,374亿美元,其中200亿美元为短期外债,外汇储备为190亿美元左右,若12月进口额以30亿美元计算,印尼的外汇储备约为月进口额的6倍,在进口方面基本上不存在问题。但如果把短期外债因素也考虑进去的话,就会发现现有外汇储备尚不足以弥补短期债务,流动比率过低意味着印尼仍存在无力偿还外债的可能性。

IMF已承诺对印尼740亿美元的民间债务偿还进行援助。据报道作为印尼1/3民间外债债权人的日本也有意给予印尼企业3-4年的暂缓偿还。短期债务的延迟偿还对缓解目前的外汇储备紧张极为有利。

结构调整

IMF的结构调整方案很多涉及了废除行业垄断和政府保护的部分,这意味着市场期待的不只是一场经济改革,更是一场政治改革。

增税措施加重民间企业和个人负担的同时,如果不改变印尼政商一体的格局,废除对由苏哈托家庭及其亲信拥有的对汽车及飞机制造业、胶合板产业、农作物加工业等的垄断保护,必将招致一般阶层的不满。

遗憾的是,尽管印尼政府同意实施IMF的结构调整方案,但在具体贯彻中缺乏诚意,所以最终激化了政府、财阀与民间的矛盾,导致了5月份以来印尼政局的巨大震荡。在采取了前总统苏哈托下台的极端方式之后,结构调整或许能够得以逐步地推进。

2、长远效果

财政政策

IMF要求印尼实行财政紧缩政策,将财政赤字控制在GDP总额的3.2%以内(最初为1%)。

削减开支的最直接后果是减少国内市场需求和抑制进口。在改善经常收支状况方面,短期内进口减少的贡献要稍大于出口增加。虽然印尼盾贬值对出口增长有促进作用,但从1997年12月贸易统计显示进口额减少了17.4%,出口额仅增长了0.3%。这主要是因为印尼盾贬值,以美元计算的出口收汇减少。

提高税率和强化征收会有助于改变印尼过去依赖国外借款弥补财政软赤字的体制。印尼财政体制的重要特征之一是不存在国债发行。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和来自世界银行和一些国家政府结成的称作CGI的组织的借款(称为开发援助贷款)。政府的低征税能力和占财政收入13~14%的开发援助贷款限制了财政支出方向,使印尼财政的经济调节机能较弱。另外由于金融危机后的印尼信用程度降低,包括日本在内的CGI国家正在考虑压缩对印尼的开发援助贷款,增税从而成为印尼增加财政收入的唯一现实可行的办法。

当然,紧缩财政政策的负面影响是形成印尼政治情势中的一些不稳定因素,如失业和社会治安恶化等,5月份以来的印尼局势突变多少起因于此。

健全金融

IMF充分认识到招致此次货币危机的深远因素之一的金融体系不健全这一事实,制定了细致的金融改革方案。主要内容是确立中央银行的独立性;加强对银行的法律和会计监管;完善不良债权处理的有关税制和手续,减少不良债权的发生;当然针对已经发生的不良债权也设立了相应的处理机构并制定了相应的行动计划。1997年11月初,中央银行宣布清算16家经营陷于停滞的中小银行,1998年4月初,又宣布7家中小银行停业和7家中小银行在业务经营中接受不良债权处理机构(简称IBRA)的指导。中央银行及IBRA对上述银行的存款和债权进行担保。据IBRA的消息,类似的不良债权问题严重的银行还有40家左右,不良债权比例接近50%。对中小银行的清理迈出了银行业结构调整的可喜一步,为今后的银行合并、重组准备了前提。银行业将通过合并、重组扩大经营规模,强化自我审查能力和内部监督机制,控制不良债权,提高市场竞争中的银行实力。

金融体系是一国经济完满运行的润滑剂,投资者判断一国金融体系的健全程度时往往把目光集中于该国的银行。拥有透明度高、稳健经营银行的一国金融体系对树立投资者的信心是有利的,也才能够筹集到充分的资金用于新的投资项目。

抑制通胀

IMF要求将物价上涨率控制在47%以下,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幅控制在11~12%之间。与最初的20%相比,47%的通胀目标更接近实际。

1998年1月的货币供应量较去年同期增长了55%,主要是由于去年11月16家中小银行清算后,其他银行的信用也受到影响,导致流动资金不足。中央银行以贷款的方式来解决国有和民间银行的流动资金不足,带来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增加,结果导致高物价上涨率。短期之内,高通胀和高利率这对矛盾相伴而生的状况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如果目前的利率居高不下的话,企业破产增加和失业率上升则不可避免。印尼中央银行面临着是为抑制通胀而提高利率,还是为保证就业而调低利率的两难境地。

对外开放

IMF经济改革方案涉及到国内市场和金融对外开放。通过取消对国有银行外资准入的限制,给予外资银行开设分行的自由,允许外资进入种植业和流通领域等措施,吸引外资重返印尼。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印尼的金融机构也可以借鉴学习海外金融机构先进经验,增强自身实力。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局限于单纯的引进,而应重视引资的质量,避免重蹈覆辙。

3、IMF经济援助的反省

IMF能够深入地影响和干预像印尼这样一个独立国家的经济生活,相应地,使得各国也在不断提高对它的要求和期待。IMF经济改革方案始终不过是一种亡羊补牢之策,对更多的国家而言,事前防范远远重于事后补救。市场期待的是,IMF运用其积累的丰富经验,建立一种监测机制,对处于危机边缘的国家或地区尽早地提起注意和警示,以IMF的先知先觉能力,最终避免危机的发生。

五、结论

从现实的观点出发,可以说没有包括资金援助在内的IMF经济改革方案,印尼克服现有危机几乎是不可能的。印尼政府如果沿袭过去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孤立地实行经济恢复政策,结果会使事态进一步恶化,印尼政府的市场信用更会一落千丈。印尼政局的更迭也证明,印尼的金融危机不是单纯的经济危机,而是牵涉到国家安全的政治危机。临时政府以及未来的新政府对IMF的经济改革方案具体采取何种态度不仅关系到印尼经济恢复的进程,也关系到新政权的命运。1997年下半年周边各国汇市和股市的震荡更在提醒人们,印尼的问题不仅仅是一国的问题,亚洲各国经济间的互补作用和亚洲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决定了印尼经济恢复不力对区域经济乃至全球经济的影响。这也正是各国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印尼实行彻底的经济改革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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