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易传”中的善恶统一理论_易传论文

论“易传”中的善恶统一理论_易传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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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2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82(2014)05-0011-07

      人性是人类在自然和社会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本质特征。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它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断地提高和完善。道德是人类本质的表现形式,道德修养水平的高低,代表人类素质修养的高低。所以,人性的修养和完善,首先从道德的修养和完善做起。我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到人性需要修养和完善的国家之一。《尚书·皋陶谟》所讲的“栗、立、恭、敬、毅、温、廉、塞(实)、义”九德,《洪范》所说“正直、刚克、柔克”三德,无一不是针对当时人们的本性中存在的强横、怯懦、邪辟、贪鄙、凶顽、谄谗等各种不良品德而提出来的。我国先民总是把人们的优秀品质与奸邪行为对立起来谈论。说明在他们心目中善行和恶行是对立统一的,不克服恶行,善行是发展不起来的。

      我国先民这种善恶并论的传统,在春秋时期表现得更为强烈。《左传》隐公三年谈到“六逆六顺”时说:“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隐公六年:“善不可失,恶不可长。”僖公二十四年:“庸勋、亲亲、昵近、尊贤,德之大者也;即聋、从昧、与顽、用嚚,奸之大者也。”类似的例证不胜枚举。说明我国古人认为善恶如影随形,密不可分。

      战国是我国古代讨论人性的一个高潮时期,儒、道、墨、法各家纷纷提出自己的人性观,于是形成了人性的善、恶与不善不恶之激烈争辩。孟、荀两家分别作为人性善、人性恶的代表,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在这方面,古今学者倾注了很大精力,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但学术界对《易传》的人性思想关注的不多,成果也相对较少,并多持《易传》是人性善的观点。其实,这是失之偏颇的。《易传》是“天人合一”论者,说上天赋予人善性并不错;但《易传》又是阴阳对立统一论者,认为吉凶、悔吝、善恶、美丑、祸福是对立统一、互相转化的。所以《易传》的本质是人性善恶统一论。这一方面是继承了古人将善德与恶德对举的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对劝善教育进行的理论总结。

      一、《易传》的“天人合一”观是性善论的源泉

      《说卦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明确指出,圣人作《易》的宗旨是利用六画卦形式代表天、地、人三才之道,以阴阳、刚柔、仁义三对矛盾的发展变化,探求世界万事万物的性命之理。

      宋儒朱震阐发《说卦传》这段记载说:“易有太极,太虚也。阴阳者,太虚聚而有气也。柔刚者,气聚而有体也。仁义根于太虚,见于气体而动于知觉者也。自万物一源观之,谓之性;自禀赋观之,谓之命;自通天地人观之,谓之理。三者一也,圣人将以顺性命之理,故分一而为三:曰阴阳,曰柔刚,曰仁义,以立天地人之道,盖互见也。”①朱氏认为:天、地、人三才之道都从作为宇宙本体的太极而来,都由阴阳元气构成,各形成自己的独立特点,皆秉赋阴阳所授之命。天性为阴阳之气,地性为柔刚之体,人性为仁义之德。朱熹纠正《说卦传》“阴阳柔刚仁义”次序说:“看来当曰义与仁,当以仁对阳,仁若不是阳刚,如何做得许多造化。义虽刚,却主于收敛,仁却主发舒。这也是阳中之阴,阴中之阳,互藏其根之意。”②其说得之,以“义仁”对“柔刚”,更有说服力。

      对于太极的“太虚之气”造作人的“仁义”之性,《乾》卦讲的最为详尽。《乾》卦辞曰:“乾,元、亨、利、贞。”子夏传:“元,始也;亨,通也;利,和也;贞,正也。”《周易尚氏学》释曰:“盖天之体,以健为用,而天之德莫大于四时。元、亨、利、贞,即春、夏、秋、冬,即东、南、西、北。震元,离亨,兑利,坎贞,往来循环,不忒不穷。”③其说是对的。

      《乾·文言》释“元亨利贞”四德之所以成为君子的“仁、礼、义、信”四德说,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乾,就是天。乾道的元始、亨茂、利义、贞藏,就是天道的四时规律。地道依天行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于是就形成春、夏、秋、冬四时之德。人得天地之和气而生,于是天道的“元善、亨礼、利义、贞信”四德就禀赋于人了。故唐李鼎祚诠释这段话说:“夫在天成象者,乾元亨利贞也。言天运四时以生成万物。在地成形者,仁义礼智信也。言君法五常以教化于人。元为善长,故能体仁,仁主春生,东方木也;亨为嘉会,足以合礼,礼主夏养,南方火也;利为物宜,足以和义,义主秋成,西方金也;贞为事干,以配于智,智主冬藏,北方水也。”④尚秉和对李鼎祚的解释给予了很高评价,谓:“李氏此诂最为透彻。与《太玄》‘罔直蒙酋冥’理合,识《周易》真谛。盖此八句,为最古之《易》说。”(《周易尚氏学》卷一,第22页)尚氏的评价颇具卓识,说明自古以来,人们普遍认为人的优秀品质乃上天所授。

      但我们也必须指出,李氏解“贞者事之干”、“以配于智”一句,前贤是有分歧的。隋代何妥解曰:“贞,信也。君子坚贞正,可以委任于事,故《论语》曰‘敬事而信’,故干事而配信也。”(《周易集解》卷一)何说是正确的。《乾·文言》释九二爻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释九三爻又曰:“忠信,所以进德也。”是一证。《礼记·礼器》云:“先王之立礼也。有本有文。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帛书《缪和》载:“‘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敢问大人何吉于此乎?子曰:‘此圣人之所重言也。’”⑤可见孔门师徒最重“信”字。故《乾·文言》又曰:“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诚即信实,守诚信实方能居业,认为人若无“信”这种内在的纯朴忠诚,是不能“进德修业”的。终《文言》一章,只字未提到“智”,怎可将“贞者,事之干”解成“智”字?此是二证。《孟子》虽有“仁义礼智”四端说,但谓“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是非之心”能判断得失,分辨是非,显然与“足以干事”之信,有较大差别,不足为据。自李鼎祚批判何说,附会《孟子》四端,又附合董仲舒“仁义礼智信”五常之教,力主“贞”释“智”。加之朱熹亦力主“贞”释“智”。遂使“仁礼义信”古义被掩没,而“仁义礼智”流行。溯本穷源,我们认为仍以“贞”释“信”,符合《乾·文言》原意。

      《系辞传上》阐释人性出于天道之规律说:“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当代学者张怀承先生诠释这段话的内涵最为深入,云:“性不是简单的来源于天,而是天道本体运化在人身上的本质体现。人性之所以为善,仁义礼智只是其具体内涵,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性是对天道之善(即本体的绝对道德精神)的继承。由此,人性便与天道本体直接联系在一起。人的道德完善不再仅仅是个人的修身养性,更是宇宙运化的终极完善。”⑥张先生的诠释十分精辟,点中了中国古代人性与天道本体合一的本质特点。

      但是,我们因此判断《易传》是性善论,则有欠妥当。一者,这只是《易传》所解读的人的先天性德,是人的一种自然潜质,在后天它能否正常发展出来尚存在问题;二者,《易传》是阴阳对立统一论者。一阴一阳作为三才之道是互相转化的。吉凶是阴阳变化的两极,悔吝是其中间状态。悔是向吉发展,吝是向凶发展。吉不必是善,但其中必然包括善;凶不必是恶,但其中必然有恶。吉凶是一个不断互相转化的循环过程。因此自然的吉凶就在不断地转化中禀赋给了人类,从而形成了人类的善恶。这是天地自然变化的必然规律。

      二、《易传》的人性善恶统一说

      帛书《易之义》解读《周易》曰:“《易》之义,唯阴与阳。”这是画龙点睛之笔,一语就说中了《易》的本质特点是阴阳对立统一。《系辞传下》也说:“刚柔者,立本者也。”刚柔,即阴阳。也看到了《易》以阴阳、刚柔为根本。天下万事万物皆以刚柔为本体,皆以阴阳运动为规律。对于《易传》所阐释的《周易》这一本质特点,宋代朱熹的认识最深入。他发挥《系辞传上》“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一段话,说:“《易》者,阴阳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皆阴阳之变,天地之道也。天文则有昼夜上下,地理则有南北高深。原者,推之于前;反者,要之于后。阴精阳气,聚而成物,神之伸也;魂游魄降,散而为变,鬼之归也。”⑦其指出《周易》一书三才之道变化的本质只是阴阳变化而已。幽明、死生、鬼神的变化都不过是阴阳变化的不同表现形式。生者,就是阴阳合气而生物,亦即“阴精阳气聚而生物”。死者,就是阴阳合气衰竭而分离,亦即“魂游魄降,散而为变”。魂,精神;魄,形体。凡物之死,必精神与形体分离,阴阳二气,重归于自然,即“鬼之归也”。这一解说把天地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千变万化都集中到阴阳变化的核心点上,诚为远见卓识。一部《周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所反映的各种矛盾变化,归根结底就是“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变化而已。这就是《周易》的本质。

      当然,自然界的吉凶悔吝虽然没有表现出人类的祸福、善恶、贫贱之变。但是依据“天人合一”的观点,人为天地阴阳二气所生,天地的吉凶悔吝就自然会影响到人类,而表现为人类的善恶、祸福、贫贱与富贵了。

      《乾·文言》释九五爻说:“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王夫之解“亲上亲下”曰:“亲上者,三辰也,依天而行;亲下者,草木也,依地而生。若动物则得天地之中气,依地以处,而绝乎地;依空而游,则不至于天。其性本于天,其形本乎地也。”⑧其说破除了旧说“兽亲于地,鸟亲于天”与宋儒“草木亲地,动物亲天”之说,道出了动物、主要是人类的特点。说人得天地之中和之气而生,是天地并亲者,所以既具天之阳德,又具地之阴德。所以既禀赋了天地的吉质;又禀赋了天地的凶质。这是由天地阴阳合德的运动规律决定的。

      马王堆帛书《易之义》载孔子说:“万物之义,不刚则不能动,不动则无功,恒动而弗中则亡,此刚之失也。不柔则不静,不静则不安,久静不动则沈,此柔之失也。”这就是说作为由天地及万物构成的自然界,其阴阳运动规律也有“恒动则亡,久静则沈”的失误。这些自然的刚柔失误,表现在人类身上无疑就是恶、祸、夭、贫之类的灾害了。为此,孔子还具体论列了“五刚之失”与“五柔之失”。他说:“《乾》之亢龙,《壮》之触藩,《姤》之离角,《鼎》之折足,《丰》之虚盈”等五卦的卦爻辞,就是刚之失的例证。“亢龙”是《乾》上九爻辞。其时阳气已穷,不宜进而宜退。但亢龙恃阳而进,导致“有悔”。“触藩”为《大壮》九三爻辞。九三阳爻居阳位故壮,恃壮用刚,急于与上六应,故触藩伤角,进退不能。“离角”是《姤》卦上九爻辞,传世文献作“姤角”。姤,遇也。九以刚居上,处亢极之位,故曰角。以此位求偶,谁人与之,故招致吝。“折足”是《鼎》九四爻辞,九四是不能胜任而强为之刚。孔子批评说“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矣”,果然招来“覆公餗”之祸而致凶。“盈虚”是《丰·彖传》之语。“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天地间有“刚柔互济”之道,《丰》为大、为阳、为盛,但《丰》上六不守常道,反而丰屋自蔽其明,故致明极反暗之凶灾。

      孔子又说“《坤》之牝马,《小畜》之密云,《姤》之蹢躅,《渐》之孕妇,《屯》之泣血”等五卦的卦爻辞,就是柔之失的例证。“牝马”是《坤》卦辞。《坤》德本顺,应依《乾》行事,此为牝马之正。但此牝马违性逆乾,先于阳行事,则导致了本性迷失。“密云”是《小畜》卦辞“密云不雨,自我西郊”之语。畜,积也。小畜,阴积之不足。故徒具密云,未积至雨,当降雨而未降,阴之失也。“蹢躅”是《姤》初六爻辞。《姤》初六爻辞有“羸豕孚蹢躅”。蹢躅,有前进之义。羸,一般释弱。但尚秉和释为“累”(《周易尚氏学》卷十三,第207页),《经典释文》释“累”为系累之义,可从。姤为一阴始生,阴气尚弱,宜静不宜动,但系累之豕,仍欲蹢躅而进,故曰“见凶”。“孕妇”指《渐》九三爻辞:“鸿渐于陆,夫征不复,妇孕不育,凶。”鸿为水禽,而迁于陆上,非其所居之地。丈夫出征不返,妇虽妊娠因失夫而不能养育,故凶。此爻则为柔失刚、阴失阳之过也。“泣血”是《屯》卦上六爻辞。《屯》者,难也。上六处《屯》难之终,坎阴之上位,进无所进,退无所退,故忧惧而泣,曰“泣血涟如”,其失在阴柔无应。孔子通过上述众卦的阴阳刚柔之失,警示人们自然界的阴阳刚柔变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复杂多变,不好掌握的。作为自然界来说,刚柔之失当然是天地自然之灾,但作为不同于天地的人来说,可就是善恶、祸福之灾了。所以人们必须认识天地的刚柔灾害,努力驾驭这一自然灾害,以保障人类社会的福祉。

      《易传》一书关于人类善恶、祸福、利害等对立统一性的描述,不胜枚举。《系辞传下》云:“爱恶相攻而吉凶生,远近相取而悔吝生,情伪相感而利害生。”“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这是说人的善恶之性无不是对立统一而存在的,并且无不是在后天积累起来的。善是经一点一滴积累而成名的,恶也是因弗去小恶、积累成罪大恶极而不可解的。所以人性之善恶最终会如何彰显,后天社会实践中的积累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坤·文言》在解《坤》“初六,履霜,坚冰至”时,更直言人性之善恶都由天地而生,并都在后天实践中逐渐形成,说:“坤道其顺乎,承天而时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初六是《坤》之始爻,亦即坤元。《彖传》“至哉坤元,万物资生”即此爻,特点是“乃顺承天”,与天合德广生万物。若不顺天会“失道”,只有顺天乃能“得常”,乃能“有庆”。据《系辞传》,乾尊、坤卑;阳大,阴小;阳为君、父、夫、大人;坤为臣、子、妻、小人。由此可见,《坤》有两重性:从天而行,与天合德,能得善性,“得常”、“有庆”。反之,逆天先行,会“先迷失道”,则得不善之性。“初六,履霜,坚冰至”,六是阴爻之名,初六阴少,气结成霜,顺至阴气发展盛大,则水冻而坚冰成。这是自然现象,无所谓吉凶。但就人事而言,坤顺天而行,则为积善之家,必得余庆。反之,坤逆天而行,则为积恶之家,可以导致“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的重大恶果。所以作为君父对这些兆头不能不防微杜渐,早做分辨。故朱熹注“履霜,坚冰至”云:“夫阴阳者,造化之本,不能相无;而消长有常,亦非人所能损益也。然阳主生,阴主杀,则其类有淑慝之分焉。故圣人作《易》……盖所以赞化育而参天地者,其旨深矣。”(《周易本义》,第21页)谓此爻含有淑(善)慝(恶)之分、生杀之义。

      尚秉和解《坤·文言》初六爻则毫不隐讳的说:“坤为积、为殃、为恶,故曰不善。坤多故曰余……君、父则指乾也。坤消阳故曰弑君父。此正申明‘履霜,坚冰至’之理。阴在姤至微耳,积之不已,则阳可全消,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故曰余殃。余者多也。此本世界之公理,人事之自然。”(《周易尚氏学》卷二)尚氏此说并非空穴来风。虞翻释“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亦云:“坤积不善,以臣弑君。以乾通坤,极姤生巽,为余殃也。”李鼎祚案:“圣人设教……今于《易》象阐扬天道,故曰‘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者,以明阳生阴杀,天道必然,理国修身,积善为本。故于坤爻初六,阴始生时,著此微言,永为深诫。”(《周易集解》卷二)李、尚之说本于汉魏易学。

      《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这是司马迁申《坤·文言》之义蕴。何休《春秋公羊经传解诂》引《春秋说》,曰:“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隐桓之祸生,是为夫之道缺也;文姜(案:鲁桓公夫人)淫而害夫,为妇之道缺也;大夫无罪而致戮,为君之道缺也;臣而害上,为臣之道缺也;僖五年‘晋侯杀其世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杀其世子痤’,残虐枉杀其子,是为父之道缺也;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是为子之道缺也;桓八年‘正月,己卯,蒸’,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尝’,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犹三望’,郊祀不修,周公之礼缺,是为七缺也矣。”“七缺”被视为军国大事,其中有六项恰是夫妇、父子、君臣关系。《郭店楚墓竹简·六德》讲“圣、仁、智、义、忠、信”六德,谓“父圣、子仁(案:传世文献作父慈、子孝);夫智、妇信;君义、臣忠”。先儒认为这是国之治道,“先王之教民”,“六者各行其职,而讪誇无由作也”,“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则亦在矣!”⑨这足以证明李鼎祚、尚秉和的解释符合历史实际。儒家的《易传》与《春秋公羊传》虽然一讲哲学,一讲政治,但思想本质却是一致的。

      作为《周易》门户的乾、坤两卦,乾代表天、君、父、夫、大人及一切阳刚事物;坤代表地、臣、子、妻、小人及一切柔顺事物。乾性健,主进主始;坤性柔,主顺主从。所以坤只有依天而动,方得善德。若先天而动,甚至逆天而动,则必得恶德。所以《坤》既言善德,亦含恶德。其爻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唐侯果释曰:“坤十月卦也。乾位西北,又当十月,阴穷于亥。穷阴薄阳,所以战也。故《说卦》云‘战乎乾’是也。六称龙者,阴盛似龙,故称龙也。”(《周易集解》卷二)朱熹曰:“阴盛之极,至与阳争,两败俱伤。其象如此,占者如是,其凶可知。”(《周易本义》,第22页)《坤·文言》释曰:“阴疑于阳必战。”朱熹曰:“疑,谓均敌而无大小之差。”(《周易本义》,第23页)说极盛之阴,势力敌阳,故敢与阳战,流出玄黄之血,阴阳两败俱伤。战阳之阴,是逆天之阴,自然是恶德。

      《易传》解泰、否两卦则是从本质上揭示两卦的善恶之德。《泰·彖传》:“泰,小往大来,吉亨。则是天地交而万物通也,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内阳而外阴,内健而外顺。内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尚秉和释曰:“阳上升,阴下降,故气交。坤为万物,为心志。交则万物气通,心志和合,故曰同。”又曰:“内阳外阴,内健外顺,内君子外小人……乾为君子,坤为小人,泰本侯卦,阳长故阴消。”(《周易尚氏学》卷四)泰是阳长阴消之卦,阳在下,阴在上,阳阴之气上下相交接而为泰,为通。阳大在内为来,阴小在外为往,是阴去阳来之卦。是“君子道长,小人道消”之时。其德为吉,为善。

      《否·彖传》:“《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则是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上下不交,而天下无邦也。内阴而外阳,内柔而外刚,内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长,君子道消也。”尚秉和释曰:“天气本上腾而在外,地气本下降而在内,愈去愈远,故气不交。气不交故万物不通而死矣。坤为万物,为邦国。乾上坤下,君民不亲,上下闭塞,而邦必乱。故曰无邦。否,七月卦,阴长阳消,故曰‘小人道长,君子道消’。”(《周易尚氏学》卷四,第79-80页)否是阴长阳消之卦,阳在上,而阳气上升;阴在下,而阴气下降,故是天地不交、万物不通之时。宋吕大临曰:“否,闭塞而不交也。‘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言否闭之世,非其人者,恶直丑正,不利乎君子之守正。”⑩否卦代表是非颠倒、恶德流行、良善被弃的时代。阴作为凶德,在《周易》一书中,尤其在上六爻中,多有表现,如:《坎》“上六失道,凶三岁也”;《大过》上六“过涉灭顶,凶”;《复》上六“迷复,凶”等。

      《大有·象传》曰:“火在天上,大有,君子以遏恶扬善,顺天休命。”朱熹释曰:“火在天上,所照者广,为大有之象。所有既大,无以治之,则衅蘖萌于其间矣。天命有善而无恶,故遏恶扬善,所以顺天。反之于身,亦若是而已矣。”(《周易本义》,第40页)《程传》释曰:“万物众多,则有善恶之殊。君子享大有之盛,当代天工,治养庶类。治众之道,在遏恶扬善而已。恶惩善劝,所以顺天命而安群生也。”(11)两说意义相近,朱说“天命无恶”,程说“万物有善恶之殊”。若依《易传》,万物皆秉受天之善性而来,物之恶从何说起?上文我们说过,天地有吉凶。凶者,各种天地之灾。但自然之凶对于万物,尤其是对人来说,可就是祸、就是恶了。代表天地之道的阴阳、刚柔尚有刚柔不济、阴阳不和之时。当它们的不济、不时、不和,秉赋于人时,不就给人类带来恶德了吗!天地自然阴阳、刚柔变化的规律是“穷则变,变则通”,“物不可以终通”,通久必穷,穷而再变,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那么,它的穷与通,吉与凶,和合与不和合自然也是永不停止运转的。所以,不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只有吉、福、和合、善;而没有凶、祸、不和合、恶,是不可能的。如果说有,那只存在于宗教活动中对天国的信仰而已。

      人类自出生以后,就带着自然赋予的善恶潜质。这种潜质真正成长为社会人的善恶本性,是由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和人的主观努力方向而决定的。《易传》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十分强调人的“进德修业”,认为这是贯通人一生的大事业。仅以代表龙德最高成就的乾卦为例:初九虽已具备龙德,但要潜隐于位,修养待时而勿用;九二虽已出潜离隐,但要言信行谨,学聚,问辨,宽居,行仁,处处表现君子之贞。九三更要终日健健,时动时息。进德修业,专意务时,随时而动。九四虽处在渊,得到进退有据之地,但仍需及时“进德修业”,以便择时而跃,毫不松懈。直到九五“飞龙在天”,龙德之人终于登上天之正位,方可以大展宏图。至于上九亢龙,虽有亢进行为,终因“有悔”而中止前进,最后实现了阴阳对转,乾、坤互变的正常结果。

      乾六龙的修养过程颇似《礼记·中庸》的“慎独”式修养。但不同的是,六龙是各自在所处的位上经过种种考验而一步步升上来的。重视在社会实践中锻炼,尤其在逆境和困境中磨练自己,增长才干,是《易传》强调的重点。《易传》所三陈的九德是最典型的例证。“履,和而至”,是德之基;“谦,尊而光”,是德之柄;“复,小而辨于物”,是德之本;“恒,杂而不厌”,是德之固;“损,先难而后易”,是德之修;“益,长裕而不设”,是德之裕;“困,穷而通”,是德之辨;“井,居其所而迁”,是德之地;“巽,称而隐”,是德之制。要求人们学好九德,以九德修身;用好九德,以九德修业,做到“履以和行,谦以制礼,复以自知,恒以一德,损以远害,益以兴利,困以寡怨,井以辨义,巽以行权”。不仅如此,《易传》还劝勉人们深入学习《周易》六十四卦,把每一卦都视作是人“进德修业”的榜样。要求人们全面掌握《周易》阴阳对立统一的规律,遏恶扬善,趋吉避凶,克服恶德,把自身的善质不断提升到圣人的水平,从而能“时乘六龙以御天”,进入人类理想的“天人合一”,即人德与天德统一的最高境界。

      《易传》以“一阴一阳之谓道”的高度,论述人性的善恶统一论,乃先秦时代人性论的代表,是一个高峰。《易传》为孔子及其弟子所作,流行于战国。惜乎当时孟、荀两位大儒都未能参透《易传》“阴阳对立统一”的本质。孟子肯定人的善质,荀子指出人有恶欲。但是,人作为自然人的本质是善恶同一的,既有文明之光,也有野蛮之暗。所以他们皆与《易传》的人性善恶统一论失之交臂,而未能使它向更高形式发展。

      ①[宋]朱震《汉上易传》卷九,上海:上海出版社,1990年,第264-265页。

      ②[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971页。

      ③尚秉和《周易尚氏学》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卷数等。

      ④[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卷一,成都:巴蜀书社,1991年。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卷数等。

      ⑤廖名春《帛书〈缪和〉〈昭力〉简说》,载《道家文化研究》第三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09页。

      ⑥张怀承《论中国传统人性论的逻辑发展》,载《中州学刊》1999年第4期。

      ⑦[宋]朱熹《周易本义》,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4年,第108页。下引该书,仅随文标注书名与页码。

      ⑧[清]王夫之《周易稗疏》卷一,载[清]王先谦编《皇清经解续编》第一册,上海:上海书局,1988年。

      ⑨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第187-188页。

      ⑩[清]李光地《周易折中》,北京:九州出版社,2002年,第129页。

      (11)[宋]程颐《周易程氏传》,载《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7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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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易传”中的善恶统一理论_易传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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