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与要求_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与要求_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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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内涵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是:马克思主义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中国问题,并根据中国实际做出转化,马克思主义还与民族文化之间互动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命题是否成立,取决于其自身提出的三个基本要求是否具备,一是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中国化特质,二是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是否需要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三是马克思主义能否与中国情况密切结合、反应并转化出成果。

现在人们谈论马克思主义时可能有不同取向,“马克思主义”在一些人头脑中已经被概念化和抽象化了,马克思主义也因此失去了本来活生生的特质。为了唤回某种失去的简单常识,这里我们可联想一下日常生活中的概念,因为即便是我们生活中经常使用的概念,也不是孤立的或单纯的抽象,比如我们说的“马”、“杯子”之类概念,都是与现实中各种活生生的马和各种具体杯子相联系的,概念虽然是对其特征的概括和抽象,即每匹马和每个杯子都具有马和杯子的特征,但每匹马和每个杯子也都有自己各不相同的特定颜色和式样,当人们要买或看马和杯子时,一定是具体的马和杯子。正如任何一个概念都不是凭空出现的一样,任何一种理论体系或学说都应该有学术思想来源、现实观照和未来期待,马克思主义其学术思想的历史承继表现为对许多学术思想的扬弃,其经验基础是人类改造社会的实践,其远大的理想在于有着科学的社会发展蓝图。马克思主义也因此有自己的基本原理,有自己的关于社会改造的基本原则和规定。正是以知识积累、社会解剖和斗争实践为基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无数先进分子和革命群众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历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政党领袖思想的集大成,这些基本原理和改造社会的基本原则才是关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成果。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不是凭空产生的,即便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也是与具体化相联系的。民族化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存在形式,因为作为改造社会和变革世界的理论,必然存在于各国民族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之所以是具有普遍指导意义,必须具体应用、活学活用、不可不学不用的人类智慧,是因为它是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和变革客观规律的知识,它没有停留在主观领域的价值评判上,因为任何价值标准都有其实践基础因而是具体的,只要人类还没有普遍地自由解放,普世价值说只能是一种让人产生幻想的意识形态。科学是有条件的,真理是具体的,只有迷信和虚幻才容易与普世相联系。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实践都是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成果。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民族先进分子的组织,有许多特质,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是首要的特质,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p.533)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学会并很好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要法宝,这也成为党成熟的重要标志。第一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集大成者就是毛泽东,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看作党的思想建设原理和中国思想文化的改造原理。他这方面有以下两段最经典的表述: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的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2](pp.658-659)

“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的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相结合起来。”[3](p.201)

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种先进理论和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是一种文化过程,与中国文化交融,与民族思维模式、价值取向、行为方式结合起来,推动中国文化的不断发展,重塑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成果,而从文化过程上升到政治过程,为新民主主义理论奠定了思想、认识和群众基础。新民主主义不同于旧民主主义的一个根本点在于中国的民主革命有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但这还不够,党早期也犯过严重的教条主义错误,使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法宝才是党成熟的标志,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和新民主主义道路实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其中包含着几个重要的胜利法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有体制内的合法斗争和暴力革命两种政权改变形式,巴黎公社、俄国革命、中国的“五四”运动和第一次大革命等都存在缺少无产阶级武装力量的教训。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得以中国化的标志,是在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口号基础上形成的工农武装割据思想。中国自己的暴力革命的路径也是在经过城市暴动受挫之后找到的,那就是走由乡村到城市、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无疑是革命成功与否的主宰因素,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也实现了中国化,“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民主革命和反帝国主义等历史任务交织的关键当头,无产阶级不可能孤军奋战,建立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既团结最广大的革命力量又团结最广大的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也是一项重要的制胜法宝。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所有制胜法宝归总起来,就是党领导人民掌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要法宝。可以说,这一法宝总是在最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挽救党,挽救中国革命,挽救中国马克思主义,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胜利。

在现代化建设中,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法宝,我们取得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样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同样是在重要历史关头,发展了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站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起点上,我们今天依然面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任务,在巩固改革开放成果、继续深化改革、落实科学发展观等重大事项上,执政党和社会主义事业依然面临许多考验,战胜困难、取得成就依然需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法宝,努力探求化解矛盾、开拓前进的新观念、新方法、新路径。

(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基本内涵是: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开放的,而不是过时的、封闭的教条。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问题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要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时代课题,马克思主义也会与时俱进地发展。

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作为一个命题是否成立,同样要回答马克思主义是否具有时代意义、解决当代现实问题是否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能否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这些基本问题。

在一些人的思维中,对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缺少辩证认识,存在将马克思主义划分出相互对立的过去时态和现在时态,借强调创新而偏离基本原则的现象。这种现象所反映的认识问题,首先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片面化。马克思主义并不局限于某个时代或某个人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列宁、毛泽东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人民领袖的正确思想和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包含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也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各个历史时期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思想的集大成,其发展也是一脉相承的。其次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无知。由于疏于学习,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缺少认知,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包含的立场、观点、方法不知一二,或者即便在分析解决实际问题中在用这些经典原理自己却意识不到,反而主观地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应该说,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已经与我们生存的大环境的形成密切相关,没有马克思主义指导,不但没有革命成功,没有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而且没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转型,没有国家富强和小康生活。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依然是我们观察世界、辨析时代特征、探索发展道路等必须坚持的指导原则。许多人因受过马克思主义的熏陶而在不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看待和解决问题。

理论联系实际是有时空坐标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强调的是特定的空间坐标,那么时代化则强调了特定的时间坐标,即当代人的当下实践,理论的指导只有对象化才是时代化,每个时代的实践所揭示的规律以及对规律认识形成的理论,就是这代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从这方面说,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是要搞好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即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的辩证关系。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提出“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4](p.373),也是与认识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相联系的。毛泽东向人们解释过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道理:“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八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末期和抗战初期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些都是适应于当时的需要而不能不写的。现在,我们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5](p.109)

中国的改革开放,动因之一就是要解决进入社会主义后如何发展才能不落后于时代的新问题,实现现代化,不但要与自己的过去比较,更要与同时代的世界比较。改革开放前的成就不可磨灭,改革的总目的是有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但有个时代坐标,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社会主义虽然犯过错误,但总的说来,改变了中国的面貌。”[6](p.229)“我们要赶上时代,这是改革要达到的目的。”[6](p.242)并指出:“中国是这么大的国家,我们做的事是前人没有做过的。”“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6](p.229)也就是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这样的大战略转变,不仅仅源于内部因素,还有时代紧迫性的驱使。党中央在恢复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之后,准确判断形势,及时做出当下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判断,并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重要的现实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重要论断,果断制定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从而开辟了一条崭新而高效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可以说,这条道路在国际共运低潮、险象环生的复杂局面下挽救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论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大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基本内涵是: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有群众立场的理论,而不是束之高阁、无的放矢的空洞说教。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要让人民群众掌握科学的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提高觉悟,同迷信和错误思想作斗争,并自觉成为先进文化的实践主体,实质上是解决民心和民智问题。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对实践主体的确定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显著特征。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从不避讳自己理论的性质和服务对象,明确声明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理论所坚持的两个基本立场:不仅要解释世界,更要用于改造世界;人民群众是实践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人民群众改造世界的理论武器。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有一段经典名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7](p.9)马克思这段名言所体现的哲学思想就是理论和实践的辩证关系。“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是说工具不能代替行动,即理论不能代替实践。“理论一经群众掌握,会变成物质力量”是说理论武装起来的行为主体有力量,即理论对实践有指导作用。“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是说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标准的道理,即理论能否贴近群众是衡量理论成败得失的关键。贴近群众、指导群众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本身也来源于人民群众革命、建设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是从实践中来、在实践中发展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说,实践的进程规定着理论发展的进程,也规定着理论实现和大众化的进程,所以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7](p.11)也就是说,大众化对理论是有较高要求的,取决于理论是否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解决实际问题。因此,大众化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所在。

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中国人民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主观随意的或外界强加的,而是有其实践基础的,这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高度契合。中国人民选择、接受马克思主义,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都是与大众化相联系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很容易为人们所理解掌握,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实际工作中运用。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是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成功联系在一起的,并实现了两个方面的创新和变革,其一是在党的指导思想上的理论创新。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是大众化的实践成果,都很亲近民众,所以人民群众耳熟能详。毛泽东说过:“只有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1](p.523)其二是中国主体文化的改造。马克思主义重塑了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在新文化的创造中融入了新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并使得劳动人民真正成为新文化的主体,尊重劳动、主人翁意识和无私奉献精神成为大众精神面貌的重要特征,并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延伸。

当今,我们提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能无视人民群众依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主体这一事实,也不是低估大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力,而是要坚持一切依靠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群策群力搞现代化建设。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重点在于如何真正落实科学发展观,为人类社会开辟一条科学发展的新道路,促进马克思主义的飞跃发展。在大众文化建设上,面对观念变革和价值观多元化的新环境,要更加大力弘扬主旋律而不是淡化主旋律,要继承两个传统即民族的优良传统和党领导人民革命和建设的优良传统,同那种搞非议传统或搞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作斗争;将对利益观、荣辱观的塑造寓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教育实践之中,通过提高认识与觉悟,营造积极向上的社会精神氛围,让人民群众成为价值评判和文化创新的主体,成为文化服务的对象和文化消费的主人,让多元价值观在实践中去伪存真,彰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永久魅力。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的三“化”是辩证统一的整体,不是可相互分割的单个存在。

我们今天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个“化”放在一起并列提出,是科学完整的表述,但并不是说三个“化”之间是孤立的或后两个“化”是刚刚附加上去的,也不是说以前只是强调一个化而忽视其他。应当说,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历史事实上看,三个“化”都是一体的,而且是辩证统一的。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和最新成果都是具体的历史的,通过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体现出来。虽然过去多表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民族化这一“化”,但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必然要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民族的实际相结合,而且这种结合成功在于存在实践基础,也就是有助于解决民族生存、解放和发展的问题,这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必须同时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客观要求。没有民族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也就没有社会文化的现实根基,而不符合时代发展要求,民族化就成了人为地搞狭隘民族主义或复古主义,必然走向倒退而失去民心,不可能做到大众化。同样,任何民族特殊性或创新都要与解决人民群众生活问题、发展问题相联系,否则都将因缺少大众化的实践基础而流于形式,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的要求。因此,三个“化”是互为条件的,三个“化”是共时共存的复合体。

回顾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和取得成果,党都是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原理分析认识形势和任务为前提的,都是以人民群众的实践(失败教训和成功经验)为基础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是在国际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开辟的中国革命成功之路,在经历了大革命失败等挫折之后,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救国理论,也接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普遍教育和熏陶,从此中国的政治和社会面貌都为之一新,马克思主义让中国人民站起来扬眉吐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下,在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所开辟的正确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具体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反社会主义、非社会主义、假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传统教条主义和西方教条主义等中外错误思潮)不断进行斗争中确立起来的。在经历了曲折探索之后,党领导人民拨乱反正,回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通过改革开放,党的基本路线已经深入人心,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最新成果已经化为思想指针。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下,中国人民过上小康生活,更加扬眉吐气了,中国在向着富强和民族复兴大步前进,面貌日新月异。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进程

自从马克思主义创立以后,就始终存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世的时候,就针对个别国家的情况和时局变化不失时机地发动和指导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且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实践中和在对人类文明成果的汲取中不断发展自己的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让共产主义的幽灵飘扬在欧洲的时空,唤醒了无数劳苦大众,培育出许多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帝、反殖、反封凝聚了革命力量,锻炼了革命队伍。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幽灵逸出欧洲飘向世界,压迫人的人妄图垄断世界历史进程就变得更加不可能了,此起彼伏的民族解放运动大大加快了国际殖民体系崩溃的进程。在这一大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经济和实力落后的民族有了由民族解放运动走向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机遇,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新鲜事物诞生在地球之上,实践的创举必然产生理论创新,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这一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创新成果。

应当说,世界历史进程到了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的民族解放战争基本告一段落,旧的世界殖民体系彻底崩溃,主权国家已经全球林立,国际较量已经开始由政治军事争夺转变为发展力的竞争,随之而来的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浪潮和资本的快速扩张,更让国际间的经济依赖超过政治、军事依赖而上升为世界的主要矛盾。在这一新的世界历史进程中,时代主题发生了变化,主权国家类型多元化,社会主义国家就在其中,一样面对竞争和矛盾,革命的成功不能保证建设的成功,革命的经验不能代替发展的要领,但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有成功者也有失败者,有些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因此败下阵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又一度陷入低潮。虽然成功与失败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如何对待居于社会主义国家指导思想地位的马克思主义,能否与时俱进地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必然是其中的关键因素。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时代化、大众化是搞社会主义事业的永久任务,在新的历史进程中的新任务就是要解决新时代主题下的新挑战。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既要解决好现代民族国家所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又要解决好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地球上新生制度的问题,具体地说要承担三大历史任务。

其一,与世界上多元化的主权国家长期和平共处,实现和平发展。应该说,这个问题因时代发展和中国强大而变得相对容易了。维护和平的基本因素之一是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在本质上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国家越来越多,维护和平的基本因素之二是世界进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制约战争的力量在增长。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这一点,作出了世界大战不会发生的准确判断,及时地制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等一系列抓发展机遇的重大历史性决策,实现了快速的和平发展,中国的强大进一步增加了世界和平的砝码。

其二,社会主义必须展示优越性,有好的发展。中国搞社会主义就是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走出一条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道路。如果不能实现良性发展,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者就不能算成功。这实际上还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发展等基本问题。新中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几代领导人都在思考探索这一问题的答案,要走出一条既符合中国实际又遵循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现代化道路,就要创造不同于别人的发展模式。第一代领导者毛泽东也曾说过:“不要再硬搬苏联的一切了。应该用自己的头脑思索了。应该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在我们国家里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强调:“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8](p.9)但严格地说,这条路不是很容易找出的,而是慢慢走出的。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第二代领导者邓小平进一步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6](p.3)之后,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都始终强调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连续5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标题中,均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字样。然而,站在新的起点上,中国的发展依然面临如何实现更好的发展这一问题,这事关“特色”和“社会主义”两个根本大计。科学发展观就是针对这一问题的重要发展理论,是对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坚持、继承和发展,切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使命。

其三,在依然是资本主义扩张的时代,如何抵御和平演变和拒腐防变已经成为一道难题。社会主义不是一劳永逸的,武力战争可能难以战胜,但是可以演变和腐变的。演变和腐变往往都是渐变形式,不像武装战争容易明辨和果断,需要防微杜渐。但防微杜渐也需要武器,需要约束的武器,特别是需要有效的思想武器。在重视法律制度约束的同时,不应忘记思想斗争的约束。捍卫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思想武器自然是马克思主义,只有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利益观,才能有效抵御各种错误思想的侵袭。在资本扩张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利用一切有利资源发展自己的时候,如何把握“利用”的度上也可能出现问题。人们在思想观念上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贪欲的挑战,物质追求走向极端必然挤压精神空间,物质生活水平提高,精神追求可能降低,生活可能变得空虚。思想领域的问题必然需要思想领域的斗争,如何做到发展而不忘本就是一个警钟长鸣的问题,在许多大是大非面前,要敢于开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彰显出形势的紧迫性和无产阶级政党的魄力。

总之,在多元主权国家并立的时代,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在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旋律的时代,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市场经济环境中,中国的发展面临新考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拒腐防变能力面临考验,中国的核心价值体系面临考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出现许多新情况。新的形势再一次全面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迫切要求,不仅要解决政治、经济、社会如何科学发展问题,而且要解决先进文化和大众文化建设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旺发达。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基本要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有内在的规定性要求,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然也出现过教条主义和偏离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倾向,有过挫折和教训。我们常说“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实质上就是我们党所总结的“理论联系实际”,基本要求至少包括正确掌握理论、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关注民生民心民智和有效的组织保证等方面。

(一)加强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建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最有效的,也是必须的组织保证。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是空话,不单单是个理论层面的问题,而是需要践行的宏大事业,需要主体见诸客体的社会实践,需要有社会化的组织形式。回顾中国革命的历史,马克思主义真正与中国革命的主体(人民大众)和中国实际有效结合并产生出的伟大力量,来自于党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和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形成之后缔造了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工农红军。为什么说是新型的又是人民的军队?就是因为这是一支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由劳苦大众组成的军队不一定就是新型的军队,而怎么做到这一点的?这就是古田会议决议所确定的无产阶级政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其组织保证就是以支部建在连上为标志的各级党组织的建立和政治思想工作优势的发挥,通过思想教育改造和组织纪律保障,部队克服了过去不同程度存在的旧军阀思想、流寇主义、无政府主义或极端民主主义等一切旧习气。这样一支有理想信念的新型军队不仅大大增强了战斗力,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革命理想的宣传队和革命火种的播种机,所到之处引领着群众运动和革命高潮。

改革开放的今天,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基层党组织,面临着存续和发展的考验,有来自自身内部问题和来自外部冲击方面的各种挑战。本来,各级党组织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组织带动力量,但一些基层党组织自身发展已经存在问题。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严重的实用主义倾向,认为业务和绩效与思想政治工作无关或思想政治工作无关紧要,一些党组织的地位和职能严重弱化,不搞党的学习或学习流于形式的现象较为普遍,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在一些部门几乎不复存在,党内民主、党管干部等组织监督被不同程度地扭曲。组织涣散必然导致党心和人心涣散,并严重败坏了党的形象,降低了党的威信,疏远了党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因此,在今天我们面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迫切形势,切实加强党组织建设已经不是一句口号,而是非常迫切的现实任务。要想切实发挥好各级党组织的组织保证作用,就必须从战略高度重视各级党组织的作用,要认识到如果没有各级党组织发挥作用,党的坚强领导就会逐渐削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难以取得大的成效。

(二)加强理论学习,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掌握传统文化知识、历史知识和最新科技知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首先要解决的是个认识问题,需要一个有利于革新的文化氛围。中国共产党敢于提出“学习型政党”建设是勇气的体现,学习型政党建设符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不仅党的干部要学习,全体党员要学习,而且要带动整个社会学习,这也是信息时代生存竞争和发展竞争的迫切要求。但学习什么、如何学习也是有客观要求的。应以学习有用知识为标准,但必须辩证看待何为“有用知识”这一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必然要求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如果有人对马克思主义是否有用还产生疑问,或者抛出马克思主义无用论,或者借口创新否定马克思主义,或者用超阶级、超时代、超民族、超地域的普世价值来攻击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实践性和具体化要求,毫无疑问是我们必须坚决加以回击的。然而,许多问题的辨别并不是那么容易,立场背后是世界观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是人民群众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国之本和治国之策。如果不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就去读其他价值色彩浓厚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书,就很容易失去人民群众的立场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也就失去了辨别是非的能力,就会错误地解读改革开放道路和取得的成就,误读党的方针政策,从而失去理想信念,陷入精神空虚或极端个人主义和自私自利的泥潭,在言行上表现为与他人、与社会的对立。因此,失去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的社会思潮是非常可怕的,加强马克思主义学习教育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在新形势下塑造精神生活、确立理想信念、引领社会思潮的现实要求。我们不但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用于指导和研读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还要不断学习历史文化知识和最新科技知识,把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世界最新文明成果更好地融合在一起,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前提。

(三)理论联系实际要有针对性,以解决现实突出问题、紧迫问题和长远的科学发展战略问题为出发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实践基础。

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应该是解决当下问题,重点是抓主要矛盾和解决关键性问题。不同历史阶段有特定的紧要问题。革命战争时期,反对帝国主义外来侵略,反对封建专制和剥削在不同阶段分别成为革命的主要目标,为此党联系中国实际分别抓住了建立统一战线和土地革命等事关革命成败的主线,制定出切实有效的战略策略和路线方针,领导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根据我国生产力还十分落后、依然面临生存和发展严峻形势这些实际情况,制定出改革开放大政方略,将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集中精力抓生产,落实致富政策,促进了经济30年高速增长,大大增强了国力,改善了民生。现在我国站在新的起点上,许多领域有了很大发展,国情也大为改观,但有些领域还没有很好地发展,一些领域出现了不良甚至恶化的倾向。新时期改革的动力在哪?发展的抓手在哪?要解决哪些发展瓶颈?党提出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那么就要搞清楚不利于科学发展的因素到底有哪些,能否敢于面对问题也是需要马克思主义勇气的。对此,我们分析问题、认识问题依然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情况,才能真正看清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

从国内发展来看,我们所说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党建等领域存在的一些问题,是否需要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这些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框架着手分析呢?流通、消费、生态领域问题的答案不能仅仅在本领域内找,生产和分配领域的问题则可能更为根本,精神领域、意识形态等方面的问题也都有深层的经济基础动因。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前面加的“社会主义”定语不是可有可无的修饰,而是要求我们不能仅仅在“市场经济”四个字里做文章,还要提到社会主义规定性的高度看问题,社会主义不允许市场淹没一切,社会主义的政府是人民政府,姓“公”不姓“私”,不会游离于市场之外,社会主义不仅要创造物质财富,还要创造精神财富,利用资本但不能任由资本吞噬人间温情,要拯救优良传统,捍卫先进文化,塑造健康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从国际关系发展来看,贫穷落后时期寻求和平共处,走出贫穷、走向强盛过程中倡导和谐秩序,但在别人眼中,中国依然摆脱不了模式另类的色彩,这种“模式”中包含了制度内核,中国倡导的新秩序是平等的,不是霸权和等级的秩序。在新的起点上,中国模式的影响越来越大了,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责任要求不断增加,中国从一个因贫弱需要寻求关照的角色,转变为因国力强盛被要求关照别人的角色。这种转换在考验中国人的心理准备,需要在对外战略上有新的举措,但适宜的战略来自于对时局的正确判断,依然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战争与和平理论、国际主义和民族理论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问题,认识大的时代特征和国际关系发展潮流,从国家根本利益和人类共同利益出发作出抉择,增强中国与世界的全方位互动,促进全人类向着和谐世界迈进。

(四)关注民生、民心、民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出发点和价值追求。

简单地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就是马克思主义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而民生所需和民心所向是更具根本性的内在要求。从根本上讲,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基础和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解放生产力的根本任务、以人为本的价值追求以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最终目标,已经内在地规定了促民生、立民心、开民智是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现实任务,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重要体现。在现实方针政策上,党中央已经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人的全面发展等一系列战略目标,都是促民生、立民心、开民智之举。在贯彻落实党的方针政策上,我们依然面对严峻考验。从民生、民心、民智三者关系来讲,三者必须同时关注。解决民生问题是赢得民心的基础,但解决了民生问题并不必然赢得民心。从国际上和历史经验看,一些执政的大党老党在改善民生之后往往因失去民心而下台。在现实生活中,经济发展和物质生活富裕并不是影响民心民智的唯一因素,民心和民智涉及观念上的问题,往往与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思想觉悟密切相关。因此,党的十七大强调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这是很具现实意义和长远眼光的,要求全党各级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关注民生的同时绝对不能忽略对民心和民智的关注,心里要同时装住民生工程和民心“工程”。

总之,人类历史上的任何社会都存在多样的价值观念和价值取向,但如果没有核心,社会就会失去整合力量和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马克思主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是社会发展的方向盘和国家建设的稳定器。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已经转化为中国人民的自觉追求。面对新的复杂形势,分析解决现实问题要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贯彻落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要着力解决好普及性、操作性、机制性问题,使之内化为人们的价值观念,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在破解难题中创新实践和创新理论,从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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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与要求_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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