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道德叙事方法及其借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家论文,道德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近现代的道德教育中，受科学主义的影响，人们注重理性化、抽象概念、系统的知识灌输等，忽略了道德教育的生活性、经验性、体验性、感性感染力。现象学提出的“回到实事本身”，后现代主义提倡的“回到生活世界”及语言学转向，日益影响到人们对道德教育的思考。教育叙事成为近年来兴起的一种教育方式，从这一视域反观儒家的道德教育，我们发现，叙事和叙事的话语方式恰恰是儒家道德教育的特点和长处，孟子说：“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孟子·尽心下》)即道德教育要运用浅显的言语、常见的事情。儒家的道德叙事方法，在实践中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对此加以探讨，不仅有助于我们解读儒家道德教育的成功所在，而且还可以为当代道德教育提供诸多借鉴和启示。
一、隐喻式叙事
隐喻式叙事是《春秋》的叙事方式之一，对后世影响极大。司马迁说：“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辩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史记·太史公自序》)孔子作春秋，寓褒贬之意于历史记述中，被称为“春秋笔法”，《左传·成公十四年》较系统地概括了“春秋笔法”：“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在叙述历史事件和人物时，言少而意显，记录史实而蕴含深意，语言表达方式委婉而顺理成章，史事实录而不隐瞒歪曲，批判恶行而引导人们向善。可见，《春秋》叙事的明确目的是“借事明义”，寻找和反思历史故事背后的伦理意义，以达到“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它采取“微”、“晦”、“婉”等隐喻式叙事的话语方式，以“微言大义”解读历史事实和建构事实背后的意义。“微言”注重字词的选择，往往以一个字的表述，隐含某种道德评价、意义判断，即“一字见义”或“一字褒贬”，如：国君被杀曰“弑”，弑君则是对臣下强烈的道德谴责。吴楚之君以子国而自称王，《春秋》则贬之为“子”，以彰示其僭越。
《春秋》还运用缺书寓意的方式，如：僖公十九年，“冬……梁亡。”作为一个完整的叙事作品，应当讲述人物和情节，但是这里却没有说明何国、何人灭梁，必然引起人们的疑问，在追问记述背后的意义时，便显示出记叙者对梁自取灭亡的贬责，梁大兴土功，滥用民力，使人民疲惫不堪，引起公愤，秦攻梁，人民溃逃，梁遂灭亡。再如，《左传·襄公三十年》：“晋人、齐人、宋人、卫人、郑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会于澶渊，宋灾故。”《左传》补充了参加澶渊之盟各国大夫的名字，并且说明不载姓名的原因是由于参与国不守信用，未履行盟约，所以名字不见于记述，以示讥讽，“信其不可不慎乎！”
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晋国联合齐、秦、宋等国于卫地城濮打败楚、陈、蔡联军，即历史上著名的城濮之战，晋文公随即在践土大会诸侯，并召周襄王与会，让其承认他的霸主地位。而《春秋》记为：“冬，公会晋侯、齐侯、宋公、蔡侯、郑伯、陈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天子狩于河阳。”河阳属晋地，不是天子狩猎之所，这样的记述表明晋文公以臣召君，有违于君臣名分。正体现了“《春秋》以道名分”(《庄子·天下》)的宗旨。
隐喻式叙事偏重于记叙的客观性、真实性，因此记叙者一般不进行单独的道德评说和显性的道德教育，所隐含的道德意义往往需要读者自己结合事件或人物进行解读、剖析，自己关注意义的生成，由此造成道德信息的传递和接受。这种道德教育方式由于隐匿目的性，往往使受体在第三者“客观公正”的叙说中，更易于被同化。
二、解释性叙事
这是儒家道德教育中最常用的叙事方式，通常以第三者较全知的解释，对故事进行分析、引申和联想，这种叙事的指向性明确，所以选择的事情要有问题性，才可以通过解释生成意义。解释性叙事根据道德教育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
第一，传递明确的道德信息，如：孟子所讲的孺子入井的故事，当人们看到小孩将要掉到井里，任何人都会产生惊骇和同情之心，毫不犹豫地施以援手，推动人们救助小孩的动机不是为结好其父母，不是要在乡里、朋友之间博取名望，也不是厌恶小孩的哭声，而完全出于一种自然而然的、天生的恻隐之心，由此可见人性本善。
又如：“王坐于堂上，有牵牛而过堂下者，王见之，曰：‘牛何之？’对曰：‘将以衅钟。’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齐宣王怜悯牛无罪而死，孟子通过对这件事的剖析，说明齐宣王具有恻隐之心——仁的萌芽，这是君主实行仁政的基础。齐宣王对自己行为的道德动机缺乏认知，经孟子的解释，豁然开朗：“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孟子·梁惠王上》)
第二，澄清道德是非，叙事者往往选取较复杂的人物和事件进行解释，如：管仲之事。齐桓公和公子纠都是齐襄公的弟弟，齐襄公无道，二人惧怕牵累，鲍叔牙奉桓公逃往莒国，管仲和召忽奉公子纠逃往鲁国，襄公被杀后，二人争入齐为君，桓公先入齐国，立为君主，于是兴兵伐鲁，逼鲁国杀了哥哥公子纠，召忽自杀殉主，管仲非但不能死节，反而做了齐桓公的宰相，所以孔子的弟子子路、子贡认为管仲不具备仁的品德。孔子也曾经批评管仲的器量狭小；又收取大量租税，手下人员不兼差，所以没有节俭的美德；他还抨击管仲不知君臣之礼，国君宫殿门前立有塞门，堂上有招待外国君主放置器物的反坫，管仲也建塞门和反坫。但是“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如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尽管管仲不知礼、不节俭，又不忠主，但是他对国家、民族、人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孔子很少称许人为“仁”，却称管仲有仁德。对管仲一生诸多重要事情的解释和分析，孔子教育人们分清大是大非，评价人重大节，不能纠缠于小节，从而否定一个人。
第三，进行道德诱导，这种方式所选用的故事，大多不直接讲述道德问题，而是通过叙事者的叙说和解释，引发联想，使人们形象而贴切地理解或领悟其道德意蕴。如：孟子叙述的楚人学齐语的故事，楚国官员要其子学齐国话，不请楚人教习，而必请齐人教习，“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达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虽日达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孟子·滕文公下》)这件事引导人们关注道德环境问题。再如：弈秋学弈的故事，使人们认识道德修养要专心致志，才能有所成就。拔苗助长的故事，以生动的情节，引发人们领会道德修养是一个日积月累的渐进过程，“心勿忘。勿助长也。”(《孟子·公孙丑上》)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掉以轻心。这些故事至今仍为人们广泛引用，印证了儒家道德叙事方法的成功。
三、感染式叙事
这类叙事借助于故事内容和情节的感染力，激发人的道德情感，引起心理共鸣和移情，使人乐于去倾听，在倾听中受到教育。一是创作一些寓言故事，故事构思奇巧，含义深刻，又韵味隽永，引人遐想，极富渗透力。如：孟子创作的偷鸡贼寓言，讽刺那些知错不改的人，“今有人日攘其邻之鸡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请损之，月攘一鸡，以待来年，然后已。’——如知其非义，斯速已矣，何待来年？”(《孟子·滕文公下》)再如：“齐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厌酒肉而后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则必厌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我将瞯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徧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厌足之道也。其妻归，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终身也，今若此——与其妾讪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从外来，骄其妻妾。”最后，孟子评论说：“由君子观之，则人之所以求富贵利达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位者，几希矣。”(《孟子·离娄下》)这则寓言对缺乏道德羞耻心进行了辛辣讥讽，使人心理上自然而然地对此产生强烈的厌恶感和排斥感。
二是叙述者在场，而且是故事中的一个角色，这种在场叙事，强化了故事的真实性和感性感染力，如：王守仁讲述自己早年信奉朱熹的格物说，对着竹子格物穷理，格到第七天，不但没有领悟天理，反而病倒了，由此认识到朱熹格物说的错误。这一亲身经历，对王门弟子具有极大的影响力，甚至后人在这一故事的影响下，解读朱熹的格物说时，也不能不对其道德教育的路径产生质疑和反思。
再如：在《颜氏家训》中，颜之推详述了自己少年丧亲失教、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思想困惑与斗争等事，以自己的曲折经历教育子孙，剖心置腹、袒露无遗，其关切之情所包含的教诲之义，令人感动而受之。“吾家风教，素为整密，昔在龆龀，便蒙诱诲；每从两兄，晓夕温凊，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赐以优言，问所好尚，励短引长，莫不恳笃。年始九岁，便丁荼蓼，家塗离散，百口索然。慈兄鞠养，苦辛备至；有仁无威，导示不切。虽读《礼传》，微爱属文，颇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轻言，不修边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砺，习若自然，卒难洗荡。二十已后，大过稀焉；每常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自怜无教，以至于斯。追思平昔之指，铭肌镂骨，非徒古书之诫，经目过耳也。故留此二十篇，以为汝曹后车耳。”(《颜氏家训·序致》)
四、事迹—符号互动式叙事
历史上某些人物及其突出的事迹广为人知，世代流传，久而久之，当人们只要提及这一人物时，便会联想到他的事迹，并且把这种事迹抽象为一种伦理精神，于是典型人物的事迹在人们的传述和时间流转中积淀为一种符号，完成了事迹的符号化过程。
某一人物或某一子情的符号化过程必然会过滤掉一些东西，使它脱离传统语境、某些具体的历史情景和情节，而更多地关注于某种精神和意义。当人们在新的语境下接触这一符号时，他们必然要完成由符号到事化的过程，即把符号还原成事迹，在这一还原过程中，就要转换语境，采取新的话语方式叙述和理解、解释该人物的事迹，这样，符号的事化实际上就是新意义的产生。可以说，这是一个不断进行的开放的过程，而很多优秀的传统道德正是经历了这一过程，从而流传至今。所以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孟子·尽心下》)如：禹是儒家的一个叙事符号，他为天下治水，13年中三过家门而不入，体现了一种为公的精神，而这种精神的具体内涵，各个时代、甚至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具体的阐释。“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孟子·万章下》)伯夷、叔齐的事迹体现了一种清高的人格境界，至于他们反对武王伐纣、耻食周粟、饿死首阳山的具体做法，孔孟及后代人则多不重视；伊尹和比干的事迹则体现了一种强烈的国家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的内涵也随着时代的不同，人们在做着新的叙述和阐释。在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中，存储着诸多的叙事符号，这与儒家的这种道德叙事方式有关，同时也为儒家道德的现代转换提供了通道。
总之，儒家道德叙事方法可以为我们提供多方面的启示，关注故事如何展现意义和意义的生成；在叙事方式上，注重不同的情景、对象，采取丰富多彩的形式；叙事目的的隐性与显性的交叉出现和交互作用等等，这些成功的做法值得认真加以发掘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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