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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4)03-0051-06
党的十六大在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的同时，也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了准确的定位。十六大报告在讲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时，用了这样一句话：“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这一论断，从党的建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相统一的高度，既充分肯定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新世纪党的建设的科学理论和指导思想的时代价值，又明确指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最新发展和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进一步发展所具有的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就要揭示它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内在联系，阐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发展论的重大贡献，探讨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正确途径。
一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它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中来论述党的性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与发展。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在去年“七一”讲话中所说：“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这一基本原理的运用和阐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则从党的建设与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辩证统一的视角阐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价值，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把党的建设同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趋势，同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同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宏伟目标和各项任务联系起来，赋予党的性质和宗旨、党的指导思想和党的任务以鲜明的时代内容和时代特征，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的规律、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注：中共中央宣传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纲要》，第9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看作是一个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这是建立在它对社会主义制度性质正确认定的基础上的，归根到底是建立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状况科学判断的基础上的。江泽民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在自身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们的根本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立足本国国情，总结实践经验，根据社会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和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自觉调整生产关系中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部分，调整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部分，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改革。”(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38页。)这一重要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
一是对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不久，毛泽东就创造性地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理论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他不仅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且指出其矛盾的性质与剥削阶级社会具有根本的不同，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之间相适应是基本的方面。显而易见，毛泽东是从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结合上来分析和论述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既克服了斯大林长期以来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的形而上学观点，又把社会主义社会与剥削阶级社会从根本上区别了开来，为我们科学认识和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指明了方向。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他认为毛泽东关于基本矛盾的提法比较好，但同时提出还需要就此作深入具体的研究。邓小平理论在肯定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状况估计的基础上，着重强调了基本相适应的状况不可能一劳永逸，它在一定条件下会转化为基本不适应，这就要通过改革加以解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进一步继承、丰富和发展。这一重要思想从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的视角入手，内在地肯定了毛泽东、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状况的科学估计，同时提出通过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进一步提高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相适应的程度，进一步强化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胡锦涛总书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在我看来，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二是对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论的继承和发展。在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状况作出科学判断的基础上，毛泽东首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理论。他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68页。)“相适应”说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好的、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相矛盾”、“不完善”则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并非完美无缺，它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完善。毛泽东还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存在着的矛盾的方面是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从而逐步加以完善的。这就是毛泽东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论的基本的科学的内容。但是，从毛泽东列举的不完善的方面来看，他提出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定息，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等等，说明在毛泽东的视野中，他不满意的是生产关系还不够“公”、不够“纯”，这显然是一种“左”的思想倾向，脱离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深刻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了“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科学论断。(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42页。)把社会主义制度在实践中的发展概括为“自我完善”，这就以极其凝炼的语言，吸收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制度完善发展思想的合理内容。而把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改革联系起来，则包含着邓小平理论的重大创新。这一理论把改革的对象即所要完善的内容明确地定位为社会主义的具体体制，这就既克服了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方面认定上出现的“左”的倾向，又与那些企图通过改革社会主义制度的右的主张划清了界限。为了科学地规定改革的对象，确保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从理论上论述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具体体制的区别与联系。讲区别是为了论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必须坚持，问题出在具体体制上；讲联系是为了论证不改掉僵化的旧体制，社会主义制度就很难完善起来。这就把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对象性、必要性和重要性讲得很清楚了。江泽民继承了邓小平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思想，并在理论上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在谈到改革的性质时，他指出：“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是发扬优势、革除弊端、大胆创新的过程。”(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39页。)在谈到改革的作用时，他从正确认识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高度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使人民的生活日益改善，不断体现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的特点。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都需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适时地通过改革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样才能使社会主义制度充满生机和活力。”(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155页。)在谈到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时，他又指出：“中国要强盛，中国人民要走向共同富裕，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就必须始终坚持我们已经建立并正在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所决定的基本原则。”(注：《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第36页。)深刻揭示改革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内在关系，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特色。总之，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有关论述来看，三者都是把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看作是不断自我完善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客观依据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状况，其根本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其宏伟目标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
既然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自我完善和发展的过程，那么这一过程就同自然界的发展过程具有本质的不同。尽管我们仍可以借用马克思的话把它描述成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但是必须明确那是在规律客观性的意义上使用的一个术语，绝不能把它理解为离开主体性的纯粹自然过程，而必须通过社会主体的自觉活动才能加以实现。自然界早已人化，人类社会则处处洋溢着主体精神，区别仅仅在于，不同的主体及其实践所造成的社会结果具有很大的不同罢了。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作为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主体，从社会主义制度诞生之日起，在近五十年的历程中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作出了巨大贡献。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在党和人民的探索、改革和创新实践中，从起初的不完善正在逐步走向完善，其巨大的优越性和无限的生命力日益显现出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进行了最初的但又是十分宝贵的探索。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初始阶段，由于没有经验，我们在社会主义制度借以实现的具体形式上照搬了苏联模式。不可否认，这种模式在特定历史时期内曾起到过积极作用，但是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它所固有的那种高度集权的体制弊端就日益暴露出来了。当时，毛泽东就深有感触地说：对于苏联模式，第一，我们没有经验，只好学；第二，不满意。因此，毛泽东开始试图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论十大关系》等著作，就是这一探索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引发的毛泽东对阶级斗争状况的错误估计，这种有益的探索就被愈来愈激烈的政治斗争所打断。即便如此，身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主要创立者的毛泽东，仍然无时无刻不在思索并努力实践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完善和发展这个在他看来的头等大事。问题是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偏差。他用“一大二公三纯”的指导思想解决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思想解决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这样一来，不仅原有体制的弊端没有得到革除，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完善，反而对生产力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进步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由此可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一回事，怎样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是另一回事。找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弊端并“对症下药”，采取正确的方式和途径去完善和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正是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论的重要贡献。为了找准现存社会主义制度的弊端并科学规定改革的对象，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初提出了“体制”这一概念。他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好的，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但是多年来形成的僵化体制却背离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要求，严重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极大地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因此，只有通过改革，从根本上废除高度集中的僵化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这样才能解决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同生产力的矛盾，才能促使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才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邓小平改革理论的指引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人民进行了一场深入持久的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逐步突破了实行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使社会主义经济焕发出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与此同时，我们还进行政治体制和其他体制的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繁荣社会主义文化，有效地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全面进步。实践证明，邓小平为我们确立的体制改革之路是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论的一个十分突出的贡献，就是他在继承邓小平改革理论的基础上，从创新的视角揭示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实质。他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说到底，是一个体制创新问题。”(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66页。)把改革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纳入“创新”思想体系中，把它归结为体制创新，用“创新”这一更具动态性质和时代特征的词语来表征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方式和途径，是很有新意的。
江泽民在近年来的讲话和谈话中，对创新问题作出了一系列深刻而精辟的论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创新思维。早在1995年，他就论述了创新对民族和国家的重要性，之后他多次强调并在十六大报告中再次肯定：“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这就不仅从创新的视角论民族、论国家，而且从创新的视角论政党，可见，在江泽民那里，创新已经成为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范畴，用它来阐释党的生机、活力与先进性，是江泽民思想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
在充分阐发创新的社会意义的基础上，2000年6月，江泽民在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上的讲话中，首次对创新的构成进行分析，同时对各个创新的内容和要求作了具体阐述。他指出：“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他创新。二十多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是与我们不断进行的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等分不开的。”他还说：“我们进行体制创新，就是要不断完善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各方面的体制”；“我们进行科技创新，就是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就是要使我们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吸取新的实践经验、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46、47、48页。)2001年，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不仅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而且对创新的基本类型作了更规范的表述。江泽民指出：“‘三个代表’要求，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也是我们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不断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胜利的根本要求。”(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153页。)在十六大报告中，仍然使用了“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的提法。这里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江泽民把体制创新改称为制度创新，这是一个包含着实质性内容的重要变化。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我们改革的对象、创新的范围已经突破了体制层面而涉及到基本制度，到十五大，已经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长期坚持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所以用“制度创新”这一概念更能恰当地表述我国社会生活中实际发生的这种变动，是对邓小平体制改革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就是要求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进行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的创新，从而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即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由理论创新转化为实践创新。十六大报告以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题，表明我们党关于“三个代表”的侧重点已经从理论创新转向实践创新即制度创新。这就要求我们在理论上深入研究并科学揭示“三个代表”与制度创新的内在联系，在实践中制度创新要体现“三个代表”的根本要求，创新了的制度要保障我们党能够更好地坚持“三个代表”。因此，我们必须按照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进行经济制度创新，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必须按照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进行文化制度创新，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文化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按照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进行政治制度创新，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中贯彻“三个代表”要求的具体体现，也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论的理论贡献。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我完善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反过来说，只有在不断促进全面发展中才能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日臻完善。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尚且不能很好地促进发展，那就说明它本身还不够完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就必须为继续完善这一制度而做出不懈的努力。
毛泽东在领导党和人民创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之后，曾确认这一制度“还很不完善”，但他同时确认这一制度较之于剥削制度具有很大的优越性，这表现在它能为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开辟广阔的前景。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随着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注：《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17页。)他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下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应该说，毛泽东的上述论断以及它对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定位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过分强调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则很容易产生忽视其弊端、未能适时进行改革的客观效果。加之毛泽东在对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方面的认定上出现偏差，在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时指导思想上发生失误，因而使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处于比较贫困的状态。
鉴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中的经验教训，邓小平一方面提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的科学论断，把全面的体制改革作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的正确途径；另一方面，提出“发展是硬道理”的至理名言，把“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改革开放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进而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概括为社会主义的首要本质。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但是如果不进行改革，就不可能把人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也就不可能搞好现代化建设，显示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1页。)在他看来，只有通过改革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把生产力从旧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更快更好的发展，也才能有说服力地证明社会主义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优越。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中一手硬、一手软的失误，邓小平提出了“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发展方针，指出“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而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我国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趋于全面。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基础上，把对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全面发展的认识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党要承担起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任务，必须始终紧紧抓住发展这个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坚持党的先进性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落实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发展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来，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紧紧把握住这一点，就从根本上把握了人民的愿望，把握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这一重要论述，从发展、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三个层面，科学阐明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本质和规律。其理论创新之点主要表现在：第一，把“硬道理”发展为“第一要务”。从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到江泽民的“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对我们党执政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表明我们党对发展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个新的高度，体现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高度。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必须正确把握生产力的发展趋势，不断推动生产力以较快速度和较高水平向前发展；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大力发展教育科学文化事业，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在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基础上，使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因此，坚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根本的就是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并贯穿于党执政兴国的始终。第二，把“两个文明”发展为“三个文明”。从邓小平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到江泽民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互协调的全面发展观，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更加完整，层次更加清晰。党的十六大不仅正式将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一起确立为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三大基本目标，而且把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进步提到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发展论的重大创新。第三，从改善人民生活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针对“四人帮”“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的谬论，以及长期以来生产力发展缓慢、人民生活陷入贫困状态的现实，把大力发展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中心工作扭住不放，从而为坚持社会主义并进而实现共产主义奠定物质基础。邓小平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8页。)他认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他着重从物质生活的角度来解析人类理想的社会状态，指出共产主义就是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社会。江泽民在此基础上更加注重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并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全面进步，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目的和归宿。十六大报告把实践“三个代表”要求，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落脚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以人民利益为最高标准的价值取向。江泽民曾经指出：“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我们进行的一切工作，既要着眼于人民现实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时又要着眼于促进人民素质的提高，也就是要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本质要求。”(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179页。)他还从物质、精神和人三个层面、三位一体地来描述共产主义社会，指出：“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注：江泽民：《论“三个代表”》，第177页。)用物质、精神和人的发展这三条来概括共产主义社会的特点，是全面的、科学的，既克服了以往我们在“大跃进”中对共产主义的肤浅理解，同时又为后人的探索留下了很大的空间。以这三条为理想和目标，以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为最高纲领、坚持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辩证统一论的中国共产党，理所当然地要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它体现了我们党的性质和宗旨的根本要求，反映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总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新的视角、新的观点和新的高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目标指向，科学地体现了新世纪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是我们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行动指南。
胡锦涛总书记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还有许多重大课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回答，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他列举的“十四个如何”，就是向全党提出的尚待深入研究的关于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重大课题。这就告诫我们：“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根本指针，又是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论的崭新起点。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形成新认识，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发展论，这是全党庄严而神圣的历史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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