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辛亥革命论文,清末论文,新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生在本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和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重大事件。对于辛亥革命全过程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而对于同辛亥革命准备相并行的清末新政，深入研究者却甚少；至于对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这两大事件之间的关系，更未见有专文论述。众所周知，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之所以能在1911年爆发，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资产阶级民主派进行长期努力的结果；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之所以能够在当时形成，革命民主派的努力之所以能大见成效，又与清末新政的开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拟就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等问题作以探讨。
一
正确认识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关系的问题，首先应该对于孙中山在清末新政前后从事革命活动的变化作以研究。孙中山很早就有反清革命思想，但是，1894年以前，从总体上看，他的思想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范畴。主要表现在1890年他写的《致郑藻如书》及接着写成的《农功》等书。尤其是1894年写成的《上李鸿章书》和进行的上书活动则表现得最为突出。孙中山上书的失败，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飞跃。1894年10月，孙中山又来到檀香山，开始了他的反清革命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并于11月24日成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兴中会”，提出了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权，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伟大革命目标。从1894年冬到1900年底，孙中山进行反清民主革命的斗争历时六年。他成立了兴中会，并在海外和国内建立了一些分会；两次组织、领导了武装起义；他也到过美洲、欧洲，并在各国的华侨当中从事革命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争取同志。但由于各地革命风气未开，当时，海外华侨对孙中山的主张多持怀疑态度，所以革命活动的成效是极为有限的。
在孙中山宣传民主革命主张和组织革命斗争十分艰难的年代里，清朝政府的封建专制统治到了极度衰败的时期。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八国联军的进犯，都给清朝的反动统治者以严重的威胁。清朝政府在资产阶级革命派及广大劳动群众反抗斗争的打击下，在八国联军的压力下，在其统治极端不稳和政治威望极度下降的情况下，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政权，不得不在国策上有所转变；此外，也为了拉拢民族资产阶级上层，转移人民的斗争视线，适应帝国主义的某些需要，清朝政府从1901年开始实行新政。
清末新政的主要内容有：在政治方面，更定官制、整顿吏治、改革刑罚及“预备仿行宪政”等；在经济方面，努力振兴各项实业，主要有发展垦殖业、奖励民族工商业、奖励新发明新创造及兴办交通、矿业、金融事业等；在军事方面，废除旧式武科科举、举办武备学堂、裁减旧军、编练新军、举办警政等；在文化教育方面，改革与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及大力派遣留学生等。
清末新政的消极作用不应该忽视。首先，由于举办新政，封建统治者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剥削更为严重了。因为清朝兴办新政，练兵、办学、派遣留学生、兴办各项实业都需要大量经费。当时，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不能象殖民主义者那样到外国去掠夺，相反，由于支付赔款、偿还外债及利息，加上对外贸易的入超，以及帝国主义在华投资所榨取的利润等项，中国的白银年年大量外流、财源枯竭。在这种情况下实行新政，筹集经费更是十分困难。清朝的封建统治者为了举办各项“要政”，不得不经常大力向下派款。1903年12月24日，清政府的上谕中说：“现在国步艰虞，百废待举。而国储一空如洗。无米何能为炊，如不设法经营，大局日危，上下交困，后患何堪设想。”①这一天，清朝政府发布的两个派款上谕，每年向各省派款共达960万两之多。清朝中央政府不断向地方派款，而各省地方要政举办的本身，也都需要大量经费。地方上的钱款主要靠提高部分商品物价、增加捐税等手段。如盐、酒、烟等物品不断加价加税，各种名目的税捐不断出现。这就使得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更加困苦，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其次，在清末新政期间，由于编练新军，就出现了一些地方军阀势力。其中北洋军阀最为突出，该系军阀头目袁世凯，乘机控制了北洋六镇军队，并在李鸿章死后爬上了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要职，他成了当时中国的最有实力而又极为反动的人物。第三，清末编练新军、办警政，或多或少地强化了封建国家机器，对于人民的反抗斗争，起到了加强侦缉和镇压的作用。第四，新政在经济方面的某些措施，也为帝国主义扩大对华资本输出，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上述几点只是新政后果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清末新政的实行在客观上又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积极作用。在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等方面促进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形成与发展。
二
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形成，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重要问题，同时也和清末新政的开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形成有着自身的历史过程，其中1903年显得十分重要。这一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志士大量涌现，特别是广大留学生发生了革命的转化，革命民主派初步形成。所以如此，主要有以下因素：
第一，清末新政的开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和革命民主派的形成，提供了前提与可能。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形成的中心问题，是广大中国留学生走向革命。那么，1903年在日本为什么会有众多的中国留学生呢？这就无法抛开清末新政。1901年，清政府宣布废除武科科举，接着命令各督抚“于各直省会建立武备学堂，以期培养将才，练成劲旅。”②并派人出国学习军事，培养新军军官。使得1903年“学武备的留日生有二百余人”，约占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五分之一。1901年清政府还命令各省、府、州、县，切实设立各级各类学校，并对办学不力者下诏斥责。同时，改革科举，取消八股取士，这有利于办学。1903年前后，各省出现了一些新式学堂，张之洞、袁世凯等，还提出了逐步废除科举制度的建议，也促使新式学堂不断发展。新政初年的办学活动，为选派留学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当时，清朝政府也注意到了派遣留学生。1901年9月，清政府谕令各省：“务择心术端正，文理明通之士”，出国“学习一切专门艺学，认真肄业，实力讲求”。同时清政府也号召自费出国学习，指出：“如有自备资斧出洋游学者，著由各该省督抚，咨明该出使大臣，随时照料”，并且“准照派出学生一体考验奖励”。③1902年，又谕令宗人府、八旗都统，选派宗室和八旗子弟出洋学习。因此，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迅速增加：1900年的留日学生仅有100余人，到了1903年，竟达1000多人。留日学生的大量增加，为孙中山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第二，社会存在的改变，是留学生产生民主革命思想的决定性因素。当时，官费、自费出国留学人员，绝大部分都是求知若渴的有志青年，也都是爱国者。鲁迅先生在谈到留学生到日本后的情况时，曾这样写道：“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学校之外，就是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演讲”④。清朝政府派遣留学生，是有条件的：一是政治条件，即“心术端正”，就是必须忠于清朝；二是文化条件，即“文理明通”。学生出国前，都进行了认真审察。然而，出洋后的青年学生，经过自己认真地学习与思考，他们的“心术”就起变化了。他们“见到外国的强盛和中国的积弱不振，两相对照，更感到目怵心惊”⑤，这就使得“革命之思潮，遂蓬勃而不可复遏矣。⑥他们接受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新思想，才更加体会到中国封建传统思想的反动性；他们理解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才更加认识到中国封建专制政治的腐朽性。因此，他们的革命思想也就油然而生了。例如黄兴、陈天华、邹容、宋教仁、秋瑾等许多重要革命者，都是在出洋后产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第三，庚子勤王之役的失败，使一些资产阶级维新志士抛弃了改良的幻想，投身于民主革命的宣传中去，并起到了应有的作用。1900年的勤王之役，是维新派唐才常领导的。但是，他又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着密切关系；因此，参加勤王活动的留日学生就比较多。当时，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不过百余人，回国从事勤王活动者就有20多人。由于当时唐才常等组织的“国会”宗旨自相矛盾，使当时还属于维新派的章太炎开始醒悟过来，他在唐才常组织的国会上，当场批判说：“不当一面排满、一面勤王，既不承认满清政府，又称拥护光绪皇帝，实属大相矛盾，决无成事之理，宣言脱社，割辫与绝。”⑦从此，章太炎走上了排满革命的道路。在自立军勤王起义失败后，留学生归国起义的幸存者——秦力山、戢翼翚、沈翔云、吴禄贞等人，又逃回日本。这时，正是清末新政开始的年代，然而秦力山等人就已经看清封建专制政权的反动面目，从迷途中逐渐醒悟过来；同时，还发现康有为有贪污公款的劣迹，便纷纷同康梁等保皇分子决裂，开始投身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中去。为了宣传排满革命，扩大民主势力，1902年4月，章太炎等十余人，在日本发起了“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秦力山也积极参与其事。人们看到：在过去曾经鼓吹变法维新，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政体的部分人士，随着形势的发展，却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积极宣传者。
第四，孙中山多年在日本深入细致的宣传和鼓动工作，为民主革命的发展播下了火种。在清末新政开始时，孙中山因庚子惠州起义失败避居日本。其间，他一方面和日本友好人士交往，争取他们的同情与支持，另一方面则是在旅日和留日的反清爱国志士及留学生中做深入的宣传工作和群众发动工作。例如：1901～1902年，孙中山曾资助秦力山等在东京创办的《国民报》，鼓吹革命仇满。1903年春，孙中山经常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的集会，有时还发表演说进行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但是，由于集会时人员复杂，有些主张不易公开宣传，他就在一些有志青年中，进行深入地宣传活动。何香凝在回忆她同廖仲恺等一起拜访孙中山的情景时写道：“在一个面积不大，陈设简朴的小房间里，孙先生亲切地接见了我们。正象一般年青人之间的会面一样，我们没有客套，话题马上从中国政治问题上开始了。这一次孙先生谈得很多，从鸦片战争谈到太平天国，谈到戊戌政变，谈到义和团，谈到清政府腐败无能，所以一定要进行反清革命。我们听他说到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道理，很是佩服。”⑧经过几次交往后，就向他表示：“我们也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孙先生指示我们先在日本留学生中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此后，我们都积极参加‘革命同盟’的各项活动，在留日同学中展开广泛接触，进行联络宣传工作。”⑨当时在日本的许多留学生，都聆听过孙中山的教诲，坚定了民主革命的志向，使一些人从维新转向革命。孙中山在留日青年学生和旅日爱国志士中所进行的深入宣传活动，产生了积极的效果，播下了革命的种子，对于启发人们走上民主革命道路起了重要作用。
此外，为了培养军事骨干，孙中山于1903年8月，在日本东京的青山练兵场附近，秘密创办革命军事学校，以日野为校长，聘请日本退役军官小室健次郎为助教，传授军事知识及枪炮、火药的制造方法，并且研究一些战术。在青山军事学校，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⑩的革命主张。此外，他还委托革命骨干抓留学生的军事训练。如1903年秋，孙中山去美洲、欧洲活动之前，就曾令廖仲恺等“在留学生中组织学习手枪、步枪射击等初步军事知识，为将来发动武装斗争作准备。”(11)不久，廖仲恺就在中国留日学生中组织“义勇队”，“每天清早秘密到大森练习射击。黄兴懂得军事知识，由他给义勇队教授枪法。”(12)为革命培养了军事人才。为了迎接民主革命高潮的到来，孙中山还于1903年9月在日本东京和12月在檀香山发表了《支那保全分割合论》、《敬告同乡书》两篇文章。其中前者指出：“支那民族有统一之形，无分割之势”、“支那人同仇敌忾之气，当有不让于“他国人民。当谈到中国的前途时说：“惟有听之支那国民，因其势顺其情而自立之，再造一新支那而已。”(13)后者则指出：“革命与保皇，理不相容、势不两立。”“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宜大倡革命，毋惑保皇”。(14)这两篇文章批驳了保皇思想，宣传了革命主张，争取了群众。
第五，1903年，波及全国的拒俄运动，使更多的青年学生从爱国走向革命。这次运动是由于帝俄不履行从东北撤兵之约，反提出七条无理要求，妄图把我国东北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而引起的。其中，留日学生的表现最为突出。4月29日下午，在日本东京锦辉馆，召开留学生大会，到会者达500余人，相当于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一半。会上，十几个爱国志士相继发表演说，与会者无不感愤涕淋。当即决定成立“拒俄义勇队”。当场有很多人签了名。到了第二天，“签名愿入军队者，百三十余人；本部办事者，五十余人。”(15)留学生组成“拒俄义勇队”，将生死置之度外，准备开赴前线，抗击沙俄侵略者，这是何等强烈的爱国行动啊！然而清朝政府对于广大留学生的拒俄活动，非但不支持，反而进行镇压。胡说日本留学生已尽化为革命党，他们“明则爱国，实则革命”。并密令各省督抚，对于回国活动的留学生“暗中防堵，遍布耳目”、“随时获到、就地正法。”(16)当时，陈天华就曾揭露说：清政府对于“区区数学生，全国戒严，如临大敌，其重视我留学生过于英、俄、德、法”。(17)清政府在清末新政开始时，虽然曾经表示要“变法自强”(18)、“强国利民”(19)。但是，却在新政的初期对留学生抗俄保国的爱国行动进行镇压。它的倒行逆施，促使学生们在思想上发生了转变。在日本政府按着清朝政府的要求，下令解散“拒俄义勇队”之后，一些激进的中国留学生如黄兴、陈天华等，组成了“军国民教育会”，走上了排满革命的道路。学生们认识到：“战俄人、战满清政府，战虽二也，保国则一耳。”“我们中国这样腐败，现在若不革命，真是没有的救了。”(20)一些报刊（如《苏报》），也从此走上了宣传排满革命的道路。
第六，资产阶级革命宣传家与保皇派的初步论战及宣传活动，使民主革命思想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进一步壮大了革命派的力量。1903年，是革命派与保皇派进行局部论战的年代，如《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驳〈革命驳议〉》等文，就是这时著名的论战性质的文章。在驳斥保皇派攻击革命的种种谬论的同时，一些民主革命的宣传家，撰写了一些宣传民主革命的著作和文章，深入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章太炎、邹容、陈天华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们的主要文著，除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外，还有《革命军》、《警世钟》、《猛回头》等。书中揭露保皇党的反动本质，并把矛头对准清政府和帝国主义列强，阐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论，热情讴歌革命。这些文著发行量很大，影响深远，特别深受青年学生与新军士兵的欢迎。在这些宣传品及其他排满革命文章的影响下，有更多的知识分子、青年学生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革命民主派的力量更加壮大。最后，“《苏报》案”的发生，使更多的人看清了中国封建专制政权的反动本质，走了革命道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初步形成。
1903年5月，民主革命志士章士钊任《苏报》主笔后，接连发表了章太炎等人的一些攻击清政府，倡言“排满革命”的文章。如《读〈革命军〉》，《介绍〈革命军〉》、《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驳〈革命驳议〉》、《康有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虚无堂》、《杀人主义》、《反面之反面说》等等。这就引起了清朝政府对《苏报》的极大仇恨。于是在六月末，清政府就勾结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封闭了《苏报》，逮捕了章太炎、邹容等六人。
清政府的高压政策，并没有起到阻挡革命向前发展的作用。相反，《苏报》被查封后，上海却出现了规模超过《苏报》的《国民日日报》等报刊，流传更广，影响更大。从此，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日趋高涨。
三
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史上，1905年同盟会的成立更显得十分重要。因为它的成立不仅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最后形成，也促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从此走向高潮。同盟会的成立又和清末新政的深入密切相关，它之所以能在1905年成立，主要有以下四点原因：
首先，清末新政在经济方面的深入开展，为建党提供了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清朝在经济方面的措施，促进了1903年以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904年和1905年，中国民族资本所设厂矿数目与投资总额都迅速增长。例如：1895～1898年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阶段的前期，民族资本所设厂矿万元以上者年均不过20家，投资总额年均445.25万元；而1904与1905年两年就猛增到年均设厂43家，是前者的2倍有余，投资总额年均712.95万元，是前者的1.6倍。(21)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提供了经济基础。同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队伍也随着壮大，这又为建党提供了阶级基础。
其次，清末新政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发展，其中特别是留日学生队伍的扩大，为建党提供了群众基础。1903年以后，清朝在文化教育方面的成果也十分明显。1904年1月，清政府命张之洞负责制定的《奏定学堂章程》颁布了，这使得各地办学有章可循，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此外，1905年清廷决定永远废除科举制度，也有益于新学堂的迅速建立。同时，也直接促使中国出国留学生队伍的扩大。仅留日学生人数1904年即达2400余人，1905年就多达8000余人。(22)这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党的建立，奠定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再次，孙中山在国外奔波和组党活动，为全国革命政党的成立做好了准备。1904～1905年，孙中山再次游历美欧，其间，他继续进行民主革命的宣传活动；同时，也在进一步完善他的三民主义思想，还为建党工作摸索经验。1904年，他在美国发表了《中国问题之真解决》一文，指明中国的前途是推翻清朝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并指出，“中国现今正处在一次伟大的民族运动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势”。(23)此外，孙中山这时到美国和欧洲各国，继续研究西方社会，促使他的三民主义思想最后形成。
最后，各革命小团体的相继建立，为建党培养了干部队伍，同时，也使组建全国政党的时机逐渐成熟。1903年后，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初步形成、力量不断壮大的基础上，一些革命志士开始了组织革命小团体活动。1903年末，黄兴等回湖南筹划组建革命团体。1904年2月，“华兴会”在长沙成立，推举黄兴为会长，陈天华、宋教仁等为骨干。接着出现了“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及其他一些地域性的革命团体。革命小团体在各地出现及其活动，一方面培养与锻炼了一批革命骨干，另一方面也表明建立全国政党也为期不远了。
1905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经南洋回抵日本。两年来，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对他是个极大的鼓舞。于是，孙中山决意成立全国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来领导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先后找到了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当时在日本东京的革命骨干，共同商量联合各革命团体，成立全国统一的革命政党问题，并得到了他们的一致赞同。特别是陈天华，对孙中山大加推崇，说他是“本族之英雄也。虽屡失败，而于将来有大望”。“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24)孙中山遂决定以兴中会、华兴会为基础，联合光复会，邀请各省有志于反清革命的留学生参加，成立全国性革命政党。7月30日，召开了筹备会议，商定了会名、纲领、誓词、入会仪式及推定会章起草人。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正式成立。大会通过了同盟会章程、十六字纲领，推举总理，设总部各机构，及议决设支部、分会，推定各省主盟人等事。很快就有留学生400多人参加，同盟会机关报——《民报》正式发行。
中国同盟会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第一个全国政党，它的成立，推动了资产阶级革命事业向前发展。
首先在思想和理论方面，革命派以《民报》等报刊为阵地，同保皇党人进行了论战，在要不要用武力推翻清朝政府，要不要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要不要实行土地改良等问题上，给保皇派以有力的驳斥。1907年8月，保皇派主要喉舌——《新民丛报》宣布停刊，表明革命派在论战中取得了胜利。革命派通过论战争得了群众，使更多的人放弃保皇、献身革命。
在军事方面，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发动的对象，由以会党为主逐渐向以新军为主转化。如1906年底的萍、浏、醴大起义和接着由同盟会总部直接领导的六次起义，其发动对象主要是会党。而到新军逐渐编练成镇时，革命党人的活动也逐渐转向新军。1908年秋夏之交，孙中山和胡汉民总结过去武装斗争之经验时，胡汉民提出：应从运动会党转为全力运动清朝正规军队。孙中山赞同胡汉民的主张，并认为：“今后军队必然继起，吾人对于革命之一切失败，皆一切成功之种子也。”还同时议定：运动军队时“宜加注意连排长以下”。(25)运动新军的有利条件主要有四点：一是集中；二是有些官兵有一定的文化，较易接受新思想；三是有些军官是留学生，部分人已加入同盟会；四是近代化装备，比较有战斗力。从此，各省革命党人，大多都重视在新军中的工作。以后革命派发动的武装起义，新军起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1905年以后，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活动和以前相比，有了十分突出的变化。这时，不仅在组织形式上，由革命小团体发展为全国性的革命政党；而且，革命队伍也在迅速扩大；并在思想战线和军事战线上，展开了轰轰烈烈地斗争，斗争水平也在不断提高。这一切，都说明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日趋成熟，民主革命运动已经逐步走向高潮。所以如此，除了革命派的努力外，也同清末新政的深入开展有关：在经济上，1906～1908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更快，这使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更为雄厚了。在文教事业上，此时的国内办学和派遣留学生同步增长，这使得民主革命运动的群众基础更为雄厚了。在军事上，当时各省新军不断出现，使革命派增加一块新的宣传革命发动武装起义的阵地。
在民主革命运动高涨的同时，由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立宪派，也进行了自己的努力。他们在收回利权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之后，他们又在立宪请愿运动与保路运动中起了应有的作用，立宪派和革命派一样，都是当时的爱国者。
当清朝在清末新政中发布“预备仿行宪政”谕令后，立宪派更显得十分活跃。在国外，康有为把保皇会改名为“国民宪政会”，梁启超成立了“政闻社”。他们真心实意的欢迎，并准备回国去做宪政大臣。但是，康梁的苦心，没有被清政府所赏识，反命地方官镇压政闻社，这是康梁等国外立宪派的可悲下场。在国内，以张謇等为首的立宪派，组成各种立宪团体，成为清末立宪请愿运动的主要力量。特别是在各省谘议局成立后，为了速开国会实行宪政，张謇就联合全国十六省谘议局，成立了“全国请愿同志会”，并于1910年在北京发动了三次速开国会的请愿活动。国内立宪派的奔走呼号与叩头请愿，却得到了成立“皇族内阁”的结果，这使得立宪派部分人逐渐醒悟过来。
辛亥革命爆发前，立宪派的另一次活动是保路运动。这次斗争，立宪派居领导地位，革命派也积极参加。保路运动以四川的斗争最为激烈，保路同志会领袖立宪派蒲殿俊等，企图把运动控制在“文明争路”的范围内。但是，川督赵尔丰对和平请愿的群众大打出手，制造了成都大惨案。这也使部分立宪派人，看清了清政府的本质。而四川革命党人，乘机发动了保路同志军起义，推动了四川和全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最后终于迎来了武昌起义的爆发。
综观资产阶级立宪派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活动，充分体现了他们的爱国之情。虽然立宪请愿本身有阻碍革命的一面，保路运动也有“文明争路”的一面；但是，他们的斗争同时又有推动形势发展，有利于革命的一面。而且，通过实践使一些立宪派人士逐渐醒悟过来，并投身或迎合革命。因此，立宪派在辛亥革命准备时期，也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我们也应该看到：立宪派活动的开展也同样和清末新政的推行密不可分。
四
从清末新政前后孙中山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从事民主革命活动的上述变化，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这就是清末新政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着内在联系和直接关系，其主要表现在下列五点：
第一，新政在经济方面的实行，直接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队伍也逐步壮大起来，民族资产阶级两派的力量也同时得到壮大，其中尤其是革命派力量迅速增长。因此可以说，由于清末新政的实行，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为辛亥革命的爆发打下了比较深厚的经济基础与阶级基础。
第二，新政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实行，使中国出现了众多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阶层，他们是中华民族首先觉悟的成分。其中特别是留学生的革命化，使日本东京成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摇篮。中国留日学生，在民主革命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第三，新政在军事方面的实行，使各省相继出现了新军。在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努力下，新军逐渐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重要力量。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开辟了一块宣传民主革命、发动武装起义的阵地。
第四，新政在政治方面“预备立宪”的开展，又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立宪派，带入了君主立宪的梦境。他们的立宪请愿运动，进一步揭穿了清政府“预备仿行宪政”的真实目的，教育了资产阶级立宪派人士，其中部分人转向革命，壮大了革命民主阵营的力量；而保路运动的开展，又造成了大好的民主革命形势，有利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发展，成了武昌起义的导火线。
第五，随着清末各项要政的举办，清朝政府为了筹饷集资，就不得不变本加厉地搜刮人民，这就使得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更加贫困化，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因此，各种形式的群众性的反抗斗争接连发生，也促进了民主革命运动迅速推向高潮。
所以我们认为，没有清末新政的实行，就不会有中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队伍的迅速壮大，就不会有民主革命活动的顺利开展，因此也就不会有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
注释：
①《光绪朝东华录》，总（五），第5117页。
②《光绪朝东华录》，总（四），第4718页。
③《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86第6页；卷476第9页。
④《鲁迅全集》（六），第556～557页。
⑤《辛亥革命首义记》第1页。
⑥《中国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第31页。
⑦冯自由：《革命逸史》（二），第77页。
⑧《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3页。
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3页。
⑩《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4页。
(11)《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4页。
(12)《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14页。
(13)(14)《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3、224页；第231、232、233页。
(15)(16)《拒俄运动》第87页；第143页。
(17)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106～107页。
(18)《光绪朝东华录》总（四），第4771页。
(19)《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476，第9页。
(20)《拒俄运动》第304页。
(21)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1042页。
(22)李喜所：《辛亥革命前的留日学生运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第607页。
(23)《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54～255页。
(24)《陈天华集》第173～174页。
(25)《胡汉民自传》，《革命文献》第三集，第4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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