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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裕的家世
刘裕系徐州彭城县绥舆里人，汉高帝弟楚元王交21世孙。其曾祖混，西晋末，为避难渡江，居晋陵郡丹徒县京口里（今镇江），曾任武原令。其祖靖，为东安太守，父翘，为郡功曹。刘裕于东晋哀帝兴宁元年(363)生于京口。①
在彭城中集居着刘氏一族，分散在安上里、亭里、丰、沛等地。②有鉴于此，冈崎文夫氏认为“其家族不至于卑贱”③。但王鸣盛氏则认为这种家世和官位，因史书的佐证材料稀少，故难以确信，而且象徐爰之这样的当时史臣，伪造刘裕身世的可能性很大④。对此，祝总斌氏认为此为渡江以前的情况，至于渡江侨居京口里后，刘氏家族的婚姻关系、官位序列等情况⑤，可从史料引证中了解到。然而从史料的频繁出现中，恐怕不能否认他的家世贫穷这一点。
“初高祖产而皇妣（刘裕之母）殂。孝皇帝（刘裕之父）贫薄无由得乳人，议欲不举高祖。高祖从母生怀敬未期乃断怀敬，乳而自养高祖。”⑥待长，也因家贫曾向刁逵借社钱三万，到期仍未能偿还，⑦少时，在新洲（今镇江市西，长江中小洲）还一度以砍柴为生⑧，也常卖草鞋维持生计⑨。高祖如此名微位卑，上流社会也无人赏识他。对此，祝总斌氏在推测刘裕的家世与官位时，认为刘裕并非庶族，也不是高门（士族），而是低等士族。⑩如果是这样，笔者则认为，他的周边人士也一定是与其有相同地位的人。在此，笔者先考察一下刘氏的家世与官位，然后再考察刘裕周围人士的出身情况。
〈表1〉刘裕的家世与官位序列
从上表(1)刘氏的直氏与旁系结构看，渡江初居京口里时，刘裕的曾祖任过武原令，刘裕的族弟遵考之父涓子为彭城内史。可见，刘氏家族的官位皆不过是地方官。但如王鸣盛氏所言，以汉高帝楚元王交为始祖，至刘裕之曾祖渡江前后的刘氏家世与官位，很可能是后世史臣的伪作。对此，笔者也多少予以认同。因为如果认为刘氏家族系贫寒者，那么，从贫寒者一跃而成为皇族的刘裕，多少是要抬高其家世身分的，而且那也是可行的。特别是从他的兄弟或婚姻家系看，也从地方官上升到治书侍御史、光禄大夫、尚书郎、著作郎等，官位逐渐升高。不仅如此，从与当时的著名贵族河南阳翟（河南禹县）的褚氏、陈郡的谢氏联姻关系中，我们看得出他有意抬高家门(11)，这在刘裕权势强大的当时是完全可能的。
桓玄篡位前后，在京口以刘裕为盟主举兵时，据说其同谋者27人，愿从者100余人(12)。那么，这些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的作用又如何呢？
〈表2〉同谋者的行迹
※官位以起家时为中心
上表列举了京口举兵时同谋者中的几人，从中可见有如下几个共同点：(1)同谋者中大都为刘裕的亲戚或熟人，他们大部分“世居京口”，可见他们是曾于晋永嘉大乱后过江的；(2)他们中的大部分为侨人后裔，故加入到北府兵，成为北府的中坚将领；(3)他们是从州从事、主簿及各军府参军的官位起步的；(4)他们大都家世贫寒，如刘裕“家贫”已有所言；刘毅“贫约过常”(13)；魏咏之“家世贫穷而躬耕为事”(14)，可见，在经济上处于极端贫困。
鉴于上述事实，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以刘裕为首起兵的人，大部分是与刘裕一道“世居京口”，并建立起情谊关系之人，他们虽然贫寒，却意气相投，故在任中下级军官(15)时谋议征讨桓玄，即他们的大部分出身寒门武人阶层，步入官道时困难重重。这一事实也证明他们是寒门武人。如，刘裕“名微位薄，盛流皆不与相知”(16)，很难与高门交流；诸葛长民“不持行检，无乡曲之誉”(17)而遭到桓玄对他的限制；甚至象何无忌这样的人，连治理小县都不允许(18)。所有这些，都证明当时的寒门武人受到了社会的歧视。
二、刘裕的执权过程
虽然刘裕出身贫寒，但他本人却是不迷恋财产的英雄人物。史书曾记载如下逸话：他曾雌伏于桓玄之下，掌管军务，桓玄一党中有人忌讳他的为人，劝桓玄速图谋之。但桓玄却说道：我怀有重新北征之素望，那时一定做刘裕这样的英雄。(19)恰巧，北府军团长刘牢之被桓玄铲除，由此，北府旧将受到莫大的压力。刘裕等北府军中的中下级军官试图重振北府军。刘裕起兵之所以成功，正是因为北府兵的团结意识建立在这种完全失利的基础上，而且他的行为与申张重振北府兵这种大义名分相呼应。(21)
桓玄在成功地篡夺东晋政权(21)后的元兴2年(403)12月，夜以继日地沉湎于奢侈与游猎，朝野怨恨者十有八、九。(22)此时，桓玄听到刘裕、何无忌等人起兵的消息，甚惧，“或曰裕乃乌合之众，势必无成”，玄曰“刘裕勇冠三军，当今无敌”(23)。可见，桓玄虽然诛杀刘牢之的党徒北府将领吴兴太守高素、辅国将军竺谦之、高平相竺朗之、辅国将军刘袭、袭之弟彭城内史刘季武、冠军将军孙无终等，免除了后患，但他仍时时感到了北府兵的威协。元兴3年(404)2月，刘裕、刘毅、何无忌等北府旧将共谋在京口举兵，杀死桓修（桓玄之从兄），在广陵又杀死青州刺史桓弘（桓修之弟），届时，河内太守辛扈兴、弘农太守王元德、振威将军童厚之、竞陵太守刘遇等作了内应。(24)刘毅、孟昶及刘道规（裕之弟）等又不失时机，集合兵力渡江至京口，与刘裕会师，向建康进军。
桓玄听到北府兵举事的消息，大惊，立即派兵前去进攻，一时也曾重挫北府兵，但终因兵力不足，不得不放弃建康，退到荆州军的根据地江陵。此时，桓谦等诸军一时溃散，桓玄亲信也不过数千。(25)
桓玄到达江陵后，梦想东山再起，集结人马东下，与刘毅、刘道规及下邳太守孟怀玉等在峥嵘洲（湖北鄂城县）一战，大败，重又逃亡江陵，最终被杀。嗣后，桓氏的残余势力，在荆州一带不断骚扰（一年余）。当时，桓氏失利后，“在荆、湘、江、豫州，多桓氏余烬往往屯结”(26)。可见，桓氏一族根深势厚。谯国龙亢之桓氏，由桓温掌握荆江军阀之实权以来（永和元年，345），至其子桓玄（元兴2年，403），约50年间，作为最强有力的荆江军阀，在东晋历史上兴风作浪后销声匿迹了，在此简略考察桓玄失利的原因，虽然以刘裕为中心的北府兵的活跃是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是；(1)奢侈与粗暴的桓玄政治，遭到朝野不满，而刘裕抓住时机巧妙地利用了民心向背；(2)阳都人诸葛长民、荣阳阳武人毛修之、济阳考城人江夷等人，在桓玄处升官后转而投身到刘裕新王朝的创建，并在征讨桓玄中建功立业，这些人的所谓“变节型”(27)的反叛行为削弱了桓玄集团内部的凝聚力。
总之，刘裕征讨桓玄，并在王谧等人的欢迎下回到建康，让武陵王遵总揽万机，重新拥立废于桓玄的晋安帝，振兴晋室。而且，刘裕推辞王谧让他就任扬州刺史的劝告，任王谧为录尚书事、扬州刺史，刘毅为青州刺史、冠军将军，何无忌为琅邪内史、辅国将军，孟昶为丹阳尹，刘道规为义昌大守、振武将军，他自己任持节使、都督扬徐兖豫青冀幽并八州诸军事、领军将军、徐州刺史。(28)这成为刘裕巩固自己势力的开始。至此，北府兵皆掌握在刘裕一人手中。义熙4年(408)，王谧死，刘裕成为侍中、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徐兖二州刺史(29)，成为东晋政权的实权人物。
然而，刘裕建立名副其实的新王朝面临两大课题：(1)作为通过北方势力建立势力范围的手段，征伐当时与东晋接壤的南燕和后秦成为现实问题；(2)在维持北府军团统帅地位的同时，需要清除向自己的体制挑战或加以牵制的势力。
看第一种情况。义熙5年(409)2月，乘东晋混乱，南燕的慕容超令将军斛谷提、公孙归等率骑兵攻入宿豫（今江苏宿迁县），捕掳东晋的阳平太守刘千载、济阴太守徐阮等，并劫走男女2500人为乐工。此后，公孙归等人又率骑兵三千，攻入济南，掳去太守赵元及男女一千余人。(3)鉴于此，刘裕决定挥师北伐。义熙5年4月，水军从建康出发，经淮水与泗水，至下邳（今江苏睢宁县西北），然后下船经陆路抵琅邪。6月，包围广固（今山东沂水县），慕容超大惊，向后秦求援。后秦姚兴派使臣警告刘裕：“今当遣铁骑十万，径遽洛阳，晋军若不退者，便当遣铁骑长驱而进。”，对此，刘裕答曰：“语汝姚兴，我定燕之后，息甲三年，当平关、洛，今能自送，便可速来。”(31)这一恐吓，吓住了后秦姚兴。终于在义熙6年2月，刘裕攻陷广固，生擒慕容超，并将其在建康斩首，此后灭南燕，收复青州、兖州的广大地域。
乘刘裕征讨南燕，建康空虚之际，孙恩党伙的卢循、徐道覆等，挥师北上，沿长江逼近建康。(32)刘裕闻建康急报，返师，于义熙7年(411)，平定卢循、徐道覆，从此，刘裕的势力更为巩固。
北征中立下功勋并平定内乱的刘裕，于义熙12年(416)，由都督二十二州诸军事成为大都督，并亲自领兵，从河南征讨后秦。此时的后秦，姚兴死，其子姚泓继之。然而国势已衰，难挡刘裕军的破竹之势，姚泓军一时溃败，长安城陷落(33)。安帝义熙13年(417)后秦灭亡。收复长安城是收复北土的好机会，然刘裕中途弃之。这虽说是因为当时的洛阳荒凉，不能长期驻扎军队，(34)但刘裕之所以南归，主要是因为他只想达到夺取东晋政权的目的，并无坐主天下之大志。(35)一些人认为，这可从早年被刘裕铲除的将军司马休之给安帝的上表文“问鼎之迹日彰，人臣之礼顿缺”(36)一段中得到佐证。笔者也认为，虽然很难说刘裕南归，其意必在夺取东晋，但如果说有必要回到建康为接管政权作准备，那么这是可以成立的。在此之前的义熙12年(416)12月，刘裕成为国相，总揽庶政，任扬州牧，十郡封为宋公，具九锡之礼，位在诸候王之上。(37)但刘裕承认其职是在攻陷后秦首都长安、凯旋彭城后的义熙14年(418)6月得到。(38)
以上大体考察了刘裕征讨北方的情况，然而这一问题并非本文的主要考察对象，故不予详论。笔者认为，刘裕北征的意义首先在于为日后掌握政权，打出恢复中原的旗帜，以得到北方名族的信赖与协作，达到政治目的。总之，刘裕的对外征伐，已达到在东晋政权中再没有人能够阻挡他的地步。
再看第二种情况。这就是将向自己的体制挑战或反抗的势力扫地出门，提高巩固政权的能力，而它并不象依靠力量取得的北征胜利那样简单。因为，以刘裕为代表的新兴北府将领，在经历东晋末年的混乱与桓玄篡位的过程中，其内部也展开了暗中的权力之争。其典型便是刘毅。刘毅与刘裕原都曾侨居京口，曾隶属北府系统的青州刺史（镇广陵）、府中兵参军，二人共立征讨桓玄计划，刘裕在京口领导起兵，刘毅在广陵领导起兵，实可谓两人功勋卓著。据说刘毅因此自负而不愿听从刘裕。(39)桓玄败北后，刘裕率领北府兵驻扎京口。义熙4年(408)，正值扬州刺史空缺，刘毅希望中领军谢混就任此职，而刘裕则远在丹徒成为领州事，并不愿他入朝辅政。但刘裕自请入朝，成为扬州刺史、录尚书掌握了军政大权(40)。由此可见，两人隐然中不无相互牵制之心理。当时，刘毅先为豫州刺史，后为荆州刺史，背靠上流想隐密图谋刘裕(41)，但位居西方，很难积极介入中央政局。鉴于此，刘毅与尚书仆射谢混、丹阳尹郗僧施及反对刘裕的贵族汇合，开始抵抗刘裕势力。义熙8年(412)9月，刘裕以安帝诏刺为借口征讨荆州，10月，平定成功并怀柔地方士民。嗣后，刘裕为削弱荆州势力，将荆州10郡并为湘州，刘裕为都督，(42)荆州征讨成为刘裕受禅的决定性契机。终于自义熙8年(412)至11年(415)，刘毅被刘裕军追赶在江陵20里外，刎颈自杀(43)，其同党刘藩（刘毅之弟）、谢混、郗僧施等和当初与刘裕一道起义的寒门将领魏永之、檀凭之、何无习、孟昶、诸葛长民等，或阵亡、或退职、或自尽，或被杀(44)。司马氏一族的司马休之勾结雍州刺史鲁宗之，向后秦和后魏求救，但被刘裕军追赶逃亡到后秦。
于是，正如前述，义熙14年(418)6月，太尉刘裕正式成为相国，封为宋公，拥有了九锡之礼。(45)立宋国，任命文武百官，入阁者是：孔靖为尚书令（辞不受），王弘为尚书仆射，傅亮、蔡廓为侍中，谢晦为右卫将军，郑鲜之为奉尚，殷景仁为秘书郎，等等。(46)从以上组阁，我们可以看到，从宋国建立初期开始，支持刘裕的武人势力并未占有重要席位，而以王、谢二氏为中心的北来名族成为权力核心。这是因为刘裕知道尽管自己掌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仅靠此是不能成为贵族社会的霸主。(47)也就是说，直至掌权，刘裕清除的是他的反对派或是政敌。然而，王朝建立后，在清理自己周边的意义上，他首先将其一族放到藩屏的位置上，然后，由于他自己是武人，他感到需要贵族的信赖。
此时，安帝死。为继承晋室，恭帝即位。但那不过是形式，实质上刘裕的革命过程顺利进行。即元熙2年(420)6月，恭帝颁发禅位之诏说：“依唐虞、汉魏故事，禅让于宋。”并在草拟禅位之诏时对左右曰：晋之天下桓玄时已终，然因刘公延20年，故今之事当高兴纳之(48)。陈留王虔嗣等270名晋帝国官僚和宋王国群臣，进谏刘裕为天子，然刘裕固辞。太史令骆达陈言天文符瑞数十条，群臣又一再恳请，宋王才接受。(49)对整个过程，沈约说：宋接受东晋王位，可谓几近禅让。但是笔者认为，在考虑禅让真否之前，让人感到刘裕固辞进谏，是因为他早就算出了这是不可逆转的大势而作出的姿态。
这样，于永初元年(420)，建立新王朝成功的刘裕，成为宋之武帝，并以强有力的帝王君临六朝贵族社会。在这一点上，应该承认刘裕作为揭开东晋以后南朝社会历史的统治者，奠定了稳固的统治基础。
注释：
① 《宋书》卷1，本纪武帝（上），《南史》卷1，宋本纪。
② 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125页。
③ 风崎文夫：《魏晋南北朝通史》第225页。
④⑤ 祝总斌：“刘裕门弟考”，《北京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
⑥ 《宋书》卷47，刘怀肃传。
⑦ 《宋书》卷16，武帝本纪。
⑧ 《二十二史札记》卷12，江左世族无功臣条。
⑨ 《魏书》卷97，岛夷刘裕传：《魏书》卷38刁雍传；《北史》卷26刁邕传。
⑩ 参照陈勇：“刘裕与晋宋之际的寒门士族”《历史研究》1984年第6期。
(11) 越智重明氏在前揭论文“刘裕政权与义熙土断”中说：刘裕有意识地与当时的著名贵族褚氏、谢氏联姻是刘裕“贵族”化政策的一环。但笔者认为，这更主要是因为他感到了抬高其家族地区的现实必要性。
(12) 《宋书》卷1，武帝纪，《晋书》卷99，恒玄传。
(13) 《宋书》卷52，庾悦传。
(14) 《晋书》卷5，魏永王传。
(15) 据说，东晋以来，高门士族嫌弃中下级军官，对军中庶务也不太关心。
(16) 《宋书》卷1，武帝本纪，《资治通鉴》卷113，安帝元兴3年（404年）壬戌条。
(17) 《晋书》卷85，诸葛长民传。
(18) 《晋书》卷85，何无忌传。
(19) 《宋书》卷1，武帝纪上，元兴元年十二月条，同，元兴三年二月条。
(20) 川胜义雄，前提论文。
(21) 《晋书》卷99，桓玄传，同书卷10，安帝纪。
(22) 《晋书》卷99，桓玄传。
(23) 《晋书》卷85，何无忌传。
(24) 《晋书》卷99，桓玄传。
(25) 《晋书》卷99，桓玄传。
(26) 《宋书》卷51，临川烈武王道规传。
(27) 石田德行：“东晋的荆江军阀”——谈谯国龙亢桓氏——《军事史学》6-4 1971。
(28) 《宋书》卷1，武帝纪，元兴三年三月条。
(29) 《宋书》卷1，武帝纪，义熙四年正月条。
(30) 《晋书》卷128，慕容超传，《宋书》卷1，武帝纪上，义熙五年二月条。
(31) 《宋书》卷1，武帝纪上。
(32) 《宋书》卷1，武帝纪上，义熙六年二月条，《资治通鉴》卷115，安帝义熙六年(410)条。
(33) 《宋书》卷45，王镇恶传。
(34) 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政治、社会篇（日本学术振兴会刊）第123页。
(35) 冈崎文夫：《魏晋南北朝史》第234页，（弘文堂书房刊）1932。
(36) 《宋书》卷2，武帝纪中，义熙十一年正月条。
(37) 《宋书》卷2，武帝纪中，《资治通鉴》卷117，安帝义熙十二年(416)十二月条。
(38) 《宋书》卷2，武帝纪中，《资治通鉴》卷118，安帝义熙十四年(418)六月条。
(39) 王仲牵：《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3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40) 王仲牵：《魏晋南北朝史》上册第37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41) 《资治通鉴》卷116，晋安帝义熙八年四月条。
(42) 宫川尚志，前揭书，第111页。
(43) 《晋书》卷85，刘毅传。
(44) 陈勇“刘裕与晋宋之际的寒门士族”《历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6。
(45) 《南史》卷1，《宋书》卷2，义熙十四年六月“相国左长史王弘为尚书仆射其余百官悉依天朝之制，又招宋国所封十郡之外，悉得除用”，刘裕的人事权可谓波及全境。
(46) 《资治通鉴》卷118，安帝义熙十四年(418)六月条。
(47) 石田德行，与前提论文注④相同。
(48) 《宋书》卷2，武帝纪中，《南史》卷1，宋武帝本纪1。
(49) 《宋书》卷2，武帝纪中，《南史》卷1，宋武帝本纪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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