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红[1]2003年在《不同认知加工水平对来源检测的影响研究》文中研究表明作为一个记忆研究的新领域，对来源记忆的研究正日益受到心理学家们的重视。Johnson等人于1993年提出了一个全面而系统的来源检测理论，推断来源检测依据的是与判断过程相联系的各种记忆特征，并把来源检测的内容分为叁个方面：内部来源检测、外部来源检测和现实性检测，这叁种形式的来源检测的效果也是不尽相同的。 John M Rybash等人(1997)的实验中采用叁种形式的编码：语义编码、转换编码和知觉编码，来进行名声判断任务，结果表明编码方式对来源判断成绩没有影响，在叁种编码方式下所产生的来源检测错误同样多。但这里仅仅是外部来源检测，本研究采用不同水平的认知加工来进行叁种形式的来源判断任务，设计并实施了以下叁个实验： 实验1，检验语音和语义加工水平对内部来源检测的影响，结果表明，语义水平加工状态下的内部来源检测成绩比语音水平下的更好； 实验2，检验字形和语义加工水平对外部来源检测的影响，结果表明，语义水平加工状态下的外部来源检测错误率比字形加工状态下的差一些，但差异仅仅是边缘显着； 实验3，检验语音和语义加工水平对现实性检测的影响，结果表明，语义水平加工状态下的现实性检测正确率更高些。 根据以上的实验结果，本研究认为，叁种形式的来源检测效果是不同的，内部来源检测的成绩最好，而外部来源检测的成绩最差，同时不同水平的认知加工对叁种形式的来源检测都有影响，但对外部来源检测的影响不是特别明显。
才源源[2]2013年在《积极情绪对品牌来源国效应的影响作用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消费者在对来自某国的产品进行评价和判断时,总会受到对该国总体性认知的影响,尤其是当消费者对产品的其它属性信息不够了解时,来源国作为产品和品牌评价的一个重要信息线索,会左右整个消费决策的过程,这即为来源国效应。在西方的营销学领域中,研究者们从来源国效应的表现、作用机制及影响因素等多个角度进行了探索,而对于“中国制造”被长期赋予的价廉质低的刻板印象,中国的营销学者也就如何规避来源国负面效应的问题提出了企业市场营销的策略建议。但其中,将消费者的情绪特点与来源国效应相结合的研究却十分鲜见。实际上,情绪虽然是即时性的,却足以在消费决策中对品牌的来源国效应产生影响,甚至可以独立于产品自身属性特征而成为“国家品牌资产”的一个重要来源。本研究探讨积极的、具体情绪对品牌来源国效应的影响问题,并将情绪视为一个具有多种认知属性的复杂体,基于情绪对认知影响的情感注入模型(AIM)研究情绪的各种属性特征作用于来源国效应的不同认知模式。本文主要分为如下几个部分：第一章为引言。提出本文的研究背景,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以及研究具有的理论与现实意义。第二章为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的提出。系统回顾来源国效应研究,以及情绪与认知关系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介绍在这两个研究领域中的基本概念、主要理论、研究的体系,在此基础上,将两个领域的理论相结合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第叁章和第四章为本文的主体研究部分,共包括八个行为实验。第叁章基于具体情绪的自我一他人认知指向特征,通过实验1和实验2揭示了情绪的指向性与信息指向性之间存在的匹配关系,即在自我指向的高兴和骄傲情绪状态下,消费者对强调“个人”的广告产品评价更为积极,在他人指向的平和和共情情绪状态下,消费者对强调“我们”的广告产品评价更为积极。实验3和实验4将情绪指向与信息指向之间的匹配关系延伸至来源国效应的问题中,证明了情绪的指向性与来源国文化特征指向性之间的匹配关系。研究将美国作为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代表,将中国作为东方集体主义文化的代表。结果表明：当将强调独立自我的美国作为产品的来源国时,在指向自我的高兴情绪条件下较指向他人的平和情绪条件下,消费者态度更为积极；但对于中国产品的消费者态度没有受到情绪类型的显着影响。由此,出现了在高兴情绪条件下,美国与中国相比的来源国优势效应突出,但在平和条件下,美国品牌的优势来源国效应受到削弱的现象。第四章结合了情绪的基本属性维度即唤醒水平和正负效价,进一步探讨情绪与来源国效应之间的交互作用。在针对唤醒水平特征的研究中,通过引入品类变量(实验5)以及附加产品信息变量(实验6和实验7),操纵加工任务的复杂程度,以获得在不同认知方式下,情绪对来源国效应的影响作用。实验5将印度视为负面、并强调相依自我的集体主义文化的来源国。结果表明：在加工任务相对简单时,情绪唤醒度激发的启发式决策在认知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消费者倾向于依据印度这一负面来源国的刻板印象对产品做出评价；当加工任务相对复杂时,具体情绪的认知指向特征发挥主要作用,表现为在与印度文化相匹配的他人指向情绪下,印度产品较无来源国信息的产品获得了更积极的消费者态度。与此相似,附加的一致性属性信息也同样可以增加认知任务的复杂程度(实验6),在此条件下,与中国作为来源国相匹配的平和情绪较不匹配的高兴情绪下,会产生更积极的消费者态度。但是,当呈现不一致的附加信息时(实验7),则由于引发过度的认知加工负荷,进入情绪的低卷入模式,使得消费者主要依据产品属性进行决策,来源国效应消失。在针对情绪正负效价维度的研究中,实验8发现自我—他人的认知指向与来源国文化特征之间的匹配关系会在负性情绪条件下发生反转,表现为：在指向自我的负性情绪条件下,美国作为来源国时较中国作为来源国时,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更低。第五章和第六章为总体结论和讨论。指出本文在多种情绪属性对认知影响的不同模式方面,以及在来源国效应的影响因素方面所具有的研究创新性。围绕本研究结论的应用价值问题,分别对国家形象、国家产品层面的营销战略以及具体的营销措施进行了讨论。同时,对研究的不足以及解决方法进行了分析,比如在情绪启动和测量中存在的问题等。最后,对未来研究提出了建议,包括从认知主体层面开展情绪与来源国效应的关系研究,以及将更多具体情绪属性与来源国效应相结合开展的研究。
孙新梅[3]2015年在《不同动机强度情绪对抑郁倾向大学生来源记忆的影响》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越来越关注情绪对来源记忆的影响。来源记忆是情景记忆的核心成分,是指有关事件背景的记忆。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情绪状态,情绪刺激效价和唤醒度对来源记忆的影响。大量研究表明消极情绪可以提高来源记忆的正确率,但也存在不一致的结论。Gable和Harmon-Jones(2010a)在一系列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情绪的动机维度模型。该模型认为,情绪还存在效价和唤醒度之外的维度,即动机维度。Gable和Harmon-Jones认为,低动机强度情绪(如喜悦、悲伤)可以扩展认知加工,高动机强度情绪(如渴望、恐惧)会窄化认知加工。而且目前的相关研究也已证实不同动机强度的情绪对注意范围、认知分类、认知控制及工作记忆等存在不同的影响。但是关于不同动机强度的情绪对来源记忆的研究尚较少。因此,本研究以抑郁倾向大学生为研究对象,设计叁个实验进行探究。研究一采用金钱奖励延迟范式诱发不同趋近动机积极情绪,汉字呈现时间为200ms,且不要求被试记住汉字及颜色。研究二和研究叁分别采用积极和消极情绪图片诱发不同动机强度的趋近动机积极情绪和回避动机消极情绪,汉字呈现800ms,并且要求被试记住汉字及其颜色。叁个研究中,对来源记忆的考察都采用叁键判断范式:新字,旧字绿色,旧字红色;都以组别为组间变量,动机类型和来源类型为组内变量。本研究主要的结果和结论如下:(1)研究一的结果:抑郁组来源记忆正确率显着高于正常组来源记忆正确率(p<0.05);低趋近动机积极情绪下来源记忆的正确率明显高于高趋近动机积极情绪下来源记忆的正确率(p<0.01)。(2)研究二的结果:正常组和抑郁组的来源记忆正确率不存在显着差异(p>0.05);低趋近动机积极情绪下来源记忆的正确率高于中性情绪下来源记忆的正确率(p<0.05);低趋近动机积极情绪下来源记忆的正确率明显高于高趋近动机积极情绪下来源记忆的正确率(p<0.01)。(3)研究叁的结果:正常组和抑郁组的来源记忆正确率不存在显着差异(p>0.05);低回避动机消极情绪下来源记忆的正确率明显高于高回避动机消极情绪下来源记忆的正确率(p<0.01);中性情绪下来源记忆的正确率高于高回避动机消极情绪下来源记忆的正确率,差异边缘显着(p=0.056)。研究结论:(1)抑郁情绪一定条件下可以提高来源记忆。(2)低趋近动机积极情绪下的来源记忆好于高趋近动机积极情绪下的来源记忆。(3)低回避动机消极情绪下的来源记忆好于高回避动机消极情绪下的来源记忆。(4)低趋近动机积极情绪提高来源记忆,高回避动机消极情绪损害来源记忆。综上所述,本研究证明了来源记忆会受到情绪动机强度的影响,且一定条件下抑郁情绪可以提高来源记忆。同时,本研究也将情绪的动机维度模型扩展到了来源记忆这一领域。
潘运[4]2009年在《视觉注意条件下数字加工能力发展的实验研究》文中指出数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个体对数字刺激进行数字心理表征的认知加工过程称为数字加工，它是人类生存所必须的基本能力。数字加工包括算术认知加工和数字认知加工，其中数字认知加工在当前数字加工研究领域中备受关注。数字加工与注意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对数字信息的加工离不开注意的参与，同样注意的转移和分配也会影响数字加工过程。在视觉注意领域，注意可分为内源性注意和外源性注意，前者反映自上而下的控制加工，后者反映自下而上的自动化加工，二者在产生机制和对认知加工的影响大小上有着明显区别。本研究选取小学叁年级、小学五年级、初中二年级、高中二年级学生和大学生共315名为被试，通过操作注意类型、注意水平、SOAs和任务难度四个变量，重点探讨不同视觉注意条件下SOA变化对数字加工的影响、中小学生数字加工能力的发展特点以及数学学优生和学差生数字加工能力的差异。本论文由四项研究共8个实验组成：研究一包括2个实验。在内源性注意和外源性注意条件下，分别采用数字大小比较和数字奇偶判断的实验任务，通过操作SOAs，考察数字加工效应发生的时间进程。实验1在内源性注意条件下，采用数字大小比较和数字奇偶判断任务，通过系统改变SOAs，考察数字加工中的距离效应和SNARC效应；实验2在外源性注意条件下，采用数字大小比较和数字奇偶判断任务，通过系统改变SOAs，考察数字加工中的距离效应和SNARC效应。研究二包括2个实验。在内源性注意条件下，分别采用数字大小比较和数字奇偶判断的实验任务，考察中小学生数字加工能力的发展特点。实验3采用数字大小比较任务，考察中小学生数字加工中的距离效应；实验4采用数字奇偶判断任务，考察中小学生数字加工中的SNARC效应。研究叁包括2个实验。在外源性注意条件下，分别采用数字大小比较和数字奇偶判断的实验任务，考察中小学生数字加工能力的发展特点。实验5采用数字大小比较任务，考察中小学生数字加工中的距离效应；实验6采用数字奇偶判断任务，考察中小学生数字加工中的SNARC效应。研究四包括2个实验。在内源性注意和外源性注意条件下，采用数字大小比较实验任务，考察数学学优生和学差生数字加工的眼动特征和距离效应。实验7在内源性注意条件下，采用数字大小比较实验任务，考察数学学优生和学差生数字加工中的眼动特征和距离效应；实验8在外源性注意条件下，采用数字大小比较实验任务，考察数学学优生和学差生数字加工中的眼动特征和距离效应。研究结果发现：1．视觉注意条件下，中小学生的数字加工能力随年级升高而发展。数学学优生和数学学差生的数字加工能力差异明显。2．内源性注意条件对小学叁年级学生的数字距离效应和小学生的SNARC效应产生了湿着影响，对中学生没有影响。外源性注意条件对小学生的数字距离效应，小学生和初中生的SNARC效应产生了显着影响，对高中生没有影响。表明外源性注意对中小学生数字加工效应的影响比内源性注意的更大。3．内源性注意条件只对数学学差生的大数字距离效应产生显着影响，对学优生没有影响。外源性注意条件对数学学差生的大小数字距离效应产生显着影响，对学优生没有影响。表明对于数学学差生，外源性注意的影响比内源性注意的更大，对于数学学优生，内源性注意和外源性注意的影响不明显。4．内源性注意和外源性注意条件下，当线索提示与数字目标出现的位置一致时，线索对反应有易化作用，有效线索提高了各年级和不同学业学生的数字加工成绩；当线索提示与数字目标出现的位置不一致时，线索对反应有干扰作用，无效线索降低了小学生和数学学差生的数字加工成绩，对高中生和数学学优生没有影响。5．内源性注意条件下，随着SOAs的增加，数字加工效应逐渐增大，当SOA为900ms时，数字加工效应最明显。外源性注意条件下，当SOA为300ms时，数字加工效应最明显，随着SOAs的增加，数字加工效应逐渐减小。综合上述研究结果，我们认为内源性注意和外源性注意对数字加工有着不同的影响，自下而上自动化加工注意对数字加工的影响比自上而下控制加工注意的影响更大。这两种视觉注意在时间关系发展上的特点影响数字加工过程。
陈少华[5]2002年在《不同认知任务中人格特质对信息加工的影响》文中研究说明本研究的目的在于考察不同认知任务中人格特质对信息加工的影响。其中人格特质主要包括外倾性和神经质，这两个维度分别与大脑皮层的唤醒水平和情绪的稳定性密切相关；信息加工主要围绕信息选择、通达及提取叁个阶段展开。根据实验设计的要求，本研究在信息加工的不同阶段分别采用了不同的认知任务，这些任务包括词性辨别、注意探测、语词辨认学习、线索回忆、语词匹配以及再认和自由回忆等。研究中我们用EPQ共测试了703名大学生，并从中筛选出367名符合测试标准的大学生作为实验被试，这些被试由低神经质(Ss)、高神经质(Ns)、内倾者(Is)、外倾者(Es)、低神经质—外倾者(SEs)、低神经质—内倾者(SIs)、高神经质—外倾者(NEs)以及高神经质—内倾者(NIs)等8种人格特质类型组成。研究结果如下： 一、人格特质影响了被试选择性加工，加工偏向是极端特质被试的认知加工特性。无论是单一刺激条件还是双重刺激条件下，Ns对负性词、Ss对正性词、Is对内向词以及Es对外向词都表现出明显的选择性偏向，研究证实了特质一致性效应的存在，除特质类型以外，刺激词的呈现时间以及任务难度也影响了加工偏向的个体差异。当刺激词以0.5s的速率呈现时，Ns对所有刺激词的RT都比Ss更快；而当呈现速率增至1.0s时，Es对所有词性的反应速度均明显快于Is。与单作业任务相比，双作业任务对认知加工偏向的个体差异影响更显着，如果从被试的RT指标分析，双作业任务中Ss对所有情绪效价词的反应均比Ns快，而Es对所有刺激词的反应也都普遍快于Is。从被试的自由回忆成绩进行分析，各类被试对与自己人格类型相关的特质词均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回忆偏向。 二、唤醒水平影响了不同特质被试的信息通达，研究从多维的角度验证了Schwartz的唤醒—通达假设。在信息编码和通达过程中，NIs主要集中于语词的物理属性，SEs主要集中于语词的语义属性。在无情境诱发条件下，SEs在VDL任务中对同义词的辨认错误率明显高于NIs，而其线索回忆成绩又明显优于NIs；对于同音词的辨认和回忆，实验结果在两类被试身上发生反转。研究还发现，被试唤醒(特质)和项目唤醒(状态)对信息通达有相似的效果，在咖啡唤醒状态下，NEs和SIs信息通达的效果与NIS接近。在语词匹配任务中，语音匹配条件对NIs产生的启动量显着大于对驼s的启动量：而在语义及分类匹配条件下石k的RT明显快于＊s。在各种匹配条件下，SOA的长短均没有影响被试的RT。在任务分离范式条件下，当背景词呈现时间为60ms，SEs语义匹配的错误再认率显着高于物理匹配，而NIs在背景词与测试词有相同的物理匹配时所产生的错误再认率最高；当背景词呈现时间为120ms时，所有被试在非匹配条件下错误再认率最高。 叁、人格特质对信息提取的影响随记忆时间间隔的变化而变化，被试在意识提取和自动提取中都存在明显的个体差异。研究表明，无论是NIS还是SES，立即提取的效果均优于延缓提取的效果，不同实验材料在信息提取中遵循不同的衰减模式：SES对负性词的再认错误率最低，衰减最快，对正性词的提取成绩在最初30分钟内没有明显下降，30分钟后错误率迅速上升；对于NIS来说，两种词性的提取效果正好与SES相反；两类被试对中性词的提取没有显着差异。在VDL任务的自由回忆测试中，NIs对同音匹配词的回忆优势并不随间隔时间的变化而变化，SES对同义匹配词回忆与此类似。对于所有叁类配对词，被试的遗忘主要发生在记忆间隔时间的前30分钟内，30分钟以后趋于平稳。当意识提取与自动提取分离以后，所有被试的自动提取贡献都显着大于意识提取的贡献，在对正性词的提取过程中，高、低神经质被试的自动提取表现出明显的个体差异，内、外倾被试对外向词自动提取的个体差异也十分明显。在两种提取中，被试对相关特质词的意识提取的个体差异不如自动提取显着。
唐一婷[6]2015年在《正负框架对癌症患者医疗决策类型的影响研究》文中指出迄今为止,癌症仍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医疗决策在癌症患者日常生活中占据了很大比例,成为癌症人群必须长期面对的重要问题。本研究从识解水平理论(Construal Level Theory,CLT)的角度将癌症患者与非癌症患者在对肿瘤系疾病相关的医疗信息心理表征的识解水平与心理距离上进行划分,并对两类人群的医疗风险决策与医疗跨期决策特征进行研究。重点考察同一框架表征对癌症患者医疗跨期决策与医疗风险决策偏好是否具有影响,影响如何。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研究一探讨了正负框架对癌症患者医疗风险决策偏好的影响。决策材料首次选用了在金钱决策情景中最为常用的选择滴定程序(the choice titration procedure)编制,并分为正性框架表征(治愈率)和负性框架表征(死亡率)两种。研究表明:(1)两组被试的医疗风险决策偏好差异显着,风险决策偏好特征具有群体差异;(2)癌症被试组中,在正性框架条件下,癌症被试组平均主观风险值为33.7%,在负性框架条件下其风险主观均值为37.5%,未出现框架效应,正负框架对癌症患者医疗风险决策无明显影响;(3)非癌症被试组在正负框架条件下的主观风险平均值分别为47.72%和38.57%,框架效应显着,正负框架对非癌症患者医疗风险决策有影响;(4)与非癌症患者相比,癌症患者在两种框架条件中均表现出了明显的风险规避偏好;而非癌症患者在正性框架下倾向于风险寻求,在负性框架中偏好发生反转,表现为风险规避。第二部分探讨正负框架对癌症患者医疗跨期决策偏好的影响。研究首次将跨期决策引入医疗决策领域研究中,并参考选择滴定程序(the choice titration procedure)对决策问题进行编制,具体分为正性框架表征(治愈人数)和负性框架表征(死亡人数)两种。研究表明:(1)两类患者在医疗跨期决策上具有明显差异;(2)癌症被试组,正性框架与负性框架下的延迟主观均值分别为4.36个月和5.41个月,表现出显着框架效应,正负框架对癌症患者医疗跨期决策有明显影响,在正性框架下倾向于当前获得,而在负性框架下倾向于延迟等待;(3)非癌症患者组在正、负框架条件下的延迟主观均值分别为5.57个月和7.19个月,表明正负框架对非癌症患者具有与癌症患者相同的影响作用。综合两部分实验及其结果,得出研究结论如下:(1)癌症患者与非癌症患者的两种类型医疗决策偏好均存在群体差异;(2)与非癌症患者相比,癌症患者医疗风险决策偏好倾向于风险规避,且在两种框架条件中未出现框架效应;(3)与非癌症患者相比,癌症患者医疗跨期决策偏好倾向于当前获得,且在两种框架条件中存在明显框架效应,在正性框架下倾向于风险寻求,在负性框架下倾向于风险规避。
李宁[7]2009年在《认知发展：汉字输入中信息代码加工的理论与实践》文中研究指明汉字输入的研究一直是计算机技术基础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汉字输入可分为键盘输入和非键盘输入两大类。过去汉字输入的研究侧重于汉字输入法和汉字字库的建设，对于汉字输入的心理学研究在国内外却鲜有涉入。因此，研究汉字输入中信息加工的心理学原理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指导价值。论文从汉字的性质出发，以汉字的键盘输入为对象，主要探讨汉字输入中信息代码加工的原理，分析形码和音码在汉字输入过程中的不同加工特点，考察汉字输入中信息代码加工的学习和训练对儿童认知发展和语言发展的影响。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个部分的实验：研究一：形码的认知加工研究。主要分析将汉字的笔画或部件加工成为形码的认知过程，包括两个实验：实验一是汉字形符的知觉加工研究，以单字和双字两种实验材料，分析在不同的范式下被试对汉字的基本结构单位——部件的知觉加工，从而考察汉字部件的知觉加工与整字识别的知觉加工的区别。实验二是汉字的形码加工，通过分析被试将不同频级、笔画数、部件数和结构方式的汉字单字加工成输入码的认知过程，探讨形符转化成形码的认知加工活动规律。研究二：音码的认知加工研究。主要探讨被试如何知觉音符以及如何将音符加工成音码的内在规律，包括两个实验：实验叁是音符的知觉加工，探索被试在单字、双字词组、双字非词组叁种范式下汉字音符的知觉加工特点。实验四则考察被试将知觉的汉字音符转换成音码的认知加工过程。研究叁：汉字输入中的认知技能发展的研究。采用眼动技术，比较不同汉字输入技能水平的被试在处理键位信息和汉字输入时认知加工的异同，从而考察汉字输入认知技能发展的特点。研究有叁个实验：实验五探索不同技能水平的被试建构汉字输入码与键盘图式映射的差异，寻求图式构建中认知技能形成和发展的规律。实验六分别考察不同技能水平的被试在输入高频字材料、低频字材料和词组材料叁种不同认知负荷的文本时眼动指标的差异，探究被试在汉字知觉加工、心理资源分配、注意广度调整等认知技能的差异。实验六分析不同输入法、不同技能水平的被试在输入同一文本材料时的眼动指标，从而探究汉字输入过程中认知技能的具体差异。研究四：汉字输入学习与语言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考察汉字输入练习对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研究包括两个实验：实验八通过汉字输入的速度测试、识字测验、语文测验来分析儿童汉字输入技能水平的提高与识字、阅读等语言能力提高的关系，寻找汉字输入学习可促进儿童语言能力提高的有力佐证。实验九通过眼动研究比较不同汉字输入技能水平的儿童在看图作文中的差异，探索汉字输入对儿童写作能力提高的影响。研究五：汉字输入与注意稳定性、认知风格关系的研究。主要考察汉字输入学习对儿童注意稳定性、认知风格的影响。研究通过汉字输入的速度测试、儿童注意稳定性测验、认知风格测验，综合考察汉字输入与注意稳定性、认知风格关系。研究结果发现：1、形码的加工自下而上数据驱动的特征明显，而音码的加工自上而下概念驱动的特征显着。形码的知觉加工还表现出平行加工的特点，而音码的知觉加工表现出系列加工的特点；形码和音码的加工都没有词组效应，词组与非词组之间的反应时并没有显着的差异。但两者之间还是有区别，形码的知觉加工不会受到频率效应、部件数效应、笔画数效应和结构方式效应的影响，而音码的知觉加工却受频率效应、部件数效应的影响。2、采用形码输入法的被试在生字识字、词汇和阅读方面的成绩要优于音码输入法的被试，但在看图作文的总成绩上两种输入法之间并没有显着的差异。3、伴随着动作技能的逐步熟练，汉字输入的认知技能也得到长足的发展。从键盘图式的掌握、输入码的转换、心理资源的分配到汉字的模式匹配，都经历了从不熟悉到熟练、从效率低下到高效运作的历程。随着汉字输入的认知技能的发展，儿童的认知风格和注意稳定性也受到了影响。4、汉字输入技能水平不同，语言能力的发展水平也有差异。输入技能水平高的被试表现出词汇量大、阅读能力强、思维流畅性好等特点。在看图作文中，技能水平高分者思路的清晰度和流畅性、内容的丰富性、词语的贴切性、想象力的发挥等方面显着优于技能水平低分者。
张玮[8]2016年在《不同诚信水平大学生的认知加工特点》文中认为诚信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道德品质和人格特质,在个体社会生活与人际交往诸多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心理学角度而言,诚信主要是指个体在一定关系中所表现出的以诚实、信用、信任为核心的比较稳定的心理品质和行为倾向。它对个体的认知和情绪活动有着广泛的影响。本研究从社会认知角度出发,基于人格特质的心理词汇学假设,借助自我形容词分类任务和词汇记忆偏向任务分别从内隐和外显层面来探讨了个体诚信水平对内隐自我关联性加工和非自我关联性的外显记忆再认两种典型的认知活动的调控效应。研究期望,通过实验1中有关内隐自我关联性加工的研究初步阐明诚信对个体认知活动的影响是否深入到了最深层次的内隐自我层面；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设计实验2来阐明诚信在个体浅层次的非自我关联性认知的影响。实验1显示,不同诚信水平被试在自我积极与自我消极两个子任务的正确率和反应时两类指标上的组间主效应均不显着,且被试诚信水平分组与子任务类型的交互效应亦不显着,表明诚信对个体内隐自我加工并未产生明显的调控效应。需指出的是,数据显示无论被试诚信水平高低,两组被试均就自我积极词汇归类任务较之自我消极任务表现出了更高的正确率和更短的反应时。该结果表明,人类的自我正性偏见是非常普遍和稳定的。实验2显示,不同诚信水平被试在不同性质词汇外显记忆再认的正确率上出现了显着差异,且被试诚信水平与词汇性质间的交互效应边缘显着。但不同诚信水平被试在不同性质词汇外显记忆再认的反应时上并未出现显着差异,且其与词汇性质间的交互效应不显着。该结果表明,个体的诚信水平会对外显记忆再认产生调控作用,存在一定程度的记忆偏向,且主要表现为高诚信水平较之低诚信水平被试容易成功再认更多积极诚信词汇和诚信无关词汇。上述结果表明,诚信对人类认知活动的调控可能尚未深入到深层的内隐自我加工层面,但在诸如外显记忆再认这样的浅层外显认知层面出现了认知偏向效应。同时,研究还提示,人类的正性自我偏见是非常普遍和稳定的。未来研究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个体诚信水平对外显自我加工、外显记忆再认以及其他外显认知活动的调控效应,以便进一步对本研究所检测到的诚信特质的记忆偏向效应进行重复验证和充实,从而透彻地阐明诚信的心理效应机制。
陶惠新[9]2012年在《流动儿童双身份认同整合对认知偏向和心理适应的影响》文中研究指明本研究以广州市流动儿童为研究对象，编制了流动儿童双身份认同整合量表，检验了量表的信度和效度，并探讨了流动儿童双身份认同整合的特点。其次，以流动儿童双身份认同整合量表、青少年孤独感问卷、自尊量表、抑郁量表为研究工具，探讨了流动儿童心理适应的特点，以及流动儿童双身份认同整合与心理适应的关系。最后，通过点探测任务的实验探讨了流动儿童双身份认同整合与认知偏向之间的关系，并分析认知偏向这一因素对流动儿童双身份认同整合和心理适应两者的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流动儿童双身份认同整合量表具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2性别、年龄、是否为独生子女、父母的教育程度等是流动儿童双身份认同整合程度及其心理适应状况的影响因素；3流动儿童双身份认同整合与心理适应存在显着的相关关系，并且流动儿童双身份认同整合程度能够显着预测心理适应的各项指标；4认同整合高者对正性词的探测时间较短，对负性词的探测时间较长；认同整合低者对负性词的探测时间较短，对正性词的探测时间较长；5流动儿童双身份认同整合和认知偏向对心理适应水平有显着的交互作用。
孟彬成[10]2015年在《效价和唤醒对情绪冲突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情绪冲突是一种复杂的心理现象,它是情绪和认知研究领域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是在认知冲突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情绪冲突虽然是情绪现象,但它与认知密切相关,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个体在情绪冲突中如何对冲突性情绪信息进行认知加工,此类情绪冲突多是指无关的情绪性刺激对当前目标任务的干扰,如在喜悦的表情面孔中央写上红色的“恐惧”,词与面孔之间形成了情绪效价或类型的不一致,这种冲突会显着增加判断面孔表情的反应时。以往的情绪冲突研究,集吕关注了情绪的效价类型与情绪冲突的关系,发现情绪冲突效应会随着目标刺激的情绪效价而改变,以积极情绪作为目标刺激时,能够产生比消极情绪刺激更大的冲突效应。然而个体对情绪信息的认知加工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尤其是情绪唤醒度；同时情绪效价与唤醒度作为研究情绪的两个核心维度,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处于争议中。本文考察在情绪加工过程中,情绪效价和唤醒度的关系,进而探讨效价和唤醒度对情绪冲突的影响,并考察其性别差异。本文首先对选自IAPS的情绪图片材料进行本土化与标准化评定,经过评定的材料将在正式研究的两个实验中使用。实验一使用标准的场景性情绪图片材料,考察情绪刺激的效价和唤醒度如何影响个体对情绪信息的判断,及效价和唤醒度是否相互作用,并探讨情绪加工的性别差异；实验二使用的是面孔一图片范式,以场景图片作为目标刺激,线条面孔作为干扰刺激,通过比较二者在效价一致条件和效价冲突条件下的判断目标刺激的反应时差异,探讨情绪刺激的唤醒度对情绪冲突加工的影响,以及效价和唤醒在情绪冲突加工过程中是否会相互影响,并考察不同的情绪条件下,个体对情绪冲突的加工是否存在性别差异。概括起来,本研究有以下几点主要发现：1、情绪刺激的唤醒水平对情绪加工有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受效价的制约。唤醒水平对情绪加工的影响在消极情绪下差异显着,低唤醒反应时较长,在积极情绪下,唤醒水平的变化对情绪加工的影响较小2、男性和女性对高唤醒的情绪刺激进行加工时反应时差异显着,女性在高唤醒条件下反应时更短；男性和女性在低唤醒条件下的反应时差异则不显着。3、图片和面孔的情绪效价冲突性主效应显着,情绪效价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比情绪效价不一致条件的反应时短,并且这种冲突效应不受情绪效价类型的影响。4、情绪的唤醒水平对情绪冲突效应有显着影响。在低唤醒条件下,情绪效价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显着短于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在高唤醒条件下,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与不一致条件下的反应时差异不显着。
参考文献：
[1]. 不同认知加工水平对来源检测的影响研究[D]. 代红. 华南师范大学. 2003
[2]. 积极情绪对品牌来源国效应的影响作用研究[D]. 才源源.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3]. 不同动机强度情绪对抑郁倾向大学生来源记忆的影响[D]. 孙新梅. 苏州大学. 2015
[4]. 视觉注意条件下数字加工能力发展的实验研究[D]. 潘运. 天津师范大学. 2009
[5]. 不同认知任务中人格特质对信息加工的影响[D]. 陈少华. 华南师范大学. 2002
[6]. 正负框架对癌症患者医疗决策类型的影响研究[D]. 唐一婷. 云南师范大学. 2015
[7]. 认知发展：汉字输入中信息代码加工的理论与实践[D]. 李宁. 华东师范大学. 2009
[8]. 不同诚信水平大学生的认知加工特点[D]. 张玮. 苏州大学. 2016
[9]. 流动儿童双身份认同整合对认知偏向和心理适应的影响[D]. 陶惠新. 广州大学. 2012
[10]. 效价和唤醒对情绪冲突的影响及其性别差异研究[D]. 孟彬成. 南京师范大学.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