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国际经济形势与经济安全（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纪之交论文,经济形势论文,经济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三、世界经济的大动脉
世界经济的大动脉主要看占全球经济54%的欧美经济能否持续稳定增长。目前经济走势大体呈如下特征：美国“悬”、日本“险”、欧洲“慢”、亚洲“软”，世界经济风险较大。
说美国经济“悬”，主要指美国经济热得烫手，高得眼晕，既有泡，也有沫，但泡沫胀而不破。美国人盼高又恐高，既盼经济规模继续扩大，又怕经济泡沫突然破裂，爬得高，摔得惨。目前的经济形势好比打扑克，玩21点，已经摸到了两张老K，再往下摸就很危险了。而且这张老K的一头是新面孔，另一头则是老面孔，出牌要非常非常小心，既要防止因要牌点数太大而出现爆炸，又要防止抽错牌、出错牌，金融政策操作失误而引发破裂。今年3月正好是美国经济进入周期性高涨的第九个年头，也就是说从1991年起，已高速运行了90多个月，若能确保今年不滑坡，就能赢得整个90年代居高不跌的大满贯。1998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高达8.5万亿美元（注：“道指破万后令人担心的美国经济”， 《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3月18日。），经济增长率达3.6%，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宏观经济环境继续改善，与80年代高赤字、高通胀、高失业的“三高”截然相反，实现了低失业、低物价及财政赤字扭亏为盈的目标。与此同时，华尔街股票指数一路攀升，道·琼斯股价指数于3月17日突破10000点大关，连续第四年实现20%的涨幅。在3月16日和18日两天中，6次叩破万点大关。其后虽因投资者获利回吐击压大盘而有所下滑，但4月5日道指再次攀升到万点。4月12日再创新高，最终收盘价以历史最高记录的10339.51点收市，比上个交易日上涨165.67点。美国的道·琼斯30种工业股票的平均价格指数开设已长达103年。1896年5月26日，道指以40.94点收盘。一个世纪上涨了250倍。从1000点涨到2000点用了40年，从2000点到4000点用了20年，从1995年2月达到4000点至今，只用4年时间就突破了1万点。日前，华尔街有一种说法，道指破万，实际上是给美国经济前景出了两大考题，即道指在闯入万点后是牛气冲天，继续走强，还是熊瞎子敲门，大盘下跌；美联储会采取何种措施，是提高利率，为股市“消火解毒”，还是维持中立，使经济“软着陆”。总之，美国经济走势令人提心吊胆，从某种意义说，也是世界经济的一个威胁。如果美国经济大滑坡，而日本经济又起不来，将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即使在平时，美国经济一打喷嚏，别国经济就患感冒。而现在各主要国家都把美国股市风险与本国经济前景联系考虑。对美国经济的繁荣，国外一般有三种说法：“知本主义”、“股本主义”及“无国界主义”，与这三种说法相对应的是如下三种理论。（注：《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2月8日。）
其一是“新经济说”，即认为由于美国产业结构、科技结构、就业结构、产品结构及贸易结构升级换代成功，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目前，“新经济”成份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已高达60%，这打破了传统的经济轮回，从而实现了高速持久运行。“新经济”的主要标志就是信息化投资迅猛增长。据美国商务部调查，90年代初，信息化投资额为每年1200亿美元，但到1998年则猛增到3881亿美元。（注：“美国信息化投资骤增”，《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4月7日。）整个90年代美国企业设备投资的绝大部分是信息化投资。具体地讲，它促进了制造业的“软件化”，服务业的“硬件化”。如果说设备投资构成了经济高涨的物质基础，那么信息化投资则成为整个设备投资的“起博器”。1998年美国有两起引起轰动的企业兼并案：一起是福特公司花64亿美元买下了瑞典沃尔沃公司的汽车部门；另一起是网络关联企业的兼并，但出资规模大于福特。1998年1 月微软公司的时价总额高达4000亿美元，创世界企业史的记录，用其财力可以买下7 家通用汽车公司，但微软的总资产仅为通用汽车公司的1／10。（注：“21世纪胜者的条件”，《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2月8日。）重要原因就是，微软自创业以来，把巨额资金投入人才、技术等知识资本的积累，而非投入土地、设备、劳动等亚当·斯密或李嘉图等传统经济学强调的三大增长要素。在信息化投资的浪潮下，美国出现了“信息本位制”的企业集团，从而替代了传统的金融康采恩。这些企业的一个共性就是，土地、销售额、工厂等资产规模极小，但股票市价却极高，也就是资金实力远远大于产业资本，知识存量大于资本存量。
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原理来讲，设备投资的扩大，带动了需求，从而缓解了生产过剩危机，推动了新一轮经济复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构成了物质基础。但同时，设备投资经过“十月怀胎”而“一朝分娩”转化为生产力之后，又为新一轮经济危机的形成埋下了火种。这也是传统经济的“周期性”所在。相反，信息化投资并不是直接导致生产力扩大的“外延型”投资，而是一种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生产工序合理化、商业流通与金融交易高效化的“内涵发展”，一句话，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它使设备投资所怀的生产力婴儿与生产相对过剩的“预产期”推迟。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才可以说经济增长的“无周期”和“新经济”。据美国估算，信息化投资对美国GDP的贡献度1990、1991年为零，1998年3.9%的经济增长中，有1.2%是靠信息化投资所推动，换句话说， 仅占GDP5.5%的信息化投资就实现了约1／3的实际经济增长。（注：“美国信息化投资骤增”，《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4月7日。）如果再加上此类投资的波及效应的话，信息化投资现已成为美国经济中仅次于个人消费的第二大引擎。从这个角度、这个道理上讲，“新经济”确有其新意所在。从美国经济的新动向看，信息化的大趋势正使经济面貌发生巨大变化。高增长、低通胀、波动小、周期长的经济发展方式将成为21世纪胜者的条件。
其二是“资产效应说”，即“全民炒股”牵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出现所谓的“消费景气”，美国人称之为“股本位经济”。据美金融权威部门统计，1998年美家庭收支较往年多出了约2000亿美元。其中1000个亿是股票暴涨产生的金融资产；700 个亿是三次调低利率而减轻的利息负担；300个亿是海外市场紧缩、物价下跌的结果。这三项合计，约占美国GDP的2.6%。换句话说，1998年“天上掉下个大元宝”，整整多出了2000亿美元。（注：“家计消费支撑美国经济”，《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2月6日。）可爱的是，美国人把这2000个亿，基本上是吃光用光。一半用于消费，一半用于证券投资。
据美联储的经济模型测算，股价上涨20%，在头一年可分别刺激私人消费与住宅投资扩大1.2与2.4个百分点。（注：“消费支持的美国经济”（上），《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2月25日。）据估算，1995 年以来，美国家计部门的净资产余额，平均年增长2.22万亿美元（注：“消费支持的美国经济”（上），《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2月25日。）， 年可支配收入大幅度增长。而消费支出甚至高于可支配收入的增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过度消费”或“提前消费”。1998年美国的这种超出消费高达910亿美元。另一方面，主要是投资股票。美国人持股的时间远远多于持币的时间。一旦进入股市，就有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手里的钱如果不买卖股票，就手也痒心也痒。在西方经济中，大家要注意两个神话：一个是日本的“土地神话”，地价暴涨，日本的地价总额竟然高于美国。另一个是美国的“股票神话”。在美国工业化起步的1800年也就是200年前，如果买入1美元的股票的话，1997年末就达到令人惊叹的数额；而同期购买债券的话，却相对较小。美国年收入5 万美元的中间阶层基本上都拥有帐面价格约2万美元的股票。特别是7600 万出生于高峰期、现已进入50岁的人，都通过投资养老金搞股票投资信托。金融资产增值，利率大幅度回落，企业设备开工率高达82.5%，刺激了企业的设备投资，两者构成了经济高涨的雄厚物质基础，保证了经济的连年增长。从股市高涨与经济持续走高的良性循环关系看，家庭支出与经济的结构变化萌发了经济增长的新芽，这既是美国经济的新现象，同时也为我国如何扩大内需，刺激经济提出了新的课题或启迪。
其三是“全球化效应说”，主要是指美国作为经济开放度最高、金融自由度最大、市场容纳量最多的经济体制，在国际经济中发挥了商品吸收器、资金变压器、技术增高器的作用，使美国能够实现需求扩大而物价平稳，股市高涨而资金不断，投资扩大与效益同步增长的良性循环。首先，国际资金的流向对美国股市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相继发生金融危机，投资者找不到更好的资本输出市场，所以将目光转向了安全系数较高的美国证券市场，大量资金涌入股市，使道指不断创下新高。我的一个感觉是，今年下半年金融形势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理由是，在美国股市再创新高的同时，亚洲的东京股市和香港股市也在应声而起。东京、香港的实体经济并未有明显的起色，其股市上扬主要是靠纽约股市的资金分流。这表明，高处不胜寒，有投资者已经在开辟第二市场，为资金寻找安全岛。其次，从常规的经济周期规律来讲，一旦经济高涨长期持续，就会因为供给的制约瓶颈而导致工资、原材料等成本上扬，进而触发紧缩银根，资金筹集成本随之上升，过热的总需求因此而冷却，经济再次从高涨转入萧条，直到进入谷底，最终完成周期性循环。但在经济全球化形势下，由于贸易与国际资金的跨国移动自由度很大，特别是类似美国这么一个经济大国，它不存在外汇储备和国家风险等问题，所以在实物经济领域，可以通过进口来满足国内过热的需求，也就是通过对外经贸活动来调整国内经济的不平衡，从而使实体经济的高涨阶段能保持整整9年而不变形。 世界经济的大气候也对美国有利。（注：“世界萧条支撑美国经济”，《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4月7日。）如前所述，资本过剩、商品过剩、劳动力过剩，使美国经济得以避免成本上升的瓶颈。但反过来讲，如果世界经济逐步回升，人、财、物在全球范围看涨的话，美国经济持续高涨的另一个条件将不复存在。只要美国储蓄率低等根本缺陷得不到纠正，对美国经济的过度乐观就是不现实的。但美国经济中的泡沫成分还是存在的。从迹象或先兆看，股市泡沫集中体现在网络和科技股——共包括4670家美国科技企业的纽约自动报价股市指数（亦即纳斯达克指数）的涨势咄咄逼人，平均泡沫成分在25%—30%左右。（注：周德武：“注意美股市的泡沫成分”，《人民日报》1999年3月10日。）据美联储的股价测算模型演示，今年1月末的股价已高出正常水准15%。此外， 美国商业不动产价格连续三年出现两位数增长。（注：“美国商务不动产持续高涨”，《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3月5日。）总之，高股价、高地价、高房价，确确实实是泡沫，问题在于泡沫的破裂时间或原因。在持续9 年的经济高涨过程中，道指曾经出现过大面积滑坡。1998年8月末， 俄罗斯爆发金融危机时，道指的下跌幅度达19.3%。当时靠美联储连续三次调低利率，才挽回了整个局势。对今后的走势，华尔街的金融老手认为，1999年末，美国股市下跌30%的概率约有30%。
说日本经济“险”，主要指日本经济正处在战后最严重的“复合型”危机之中。这是战后半个多世纪日本经济周期性、结构性、体制性弊端的总爆发。它的表现是经济活动的“螺旋形紧缩”：银行惜贷、商品滞销、物价低跌、消费萎缩，国民经济陷入缩小再生产。据日本有关部门估算，日本主要产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分别是：汽车745万辆， 钢铁4030万吨，石油化学420万吨。（注：《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4月17日。）据日本官方统计，1998年度，日本的经济增长率是负2.8%。 日本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在于生产过剩、设备过剩、资本过剩。经济大滑坡的重要原因是经济企划厅等部门的预警失误。经济危机久拖难治的结构原因是“泡沫经济”后遗症积重难返，金融机构巨额呆帐成为沉重包袱。经济危机的体制原因在于政界、财界、商界长期勾结，导致整个金融系统腐败、低效、监管不力、黑箱运作，金融的产业化水平、金融商品的开发能力，均落后于美国，无力参与国际金融大竞争。日本经济的短期前景不容乐观。它正面临库存调整、投资调整、雇佣调整、坏帐调整四大压力。除库存调整属短期调整外，三大压力均属中长期课题。一般来讲，设备投资的循环约需10年，调整需3—5年，因而到本世纪末，设备投资仍将处于减少趋势。设备投资是经济复苏的物质基础，基础上不去，整个经济增长缺少后颈。小渊上台后，加大了反危机的政策力度。一方面，全面改组金融结构，清理呆坏帐，建立“桥梁银行”，由政府出资，集中解决坏帐。同时，鞭策金融界开始新一轮大规模兼并。长期信用银行、长期债券银行等在经济高速增长期间发挥过巨大作用的金融机构都已退出金融舞台。另一方面，政府加大财政刺激力度，搞持久性减税，发商品购物券，调低日元汇率等等，总之，动用了政策武库中的所有手段。国际上普遍担心，“子弹已经打光了”，若经济仍起不来怎么办？前不久，美国给日本人出了个馊主意，鼓动日本中央银行购买国库券，扩大货币流通，这实际上是要日本搞恶性通货膨胀，日本未敢喝这杯毒酒。从目前形势看，日本统治集团着眼于周期、结构与体制改革，加大了整治力度，初步防止了金融局势失控。
说欧洲经济“慢”主要是指欧元启动后，兑美元汇率缓慢下滑6 %—7%，欧洲经济前景令人不安。 去年第四季度欧洲经济增长较前一季度恶化，下降0.4个百分点，特别是德国出现负增长；法国、 意大利经济也出现减速。德法意三国经济规模占欧元圈GDP总和的3／4，这三套车车速的放慢，势将对整个欧元圈产生影响。若欧洲经济晴转多云，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非同一般。按年率估算，今年欧洲经济增长幅度可达2%—2.5%。（注：“日益不透明的欧洲景气”（上）， 《日本经济新闻》1999年4月8日。）
四、经济全球化与经济安全
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是现阶段我国亟需解决、我国战略研究机构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可以说，经济全球化呼唤经济安全；经济的大国化呼唤经济安全；综合国力大竞争呼唤经济安全；对外开放的加快呼唤经济安全，经济安全的份量越来越大。
有人说，“经济安全是个筐，什么都可往里装”。但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讲，应该从国家层面上来界定经济安全，特别是作为战略研究机构，它所关注的应该是，主权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利益不受外部因素的威胁和破坏；为经济发展战略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国家经济生存必不可少的先天和后天条件；参与国际经济竞争的能力；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要素的安全，以及一国经济整体安全，亦即球籍问题。由此可见，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世纪之交，我国经济安全的外部环境尤为复杂。因为，经济安全的重要性与开放程度成正比；与综合国力强弱成正比；与市场经济发展成正比，与贸易、投资的对外依存度成正比，与世界经济的国际化、全球化、集团化成正比。随着我国逐渐接近国际经济的前沿，下世纪初经济安全将成为不能不重视的战略性问题，（注：赵英：《中国经济面临的危险——国家经济安全论》。柳剑平：“国家经济安全问题研究”，《人民日报》1999年1月30日。 庞中英：“略论国家经济安全”。《人民日报》观察家：“经济全球化呼唤金融安全”，1998年10月21日。赵长茂：“怎样认识国家经济安全”，《人民日报》1998年8月1日。）对我们这样一个成长中的大国，既具有现实性，又具有紧迫性。正如江泽民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二中全会的重要讲话中所指出的，关键的问题还在于我们自身是否具有足够的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这次金融风波的冲击，我们顶住了，证明改革开放20年形成的基础，使我们具有相当的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但是也必须看到，我们还有许多弱点，这种能力还不够强。江泽民主席强调指出的“承受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是一个关系全局的重大战略观念。（注：郑必坚：“抓住机遇与理论武装”，《求是》1999年第7期第4页。）
具体说来，我国经济安全的任务主要来自如下10个方面：
（一）关系到民族生存的综合国力竞争，也就是毛主席讲过的“球籍”问题，及邓小平所讲的“发展是硬道理”的道理所在。其时代背景就是信息革命正在到来，这场产业革命将最后决定下世纪世界力量对比和国际战略格局。一场世界性的经济、科技大决战正在展开，关系到国家的存亡和民族的前途。美国对我国搞科技禁运，就是美战略界为防止我国力增强而采取的安全手段。北约对南斯拉夫大动干戈，是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规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抬头，强化军事同盟及新的“炮舰政策”肆虐，其背景就是综合国力发展不平衡，也是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三种因素的综合反映，或者说大安全所面临的威胁，民族生存面临的威胁，“球籍”面临的威胁。（注：“中国国际战略学会举行研讨会”，《人民日报》1999年4月15日。）
（二）关系到国家主权的经济全球化。全球化无疑可使我国经济受益，但全球化的逻辑是经济无边界化，它必然向国家主权和国家控制力提出无情的挑战。全球化时代没有绝对的经济安全，一个主权国家如何处理好国际经济与民族经济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好逐渐开放与维护经济安全的关系，必须妥善解决。
（三）关系到金融权利的货币安全。从战略高度看，金融不仅仅是金钱，更是一种权力，一种战略或政治影响力。亚洲的这场金融风暴，实际上早已超出经济范畴，演变为地缘战略争夺，是美元、日元、人民币三大金融力量跨世纪较量的预演。金融权力与国际政治互为因果。人民币的稳定就是安全局势稳定，安全局势的稳定，亦是经济安全的内容。
（四）关系到国家利益和发展目标能否实现，经济运行能否顺畅的金融安全。亚洲金融危机的深层原因是经济市场化和资本自由化推动下私人资本的流动，这种危机是世界经济中的新现象，被人们称作“21世纪型危机”。（注：庞中英：“国际金融体系酝酿改革”，《人民日报》1998年4月9日。）目前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还没有更好的办法控制这一进程，相反，金融资本对国家的控制却在加强。金融危机正是全球范围内的国家与资本冲突的结果。发展中国家对付金融危机的能力是有限的，如何应付国际金融资本对国家金融体系的干扰和冲击，亦应是经济安全的重要着眼点。
（五）关系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海外商品与投资市场安全。亦即对外贸易与对外投资安全，旨在保证我国能够“四面八方做生意，东西南北搞资源”；保证我国与世界各地的市场和投资等商业利益不受威胁；保证我国经济发展免于供给中断和价格剧烈波动而产生的突然打击。
（六）关系到国计民生稳定的各种战略物资与能源安全。亦即我国所需的战略物资与能源始终能得以保障。粮食、石油、煤炭、钢铁、水资源、稀有金属的供给，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然是民族冲突甚至战争的起因。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能源安全。据报载，有的国家从国外市场大量进口煤炭，回填国内的废矿井，也是受能源安全的思路指导。
（七）关系到国民经济网络与信息保持快捷准确的信息安全。下世纪的经济发展方向将是信息经济。在信息经济中，企业靠知识、网络的灵活性提高竞争力；国际贸易战以信息战的形式出现，国际金融活动的参与也靠信息的快捷。所以，建设信息边疆，保证信息通畅，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新任务。
（八）关系到国家风险及危机防范的预防性安全。在经济危机之际，民族国家往往以国家安全为由，干预经济生活，或者将危机转嫁给其他国家；金融资本也经常兴风作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大搞谋略。因为对它们而言金融危机就是赚钱的商机，索罗斯等“对冲基金”在向泰国发动攻击前，就做了大量的谋略活动。首先，他们向欧洲的部分投资银行通报了情报，精心策划近两年之久。按理说，肯定会有蛛丝马迹外漏，这些亚洲国家的情报网应该有所警觉。其次，他们做了大量的假象，亦即伪装活动，发动谣言攻势，扰乱市场，这在攻击港币时尤为典型。再次，在攻击韩国时，掌握了韩金融机构负债期限、规模等重要情报，从而一举攻破韩国。
（九）关系到国家及金融机构信誉的信用等级评估及危机防范。国际金融评级机构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西方的两把刀子。一有风吹草动，前者便推波助澜，给予致命一击，再由后者出面“收拾残局”。对一些国家而言，信用等级关系到国家的信誉和稳定，不同的等级会使一个国家花费很多钱。当穆迪氏投资服务公司公布信用等级时，一些国家的元首要召开记者招待会，货币交易商猛打电话，债券市场为之震动（“一家影响经济的纽约公司”，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98年7月29日）。所以，信用等级评估机构对一些国家经济的影响越来越大。预先报警，防患未然，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工作。
（十）关系到国家综合国力增长源泉的技术安全，这是广义的经济安全概念的一部分。从冷战后俄罗斯的情况看，其科技潜力迅速崩溃，人才外流，基干队伍受到侵蚀，科学发展的物质基础和信息基础恶化。仅在美国国家宇航局系统就有100多名前苏联专家在搞科研；以色列 90%的军工企业专家是前苏联公民（“呼救信号，下降已达极限”，《俄罗斯消息报》1993年10月20日）。从最终影响经济增长潜力，及对外经济竞争力的角度讲，这也是经济安全的内涵之一。我们研究经济安全，目的是为了促进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因为，从根本上说，只有通过改革开放，增强经济实力，才能获得经济安全。
责任编辑注：本文上部分刊发在本专题1999年9期第13～18页
标签：经济安全论文; 经济论文; 国际经济论文; 日本经济新闻论文; 美国金融论文; 消费投资论文; 世界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信息化时代论文; 人民日报论文; 投资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