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不应该在中国发生的战争--论苏联红军与日本关东军战争的得失_关东军论文

一场不应该在中国发生的战争--论苏联红军与日本关东军战争的得失_关东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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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苏联红军与日本关东军之战,是抗日战争的最后一仗,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仗,它对作战双方及战后世界格局都有重大影响,教训深刻。这场战争又基本上是在我国境内进行的,它的发生及其发展规律,对我国的国防教育和国防建设也有重要启示。

苏联红军与日本关东军之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8月9日至14日,苏军全面进攻,突破日军边境防御体系,前进到东北平原,完成了对日军的包围和分割。第二阶段从8月15日至30日,苏军继续进攻, 关东军投降。

8月8日夜,苏军各路全部进入前沿,作好了一切战斗准备。9 日零时,各先遣支队和侦察支队越过国境。拂晓,各路主力同时发起进攻,空军猛袭哈尔滨、长春、吉林、沈阳,太平洋舰队在日本海积极行动。

西线:后贝加尔方面军中路以坦克第6集团军开路, 分两个方向快速前进,第一天前进150公里,第二天又前进100多公里,主力当夜登上大兴安岭,占领台日黑达坝。12日,第6 坦克集团军全部越过大兴安岭,占领鲁北、突泉。左翼部队于11日攻克满洲里筑垒地域,但在海拉尔筑垒地域遭日军顽抗,主力迂回前进。右翼苏蒙骑兵机械化集群,在八路军配合下,于14日攻占多伦,15日占领张北,从而切断了关东军与华北的联系。日本第3 方面军原计划利用广阔满洲平原的纵深阻止苏军进攻,然后确保满洲东南部山岳地带。但在苏军强大攻势下,日军仓皇后撤,未作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只有据守海拉尔筑垒地域的第80独立混成旅团和119师团凭险死守,苏军强攻不克,直至17日停战。

东线:远东第1方面军的对手是关东军第一方面军。 苏军各先遣支队于9日凌晨1时趁黑夜和暴雨偷渡乌苏里江,袭击日军边境筑垒地域。8时半,主力发起攻击,左翼和右翼分别遭到日军东宁、 虎头筑垒地域的顽抗,屡攻不克,主力被迫迂回前进,而留下一部分兵力,并调来重炮和飞机,继续攻击。中路消灭敌火力点后,迅速前进,第2 天占领绥芬河,14日攻入牡丹江市区,与日军展开巷战。为加快速度,苏军主力从牡丹江市南面迂回,直插吉林。关东军第一方面军司令部得悉第5 军牡丹江市的紧急情况,于14日夜向该部发出撤退的训令。17日,第5 军主力撤到横道河子。

北线:远东第2方面军主力在黑龙江区舰队协助下,强渡黑龙江, 13日经激战攻占富锦筑垒地域;另一路主力强渡乌苏里江,于14日占领宝清,从而打通了去佳木斯的道路。原任黑龙江防御任务的部队,于11日转入进攻,14日包围孙吴和爱辉筑垒地域。 担任北面防御的日本第4军3个师团大部分未曾展开战斗,即迎来了停战。

到8月14日止,经6天作战,苏联各方面军分别前进到东北平原、牡丹江平原和佳木斯地区,太平洋舰队协同陆战队,占领了北朝鲜雄基、罗津诸港口,切断了日军的海上退路。关东军的部署被打乱,失去统一指挥,只有部分兵力仍在牡丹江市和若干筑垒地域继续抵抗。

8月15日,虽然日本政府宣告投降,但关东军未停止抵抗, 因此苏军继续进攻。

后贝加尔方面军未经什么战斗,于16日、17日相继占领札兰屯、洮南、通辽、赤峰。

远东第1方面军于17日攻占牡丹江市,俘日军4万余人。同日,方面军右翼占领勃利,左翼占领图门,并向北朝鲜推进。虎头、东宁筑垒地域仍在激战。

远东第2方面军于17日攻占佳木斯后,沿松花江追击敌人。

这期间,关东军正在进行投降事宜。8月15日上午, 关东军总司令部的全体人员聆听了天皇亲自广播的终战诏书。由于还没接到大本营的任何命令,而局势又不允许有片刻犹豫,因此山田总司令官于16日召开了结束关东军历史的最后一次幕僚会议。

同日,关东军接到大本营发来的“立即停止战斗行动”的命令及“同苏军进行局部停战谈判和移交武器等”的指示。17日,天皇的代表到达长春,在总司令部传达了圣旨。

18日,山田总司令官把第1、3方面军和第4 军各参谋长召集到长春,传达圣旨,下达关东军停战和解除武装的命令。

19日,关东军总参谋长秦彦三郎乘苏军飞机前往察里科夫的苏联远东军司令部,同华西列夫斯基谈判解除武装、保护日侨事宜,双方达成了谅解。

尔后,关东军总司令部“用一切”方法和手段向所部传达了停战和解除武装的命令。但因第一线处于混乱状态,一时难于传达到的部队相当多,有的直到8月下旬才通过特使得到命令。

由于苏军各兵团离战役目标尚远,华西列夫斯基要求关东军从8 月20日12时起停止一切作战行动,并于18日命令本部各方面军派出快速支队,迅速进占重要城市和交通枢纽。

从18日起,苏军以临时编组的小分队,先后在13个城市(内有朝鲜4个),实施空降,接受日军投降。20日和21日, 东西对进的苏军快速支队在哈尔滨、长春、沈阳会师。

19日,苏军使节到达长春机场,指令驻长春的部队在市南郊集结和解除武装,并禁止一切通讯联系。这样,关东军总司令部的指挥机能立即陷于停止,伪满洲国的政权机构也顷刻瓦解。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准备逃往日本,17日在沈阳候机室被苏军俘虏。

除东北的作战之外,苏军还于8月11日对南库页岛发起进攻, 该岛日军于8月25日投降;8月18日进行千岛群岛登陆战役,日本守军于22日投降。

8月30日,关东军全部解除武装,以惨败而告终。

整个战役为期22天,日军被击毙8万余人,山田司令官以下59 万官兵投降,伪满蒙军大部溃散。战役期间,昔日不可一世的关东军恰如丧家之犬,在苏军追击之下,武士道式的斗志荡然无存,关东军司令部没有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和撤退。败亡之际,侵略者们的精神陷于崩溃,为数众多的人在绝望中自杀,其中有112师团长中村次喜藏中将。8月17日,到汉城担任护卫天皇代表座机的镰田正邦大尉,在完成任务返航时,见苏联飞机已排列在机场上,竟率4架飞机冲击机场,自我炸毁。 据守虎头要塞的日军,在苏军的强攻下誓死不降,至8月26日有1387 人葬身于自掘的坟墓,另有53人被俘。可怜被抓来修筑虎头要塞的十几万中国劳工,做了战争罪犯的陪葬。

日本战俘后来被押解到苏联西伯利亚做苦工,过着“比死还惨”的日子,“由于粗劣的给养,繁重的劳动和有名无实的医疗等原因,在思念祖国、梦会亲人中死于异乡的大有人在;有的收容所死亡率竟高达60%”(注:〔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四册,易显石等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1376页、第1739页。)。到1950年止,被遣送回国的仅54.66万人(注:《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第617页、第616页、第632页、第618页、第660页、第709页、第709页、第659页、第66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5月。)。

另外,由于关东军的迅速失败,留在东北的80万日本侨民和军属,来不及疏散避难,在战乱中,也不可避免地陷于“不堪名状的惨状”中,因饥饿和疾病,死亡者不计其数。

通过这次战争,苏军完全彻底地消灭了关东军,占领了中国东北、朝鲜北部、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等广大地区,从而为战后国际政治斗争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同时,日本关东军的战略物资和这些地区的日伪财产、工业设备全部被苏联收为己有,搬运一空。真正的大获全胜,满载而归。

苏联红军与日本关东军之战,是在日本政府已决定投降的总形势下,在敌我力量和作战态势相差悬殊的具体形势下展开的。客观形势决定了日军的失败,它只有被动挨打、缴械投降之理,不可能有主动进攻、作战取胜之望。当苏军排山倒海般地扑击关东军时,自然能收到摧枯拉朽之效。何况,它的作战得到了中国人民及八路军、东北抗日联军的大力支援、配合,还有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参战,使其在异域作战如同在本国作战一样,不缺天时、地利、人和优势。客观条件决定了苏军能够一举成功,大获全胜,情况十分清楚,无须赘言。

不过,在作战指导上,日军也存在一系列问题,苏军却表现了诸多优点,为总结这次战争的经验教训,我们尤有必要加以考察。

日军存在的问题,首先是准备不足。

从1905年日军发动日俄战争,到1944年9月的40年间, 日本关东军对俄、对苏一贯采取进攻的战略。其军事理论、作战计划、兵力部署、战场建设及教育训练等,都为攻势战略服务,并受其制约。直到1944年9月18日,日军对苏战略才被迫由攻势转为守势, 但军部思想仍极不一致,长期争论不休,作战计划议而不决,致使整个军事体系跟不上这一战略转变。这是日本“对战争指导最致命的癌症”。关东军对苏防御计划的制定拖延不决,虽然在1945 年1月就拟就一份防御作战的计划,但5 月30日大本营给关东军下达的命令仍是“加强在朝鲜满洲的对美作战及对苏作战准备”,主要是在朝鲜北部实施对苏作战准备。(注:[苏]别列鲍罗多夫《突向哈尔滨》,晓渔译,军事译文出版社1984年6月版,第102页。)同日,命令中国派遣军进行“必要的对苏作战准备”,并调59、63、117、39四个师团到满洲、北朝鲜。此前, 中国派遣军已于1945年1月29日命令华北方面军加速对苏作战准备。(注: 《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下册。)直到1945年7月5日,大本营才最后定下一套对苏作战计划来,这时离开战仅1个多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 要完成由进攻转入防御的兵力部署调整、防御工事的构筑、军队的临战训练,都是不可能的。

例如,关东军在国境线上建设的17个筑垒地域,主要分布在东面和北面,这是适应进攻战略的基地。1945年4月, 日军大本营曾明确指示:苏军进攻满洲,北部正面是辅助突击方向,东西两面将采取向心突击;决战的主力位于西部正面,东部为决战的次要方向。后来的事实证明大本营的判断是准确的。依据这一判断,理应建立以大兴安岭为屏障的西线防御体系。然而,关东军在西部正面既没有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也没有补救的措施,该方面防御工事十分薄弱,筑垒地域仍只有正面右翼的海拉尔、满洲里两个。结果,苏军从蒙古东部突出部到大兴安岭的二三百公里之遥,以及翻过一个偌大的山脉,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战斗。我们观察整个远东战役中,唯一能在某种程度起阻敌作用的,便是筑垒地域。如果在大兴安岭各隘口建筑坚固防御工事,苏军绝不可能顺利通过这道宽达300公里的庞大天然屏障,而在几天之内进到东北平原。又如,关东军曾计划构筑三道防御地带,但战役开始时,第二道只构筑了部分阵地,第三道刚刚开始构筑,因此也基本上没起到阻击的作用。兵力与装备准备同样不足。关东军司令部原打算将在满兵力由45万增加到90万,由于精锐兵团相继外调,除调来华北4个师团援兵外, 只好在满洲本地实行所谓全体动员。

为改变东面的态势,并在属于弱点的西面及西南正面设置复廓阵地,关东军司令部曾要求大本营增设两个军司令部。但因形势紧迫,只得依靠自力弥补,即进行所谓全体总动员,对在满日本适龄男子,除从事行政、维持治安和交通通讯、军需重要产业等所必需的约15万人外,其余25万人全部动员,于7月10日正式发令,编成师团8个,混旅7 个及坦克旅团、特警队。(注:1992年6月11日,《参考消息》。)

关于装备,规定除全部抽调兵器尚较富裕的国境守备队之外,并通过改编伪满军(将其充用工兵、辎重兵)腾出的武器悉数挪用。如仍不足用,即以竹枪装备也无不可。(注:从1900年沙皇俄国入侵我东三省,至1945年苏军进攻日本关东军,在我东北地区,俄国和后来苏联共计有六次大的军事行动,日俄战争是较大的一次。)

当然,鉴于关东军兵力薄弱,大本营也采取了一些救援措施,主要是从华北调去援军。如8月9日发出大陆指令第2536号,指示准备从中国内地转用于南满方面1个军司令部、约6个师团、6 个旅团兵力及作战所需弹药、资材。14日, 大本营指示“先将一个军司令部及最低两个师团……迅速转用于满洲、朝鲜方面”,中国派遣军于14日收到指令,即命118师急速开往张家口方面。15日, 航空总军也鉴于张北方面的紧迫情况,将调往朝鲜的部队暂归中国派遣军使用。但这些都不过是杯水车薪,缓不济急, 且难于实现。

二是部署不当。

在兵力部署上,关东军也没有按照新的防御体系加以变更。既然判断苏军主攻方向在西部,却又没能往彼处增加兵力。按照三个方面的部署,西部只占1/4强,而摆在第一线的兵力只有3个多师团, 在漫长的西线,不过点缀而已。

在东面和北面,摆在第一线的兵力也很少,战争初期交战的主要是筑垒地域守备队,至于机动兵力,只有东面的若干师团参加作战。而在第1、2防区仅有2.5万人,距边界40—50公里布防, 因此苏军攻击一开始就改为追击。指挥员的命令是“只管前进,不要停留!绕过独立支撑点” 。 而在北面,则一点机动兵力也没有。关东军司令部将主要兵力置于长大线以东、长图线以南,目的据说是要“诱歼进攻之敌”和在东南部山地坚持长期战争(游击战)。但这不是英明之举。按照边防作战的常理,不管是保守全境还是固守某一地区,都应该在边境线上部署必要的兵力,用于迟滞敌人前进的步伐,或消耗其有生力量,或破坏其交通,以利于主战场的作战及后方疏散。关东军不注重边境线的防守,像西部正面2300公里的纵深地带竟然只派少数兵力做做样子,让苏军轻易通过,而主力均置于无用之地,在几乎一枪不放的情况下就迎来了投降,这实在是愚蠢不过的部署。

三是指挥不定。

准备不足与指挥有关,而临场表现则完全是指挥上的问题。苏联对日宣战之前,日本大本营对苏军展开的动向虽有觉察,却仍抱侥幸心理,一厢情愿地希望在本土决战期间,苏联不参战。大本营判断苏联对日作战时机可能在8月末,最迟不超过9月上旬。而关东军还不同意大本营这个保守的判断,更保守地认为不会早于9月,很可能在1946年春季,直到8月6日,山田乙三还说:“苏军的进攻还早着咧!”由于对苏军进攻的时机判断错误,以及指挥机关在作战思想上的分歧,作战计划一变再变,部队无所适从,直接影响战前的准备工作和临战的发挥。最典型的例子是,第3 方面军司令官后宫淳不同意关东军的计划(即在满洲平原的纵深阻止苏军进攻,在连京线以东决战),主张倾注第3 方面军主力在连京线(大连—长春)沿线与敌决战。8月10日晨, 他分别命令部署在前方地区的第44军向长春、沈阳地区撤退,在后方地区的第30军主力及直辖军团转至长春、四平地区。这一计划的变更,使关东军的全面作战指导发生了困难。经关东军幕僚一再要求撤回命令,13日中午后宫才“饮泣服从关东军总司令官的意图”,下令向桓仁和凤凰城方面后退。但所属部队已奉命撤离原阵地,局势已无法挽回。

关东军总司令部的指挥更是糟糕。8月9日,苏联发动进攻时,山田总司令官正好出差在大连,当天晚上才返抵长春,司令部群龙无首,竟判断苏军“攻占国境阵地要点后,将准备正式的进攻,从轰炸情况看,其用意似在恫吓”。长春遭到轰炸之后,司令部转入地下指挥所时,地下室灌满了水,电话线也没有。苏军全线进攻6 个小时,关东军总司令部才判明情况,向部队下达“全面开战”的作战命令。而同日大本营给关东军司令官的指令仅是“迅速准备发动全面对苏作战”。8月 12日,总部由长春转移到通化指挥所时,那里事先并未建立军用通信设施,只好靠民用线路指挥。各级指挥机关也多半联络不畅、指挥不灵,有的部队被苏军分割后;始终联络不上,连投降的命令都无法下达。可以说,在整个远东战役中,关东军自始至终处于混乱状态,无论是作战还是退却、投降,都是在无序的状态下进行的。

四是作战不力。

关东军在作战中的表现,简直难以令人置信。整个战役中,仅据守牡丹江市和若干筑垒地域的部队进行了较顽强的抵抗。另外,航空军有两次攻击行动,出动36架飞机,击毁苏军装甲车43辆。其余前线部队心无斗志,几乎是一触即溃,闻风而逃,70多万“皇军”的身影几乎难于在战场上看到。这比起日军在缅北滇西和冲绳的顽强作战来,真是天差地远了,素称“最精锐”的关东军,竟堕落到如此脓包的地步。

关东军作战不力的原因,除了部队训练差、士气低之外,武器装备落后也是重要原因。部队没有同坦克军和火炮大规模深远机动及步兵的摩托化作战的经验,缺少反坦克武器和相应的作战手段,在苏军坦克机械化兵团高速度、大纵深的强大攻击下,没有思想准备和物资准备,束手无策,这个仗简直没法打。

苏联红军的作战是成功的,其原因除了兵力、装备和作战态势占有优势,并作了充分准备和周密部署之外,在作战指导上也有很多突出的优点,主要是选择了最有利的攻击时机,采用“闪电战”法,集中强大兵力,多方面、高速度、大纵深向心突击,而主攻方向选在满洲西部,出击地点是蒙古东部突出部。当然,苏军也有困难,如蒙古东部沙漠地带,缺水难行,是不易解决的问题。加以部队前进速度快,后勤供应跟不上,没有油和水,坦克和汽车开动不了。在山地作战,交通通讯也不通畅。东线进攻时,不得不用三分之二的部队修路。西线大森林,无线电的使用受到很大限制。从相距1500公里大纵深的向心突击,地域辽阔,各路进攻速度有快有慢,难以协同,有被各个击破之虞。这种部署实犯兵家之大忌。不过,苏军的这些弱点都因对手的无能为力而得以避免,侥幸得很。

苏联红军与关东军之战,作为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仗,它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具有重大意义。这一仗彻底埋葬了关东军,给军国主义分子沉重一击,促使日本帝国主义迅速投降,为避免更多的生灵涂炭,早日结束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一仗,使我国东北3000 万同胞和13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日寇铁蹄下早日解放出来,免受了许多损失。对于苏联红军的这一伟大功勋,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所有牺牲在中国土地上的红军烈士,都是值得我们崇敬和怀念的。至于长期争论不休的关于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定性因素,当然是亚太各国的反法西斯力量,尤其是中国人民长达14年的抗战。美国的战略轰炸和两颗原子弹,及苏联出兵东北,仅仅是在日本失败已成定局,帝国大厦将倾未倒的情况下,打出的几记重拳,迫使日本政府迅速投降。

苏联红军与关东军之战,对日本、苏联、中国及世界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把占领中国和征服世界作为国策,为此不但对中国进行肆无忌惮的侵略,而且同俄苏多次交战。关东军霸占我国东北长达数十年,罪孽深重,最后落得全军覆没的下场。日本帝国因关东军的失败而灭亡,军国主义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日本人民也跟着遭难。可以说,日本是因侵略扩张战争而导致亡国亡军的境地,而数十年后的发达兴旺却是得益于军备的限制。这恐怕是日本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吧。

值得提起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受到美国的保护,大批战犯还没有反省自己的罪恶,就被美国或在美国的斡旋下,从同盟国的监狱中放了出来。这批人在日本右翼势力的支持下,重返政坛,窃据要职,有的如甲级战犯岸信介还当了首相。他们不接受历史教训,顽固坚持军国主义立场,对日本社会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尤其是日本经济崛起之后,军国主义势力更加嚣张起来。政府要员不顾世界舆论的谴责和丢掉乌纱帽,经常发表否认侵略战争的言论,年年定期参拜靖国神社,祭悼法西斯亡灵。日本已是经济大国,他们还积极准备作政治大国、军事大国。1992年日本国会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之后,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最令人担心的是日本会不会成为军事大国。”印尼政府官员也指出:“日本必须采取措施,以使不给亚洲国家造成不安。”这确实是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和严加防范的。

苏联是胜利者。苏军对中国东北等地的解放,大大巩固了它在远东的安全,在这些地区得到的权益,使它有了在东方同美国抗衡的资本,是战后形成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以及苏美对峙的两极格局的重要条件。应该说,从战后到50年代的十多年间,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和平民主势力,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霸权主义和侵略政策,对于维护世界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具有积极的意义。 遗憾的是, 60年代以后,苏联也搞霸权主义,侵略别国。为了同美国争霸,片面发展军备,而忽视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下,苏联经济建设步入死胡同。从肯尼迪到里根这几届总统期间,美国凭着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推出一轮又一轮军备竞赛。苏联领导人不自量力地与美国比赛花钱,结果到“星球大战”这一轮时,苏联经济再也无法支持下去了。如此一个庞大国家,顷刻之间解了体,这在历史上是从无先例的,这大概也是当年斯大林始料不及的吧。美国中央情报局苏联问题高级专家(布什总统任内中央情报局局长)R.盖茨在其所著的《从阴影中走来》一书中认为,苏联之所以垮台是由于军备压力超过其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而苏联之所以走这条扩军的绝路,那是它从肯尼迪到里根几届总统所采取的对峙政策所致。这一论断是符合事实的。

苏日之战在中国的大地上进行。41年前的日俄之战,也是在这块土地上打的。虽然这两仗的性质有所不同,但对于我们来说,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打仗,这本身就是一种悲哀和灾难。日俄战争是两个帝国主义为侵占和争夺东北而爆发的战争。这次,苏联出兵东北,有反法西斯的一面,也有维护正当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己主义的一面,前者是次要的,后者是主要的。苏军自称在这次战争中伤亡32000人, 他们在中国东北作战所获得的利益,远远超过它所付出的代价。

中国接受苏联帮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这就是丧失了大量主权及东北的财富。但是,我们又要看到,苏军对东北的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抵制了美蒋反动势力的侵入,对中国革命不无帮助,缩短了中国内战的时间。苏联通过秘密的外交获得的不正当权益,在新中国建立后,很快归还了中国,这还是值得称道的。不过,我们永远不要外国军队在自己的国土上作战,永远不要忘记日本军国主义给我们造成的灾难,我们任何时候都要警惕外来势力的欺负和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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