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183;人性与苦难记忆——王蒙“季节”系列的写作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蒙论文,苦难论文,人性论文,季节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也曾不满于自己的作品里有着太多的政治事件的背景，包括政治熟语，我曾经努力想少写一点政治，多写一点个人，但是我在这方面并没有取得我所期待的成功。”（《道是词典还小说》，《读书》1997年1期）类似的想法王蒙曾经有过不止一次的表述。在谈到韩少功， 谈到贾平凹，谈到其它一些以充分地再现世俗性日常生活而著称于世的作家的时候，他曾经不止一次地对自己小说中过多的政治事件与政治熟语的出现表示过不满与遗憾。王蒙的表述当然是真诚的，然而，就在他一再地作出此类表述的同时，就在他正在进行过程中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的写作中，我们却发现了政治事件与政治熟语事实上的有增无减。这样，一个有趣的矛盾现象就出现了，一方面是理论言说层面上的对“政治”的一种真诚规避的愿望，另一方面则是文本操作层面上对“政治”近乎于变本加厉式的表现。以我们对他最新发表的《踌躇的季节》的阅读体验而言，诸如“文艺八条”、革命、改造、批判、运动之类的政治性话语依然充斥于文本的整体叙事过程之中，这些政治性话语的存在在一定意义上并已构成了读者接受小说时的一种阅读障碍。因此，王蒙的小说便不可能成为阅读性很强的畅销性文本，而只能成为很难给普通读者带来阅读愉悦的不可读性文本。作为具有强烈的读者意识（这种读者意识可以通过王蒙小说中叙述者一再跳出故事情境而直接向读者发言的情形而得到强有力的证实）的作家，王蒙当然真诚地希望拥有更多的读者。在这个意义上，王蒙清醒地意识到了政治事件与政治熟语的大量出现对从内心深处已深深地厌倦了“政治”的普通读者意味着什么。然而，就作家最为根本的创作动机而言，他的“季节”系列的创作乃是要真实地表现本世纪中叶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经历过的曲折坎坷的心路历程。为此，他首先必得真实地重现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所走过的客观的社会现实情形。要想真实地重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现实，一个无以回避的问题即是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日益政治化的倾向，一系列的政治运动与系统化了的政治名词乃是政治化之后的中国社会现实最为明显的现象表证。在这个意义上，前述矛盾现象的出现其实寓示着王蒙在面对到底该顾及读者的阅读期待还是该真实地还原历史情境这样一种无法回避的两难处境时所作的最终的选择。尽管王蒙真诚地希望在自己的小说中少写一些政治事件，少运用一些政治熟语，但出于真实地再现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现实状态的创作动机，他事实上并没有规避政治性语词在叙事话语中的一再反复出现。
很显然，在当今这样一个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在这样一个技术商业化倾向愈来愈明显且日益充斥着世俗性的物欲的喧哗与骚动的时期，王蒙仍然执着于自己数年前并已确定了的创作构想，仍然坚持创作如《踌躇的季节》这样充满了政治性语词的长篇小说，其实是明显的不合时宜，其实并非明智之举。“聪明”如王蒙者当然可以选择更讨巧的创作方式与创作题材，去既顺应历史潮流又讨好读者，或许还可以搏得某些青年批评家的一阵叫好的掌声。然而，作为一位拥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位具有艺术良知的中国当代作家，作为在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政治风云的变幻中曾经跌打滚爬顽强挣扎过的过来人，王蒙不可能忘怀自己所曾经亲历过的风霜雨雪，不可能遗忘曾经现实存在过的历史真实。虽然今天的中国似乎已经变成了一个越来越趋近于实利化的能够比较顺应人性的自由发展的国度，但我们绝对不能忘记今天的中国是由昨天的中国发展而来，不能忘记昨天的中国那充满了苦难与痛楚的现实存在。德国哲学家阿多尔诺曾经将“奥斯威辛以后”作为一项哲学课题专门地提出来，关于奥斯威辛，阿多尔诺曾有“奥斯威辛以后诗已不复存在”这样的名言流行于世。在西方的现代史上，纳粹所制造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确实不仅是西方人，而且是整个人类所必须面对的一种无以逃避的苦难。它的存在不仅证明了西方人的罪，而且也在证明着整个人类的罪。面对“奥斯威辛”，每一个尚未丧失人性良知的人类个体都应感到一种整体性的“人”的耻辱的存在。在某种意义上，中国的“文革”在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上也可类比于西方的“奥斯威辛”，“文革”既是整个民族的苦难，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的苦难。虽然从时间意义上看，“文革”开始于1966年。但追根溯源，早在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甚至在还可以推得更早的五十年代初期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即已孕育着“文革”的萌芽，或者说可以被视作“文革”的某种预演或彩排。西方作家对“奥斯威辛，”对自己所曾经历过的苦难有着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记忆，在战后迄今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史上，曾经出现过一系列反思“奥斯威辛”那段苦难记忆的优秀的艺术作品。仅以电影为例，即有《芳名卡门》、《索菲的选择》、《辛德勒的名单》等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与艺术洞见的杰出作品。可以说，尽管早已时过境迁，但西方人西方的作家们仍然经常性地驻足回望既往的苦难历史，以为后人后世之儆戒。与西方人的这种沉痛深重的反思相比较，国人则显得健忘多了。虽然“文革”结束也不过二十年的时间，但那段沉重的历史却已经仿佛成了过眼烟云，仿佛我们就不曾经历过那样一段苦难的时光，仿佛我们就不曾有过那样丑恶卑劣的人性的大暴露与大展示。当今的中国人宁愿在众多喧哗的大众卡拉OK中获得一种虚幻的人性抚慰，也不愿意重温自己乃至自己所归属的整个民族曾经走过的苦难历程。一个显在的事实即是，在仅仅过去二十年之后，一代青年对典型的“文革”语词所产生的严重的隔膜与不理解情形，但更严重的还在于这一代青年从内心深处根本上就拒绝对既往历史的了解与反思。在某种意义上，“文革”对他们而言仍近乎于一种“天方夜谭”式的神话故事，遥远而不可触摸。在这种令人震惊的现实面前，横亘于每一位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中国作家，中国人文科学工作者面前的重要问题即是，如何有效地唤起整个民族的苦难记忆，如何透彻地对“文革”浩劫的发生原因及其可怕的发展情形作一种深入的理性反思，以最大可能地防止类似悲剧的再次重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认为王蒙“季节”系列的创作确属难能可贵。虽然在王蒙且已发表问世的三部“季节”长篇中，还没有正面展示“文革”的历史情景，但“文革”发生并非偶然的历史事件，它的发生与此前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铺垫，与这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国民某种普遍的精神状态的养成有着内在的极为紧密的因果逻辑联系。因此，王蒙的这三部“季节”长篇在展示描述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国知识分子曲折的心路历程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刻意地探寻追问“文革”何以会发生的历史与社会原因。结论的正确与否姑且置而不论，（更何况，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历史问题，本来就不是一个作家的一部或几部作品所能阐释探究清楚的）这种追问反思的行为姿态本身即已证明了王蒙“季节”系列的价值所在。
因为文本中大量的政治性事件的描述再现与政治性语词的操作运用，王蒙的“季节”系列似可归类于一种“政治性”小说。而关于“政治性”小说或作品，在曾经对中国社会现实的明显的政治化倾向有过直接体验的广大读者心目中，则向来有一种虽朦胧模糊似是而非但却自觉坚决的误解，那凡此类小说或作品都是枯躁乏味甚少艺术品位且更多地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一种拙劣的政治宣传品。的确如此，在一部并不算很长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确实曾经出现过一大批如上所述的政治宣传品。在这种宏大的历史背景下，读者产生上述误解也是情有可原可以理解的。但严格地从学理的意义上说，“政治性”小说或者可以更严格地被表述界定为以表现“政治”事件为基本宗旨的小说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政治宣传品。所谓政治宣传品，当指作家缺乏独立的主体意识，缺乏对所表现“政治”事件的成熟理性的理解与把握，而自觉或不自觉地顺从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所创作出来的服务于某一政治集团，替某一具体的政治主张目的明显缺乏艺术审美品格的一种文学作品。而所谓“政治性”小说则指作家在具备了独立的主体意识之后把“政治”事件纳入自己整体的审美感觉系统中，对之进行艺术性表现时所作出来的真正的艺术作品。因此，虽然从表面上看来，“政治性”小说与政治宣传品都同样充斥了诸多的政治事件同样频繁使用着政治性语词，但从实质上二者却有着本质性差异。问题并不在于写什么、关键乃在于作家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在一种什么样的意识的指导下来进行这种写作的，当他把政治性事件当作一种审美表现的客体而以一种艺术性的视角去进行观照与审视的时候，他所创作的就是一种真正艺术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在这个意义上返顾中外文学史，则不难发现，作为一种特别的主题文类的“政治性”文学作品，其实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西方的荷马史诗，东方屈原的《离骚》，都可以被看作典型的“政治性”文学作品。自荷马屈原以降，诸如西方的《神曲》《哈姆莱特》之类，东方的《三国演义》《红楼梦》之类，也都是极其卓越优秀的“政治性”文学作品。以此看来，当前中国文坛所多的往往是一些艺术技巧幼稚拙劣的政治宣传品，所少的则正是真正艺术意义上的表现“政治”这一事实上对人类生活产生着十分重大的影响的一种文化存在方式的文学作品。因此，我们应该大力提倡一种艺术意义上的“政治性”文学作品的写作行为。然而，这样一种“政治性”文学作品的写作却又不是可以轻而易举达到的，它要求于作家的，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文化修养与艺术素养外，还要求作家必须具备极为丰富的政治经验，尤其需要作家具备一种足以锐利地透过政治经验直抵政治中的人性深处的深邃而理性的目光。依此标准衡量当前的中国作家，具备如上素质者不是太多，而是相对少得可怜。而王蒙，则正是少有的具备了上述条件的一位作家。首先，作为早在1948年上中学时即已加入共产党的著名的少年布尔什维克，在五十年代以来的人生经历中，王蒙由共青团干部而青年作家，而“右派”分子，而大学教师，而下放干部，直到1979年复出文坛。复出之后，也曾经一度官至中央委员、文化部长。可以说，几十年来作家始终跌打滚爬于政治漩涡之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政治生活经验。其次，王蒙虽然一直身在政治漩涡之中，但他却并未被政治所同化，在具有丰富的政治生活经验的同时，他仍然难能可贵地保持了作为知识分子的清明澄澈的政治理性和一个作家的艺术理性。还仍然有着作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自足的精神领地，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当然本色。关于这一点，从王蒙近年所写几篇颇有影响的怀人随笔中即能明显见出：《不成样子的怀念》，《周扬的目光》与《我心目中的丁玲》这样的文章非王蒙不能写得出。胡乔木、周扬和丁玲都是对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意识形态和文学艺术产生过重大影响的知识分子，曲折不凡的人生与政治经历决定了他们那极其丰富复杂的内在精神世界。面对这样一些曾经显赫存在过的知识者深邃难解的灵魂运动，进行一种简单的肯定或否定，作一种直接了当的是非臧否，就显得相当可笑了。当然不是没有人尝试过类似的理解与阐释，只不过因了自身的政治、社会与人生经验的明显不足，而显得有些浅薄有些相形见绌罢了。与此种情形相比较，王蒙上述文章的成功写作，他对被描述对象复杂深沉的内在精神世界相对精到的理解与把握，首先与他本人曲折坎坷的政治生活经历有关，唯有如王蒙这样也曾历经沧桑风云且自身即同样具备一种难以用某种单色调描述界定的复杂政治人格者，方才有可能对胡乔木等人丰富复杂的精神人格有一种比较准确比较贴合实际的描述与评价。然而，仅有政治经验的丰富仍不足以透彻地洞察把握如胡乔木诸人的精神世界，要想达到这一写作目的，尚需作者具备一种超越于具体描述对象之外的能够洞穿历史迷雾的识力与思力。细细品味王蒙的上述篇章，则不难感悟到存在于文中的那种睿智通脱的理性目光。事实上，也正是依凭了作家这种理性视野的存在，依凭了王蒙作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的主体意识及其清醒的理性批判意识的存在，他的上述写作才可以获得如现在这样的现实成功。其实，认真地读解一下王蒙最新创作的《踌躇的季节》，敏感的读者即不难体察到，在小说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如犁原、张银波身上，所凝聚着的则正是王蒙对胡乔木，周扬以及丁玲等历史上实存过的知识分子的观察经验经过一种艺术化的虚构之后的重新整合。犁原或者说张银波当然无法直接地对应于现实中的胡乔木或周扬，但在这些形象的塑造刻划过程中，王蒙对胡乔木们内在精神世界的那种经过理性批判目光过滤之后的认识与理解却又确实发挥着某种举足轻重的作用。
“季节”系列长篇小说的写作是王蒙有可能建构的最为宏大的艺术工程（对于业已年过六旬的王蒙而言，生理精力与艺术思维都不允许他在构想中的五部“季节”长篇完成后去创构更为巨大的写作工程）。可以说，自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他的主要精力都已经投入到了这个系列的创作之中（这一点在他的几次与记者的对话中有一再直接的宣示）。作为具有强烈而成熟的历史意识的作家（关于王蒙的“历史意识”，请参见拙作《在历史的重构中勘探人性》中的有关论述），在具有鲜明的编年史性质的“季节”系列的创作过程中，必然会自觉地追求实现一种真实地重现二十世纪中华民族曲折坎坷的苦难历程的创作终极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把正在写作过程中的“季节”系列看作是对二十世纪民族苦难心史的一种真切的描述和记录（中国是一个历史意识异常强烈的国度，按照美国学者浦安迪教授在《中国叙事学》中的看法，中国的叙事文学与以司马迁的《史记》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史传文学存在着特别深厚而复杂的渊源关系。窃以为，这样一种特别的渊源关系的形成与国人历史意识的普遍发达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这样的一种叙事文学传统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发生与发展自然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而王蒙的历史意识的形成，当然也与这种巨大的叙事传统的影响有很明显的关系）。在“季节”系列中，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民族苦难记忆的巨大存在。关于苦难记忆，青年学者刘小枫在《苦难记忆》一文中有着极精辟的看法：
“苦难记忆既是一种主体精神的价值质素，亦是一种历史意识。作为历史意识，苦难记忆拒绝认可历史中的成功者和现存者的胜利必然是有意义的，拒绝认可自然的历史法则。苦难记忆相信历史的终极时间的意义，因此它敢于透视历史的深渊，敢于记住毁灭和灾难，不认可所谓社会进步能解除无辜死者所蒙受的不幸和不义，苦难记忆指明历史永远是负疚的，有罪的。
作为主体精神的价值质素，苦难记忆不容将历史中的苦难置于一个与主体无关的客观秩序之中，拒绝认可所谓历史的必然进程能赋与历史中的苦难以某种客观意义，拒绝认可所谓历史发展之二律背反具有其合法性。苦难记忆要求每一个体的存在把历史的苦难主体意识化，不把过去的苦难视为与自己的个体存在无关的历史，在个人的生存中不听任过去无辜者的苦难之无意义和无谓。苦难记忆因而向人性品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在奥斯威辛以后，每一个体已不可能将历史中的无辜受难者的存在撇在一边去求得自身的自由，幸福和获救。”
在这里，刘小枫在强调苦难记忆应该是对历史上既往的毁灭与灾难的真实记述的客观性特征的同时，特别地强调了苦难与记忆主体之间的关系。只有当记忆主体在一种罪感心理充盈于心胸之间，当他把既往的人类苦难与自我的个体存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形成一种至真至纯的耻辱与忏悔意识的时候，苦难记忆才具有了现代性意义上的价值实现的可能，而记忆主体也才可能藉此而获致一种自我救赎的希望之光。据此观照王蒙正在写作过程中的“季节”系列长篇小说，从业已问世的前三部作品的实际情形来看，经由充满浪漫青春色彩且具有明显的“成年礼”意味的《恋爱的季节》，从《失态的季节》开始，从钱文萧连甲他们被打成“右派”被抛出了正常的人生生活轨迹开始，王蒙已经一步步地逼近了反思民族苦难重温民族苦难记忆这样一个表现的思想重心。虽然在《踌躇的季节》中似乎闪现过一点摆脱苦难轨迹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很快就随着更猛烈的政治运动更大的现实苦难的来临而化为乌有。在与郜元宝讨论“季节”系列的通信中，王蒙曾有过一种“季节”系列将会越来越有看头的表示。照目前情形看，这种说法正在得到小说文本自身的富有说服力的验证与支撑。虽然王蒙的下一个“季节”尚在酝酿孕育之中，但毫无疑问的，“文革”将成为其中最为核心的表现与思考对象。本世纪本民族最为惨痛的苦难记忆将化为小说文本中具体的人物与故事，以钱文叶东菊他们个人生存的体验方式被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王蒙描述和记录下来。由此看来，王蒙正在写作过程中的整个“季节”系列，仿佛就是一部宏大的交响曲。《恋爱的季节》可被视为作为引子的“柔板”，它以“成年礼”的形式引出了故事中的主要人物，展示这群年轻人青春期的困惑迷惘及其初步的人生思考，并由此导入“急板”——《失态的季节》，在这一部分，随着人生暴风雨的骤然降临，主要人物开始了最初的对人生苦难真切的体验与领悟，诸如“失态”之类精神现象的产生及文本对此类现象的精确描述，则正是苦难对这些青年们最初的人生馈赠。在这一部分，整个“季节”系列表现并反思“苦难”的基本题旨获得了初步奠定。然后，交响曲的演奏迅速推向“行板”部分，这就是刚刚发表的第三部《踌躇的季节》。在这个部分，交响曲的旋律已经渐近于高潮，虽然钱文们已经脱离了下放地重返城市，但这样的反复只是为了再次把他们推入更深重的苦难深渊作一种映衬式的铺垫，它将故事的发展进一步推向了下一个“小步舞曲”即“小快板”的部分。作家对苦难记忆的表现在这一部分将达到高潮，对“文革”的表现与反思是这个尚处于酝酿过程中的新的“季节”的核心与关键所在。毫无疑问，在王蒙颇为宏大的这部“季节”交响曲中，这将是最令人瞩目的一个组成部分。高潮过后，交响曲也就走向了自己的尾声亦即“终曲（活板）”部分。到这个时候，主要人物的生命与心路历程将告终结，“季节”系列审视反省苦难的主旨于此得以最终完成。虽然后两部“季节”尚未创作完成，但依据并已完成的三部“季节”，依据王蒙自己在上述文本以及一些创作谈中隐约透露的信息，更重要的还在于依据一种并不完全受制于作家主体操纵控制的艺术自身规律自在演变发展过程的根本制约，我们作出如上的推断并不显得虚妄，未来的文本事实将有力地证明这一点。然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王蒙“季节”系列所透视反思的固然是本世纪中华民族最为惨痛的苦难记忆。但这种“苦难记忆”却是以一种极为个人化的形式而得以充分表现的。在这一方面，钱文个体明显的自传性色彩以及钱文们知识分子身份的确定所凸现的正是王蒙特有的艺术智慧与匠心独运。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最苦难沉重的承受者即是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因了其知识的丰富与心灵的格外敏感，故而在现实的苦难中性格最易扭曲裂变，也最易形成能够折射融化时代变迁历程的人性的复杂。以知识分子为主要的表现对象，才可以使王蒙全面立体地审视反思二十世纪民族苦难的创作主旨的完成与传达具备最大的可能性。同时，刘小枫所谓“在奥斯威辛以后，每一个体已不可能将历史中的无辜受难者的存在撇在一边去求得自身的自由、幸福和获救”的论断，也更多地只有在知识者群体中，才可以获得其实践的现实可能性。质而言之，刘小枫关于“苦难记忆”的言说，尤其是他对于苦难与记忆主体关系的强调，从根本上即是针对知识者群体而提出的学术命题。他所谓的记忆主体，其具体所指，即是具备了“思”之可能性与能力的知识分子。舍却了知识分子，所谓苦难记忆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上的负载者。从这种意义上看来，王蒙之选择知识分子为表现对象则正好契合了刘小枫对“苦难记忆”深刻的理性论述，故而以刘小枫的有关论述作为界定王蒙“季节”系列写作意义的理论基石也就顺理成章了。窃以为，唯有以刘小枫关于“苦难记忆”的言说来诠释王蒙的“季节”系列，才能极为准确深入地对王蒙的写作意义甚至对他更加复杂的内在精神世界作出一种相对到位的理解与把握。
标签：政治论文; 王蒙论文; 人性论文; 文学论文; 人性本质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艺术论文; 读书论文; 刘小枫论文; 胡乔木论文; 知识分子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