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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621（2009)05－0020－04
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这六个方面全面体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本质。也彰显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向。[1]由此可以看到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它的指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但是在我国当前的现实状况下，如何去构建这种和谐，是党和国家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笔者认为构建和谐社会需要社会资本建设，和谐社会的实现离不开有效的社会资本。
一、社会资本的基本涵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社会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多个学科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是被各学科广泛使用的跨学科概念。是世界各国学者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新范式。虽然学术界目前为止尚未给出一个共同认可的概念，但是其中不乏具有代表性的提法。
一般认为社会资本概念是法国的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n)在《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上发表的《社会资本随笔》一文中提出的，他把其定义为“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与由相互默认或承认的关系所组成的持久网络有关，而且这些关系或多或少是制度化的”。[2]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则被认为是从理论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而具体界定和分析的第一位社会学家。他认为，“社会资本是根据它们的功能定义的。它不是一个单一体，而是有许多种，彼此间有两个共同之处”，“同其他社会资本形式一样，社会资本也是生产性的。使某些目的的实现成为可能，而在缺少它的时候，这些目的不会实现”。[3]罗伯特·D·普特南（Robert D.Putnam)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任何有帮助提升社会合作及促成共同目标的社会关系特质。他在《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公民传统》一书中，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特征，诸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他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福山（Fukuyama)则认为“社会资本是一个群体成员共有的一套非正式的、允许他们之间进行合作的价值观和准则”[4]。
虽然不同学者对社会资本定义的角度不同，但精神内涵是一致的。社会中各行为主体之间的互动并非从零开始，先前的连带关系，已经为行为主体铺设了基本的互信关系，由此降低了交易成本。这种互信关系是由一定范围内的家庭、组织、社群、族群、网络、国家等关系所培养及共享的，因此各行为主体在此范围内，可以依赖社会资本这一共同基础，从事不同的互动行为和集体行动，社会资本越多，共同行动的阻力就越小，行动效率就越高。从长期来看，这种参与、互惠、互信的社会资本构成了一种政策外或体制外的非制度规范，对民主制度的发展、政府绩效的改进、政策推行、培育良性发展的公民社会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此，笔者给出自己对社会资本的定义：一个社会组织或曰社会共同体中有益于增强人们团结、合作，减少社会运行成本，提高社会运行效率的某些社会资源构成的网络系统，其中信任、规范、公民参与社会网络。是这一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三个组成部分，它们共同构成了社会资本的灵魂。
二、构建和谐社会呼唤社会资本建设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1000美元，总体达到了小康水平，2007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2170美元。然而根据世界其他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经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发展的过程既是一个黄金发展期，又是一个矛盾凸显期，社会总体上处于急剧的转型期，容易激发社会矛盾和不稳定因素。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我国社会发展目标的准确定位，也是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正确选择。然而和谐社会的建构需要一系列的条件，其中开展社会资本建设是建构和谐社会的重要途径和手段。理由是：
第一，“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要素有利于促进社会效率。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中指出，高信任度的社会更容易超越家族企业，建立专业管理性企业，创造经济繁荣。普特南认为，信任是社会资本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为社会生活提供了润滑剂。大多数社会资本形式，如信任，都是阿尔弗雷德·赫希曼所说的“道德资源”，即通过使用，这种资源的供给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如果不使用它，它就会消失殆尽。[5]具体来看，从微观层面，“信任”社会资本提供了情感的支持，而情感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是社会化的个人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信任”社会资本通过人与人频繁接触与交往，形成密切而稳定的情感联系，因而组成了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能提高社会凝聚力，把人们从缺少社会道德心或共同责任感的利己主义者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算计者转变为利益共享、责任共担和有社会公益感的社会成员，从而为社会内部的交流、交换和交往提供便利。从中观层面，作为市场经济行为主体的企业组织而言，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开展需要以相应的信息为支持。“信任”社会资本使企业与企业之间可以通过合作获取可靠信息，减少信息上的投入，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并有助于降低对合作方行动的监督成本。同时，企业在成长过程中，这种通过突破特殊信任的低信任度局限而不断扩大普遍信任的高信任度过程，也就是企业壮大自身规模的过程。从宏观层面，“信任”社会资本有利于形成我国“善治”型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即在公共治理中寻求一种国家与社会、公民与政府的良性互动。詹姆斯·福里斯特尔曾经说过：“政府工作的困难在于，它不仅仅必须干得很好，而且必须让公众相信它干得很好。换句话说，能力和表现都是必要的……”。“信任”社会资本高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公信力，有助于政府与公民的良好合作关系的形成，有助于公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有助于政策的制定、落实，有助于合理配置社会资源，达到社会发展的目的。
第二，“规范”作为社会资本的要素有利于保障社会稳定。和谐社会是一个稳定的社会。任何一个社会都无法在不安定或动乱中正常运行，更谈不上发展，稳定和有序是和谐社会的首要标志。[6]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冲突是现代化无可避免的结果，正如亨廷顿那句名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高存量“规范”社会资本有助于培育和谐稳定的政治秩序。“规范”社会资本的形成有两种方式：纵向交流与横向交流。前者主要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灌输来实现，即主要通过政治社会化来完成。后者则是公众在自组织机构内平行交流的民主合作的氛围中形成，规范的自我约束力大大增强。“规范”社会资本与“制度”紧密相联系，能够有效地缓解我国制度有效供给不足的局面。它们抑制人际交往中可能出现的任意行为和机会主义行为，为市场中和组织里的人际合作提供一套框架，并使这样的合作具有可预见性和可信赖性。通过社会成员之间的持续交流与合作，创造平等互换的规范，从而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互信、平等与合作，为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营造稳定的政治社会生活。
第三，“公民参与网络”作为社会资本的要素有利于培育社会公平。现代化背景下，利益多元化的出现不可避免。在市场经济逻辑的作用下，社会利益的分配问题逐渐凸显出来。为了防止这种分化危及到社会的生存，国家必须通过政策系统的调适来整合和控制这种利益的不断分化，实现社会平等，营造公平的社会氛围。但是，“一个群体中被一致认为有效的规范，绝非全部是法律规范”[7]，互惠、信任、参与的民间网络系统和伦理道德观念同样可以作用于人们的行为及价值观念，影响社会联结方式，减少和控制不平等现象的发生。普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这样提到，“首先，公民参与网络培养了生机勃勃的普遍化互惠惯例；其次，公民参与网络也有利于协调和沟通，并且放大了其他个人值得信任的信息，因而也有利于解决集体行动的困境；最后，公民参与网络体现了过去协作的成功，后者是未来协作的文化摹本”。由此可以看到，“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最大意义就在于形成了一种“自发衍生的秩序”和妥协、宽容的公民精神，而这种秩序和精神培育了一种新的平等，从而正如哈耶克所认为：“国家强制实施规则下的这种平等，可由人们在彼此关系中自愿遵从的规则下以一种与其相似的平等予以补充。”[8]
在中国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社会效率、社会稳定与社会公平构成了中国社会发展的三级体系。“信任”社会资本、“规范”社会资本、“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则是社会资本不可或缺的三个组成部分。和谐社会构建的成功与否，就在于能否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三级体系当中维持一个均衡的关系，即如何在确保效率的同时，保障社会稳定与维护社会公平，从而进一步提高效率，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在社会资本中，“信任”社会资本构成了社会资本的核心，“规范”社会资本与“公民参与网络”社会资本最终目标就是增进“信任”社会资本，从而实现有参与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公民、发育良好的以民间组织为主体的公民社会、具有服务观念和责任意识的政府官员组成的政府三者之间的良性互动。社会资本三部分与社会发展的三级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一一对应，而是相互作用、互相促进，其整体性的社会资本，则是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三、如何培育中国现代意义的社会资本
当前我国社会资本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社会资本过少，而是社会资本封闭性过强、过于分散、规模过小，向更大范围转换缓慢，在社会系统的运作中社会资本替代了制度，社会资本形成过程中货币化程度不断提高，以及更大范围的社会资本短缺等。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我国的社会资本具有多元并存的特征，即一方面含有传统社会资本成分，同时又不同程度发展了现代社会资本因素。从空间的角度来看，我国社会资本呈现出分布不均衡的特征，即地域之间的不均衡和社会层次之间的不均衡。发达地区的社会资本密度和存量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而拥有较多经济和文化资源的阶层，其参与公共治理的热忱和能力都普遍较高。
传统意义社会资本应当如何向现代意义社会资本转换呢？政治学家们一般认为有两种基本策略：一种是斯汤普卡提出的“自上而下”的共和制解决办法。它在信任交易的需求一方起作用，如果政治制度和程序能够按照守约、公平和团结运转，那么信任可能得以增加，好政府和好法律可以产生好公民；另一种是普特南“自下而上”的“使民主运转起来”的“公民社群主义”解决办法，它在信任的供给一方起作用，人们通过参与社区活动来恢复信任。两种思路差异主要在于重心不同，前者将重心放在了国家、政府的制度建构，后者的重心则是在公民社会的自愿参与。笔者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资本的培育必须将国家和社会都纳入进来，既有自上而下的有效控制，又有自下而上的有力推动，真正实现上下的良性互动，在国家和社会相互监督、相互协调、相互合作中克服国家干预的失效和社会的非自主性。
培育中国现代意义的社会资本，政府引导是前提。一般来看，政府权力在社会资本建构上的作用有：在法律上确定新生的社会关系；提供稳定的制度背景和制度激励，与社会资本形成互补；用法律手段调节不同社会资本的冲突和矛盾；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建构总体的社会资本，对于能够体现社会总体价值的社会资本给予肯定、宣传和推广；协调社会资本创造主体之间的关系。[9]而针对我国具体情况，政府应当努力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首先，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应当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社会制度包括外在制度和内在制度。外在制度是政治共同体的权力机构自上而下设计出来的，强加于社会并付诸实施的。内在制度是从人类的经验中演化而来，包括习俗、惯例、道德观念和道德准则等。在我国，前者主要的体现就是必须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坚持依法治国。后者主要体现在注重培育“官德”和“民德”。正如党的十六大指出“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辅相成”。其次，政府作为政治社会化推动者，应当发挥其在教育领域的重要作用。教育作用不仅传递人力资本，并且以社会规则和规范的方式传递社会资本。例如，福山就认为，解决腐败最有效的途径就是为高级官员提供高质量的职业训练，并且在这些精英之间创造团体精神。最后，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应当强化监督机制和约束机制。一方面加强对失信欺诈的监督惩戒，形成守信者收益，失信者受罚的良好社会氛围；另一方面，政府各部门要建立约束机制，规范自己的行为，依法行政，成为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者和商业诚信原则的维持者。
培育中国现代意义的社会资本，公民社会组织是关键。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资本产生与更新是与志愿性部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普特南认为，在繁荣和民主发展的背后，价值观和品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公民社会组织的介入，十分有利于这种价值观和品质的确立。“公民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到发展项目中，可以极大地弥补国家能力的不足并促进以官民合作为特征的治理和善治。公民通过参与各种志愿性社团组织所形成的互惠、信任、合作等规范，正是维系民主和促进发展都不可或缺的社会资本。”[10]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代表了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水平，并表现在公民自发组织、志愿性团体、社区组织、利益集团等非政府组织（NGO)的发展上。从某种程度来说，公民社会组织的发展以公民社会的主体意识为基础，以公民社会的认同、信任等公共精神为纽带。但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我国公民社会组织成长的致命缺陷就是公民社会的认同感和信任感普遍偏低，有的地方甚至付诸阙如。尤其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不断产生出来的碎化力量，更使公民的工具理性不断得以张扬，独立、认同、合作和互助的民间组织体系缺乏组织成长的土壤，同时其自主、资源、非政府的特征尚不明显，经济方面缺乏独立性。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笔者认为重点就在于如何处理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的关系上。一方面，政府应该引导、规范和鼓励民间组织在公共事务管理当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从而培养公民的公共精神。另一方面，政府应放松对基层社团的控制尺度，使其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即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应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平等合作的关系。
总之，发展与完善中国的现代社会资本有利于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
收稿日期：2009－0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