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信号／信息及语词的符号学阐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符号学论文,语词论文,信号论文,医学论文,信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0763-(2006)04-0019-06
一、引言
一部医学科技史是人类不断挑战疾病，寻求自我拯救的过程，是浸染一个民族情感与智慧的医学文化史，也是一部医学科学话语表达方式不断更新的历史。从医学符号学角度分析，医学的进步在某种形式上表现为一种语词与非语词概念的准确性和医学符号系统性的不断增强，医学的发展就是在科学的语词与非语词符号系统中构建起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人类最初对疾病症状的描述诞生了识别与显示这种疾病存在的符号，医学语词与非语词介质符号因医学诞生的需要而在医学语言中生成。最初的医学符号在促成医学的形成与发展之后，会渐渐地退出历史的舞台而在语言文化层沉积下来。一种潜在的力量促使那些医学语词自行筛选、优化，无效的语词被剔出去继而消亡，留下的便形成了强大的医学语群，将博大精深的医学现象统一起来，形成一门系统化的科学整体。疾病诊断和治疗成为现代医学追求健康的两大基石，然而，症状仅仅是疾病滞后的人体异常反应，今日的医学重点正由传统的基本症状治疗模式向以信息为依据的治疗模式转变。医学信号／信息成为现代医学疾病认知机制的原点，一切医学语词与非语词符号的表达均围绕它们而进行。久而久之，语词自身也演化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它不仅要描述甚至规定着千姿百态的世界。在今日迅猛发展的社会中，日新月异的医学新语词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随时随地在使用它，感知它，并且丰富着它。可语词如何一经说出便照亮了混沌之物的首次命名？语词背后存在着的一股强大的力量究竟是什么？超越医学信号／信息乃至语词表层意义的医学符号浸润着何种“能指”与“所指”的关系？这就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也是世界各国语言符号学家所要探究的问题所在。
二、医学与符号学
随着人类的文明进程，尤其是近百年东西方文化的融合，自然科学不再各分东西，相继融为一体。博大精深的医学集解剖、生理、病理等基础学科和内科、外科等临床诊断学科为一体，不仅包揽生命科学的各个领域，而且涉及化学、物理、生物、天文等自然科学门类和哲学、逻辑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人文社科门类。它是一个不断吸收各种科学知识，并以某种哲学认识论和方法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科技文化体系。因此，医学涉及学科之广是其他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所无法企及的；它比其它任何单一的科学更具有一些交叉和综合的性质。医学绝非是纯粹的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而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高度综合运用的科学。只有博学多才的医学家才有能力高举医学的火把走遍人身这座复杂的迷宫，照亮千年尘封遮蔽的心灵。因此，穿透医学符号系统的跨学科、跨文化研究必将有助于揭示医学的本质及其发展的历史，有助于人类认识自己的心身。
随着20世纪旧学科的瓦解、分化与发展，自然人文社科之间相继出现互动、交叉与渗透，新的边缘学科层出不穷；一门具有强烈综合倾向的学科理论异军突起，那就是符号学(Semiotics)，即关于语言类和非语言类范畴内记号概念、记号过程及意义表达方式的学说。它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尤其在60年代建立起一整套符号学理论，同时在现行学科研究领域里展开具体的符号学分析；继而深入并跨越“文化”这一核心概念，悄然打通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界限，成为贯穿自然人文社科学科门类、跨越民族和国家疆域的方法论。据语源学考证，“Semiotics”一词与医学“症状学”同源。事实上，自古以来符号学一直被用于解决日常实用问题，符号学曾为医学、数学等自然科学的形成起过重大的作用。古希腊人最早运用符号学的记号方法，依据疾病症状或征候来确认疾病。医学记号曾为解释疾病的症状、识别疾病的概念继而确立各民族的医学思维完成它自身应有的使命。在西方，第一本关于符号学的著作是希波克拉底的《论预后诊断》，即症状学——讨论如何通过症候来判断病情，如何透过庞杂的表象看到疾病的本质。近代的临床医生面对一个个不同体征的患者，从表现各异的患者主观体验中概括出某一病种的概念，从众多生动的医学现象中，抽象出某种医学符号做出本质的陈述，并演变成以理性推论的语言逻辑为核心的医学科学思维。如今西方出现“医学符号学”应用学科专门从事医学科学的记号概念及其过程的研究，内容涉及“古希腊罗马医学中的记号概念”、“拉丁中世纪时代医学中的记号概念”、“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初叶医学中的记号概念”、“从19世纪到现代医学中的记号概念”([1],pp.298-304)。现代医学符号学已经着手“研究有关症状与疾病的关联方式以及在精神分析学中病人症状与言语化表现的关联方式。艾柯还认为在医学科学之外研究症状意义系统编码规则是重要的”。医学症状成了当代意大利符号学家艾柯记号分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2],p.5)。
诚然，远古时代的先民为万事万物“记号”，自然界中从而有了语词符号的存在，人类才感知到语言所赋予的神奇力量。先民们常把所看到的或想象到的一切，甚至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归于神。这是史前人用以命名事物的一种普遍记号方法。从历史的角度看，语词符号对事物的“记号”或命名是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人类对客体的命名历经漫长的名实之争，词与物的概念、语言与世界的关系愈加复杂化，人们对事物的命名不再简单地等同于事物本身，或轻易地等同于概念。欧洲现代符号学创始人索绪尔在20世纪初创造出一个普遍性的术语“符号(sign)”来代表或表示语言类和非语言类单元概念。就语言类符号而言，语词正是表示思想观念的符号，语言即为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索绪尔创造出“能指(signifier)”和“所指 (signified)”一对语言学术语，认为任何一个符号都是能指和所指这对双面体的合二为一；能指为知觉音像，含听觉符号的声音和视觉符号的字符，所指为意念心像，即某一概念或思想的元素，不直接等同于事物却又与外在所指者相联系。因此，符号、外在性的能指和内在性的所指在心理场上构成一种三项的关系，即符号为形、音、义的结合体。索绪尔涉及符号、能指和所指三项关系的符号概念揭开了现代符号学的新纪元。
虽然现代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发轫于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但它真正成为研究人类语言及非语言符号系统、揭示符号及其文化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应当归功于美国哲学家皮尔士经典符号学理论和美国符号学家查尔斯·莫理斯的推动作用。前者将非语言类符号划分为图像符号(icon)、标识符号(index)、象征符号(symbol)，涵盖了本文所要探讨的信号(signal)、症状(symptom)、影像(image)、图谱(mapping)等。后者基于对皮尔士符号意义理论的回应，在“符号基础理论”(1938)一文中首次明确划分出“符号学三分野——语形学、语义学和语用学”([3],pp.21-22)，成为至今仍被广泛采用的学科分类法。从此，符号学理论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其不可估量的影响渗透自然人文社科等不同领域。
三、医学非语词符号
人体是由饱含丰富医学信号／信息的生物分子、细胞、器官等层次组成的复杂生命系统。它依靠各层次的生物活动和功能及其有机配合，才能实现生命体的新陈代谢等基本功能，维持人体的健康。近代的生命科学研究表明，人体的内部存在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而信息流控制物质和能量的代谢作用。信息常通过一定的物理量——声音／图像信号来体现，或者说信号是信息的物质体现及物理过程。孤立的替代刺激的信号仅仅是或将永远是信号，而不是符号；只有当信号涉及信息，其意义被使用者所关注解释时才真正成为符号。当信号与信息在医学符号学的视阈下，成为索绪尔“能指”与“所指”音、形、义的结合体时；或者在皮尔士经典符号范畴内，转化为医学听觉或视觉信号的波形、参数、影像、图谱及其所蕴涵的医疗信息时，信号的替代关系才上升至意指关系的层面，即赋予信号以一定意义，其信号传递就转化为符号交流。此时的信号不仅仅是信息的载体，还是意义的载体。从而，信号／信息这一特定医学符号的“双面体”成为现代医学疾病表达方式的原点，成为构建现代医学两大基石：诊断和治疗的基点。一切医学语词与非语词介质符号的表达均围绕它们而进行。医学非语词介质符号涉及症状或征候的信号、影像、图谱等等疾病指征，符合皮尔士有关图像、标识、象征符号的研究传统。当代美国符号学家西比奥克(T.A.Sebeok)更是将信号、症状、图像、标识、象征和名称并列为六大分类符号。
生物信号 人体器官均按照一定的规律运动着，运动时的振动会发出声音信号，如心音、肌音、关节音、呼吸音、牙齿叩击音、肠鸣音及耳声等生理声音信号，蕴涵着许多相关器官的生理和病理信息特征。因此，人体面临应激情境时，对刺激会做出生理、心理、社会文化系统的整体信号／信息反应，即呈现躯体、心理及行为指征的应激反应，且影响疾病的发生、发展及其预后状况。全面反映人体内各种成分、性质、状态和功能的生物医学信号／信息，涉及生物体分子水平、细胞水平、器官水平和系统水平等各个层次，包括生物电及生物磁、非电磁常规生理／生化参数、医学影像、遗传图谱、基因文库等。对于一般模拟信号（如生物电信号）的测量，人们往往要考虑信号波幅、频率等声音系统参数的分辨率和时间（间隔）的分辨率。例如，反映生物体生理和生化变化的信号或参量大多是微弱的，人们往往依靠各类生物医学测量仪器获取信号，经放大加工处理，变成便于理解和使用的量化数据、图形或图像，或转换成声、光、电数字信号，予以存储、显示和记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号转导成为生命科学领域的热门话题，在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引用和延伸。细胞信号通常就涵盖生物大分子（蛋白质、多糖、核酸）的结构信号、物理信号（电场、磁场、光、声、辐射等）和化学信号（包括内分泌激素、神经传递质与神经肽、局部化学介导因子等细胞间通信的信号分子以及环腺苷酸、环鸟苷酸、钙离子等细胞内通信的信号分子）。
医学影像 各种医学成像技术（X线、CT、MRI、B超、彩超、电子内镜等）获取的医学影像，实现了生物体二维或三维信号／信息的空间分布，特别有助于反映生物体的结构形态（如细胞形态、肿瘤和病理变化等）及功能活动的空间过程（如心脏和大血管中的血流状态），因而在医学诊断中有极高的价值。对于图像的测量，空间（距离）的分辨率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对于能量（如光谱）测量，常要求一定的频率（差）的分辨率。当前核医学最高水平标志PECT（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成像术），是目前唯一能用解剖形态方式进行测定生物体功能代谢和受体显像的技术，它利用CT和核素成像技术，从体表动态地定量观察活体内部分子水平的生化变化，有助于了解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并深入认识疾病的病因和本质。PECT不仅是研究基础医学和药学基本理论的有力手段，也是检查和指导治疗脑疾病、心脏病及肿瘤的最佳工具。PECT显像在肿瘤的诊断和处理方面提供特有的信息，其肿瘤血流灌注显像、肿瘤代谢显像、肿瘤受体显像等等技术，为鉴别肿瘤性质、肿瘤的分级、分期、肿瘤的复发和坏死提供极具临床价值的信息。
基因图谱 基因是遗传信息的物质载体，蕴涵支配生命活动的指令和构成生物体的信息。所有此类信息均为层次结构：基因及其与环境交互作用控制从DNA到蛋白的整个生命过程。信息通过蛋白相互作用在“信息和信号链”中持续流动；“信息和信号链”构成信息网络，控制细胞和组织。细胞网络构成生物体，多个生物体构成种群，而种群形成生物系统。所有生物体的生命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受到基因的控制。人类的疾病无论器质性或功能性大多不同程度地与基因有关。有些疾病直接起因于单个基因的突变，有些则由多个基因的突变引起，还有一些疾病的易感性与基因组内DNA序列形成的遗传性有关。因此基因的分离、表达和克隆是目前功能性基因研究的热点，对人类基因的认识、定位和测序分析被认为是“大科学”。
基因作图对于基因的识别、定位和模型的开发必不可少。所谓“作图”，就是要绘制出遗传连锁图、物理图、序列图和转录图等主要图谱。这些图谱都反映一定的遗传信息，但所用的尺度不同。遗传连锁图为大尺度的绘制；物理图谱的绘制属于中等尺度，转录图代表基因所在的图谱，绘制转录图先要将基因转录产物 mRNA进行反转录，构建cDNA文库。基因组测序属小尺度作图，也是最精细的作图。当今的细胞分子生物学正在破译遗传连锁图谱，并建立基因克隆文库。未来的基因表达谱芯片可以绘制一张反映正常、异常和受控条件下所有基因表达的多维时空图，从而找到未知基因的功能信息和已知基因的未知功能。现有的基因图谱显示生物遗传信息系统与言语信息系统之间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DNA密码的译解揭示，我们人类拥有一种远比象形文字古老的语言，一种同生命一样悠久的语言，一种最富生命力的语言”([4],p.207)。
总之，人体这一极其复杂的生命系统包含着反映生命活动极其丰富的生物医学信号／信息。这些信号／信息存在于无数结构各异的生物分子精巧构造的细胞这一复杂结构体系中；存在于由细胞组成、具有特殊结构与功能的器官中；存在于由各种器官组成、具有特殊功能的生命系统之中。作为疾病诊断、监护和治疗依据的生物医学信号／信息既具有一定的空间多变性，又具有时间多变性的特点。为了避免出现信号测量结果的盲目性与随意性，实时控制技术被广泛地应用于生理检查、病人监护以及治疗和康复医学中。生物医学信号／信息不仅是疾病诊治与监控的依据，而且可以直接化为治疗的一种手段，近年发展的生物反馈、生物信息疗法、认知疗法就是明证。就以生物反馈为例，它采用电子仪器准确测定神经—肌肉和自主神经系统的正常和异常活动状况，如肌电、皮温、脑电波、皮电反应、血压和心率，并有选择性地放大成视觉和听觉信号，然后反馈给个体，让其逐步了解自身的肌体变化过程，通过学习与控制仪器所提供的外部反馈信号，从而学会自我调节内部心理生理变化，达到治疗和预防特定疾病的目的。生物反馈联结普通医学和社会、心理医学，在临床治疗中真正实现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5],pp.2-11)。今日的医学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变革时期，医学的重点正由传统的基本症状治疗模式向以生物医学信号／信息为依据的治疗模式转变。症状仅仅是疾病滞后的很粗糙的人体异常反应。当今重大医学课题的研究着重于探索导致疾病的生物医学信号／信息规律上，以控制生物逻辑信息，使其处于健康状态，进而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
四、医学语词符号
语词，作为逻辑学名词，指在一个语言系统中具有意义，可用来指称客体的最小的词。它是自然语言中的基本单元，也是意义介入语言形式的单元。医学语词，除了语言共核中的那些常用词之外，尤为强调“语”，即医学领域的学科术语和行业用语。它与一切源于民俗活动的语词符号一样，具有任意性和约定俗成的特性；最初的记号命名过程是任意的，无从论证的，但后来由单纯的语言符号组成有意义的复合符号时就有了一定的理据性。医学语词强调语言的实用性和有效性，追求的是语义透明，即指称的确定性和表达的明晰性。为了避免出现医药名词的混乱局面，标准术语或名称在专业性、科学性和准确性三个方面经过严格厘定。
国际标准化组织在涉及有关客体、概念、定义和称谓等术语学基础内容的约定上至今已颁发一系列的原则标准。“客体经过观察、抽象而成概念，概念在专门语言中用称谓表示，并用定义描述。同属一种专门语言的一系列相关称谓构成了某个特定学科领域的专门术语”([6],p.39)。此处约定的“称谓”就是指称类概念的术语、指称个体概念的专有名称和两者皆指的符号；“定义”即用语词来界定或表述概念。这就紧扣住现代语义学的指称客体和表达意义的两大基本功能。语词符号指称客体和表达意义构成一种三角关系，是现代语义学的一个重要原则。在此三项关系中，客体对象和记号意义相互分离，因为某些客体是具体的物质客体，某些被视为非物质的或是抽象的，有些则是被看作纯粹想象出来的，却富有意义。人们通过观察周围的客体，经过一个叫做概念化的抽象过程，把客体归入被称为概念的思维结构体或思维单元，用各种交流方式表达着这些概念。在此，概念与抽象的或想象的客体不能相互混淆，人们是在大脑中将具体的、抽象的或想象的客体概念化，随后赋予这个概念而非客体本身一个称谓或符号。总之，客体和相对应的称谓或定义之间的联系，是通过概念这一更高层次的抽象形式建立起来。
为了准确表达医学概念、传播医学知识，医学名词术语的确立遵循一定的命名原则，具有很强的科学性、逻辑性和单义性等特征。例如，疾病命名法一般依据疾病概念定位系统的层级结构，遵循其“种差与类属”原则、“部分与整体”原则及相关连带关系。规范化的病名术语应清晰地标明该符号所指的类属、层级和区别于同类、同级疾病的各个具体特征，就以“非典”和“SARS”命名为例，两者均不符合学名的规范化要求。前者“非典型肺炎”是一种类名，它包括由支原体、衣原体、军团菌、立克次体、腺病毒及其它一些不明微生物引起的十多种肺炎，因此，用一个外延过大、较为泛指的名词指称2003年突如其来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显然是不够科学的。后者“SARS”（重度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的命名，当时出于对这种新的传染病不了解，笼统地称之为综合症，没有加以准确的类属定位，未能说明那是一种新的肺炎疾病，毕竟综合症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而是一组症状。查清病因、确定冠状病毒病原体后就应制定一个独立的肺炎名。事实上，现有肺炎类命名按照其病原体及相关病因、疾病的物理属性（如解剖部位、外观、性状、活动）、疾病的传播群体、时间、地点等等分类，不下十余类。众多医学专家首选病原病因性命名，因为这种命名法有助于对症治疗。如今对“非典”、“SARS”正名的时机已经到来，不妨修正为“传染性冠状病毒性肺炎”([7],pp.6-7)。但是，“非典”、“SARS”这些暂时性的命名，却也符合语言学上的“约定俗成”原则与“惯性思维”原则，渐渐地进入人们的日常语汇，成为指称这一传染病的“俗名”。
医学名词术语的构成方法取决于各种不同语言的词汇、语法和语音结构，从而，在不同语言中出现含一个词素的术语，或者含多个词素的结合体；或是由几个词排成一串词组或一个术语片语。英语医学名词术语大都取自希腊语、拉丁语或拉丁化的希腊语，构词能力强，具有“一词三式”的特征，如“呼吸”对应“pneuma（希腊源）”、“respiration（拉丁源）”、“breath（英语）”，“血液”对应“haima”、“sanquis”、“blood”，“细胞”对应“cytos”、“corpuscle”、“cell”，词义固定，概念清楚，涵义精确。英语医学名词术语通过加缀派生法、复合法、缩略法、转换法、转借法等等构词手法建立起一整套的术语标准化系统，该体系在词汇单位之间、意义与意义之间构成各种错综复杂的交叉联系，既有纵向联系，又有横向关联；反义中涉及相对、相反的关系，同义中涵盖近义、交叉、包容的关系。
汉语医学名词术语历经古医文和现代汉语的演变自成一个独特的体系。汉语是一种倾向意合的表意文字系统，汉语的句法不受形态成分的约束，不像西方的表音文字那样具有繁复的变位、变格的形态变化，而主要取决于语义上的搭配是否合乎事理。汉语的字形结构与表意作用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字演化为一种“记号”，首先是一种以字为中心的书写单位，其书写形式可以先于声音和意义形式。汉字以形象思维为主导，以“象”的保留为其符号的特性。构造汉字的“六书”“就是以象形或取象为主，当然也有象声，都是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模仿。指事也以形象一符号显示自然关系，模拟自然关系。会意则是对事态的复杂关系的显示，不是单纯的象形。这基本上决定了中国文字的形象性。转注、假借则是语义的延伸，是象形文字的形象性延伸出去。语义延伸也代表了形象延伸”([8],pp.191-192)。汉字这种“观物取象”、“因象见意”的象征思维模式及其重构或再造功能，是西方其他表音符号语系所无法直接完成的。汉字特有的六种构词法蕴涵着巨大的空间语形视象特点，其一字一音的单音节字可以巧妙地排列组合，产生多姿多彩的视象效果，且义象的理喻十分丰满。这种具有象形根源的单字由于其基本笔画结构的稳定性而保持着一种视象语义常量，可在不同语境中，选择不同的声音（如四声）组成一个字音集合，承载起不同的意义；一个汉字不是一个而可能是多个观念或概念的代表。汉字这种一个视觉记号对应于多个意义的结构显然不同于西方表音符号语系中声音—意义一一对应的模式；汉语的“形—音—义”的对立又统一使得其语义系统具有较大的语义构成自由度，一个汉字可以用极其灵活的联想方式来指称不同的客体对象和指示不同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在浩瀚的医学词汇中，有时即便不熟悉相关的医学涵义，但单凭独立的汉字的语形或语用意义就能揣度其意，这也就解释了为何中医系统名称比西医系统名称更富语形或语用的色彩；例如，溢饮→anasarca（全身水肿），消渴→diabetes （多尿症），天花→smallpox（痘疮），耵聍→cerumen（耳垢），鼻衄→epistaxis（鼻出血），溺血→hematuria（血尿），血崩→metrorrhagia（子宫出血），牙宣→gingival atrophy（牙龈萎缩）等([9],pp.4-7)。但是，汉字的象形字源特性也妨碍其表达抽象观念，今日的西方学者不免怀疑汉语传达西方抽象思想的准确性，但现代汉语多字符的出现成为突破东西思想沟通的枢纽，多字符系统取代文言文中的单字词，使得词义系统内容大量扩增，并使词意所指确定化，因为两个以上字符的语义幅度比单字符的语义幅度缩小，从而使所指范围缩小，意义更为明确；原有单字通过组合搭配产生大量新的意义组合单元。现代西医文本中的绝大多数概念均由汉语单字固有字义组合成新的2-5个字符来表达，从而克服了中西医语义传统结构的差异，既完整地保持住汉语原字汇系统，又解决了表达西医复杂和抽象概念的记号问题。
我们在此不妨通过对“证”、“症”、“征”的辨识来加深对上述问题的探讨。“证（證）”与“症”是中医术语，“證，疾病證候也，俗作症”。“症，俗字，读如正，病之徵验也，古皆作證”（《辞源》）。“证”指中医学的证候，是医生根据中医理论及望、闻、问、切的四诊，概括病因、病性、病位、病理的诊断术语，如“循证医学”、“主证”、“虚证”、“适应证”、“禁忌证”等。“证”是中医非常独特而重要的概念，是西医所没有的概念，“证”反映中医疾病的本质，它不仅有病理的概念，还有生理的概念。因而，证候既等同于证，又可理解为证的外候，是疾病的外在表现。“症”指症状，即病人的临床主观异常感觉，属于现代医学术语，如“临床病症”、“重症”、“主症”、“并发症”等。“征”是“徵”的简化字，在古词源中没有病象意义，是现代汉语移译西医典籍时创造的术语，如“syndrome”译成“综合征”、“indication”译成“指征”，“sign”译成“病征”、“体征”、“征候”，“sign and symptom”译为“征象”等等；但是“symptom”常译成“症状”，因为中西医之间存在概念重合的现象，又如“适应证（症）”、“禁忌证（症）”对中西医都适用。从医学符号学的角度分析，疾病是一个整体，疾病以“症状”和“征（证）候”的能指方式呈现给我们周围的世界，它们之间的区分既在于它们主客观呈现的形态差异，也在于它们内含的语义价值；症状是疾病最自然的外显状态，征（证）候往往是预示性的，正是意识的介入将症状变成征（证）候，共同描述着疾病的未来，最终以所指方式的“证”指向疾病的核心或生命的本质。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医学符号一方面突出声音或象似性的“能指”特征，力求清除歧义进入理性的科学表达思维，其语词要求语义透明，即语言符号所指的确定性、表述的明晰性、词义的单义性，杜绝一切不确定和模糊的表述；然而，临床医学不是理论物理学或生理学；归属于不精确的实验领域，其主体语言的构成是不精确的，虽然这种语言在某些方面可以更精确，但要完全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值得期望的。况且，语词另一方面又在不断寻求文化的意义而进入隐喻性的思维；医学语词这片语言的活化石沉积着纷繁多彩的医学文化信息，我们从其语源和演变中可以探寻到医学文化的遗迹，捕捉到各种截然不同的民族心理与宗教信仰乃至各种特定的思维模式。因此，医学符号不仅仅是联结医学知识的介质，而且直接化为需要重新认识的客体世界，词与物、语言与世界之间的那种想象联系不仅没有被打破，反而被一种更纯粹的渗透目光所还原，并得到强化与延续。当我们的目光进入语言符号最基本的层面，考察词与物尚未分离、说与看浑然一体的状态时，一种新的空间豁然开启，在语言的各个层次上，能指与所指的全部关系得以重新排列，一种更精确的描述、一种更贴近事物本质的言语表达，更真实有力地揭示出真理。医学符号学正在为医学语言文化研究打开一种新的视野，其跨学科、跨文化的研究必将有利于揭示医学的本质。
〔收稿日期〕2004年4月7日，修回：2005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