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伪政府论文,述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3年1月9日，日汪共同导演了一幕汪伪政府对美、英等国“宣战”，参加“大东亚战争”的闹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写下了滑稽而可笑的一页。此举是由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和汪精卫共同密谋决定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汪伪政府并没有马上提出“参战”问题。12月17日，汪伪政府发表《对大东亚战争之声明》，猛烈抨击英美“包藏祸心”，“变本加厉”，“始有日本与英美间之战争”，强调中国之安危与东亚之安危为不可分，对于战争的基本态度则是与日本“同甘共苦”（注：汪伪政府：《对大东亚战争之声明》（1941年12月17日），汪中央宣传部编：《汪主席和平建国言论集》（续集）。），并在各种场合反复宣传。当日军进占上海租界时，汪伪上海市政府曾据此制定宣传要点8项：
1.我国决心与日本同甘苦，共安危，扫灭侵略东亚的英美势力；
2.指明东亚的安危与中国的安危有不可分性；
3.指明英美人操纵的租界为我国祸乱之根源；
4.日军进驻租界可以确保本市治安；
5.日军进驻租界可以使同胞免除白种人之压迫；
6.日本与英美虽发生战争，并不变更对华政策，望市民奋起肃清英美及渝方敌对机关或其他秘密组织；
7.市民要协助日军维持租界治安；
8.市民应爱护租界公共设备，并积极保存物资，以维持公共幸福（注：汪伪上海市政府：《关于友邦日本对英美宣战及友军进驻租界临时宣传要点》，（1941年12月），藏上海档案馆。）。
其基本精神仍是与日军紧密配合，“同甘共苦”。当日军攻占香港时，汪精卫指出：“百年以来英帝国主义在东方侵略之根据地一朝打破，于保卫东亚之意义上实为极大之贡献”，指示上海各界要“举行庆祝”，并加“诱导”，“促其同甘共苦之意，益加努力”（注：汪精卫：《宥电》（1941年12月26日），藏上海档案馆。）。同月，汪精卫发表《勗中国民众》一文，具体解释了与日本“同甘共苦”包含的3 个内容：第一是“确立治安”，“以东亚现在形势而论，日本是站在前线，中国是站在后方，前线的活跃进取，有系于后方之安全，我们应该尽十二分的努力，来使治安确立”；第二是“加强军事力量”，“包括精神的力量和物质的力量”；第三是“增加生产，节约消费”，“战争需要物资，物资需要人民来负担”。汪精卫认为：这三点“是我们现在所要做的，而又是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注：《政治月刊》第3卷第1期。），当时尚没有涉及参战问题。
但随后不久，汪伪政府就改变态度，表示愿意追随日本向英、美“宣战”。1942年 7月，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周佛海访日，正式向日本政府表示了“参战”的希望，称汪伪政府“不仅和友邦同甘共苦”，而且要“共存共亡，同生同死”（注：周佛海：《关于中国参战问题的释疑》，《政治月刊》第5卷第2期。）。
日本政府一度不同意汪伪政府“参战”。主要原因是当时日本大本营曾下达过为攻占重庆的5号作战进行准备的命令， 日本政府设想在实施5号作战以后的某个时机，透迫重庆国民政府订立“和平条约”， 因此不让汪伪政府“参战”。但是，到了10月，太平洋战局日趋恶化，日本大本营决定中止5号作战的准备，并认为诱降蒋介石已毫无希望， 故而改变了态度。10月29日，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决定准许汪伪政府“参战”。11月27日， 又决定将汪伪政府“参战”的时间定于次年1月中旬。12月18日的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席会议和21日的日本御前会议在日本军事出现大滑坡的情况下，决定实施对华新政策，视汪伪政府的“参战是打开日本与中国的现状的一大转机”，决定“根据日华负责任的根本精神，专心加强国民政府的政治力量，同时，应力图消灭重庆借以抗日的口实，和新生的中国一起真正为完成战争而迈进”，力争“对照世界战局的演变，在美、英方面的反攻到达最高潮之前”，“设法使对华的各种措施获得成果”（注：[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9年再版本，《文书》第580—581页。）。汪伪政府的对英美“宣战”成为日本政府推行对华新政策的关键一环和重要组成部分。
12月20日，根据日方的安排，汪精卫以伪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身份偕同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等赴日访问，与东条英机等秘密磋商“参战”及实施对华新政策的有关问题。根据汪伪政府官方公布的材料，这次日汪密谋的主题是：“两国如何协力大东亚战争，如何使国民政府有效地发挥其意志和力量，分担完成战争责任等问题”（注：林柏生：《在东京答日本记者问》，《新中国报》1942年12月23日。）。双方约定汪伪政府“参战”的日期为1943年1月15日。12月25日， 汪精卫在东京发表《告日本国民》的广播讲话，表示“决与友邦日本同心协力，共安危，同生死”，使“大东亚战争”得到最后胜利（注：汪精卫：《告日本国民》，《中华日报》1942年12月26日。），发出了即将“参战”的暗示。
1943年初，日本政府秘密获悉：美国国会即将审议“中美平等新约”并将公布，决定让汪伪政府提前向美、英“宣战”。1月7日深夜，日本驻南京特命全权大使重光葵奉命访问汪精卫，要求汪伪政府配合东京提早宣布“参战”（注：《周佛海日记》1943年1月8日。）。江精卫按照日方指令紧急行动，于9 日上午接连召开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及国民政府会议，完成了有关“参战”的“法律”手续。
同日，汪伪政府发布对美、英宣战文告，宣布：“自今日起，对英美处于战争状态，当悉其全力，与友邦日本协力，一扫英美之残暴，以谋中国之复兴，东亚之解放”；“凡我国民当知此为实现国父大亚洲主义唯一机会，中华民国之复兴，大东亚共荣建设之实现，世界全体正义和平之获得，胥系于此，其一德一心，戮力始终，以贯彻此伟大时代之伟大使命”等（注：《国民政府对英美宣战文告》（1943年1月9日），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汪伪政府外交部同时通知轴心各国政府，从此以后，汪伪政府与日本由前后方关系进至并肩作战的关系。汪精卫与重光葵签署了《中日共同宣言》，宣称“为完遂对美国及英国之共同战事，兹以不动之决意与信念，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作完全之协力”（注：《中日共同声明》（1943年1月9日），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随后，重光葵又照会汪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要求对中国境内除英、美以外之敌性国财产，“与帝国采同样措置”，褚民谊复照表示同意，这就大大扩充了“参战”的范围，按照日方抄送的名单，日本的敌国除英、美外，还有澳洲联邦、加拿大、新西兰，断交国则有伊拉克、埃及、哥伦比亚、古巴、多米尼加、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萨尔瓦多、海地、荷兰、墨西哥、巴拿马、比利时、希腊、委内瑞拉、秘鲁、乌拉圭、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拉圭、挪威、伊朗、智利（注：汪伪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呈文（1943年1 月），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对于日本来说，汪伪政府的“参战”，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意义将远远超过军事方面。日本统治集团完全明白：汪伪政府并没有什么实力，不可能在对美、英作战中起什么作用。日本政府同意汪伪政府“参战”，主要目的在于实施对华新政策，以便运用汪伪政府作为工具，在中国沦陷区动员更多的人力、物力、财力，从各方面“协力”日本与英美“决战”。对此，《东京每日新闻》在汪伪政府“参战”的第二天曾发表上海专电评述：“国府参战之实质”在于“大东亚战力的培养”，由于汪伪政府“实力”不足，不能要求它“参了战就派兵到第一线去，前线的武力战争依然不能不成为日本的单独战争，而如果没有大东亚的战力培养，则长期的武力战将发生困难，这重大的使命应由国民政府负担起来。”（注：廖今天：《汪逆参与敌寇对沦陷区的经济掠夺》，《解放日报》1943年3月25日。）
对于汪伪政府来说，“参战”的目的除了适应日本军国主义的战略需要外，也还有它自己的企图。根据当时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记载：汪伪政府主要首脑间，“关于国府参战问题有两种议论。一种是认为没有实力的参战是没有意义的；一种是为了统一并振作民心，而且从与日本同甘共苦的观点出发，认为可以参战。”（注：《畑俊六日记》，转引自《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61—62页。）在太平洋战争形势朝着不利于日本方向发展时，汪伪政府为什么反而主动要求“参战”呢？
首先，汪精卫等人对于日本战胜美英拥有侥幸心理。他们认为如果日本“胜利”，汪伪政府“参战”就可以“在战后和平会议上占一席位。”（注：《畑俊六日记》，转引自《华北治安战》（中译本）下册。第61—62页。）时任汪伪政府外交部长的褚民谊曾向汪精卫提出不宜向日本主动要求“参战”，汪回答：“万一抗战失败，吾人非此不能取得战后之国际地位。”（注：褚民谊：《参加和运自述》，藏江苏档案馆。）周佛海更加直率指出：“假如英美打胜仗，这个时候我们难道因为没有参战而能得到英美的原谅，而能免去英美对我们的宰割吗？万万不能的”；“我们绝对不能以为不参战，就可以获得重庆方面的原谅，而为将来留余地。抱有这样思想的人，实在是太蠢不过，不成功，便成仁，假使失败，我们还能有颜面乞怜以求苟全吗？”（注：周佛海：《关于中国参战问题的释疑》，《政治月刊》第5卷第2期。）对于太平洋战争的发展形势，汪精卫集团的估计是比较乐观的。他们认为：“就军事说，太平洋的军略要点，都被友军占领了；已占领的各地，一年以来已巩固了坚强的防御准备，这就奠定了最后胜利的基础。英美反攻，谈何容易？”“英美以为持久战，或以获得胜利，殊不知时间越久，友邦在占领地的地位越巩固，建设越发展，英美反攻更不容易。”（注：周佛海：《关于中国参战问题的释疑》，《政治月刊》第5 卷第2期。）汪伪政府已与日本侵略者绑在一起，不得不孤注一掷， 万一日本胜利了，则可分得一点日本法西斯的残羹剩饭。为此，他们特别强调：“参战为兴复中华、保卫东亚之唯一要道”，要求部属“尽量揭发东亚敌人侵略中国、侵略东亚及东亚叛逆甘为英美走犬、祸国殃民之罪恶，鼓动民众剧烈反英美、反渝蒋、反共产之敌忾情绪”等（注：汪伪政府宣传部：《参战宣传计划》（1943年1月）， 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其次，汪伪政府的“参战”也有其自身直接利益目标。汪伪政府在其制定的参战计划中强调要号召“唤起民众，彻底认识参战为中国基于自主的立场与客观的情势之正确的决策，中国因参战而对内之复兴更能推进，对外之国际地位更能提高，日本因中国参战而对我之友好尊重愈加明确，对我之诚意协力愈兴强化”等（注：汪伪政府宣传部：《参战宣传计划》（1943年1月），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对内， 汪伪政府企图以“参战”为由实现他们企盼已久的“统一”目标，提高所谓“独立自主”地位。汪伪政府自成立以来一直是一个局隅一地的小朝廷，他们幻想通过“参战”，乞求日本驻各地占领军的施舍，由他们“统一”指导华北、华中、华南各地的傀儡政权，使所谓的“中央政府”稍稍象些样子。对外，汪伪政府则打算以“参战”为条件，向日本要求“收回”租界，“撤销治外法权”，“接收”英美等在沦陷区的权益，并进而谋求向日本交涉废除《汪日基本关系条约》及其附属协定，另订“平等”新约等，从日本占领军那里分享一点权利。
汪伪政府向英、美宣战的文告发布后，汪精卫集团内外疑虑重重，议论纷纷：“有人以为中国参战，是受友邦日本所逼迫不得不实行的”，“有人以为中国如果参战，负担就要更重，人民就要更苦”，“有人以为英美将来一定打胜仗，我们何必卷漩涡，将来也随着败亡呢？”，“有人以为中国如果参战，日本会借着共同作战为名，对中国的主权行使加以很大的束缚和限制”、“有人以为和平运动的目的，在求全面和平，如果中国参战，不是关了全面和平之门吗？”，“有人以为参战以后，要抽壮丁，要限制提存，经济统制更要加严，生产更要萎靡”、更“有人以为日本如果得了胜利，中国更要不得了”等等（注：周佛海：《关于中国参战问题的释疑》，《政治月刊》第5卷第2期。），谣言四起，人心惶惶。
汪伪政府要员几乎倾巢出动，大造“参战”舆论。汪伪政府宣传部迅速制订了《关于参战的宣传要点》以及《参战宣传计划》，其主要内容是：
1.“此次参战完全是基于自主的立场同决心”，“唤起国民同仇敌忾之心，随时使各地人民能奋起于同生共死之战线”；
2.“参战以后当更进一步跃入世界政治舞台，而国际地位亦更为增高”；
3.“英美是中国东亚之最大敌人”，“此次大东亚战争中之共同要求厥为一扫中国及东亚百年之仇”；
4.“与日本并肩作战后，中日两国将为同生共死之战友”，“中日关系即可有划时期的改善”；
5.“中国既为大东亚战争之战友，必先尽战友之义务，始能享战友之权利”，“特别要消除滥用时机，以侥幸心图不劳而获之心理”；
6.“今次参战关系于中国之生死存亡，国民应绝对服从领袖之命令与国家之统制”，“集中力量，统一步调渡过艰难”；
7.“个人在战时下应坚守国家第一之信仰，竭力紧缩个人之享受与消耗至最大限度，贡献一切于国家，并贡献生产至最大限度以充国力”；
8.“唤起蒋介石专制下之党政军人员及渝共蹂躏下之同胞，一致团结，脱离抗战，参加和平运动，共负复兴中华、保卫东亚之使命”；
9.“中国之参战足以增加战争决胜之比重，我人自觉责任重大，能明白自己力量微弱，但更应奋起发掘出心力、人力、物力，增强战友一人之力，即增加东亚共荣圈一人之力”等（注：汪伪政府宣传部：《关于参战的宣传要点》（1943年1月），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该计划要求采用文字宣传（电讯社编发专稿、报纸撰著社论、杂志出版专辑等）、民众运动（举行示威运动、各团体拍发通电或宣言、举办演讲、电影或游艺会、组织参战力行推进队、个人相谈、家庭访问、小组集会等）、特种宣传（组织突击宣传队、公演队、演出画片剧、放映幻灯、绘制各种漫画和图表、延请军政长官或文化界名流广播演讲等）多种形式，广为宣传“参战”的意义（注：汪伪政府宣传部：《参战宣传计划》（1943年1月），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汪精卫发表了《踏上保卫东亚的战线》，鼓吹“参战”的重大“意义”。他说：百年以来，中国经过许多次战争，“只有这一次战争，才算是为独立自主而战的战争。就中国来说，百年以来受英美的包围侵略，直到陷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只有这一次的战争，才能把中国复兴起来；就东亚来说，百年以来东亚民族因英美处心积虑要使之为非澳及西亚之续，除包围侵略之外，挑拨离间麻醉引诱种种手段，层出不穷，若非友邦日本独力支持，东亚早已非东亚人之东亚，只有这一次与友邦协力的战争，才能将东亚保卫得住。”他感谢日本在汪伪政府“参战”之日，“交还租界及撤除治外法权”，强调汪伪政府的“参战”“纯然是自动的”，说“日本从大东亚战争开始之际，以其独立在最前线冲锋陷阵，对于中国除了盼望明了大东亚战争的意义，以同心同德，蕲致共存共荣外，没有一点盼望中国参战的表示”；及知汪伪政府决心“参战”后，日本才“慨然与中国携手，并立于一条保卫东亚的战线，并且完成中国多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志愿”，“这样的精神结合，不但将英美及渝方的种种造谣加以粉碎，并且为东亚同志的前途显示出无限的光明。”他号召沦陷区的每一个人都要“努力做成一个保卫东亚的斗士”（注：汪精卫：《踏上保卫东亚的战线》，《政治月刊》第5卷第2期。）等。
周佛海针对各种议论，发表了《关于中国参战问题的释疑》，逐条驳斥了流行的各种谣传和反对“参战”的议论，指出：“对于参战既然没有一点疑虑之处，大家要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以全力去完成最后的胜利。英美肆言今年为反攻年，我们拿事实来粉碎他们反攻的迷梦。”（注：周佛海：《关于中国参战问题的释疑》，《政治月刊》第5卷第2期。）连平时很少撰文的汪夫人陈璧君也发表了《战后民众情绪的解剖》，分析了对于“参战抱有不同态度的4 种人的心态，她指出：第一种人“是真正了解世界大势，努力地想将国家放在正义所在底地方的”；第二种人是“冷淡的，他们觉得我们现在民物凋敝，重重掣肘，以为所谓参战，亦不过一种拉拉队而已”；第三种人“误解更大，以为参战是日本要求我们做的，强迫我们做的”；第四种人则认为“我们是为和平才来和平区的，假使我们参战，很容易引起英美底敌视，大炮飞机，什么都来了，那岂不是与我们来和平区底愿意相背吗？”陈璧君对第一种人大加赞赏，而对其他三种人则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并强调“中华民族应该和大和民族联合起来，同心协力地唤起亚洲各民族，联合起亚洲10万万民众，一齐奋斗，然后才可以生存于这个伟大的时代。”（注：陈璧君：《参战后民众情绪的解剖》，《政治月刊》第5卷第3期。）汪伪政府的首要们都再三宣称：汪伪政府的“参战”完全是“自动的参战”是“以独立自主完全自由之立场，与东亚诸邻邦，及世界诸友邦，同心协力，步入保卫大东亚战争之联合战线。”（注：汪精卫：《告将士书》，《中华日报》1943年1月19日。）
汪政府对英美“宣战”后，并未实际派兵参加对英美的战争，而只是按照日本占领军的要求和其自身的需要，在“参战”的名义下，将其统治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教育，纳入了所谓“战时体制”的轨道，继续扮演着为日本侵略军建设大东亚战争后方基地的角色。
标签：汪精卫论文; 周佛海论文; 汪伪国民政府论文; 军事历史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日本中国论文; 东亚历史论文; 日本政治论文; 历史论文; 东亚文化论文; 抗日战争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