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西藏的和平解放_班禅喇嘛论文

周恩来与西藏的和平解放_班禅喇嘛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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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4-4922(2014)06-0019-05

       根据西藏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西藏主要居住着藏族(人口2716389人,占全自治区人口总数的90.48%)、门巴族、珞巴族、纳西族、傈僳族、怒族、独龙族、蒙古族、回族等少数民族(人口为40514人,占全自治区人口总数的1.35%)和汉族(245263人,占全自治区人口总数的8.17%)。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大陆除西藏以外,相继获得解放。如何解放西藏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

       一、周恩来积极促成西藏和平解放

       翻开中国历史的资政举要,在治理西藏问题上,历代王朝的统治者都企图有所作为,由于阶级的局限性,大多走不出一种历史惯性的怪圈。或进行民族压迫,靠军事镇压;或无为而治,放任自流;或实施怀柔和羁糜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战略方针。因此,用什么方式解决西藏问题,即成为全国和西藏人民及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提出向全国大进军和解放新区的时候,明确论述了按照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①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从此,解放战争在一切有条件的地方都实现了各种形式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和平解放,是毛泽东这一思想的延续。在处理西藏问题时,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关于“利用一切可能以加强政治争取工作”以及“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西藏问题”的战略构想,积极团结和调动各种有利于和平解放西藏的社会力量,宣传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主持西藏和平谈判工作,为西藏的和平解放立下了不朽功绩。

       1.宣传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敦促西藏当局派员前来和谈。1950年初,西藏当局计划非法派出亲善使团,至美、英、印、尼泊尔等国表明“独立”;另派一使团到内地,向中央人民政府进行解释并表明“独立”。当时由周恩来兼任部长的外交部,通过发言人明确表示:“西藏人民的要求是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大家庭的一员,是在我们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实行适当的区域自治。如果拉萨当局在这个原则下派出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如果拉萨当局违反西藏人民的意志,接受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命令,派出非法‘使团’从事分裂和背叛祖国的活动,那么,我国中央人民政府将不能容忍拉萨当局这种背叛祖国的行为,而任何接待这种非法‘使团’的国家,将被认为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怀抱敌意。”在中国政府严正警告下,美英等国拒绝西藏当局派使团访问,使西藏当局的阴谋未能得逞。

       西藏当局原打算派来北京“表明独立”的夏格巴等人,仍于1950年3月到达印度新德里,4月2日致函我驻印大使馆,要求在香港与中央代表进行谈判。5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答复说:该代表只能以西藏地方政府代表的名义来京进行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8月14日,周恩来致印度驻华大使潘尼逊备忘录指出:西藏为中国领土,人民解放军负有解放西藏领土及西藏人民的神圣责任。中央人民政府赞成并主张以和平友好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西藏代表团是地方性和民族性的代表团,他们应到北京商谈和平解放西藏的办法。”[1]64“中央人民政府已命令我驻印度大使在接见西藏代表团时欢迎他们前来北京商谈。”[1]65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国驻印大使袁仲贤于1950年9月17日会见西藏代表,要他们务必在9月20日前到京。9月23日再次催促他们迅速赴京,但西藏代表继续拖延。9月19日,周恩来在复袁仲贤17日来电时说:“只有西藏代表团早日去北京商讨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别无他途。”[1]90

       西藏当局以摄政达扎·阿旺松绕为首的亲帝国主义分子,拒不接受中央进行和平谈判的召唤,并在金沙江以西部署武力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抗,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0年10月6日至24日,打响了昌都战役,一举解放西藏东部重镇昌都,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11月17日达扎下台,刚满17岁的十四世达赖喇嘛亲政,达赖亲政后写信给毛泽东主席,表达谋求和平的愿望,并且派出和谈代表团赴京谈判。但是,1951年春,西藏上层的分裂分子却将年轻的十四世达赖移驻亚东,准备流亡印度。这不仅仅是为了阻止中国解放西藏,还企图走十三世达赖1911年的流亡老路。对此,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于1951年3月21日向印度驻华大使潘尼逊指出:“希望达赖不要离开西藏,西藏仍然享受宗教自由,达赖将作为西藏的宗教、政治领袖来进行谈判。解放军必须进入西藏。如达赖不走,经过谈判解决,解放军可以和平进入西藏,达赖的地位仍然可以保持。”[1]141由于周恩来的严正态度和中央人民政府诚恳的立场,达赖喇嘛终于与中央代表张经武签署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十七条协议。

       2.主持西藏和平谈判工作,签订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1951年2月,达赖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以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为全权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前来北京。与此同时,为了促使达赖、班禅的团结,为了听取班禅方面的愿望和要求,十世班禅及其主要官员也到达北京。党中央和毛泽东对这次和谈非常重视,一切重大问题都由毛泽东批准决定,具体和谈工作由周恩来负责实施。

       周恩来亲自到车站欢迎和谈代表和班禅及其官员,并设宴欢迎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多方努力和艰苦细致、耐心的政治说服工作,西藏地方当局终于响应中央号召,决定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谈判代表团赴京和谈。原先,中央为了抓紧时间早日举行和谈,决定阿沛·阿旺晋美一行经重庆乘飞机直飞北京,但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请他们先飞往西安,由西安改乘火车到北京,并决定亲自到前门车站迎接,同时建议班禅一行也从西安乘火车到京,同样亲往车站迎接。这样,1951年4月22日,阿沛·阿旺晋美、桑颇、登增顿珠、土登列门三位和谈代表经昌都、康定、雅安、重庆、西安,抵达北京,在车站受到周恩来、朱德和各界群众数千人的热烈欢迎。4月26日,另一批和谈代表凯墨·索安旺堆、土丹旦达转道印度、香港到达北京,周恩来、朱德和各界人士数千人到车站欢迎。一视同仁的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充分体现了中央的民族平等政策和公平合理地处理好西藏历史遣留问题的诚意和决心。

       1951年4月28日,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设宴欢迎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团。他说。这次谈判要依据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条件来进行。这十项条件是十条公约,大家要共同遵守。他要求中央和谈代表,一定要做好阿沛等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的工作,对谈判的地点、方式、日期要征询阿沛的意见,注意做好西藏地方政府和谈代表与班禅方面人员的团结工作。

       阿沛与班禅一行作为西藏和谈的主要领导人将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但二人在西藏的地位和影响难分伯仲,如何接见他们,接见顺序怎么安排,是一个十分敏感和棘手的问题,处理不好容易产生误会,周恩来经反复思考后建议毛泽东于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时,在天安门城楼上同时接见阿沛和班禅。这一巧妙安排使接见活动非常成功,既避免了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尴尬,又使阿沛和班禅受到了教育和鼓舞,为和谈的圆满成功创造了有利条件。

       周恩来精心安排,使和谈获得圆满成功。从1951年4月29日到5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通过6轮正式会谈,双方在友好的气氛和充分协商的过程中,圆满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5月23日,在北京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签字仪式,可是,周恩来却因操劳过度病倒了,不能出席签字仪式。据当时新华社的报道:“周恩来总理因身体不适,由陈云副总理代行。”短短十几个字,反映了周恩来为这次和谈付出的心血,为西藏和平解放、统一中国大陆作出的贡献。“协议”的签订标志着西藏脱离了帝国主义侵略和羁绊,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友爱合作大家庭来,从此可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区域自治权利,发展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权利,标志着西藏人民从黑暗和痛苦走向光明和幸福迈出了第一步。

       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决策,在周恩来直接关心指导下,李维汉为首席代表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同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进行了20多天的谈判,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西藏和平解放的方针终于实现了。

       二、周恩来重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的落实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订以后,如何贯彻协议的各项规定,成为西藏工作的核心。当时新中国才成立一年多,政务院的工作千头万绪,周恩来在处理国际国内大事(如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的繁忙工作中,念念不忘协议的执行情况,并逐条使其付诸实行。

       1.关心进军西藏。作为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十分关心进军西藏的问题。在军委会议讨论关于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事宜时,他向军队发布命令,重申必须爱护各地的纪念碑塑像和古建筑。在和谈前的1951年1月31日,周恩来就在中南海接见西北进藏部队的负责人范明、汪锋、牙含章,详细询问了进藏筹备工作落实情况,对西北进藏的任务、路线、领导关系、干部配备、通讯联络等问题,均作了明确指示。在周恩来的关怀下,由张国华率领的十八军从西南进藏,于1951年10月26日进入拉萨;由范明、慕生忠率领的十八军独立支队从西北进藏,于1951年12月1日进入拉萨。1951年12月20日,西南进藏部队和西北进藏部队在布达拉宫前广场上举行胜利会师庆祝大会,显示了进军西藏这一伟大的历史壮举已经胜利完成。

       2.细心做上层统战工作。“协议”能否真正贯彻执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西藏地方政府上层人物的态度,所以做好上层统战工作十分重要。首先要争取达赖和班禅及其上层集团的大多数。西藏是政教合一的社会。只有争取团结上层,才有利于团结中层,影响广大群众。周恩来坚持协议中关于“达赖喇嘛的固有地位及职权,中央亦不予变更”,“班禅额尔德尼的固有地位及职权,应予维持”的规定,对达赖和班禅生活上关心、思想上帮助。1954年9月4日,达赖和班禅联袂到达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等领导人亲自到车站迎接。人代会于9月28日闭幕,达赖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班禅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在接着召开的第二届全国政协会议上,班禅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人大、政协会议结束后,达赖、班禅分别到各地参观,1955年2月下旬返回北京。达赖和班禅向周恩来提出:藏历新年快到了,想邀请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共度新年。周恩来高兴地说:“我们想到一起去了,中央也正等你们回来后,商量过节的事。党中央、国务院要向你们二位,并通过你们向广大藏族同胞祝贺新年。”[2]4631955年2月24日藏历正月初一,达赖和班禅在中南海举行宴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应邀前往参加,并完全按照藏族风俗向达赖、班禅祝贺,一起合影留念。1955年3月10日,达赖、班禅准备离京返藏,周恩来设宴欢送,在讲话中热烈祝贺达赖、班禅在京工作和在各地参观访问中所取的成就,并鼓励他们:“积极努力,为早日建立西藏自治区而努力。”[2]457

       3.关注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周恩来十分关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为促进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做了大量工作。1954年9月,第十四世达赖喇嘛·丹增嘉措、第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一起赴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会后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由中央方面和西藏各方面在北京的代表人物组成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筹备小组,经过个别交换意见,反复协商讨论,在各方面意见完全一致的基础上,形成了有关自治区筹委会的性质、任务、人员组成、机构设置等草案,由筹备小组向国务院呈送了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具体方案。

       1955年3月9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七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国务院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其中明确规定: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是筹备成立西藏自治区的带政权性质的机关,受国务院领导。其主要任务是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规定以及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和西藏的具体情况,筹备在西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一年多的准备期,周恩来始终关注着筹备工作进程,指导中央有关部门对筹备工作给予了很多实际有力的帮助。周恩来决定为1956年4月22日召开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派出以国务院副总理陈毅为团长,包括各少数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的高规格的中央代表团到拉萨,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周恩来为庆贺筹备委员会的题词是:“为加强团结,培养干部,发展经济文化事业实现西藏民族区域自治而努力!”[1]568代表团离京前,周恩来还对全体代表作了重要讲话。

       4.重视西藏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周恩来特别重视藏族干部的培养,多次谈到在西藏培养民族干部的重要性。在1950年6月26日政务院第37次政务会议上指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是今后的一项重要任务。有关各省应积极创办干部学校,汉族学生应学习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作为必修课程。要把这件事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2]452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以后,他要求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在今后工作中必须有意识地培养民族干部,要大量培养藏族干部,自治区筹委会的工作必须依靠本民族的干部才能做好。他要求在西藏工作的汉族干部同藏族干部互相学习,在工作中注意发挥藏族干部的积极性。他提出要提高民族干部的思想素质和业务素质,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周恩来无微不至的关心下,大批藏族干部迅速成长,在全区干部队伍中的比例逐年上升。

       5.苦口婆心地说服达赖、班禅早日回国。1956年11月下旬,达赖、班禅被印度政府邀请参加释加牟尼涅槃2500周年纪念活动。关于两人是否应该参加该纪念活动,周恩来之前曾提出应由达赖、班禅自行决定,中央不予干涉,体现中央对达赖、班禅的充分信任。可是达赖一到印度就受到流亡分裂分子包围,叛逃在印度的鲁康娃、夏格巴等人,对达赖和他的随行人员挑拨策反,聚会讨论所谓“西藏独立”问题,企图挟持达赖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周恩来于1956年11月底至1957年1月到印度访问,分别会见达赖、班禅和他们的随行官员,向他们二位转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信中告诉他们中央关于西藏6年不改方针的决定,按照中央指示精神,班禅在印度参加完纪念活动后于1957年1月29日乘飞机返回拉萨,而达赖的态度比较犹豫、暧昧,周恩来1956年11月29日、12月30日和1957年1月1日,在新德里连续三次找达赖谈话:“毛主席要我告诉你,可以肯定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以内根本不谈改革,6年之后,如可以改的话,仍然由达赖喇嘛根据那时的情况和条件决定。拉萨有些与‘人民会议’分子有关的人总想搞乱子,这些人的活动受到噶伦堡方面的支持,想搞‘独立’,使西藏脱离中国,这是叛国行为。如果万一叛乱发生了,人民解放军就一定要将叛乱镇压下去。”[1]650之后,周恩来又会见达赖的5位随行官员,向他们严正指出:“达赖可以留在印度,但西藏不可能搬来印度,把达赖留在印度的想法,是害达赖也是害了西藏。如果把达赖留下来,西藏的工作不会因而停止……但大门要开着的,达赖什么时候回西藏,什么时候都欢迎。达赖一旦留居噶伦堡,就只不过是一个难民,没有了政治,也不能进行政治活动,只有宗教,而宗教圣地总还是在西藏,不能搬到噶伦堡来,这样,就逐渐把达赖放在一个极端困难的处境上。尼赫鲁已表示印度不能支持搞独立,美国太远,要支持搞独立也搞不成。”[2]471经过周恩来晓以利害,以理服人的耐心教育,达赖于1957年4月1日返回拉萨,粉碎了境内外分裂分子的阴谋。

       三、周恩来重视西藏和平解放后经济发展

       周恩来认为,民族平等最根本的问题是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如果少数民族在经济上不发展,那就不是真正的平等。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和后来的国务院及所属各部,为建设西藏、发展西藏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办了许多实事。

       1.修筑公路,发展交通。西藏高原交通闭塞,1950年春,进藏人民解放军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克服重重困难,经过雀儿山、折多山、二郎山等14座海拔5000公尺高的大山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无数急湍奔腾的大河,修建了从四川雅安到西藏拉萨全长2255公里的川藏公路。1954年又开始了青藏公路的修建,其困难程度不亚于川藏公路,要越过海拔为5000公尺以上举世闻名的昆仑山和唐古拉山,经过黄河和长江源流,穿过藏北草原,打开羊八井石坎,年底完成了由青海西宁到西藏拉萨全长2100公里的修筑任务。1954年12月25日,川藏、青藏公路同时通车,两条公路的通车不仅给沿线各少数民族带来便利,而且加强了藏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所以,藏族群众称两条公路是“金桥玉带”、“人间仙虹”。川藏、青藏公路竣工后,遵照《国务院关于有关西藏交通运输问题的决定》,1955年又修通了贯穿西藏中部总长428公里的拉萨至日喀则、日喀则至江孜的公路,并继续修通至帕里、亚东。从新疆叶城到阿里噶大克全长1200公里的新藏公路,也于1957年10月正式通车,大大改变了西藏交通运输落后的面貌。

       2.发展农牧业,提高产量。新中国成立前,西藏广大农区普遍使用“二牛抬杠”的木犁耕地,靠牦牛踩场脱粒,生产方式落后,耕作粗放,农业生产发展缓慢。和平解放后,进藏部队为了“不吃地方”,达到粮食自给,建成“七一”、“八一”农场,使用新式农具,建立了温室、温床,从内地和国外引进优良种子,产量大幅度上升。据1958年不完全统计,部队开垦荒地面积达4650多亩,共收粮食238万余斤,蔬菜4141万余斤,在拉萨、日喀则、江孜、阿里、昌都、波密等地区开垦了40万亩以上的荒地,为发展西藏的农业生产作出了良好的示范。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调拨资金,组织群众兴修水利,至1958年共兴修了110多条灌溉水渠。按照1955年《国务院关于帮助西藏地方进行建设事项的决定》,修筑了拉萨河和年楚河的河堤水坝,防止洪水对拉萨、日喀则两市的危害,并解决一部分农田的水利灌溉问题。另外,在江孜修成了江孜大水渠,不仅可以灌溉10万亩农田,而且还可以发电及解决群众的饮水问题。在日喀则地区,部队帮助藏族人民沿着年楚河修了一条可以灌溉4000亩土地的水渠,使粮食单位产量迅速提高。在畜牧业生产方面,通过合理利用草场,改良牲畜品种,抓好畜病防治等工作。1952年创办了兽药厂,生产供给全区兽防站和兽医各种疫苗、药品,建立一所畜种改良场,为改良牲畜品种准备条件。仅1953年至1954年,先后在西藏各地建立起20多个兽防站、医疗机构,免费治疗牲畜近20万头。

       收稿日期:2014-08-28

       注释:

       ①“北平方式”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解决国民党军队的三种方式之一,即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迫使部分敌军用和平方法,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的模式。1949年1月21日,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傅作义在人民解放军和中共北平地下党的耐心工作及北平开明人士的敦促下,表示愿意接受中共提出的和平条件,双方达成《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次日,北平守军开始按协议撤离市区,进至指定地点接受和平改编。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绥远方式是北平和平解放后,如何处理绥远地区便提上日程。1949年2月22日,毛泽东指出了绥远问题可以用“绥远方式”解决。“绥远方式”的含义是:要有意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从而让这部分军队或者保持中立、或者在政治上站在我们一边,从而让共产党的军队集中力量解决国民党军队残余力量中的主要部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几个月或者一年),再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这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1949年9月19日。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部,根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绥远方式”,经过多方努力,率部6万余人,脱离国民党政府,和平解放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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