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问题——兼与蒋玉珉同志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经济学论文,也谈论文,同志论文,体系论文,蒋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蒋玉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问题的再思考》（《财贸研究》1994年第6期，以下简称蒋文）一文， 试图探讨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问题。但是，“思考”时，忽视了一个基本前提：政治经济学体系是关于它的学说、思潮或派别，而不是它的篇章结构。同时，蒋文中提出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的观点和否定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的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
一、政治经济学体系问题是学说、思潮或派别问题
蒋文在论述体系时，使用的是“体系结构”或“框架结构”等范畴。在概括不同体系时指出：有的“按‘三过程’或‘四环节’的顺序构筑体系”；有的“按大致能顺理成章的顺序构筑体系”等。很显然，蒋玉珉把政治经济学体系误认为它的篇章结构了。
其实，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本质含义是关于它的学说、思潮或派别。一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思想史展示了不同的社会或时代所产生的不同的政治经济学观点，不同的学说观点形成不同的思潮或派别，而不同的思潮或派别都自成体系。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建立者之一亚当·斯密在其《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第四篇《论政治经济学体系》中说：“不同时代不同国民的不同富裕程度，曾产生出两种不同政治经济学体系。其一，可称为重商主义；其二，可称为重农主义。”
17世纪的经济学家从生动的总体开始，从分析中找到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从劳动、分工、需要、交换价值等简单的范畴，上升到国家、国际交换和世界市场，这时，各种经济学体系就开始出现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经历了重商主义学派、古典学派和庸俗学派。三个学派自成体系。1830年以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古典学派完全走上了庸俗的道路。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一次以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为代表的重大变化，出现了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主要内容的英国学派、奥地利学派和洛桑学派，1890年左右，才由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马歇尔将上述三个学派的理论拼凑形成以边际效用为主导的“折中的理论体系”。这种体系被称为微观经济学。
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凯恩斯主义得以流行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从而形成新的“体系”。凯恩斯主义依靠大量的总量经济范畴，诸如消费、投资、收入等来进行研究，创立了宏观经济学。随后，即4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把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综合起来，形成新古典综合学派（或称“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1985年，他又把包括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在内的新学派的各种思想进一步综合到《经济学》第12版中（麦克鲁希尔公司，纽约，1985年版），形成了“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的理论体系。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其体系而言，20世纪30年代以前，在西方居于正统地位的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传统学说。30年代以后，凯恩斯主义以其“宏观经济学”代替了传统的学说，40年代末，在《经济学》中形成了萨缪尔森的“新古典综合派”的理论体系，80年代中期，这种理论体系又发展为“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不难看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以及先后形成过的形形色色的子体系都是依其学说、思潮为主导，以其派别不同而自成体系的。
二、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经济学体系
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它也包括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某些预见，不是直接反映）。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则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理论表现。由于两种社会形态的经济关系不同，因而反映经济关系的理论体系也不同。作为对立面，二者在立场、观点和内容、方法上都存在着原则的分歧。
首先，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尽管存在诸多子体系，但它的总体系的宗旨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从斯密“看不见的手”原理，经过马歇尔的“折衷的理论体系”和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一直到萨缪尔森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都不违背这一宗旨。斯密颂扬的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机制的作用。马歇尔的“体系”宣称资本主义是一架可以自动调节的机器，他声称资本主义按劳取酬，没有剥削，能使每个人得到最大的满足。这种“体系”“为私有制企业的经济制度提供了一个安慰人心的图象。”〔1 〕萨缪尔森的体系代表着证明斯密原理的最新方式，它企图证明在适当的宏观经济政策之下，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的市场机制能导致最理想的社会。萨缪尔森断言，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可以补救资本主义自发作用的不足之处。也就是说，宏观经济学所开列的“药方”可以医治资本主义的“百病”，使资本主义制度成为微观经济学所颂扬的“理想社会”。
西方经济学者的理论研究是为实现他们的“理想社会”服务的。对于社会主义经济学者来说，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时，端正立场、观点和方法就显得十分重要了。例如，在所谓“重建”或“创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时，“应该怎样分析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蒋文回答说：“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从马、恩到今天，都肯定了这一论断”。又说邓小平“南巡讲话”“使我们重新回头认识、分析理论界的这个传统思维定式。”结论是“仍然把公有制无条件地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就不能回答今天改革所提出的一系列深层次的所有权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按劳分配不能成为基本特征”。蒋文做出上述论述的依据是“三个有利于”，并且错误地把它当成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
其实，“三个有利于”并不是用来判断姓“资”姓“社”标准的，而是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过程中，判断各项工作的是非、得失的标准。如果删掉了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将如何理解蒋文中所说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和本质规定”“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或内在统一”。
其次，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都是从商品流通出发来研究资本主义宏观经济的运行，而不触及生产领域，只研究经济现象即“替资产阶级解释经济生活中最粗浅的现象。”〔2〕而不触及经济关系。但是， 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是为了牟取利润，资本主义经济运行不可能只是商品流通（W—G—W），而必须是资本流通（G—W—G＇），必须经过生产过程才能得增殖，取得利润。
因此，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所分析的对象和所提出的政策建议虽然对解决资本主义经济面临的宏观经济运行的波动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它并不符合以G—W—G＇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的现实， 即使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新综合”的政策建议在实践上的效果也不令人满意。这就很难让我们按照这一理论体系去“创造”、“重建”社会主义经济学体系。
第三，西方经济学在商品的价值和价格决定理论上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原则分歧。古典政治经济学虽然奠定了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但在它的理论体系中还包含着庸俗成分，它不了解劳动的二重性，混淆了价值与生产价格。这些庸俗成分被后来的庸俗经济学发展。西方经济学认为商品的价格是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特别是19世纪70年代，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一次以“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为代表的重大变动。这种学派以边际效用价值论为重要理论基础，这种理论断言商品的价值决定于最后一单位的效用即边际效用。这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被彻底否定了。如果按照西方经济学体系来“创造”、“重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势必删掉作为其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这样一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就不复存在了。
如果我们不对美化资本主义制度的西方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加以否定，那就会在我国造成意识形态的混乱，其后果不堪设想的。
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形成和完善
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子体系的建立过程是逐步完善的过程。大体说，它是在本世纪50年代初步形成的。这个初步形成的历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世纪70年代至本世纪20年代。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形成的基本前提的确定阶段，就是承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的客观必然性。马恩在他们的著作中，特别是在他们19世纪70年代以后的著作中，对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许多基本经济问题做过科学的预见。他们指明要创造包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内的广义政治经济学。直到1929年10月，列宁《对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一书的评论》发表，尖锐地批评了布哈林否定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得到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承认。第二阶段是本世纪30年代前半期，是过渡时期政治经济学的体系化时期。这一阶段，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条件还不具备，只是从1930年起在原苏联高等院校开设了《苏维埃经济理论》课程。尽管该理论有其自身的体系，但毕竟只是研究过渡时期生产关系的理论，还不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本身，这只不过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形成的准备阶段。第三阶段是本世纪30年代后半期至50年代。这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初步形成阶段。1936年，原苏联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人类历史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成为现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不但为反映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客观可能性，而且也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必要性。1936年联共（布）中央作出了《关于改革政治经济学讲授》的决议，强调必须讲授广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作为广义政治经济学的一部分。自此，经济学界开始重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研究工作。1945年联共（布）中央高级党校制定了《政治经济学教学大纲》（社会主义部分），直到1952年，《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和1954年经过讨论修改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问世，至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初步形成。但是，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我们已经看到，原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的体系存在许多理论上的错误。为了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不惜笔墨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对比，这就很难自觉承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并且企图限制价值规律作用范围，否定竞争规律。特别是强调单一的公有制，坚持计划经济模式等，以致社会主义经济运行呆滞，失去活力。尽管如此，该书的出版，毕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科学的主要标志，也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初步形成的主要标志。
8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对于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结构、经济体制和分配制度等主要理论问题的研究和取得的成果，为修正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提供了必要的理论准备。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时候，邓小平同志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3〕。 这个《决定》不仅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编写大纲，而且是它的理论体系。依据这个大纲才能编写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
四、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讨论的必要结论
在关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问题的讨论中，必须冷静思考的问题是：
首先，以上所述，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已经在本世纪50年代初步形成了。我们探索这一问题的着眼点应该是如何完善和发展这一体系，并不存在重建或创建这一体系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及其经济理论研究成果应该是修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完善其体系和丰富材料，但它不能成为推翻业已形成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理论依据。如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一样，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更新的，但其理论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对自身体系的根本否定。
其次，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体系上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作辩护，着力描写经济现象，不触及经济关系本质的西方经济学的体系来取代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只能是反映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说和观点的体系，是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反映。离开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学说和观点作为内容基础，诸如否定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就谈不上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最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从学说或学术流派方面考察，只能是一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综合体系。以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流派繁多。以我国为例，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以来，经济理论界的争鸣从未间断过，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学术争议更显活跃，学派林立。因此，任何一派或学术权威也难编篡出一部既表达自己学术观点，又能为广大经济学家普遍接受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们的任务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基础上，以邓小平评价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大纲，完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
责任编辑注：蒋玉珉《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问题的再思考》一文见本专题1995年第3期23页。
注释：
〔1〕克赖格尔：《政治经济学的重建》，麦克米伦出版社， 伦敦，1975年第二版，第18页。
〔2〕《资本论》第1卷，第65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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