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产业化态度和行为导向分析——基于湖北省的调查数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湖北省论文,转基因论文,水稻论文,认知论文,导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N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码］1000-0763(2012)05-0018-08
转基因水稻及其产业化是否能被广大公众接受，公众在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决策过程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都将对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通过社会调查的数据来分析和探讨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产业化态度和行为导向的关系，为政府的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决策提供数据参考和结论性意见。
一、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研基于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产业化态度和行为导向三个维度展开了问卷调查，选择湖北省作为随机抽样调查的样本区域。样本选取了湖北省武汉市7个中心城区(武昌、汉阳、汉口、青山、洪山、江汉、硚口)和4个远城区(蔡甸、黄陂、新洲、江夏)、宜昌市、赤壁市、黄冈市、黄石市作为随机抽样调查的范围。调查采用结构式访谈和自填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共发放调查问卷2100份，回收有效问卷2051份，有效回收率为97.7％。其中，湖北省武汉市有效问卷608份，黄冈市有效问卷293份，黄石市有效问卷288份，宜昌市有效问卷477份，赤壁市有效问卷385份。样本基本情况参见表1。
二、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情况分析
公众对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认知是其产业化态度的基础。
1.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基本认知情况
针对“转基因水稻”是否了解这一问题进行调查，结果显示：选择“非常了解”的公众共65人，仅占3.2％；选择“有些了解”的公众有638人，占31.6％；选择“仅仅听说过，不了解”的公众共1118人，占55.5％；选择“根本没听说过”的公众共195人，占总数的9.7％。以上数据表明公众对转基因水稻完全不了解或者非常了解的人都在少数，对转基因水稻处于了解层面的公众人数要少于不了解层面的公众人数，表明公众在总体上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还是非常模糊。
2.公众听说的转基因水稻的类型
在“您听说过以下哪几种转基因水稻的(可多选)”问题中(调查组罗列出了六种类型：“抗虫转基因水稻”、“抗病毒转基因水稻”、“抗除草剂转基因水稻”、“抗逆境转基因水稻”、“提高产量的转基因水稻”、“改善营养的转基因水稻”)，调查结果(累计百分比)如下图1所示。其中，对“提高产量的转基因水稻”公众听说最多，其次是“抗虫转基因水稻”，表明公众认为提高产量是转基因水稻的最重要的特征。其实，当前研发转基因水稻最重要的特征是抗虫，而并非是提高产量，公众的认知与事实有一定差距。对其他类型的转基因水稻的熟悉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排列分别是：“抗除草剂转基因水稻”、“抗病毒转基因水稻”、“改善营养的转基因水稻”、“抗逆境转基因水稻”。此外，仍有28％的公众选择都没有听说过以上转基因水稻种类。
图1 公众听说过的转基因水稻种类
3.公众对转基因水稻基础知识的了解情况
为了进一步了解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情况，问卷中设计了5个关于转基因水稻的基础问题分别是：(1)转基因水稻就是杂交水稻(答案选择“错误”才是正确选择)，(2)我国转基因水稻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答案选择“错误”才是正确选择)，(3)吃转基因水稻的人基因将会发生变化(答案选择“错误”才是正确选择)，(4)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将降低成本，增加农民收入(答案选择“不确定”才是正确选择)，(5)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并不会导致中国丰富的水稻基因资源流失(答案选择“错误”才是正确选择)。针对每个题目的正确率分别是：50.9％、20.3％、44.5％、33％、19.7％，平均正确率是33.6％，仅为1/3。数据显示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基本知识的把握还是非常欠缺。
三、公众对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公众对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态度是基于转基因水稻的认知、个人消费偏好和转基因作物的相关信息而作出的综合选择，它是我国政府应该作出何种产业政策的重要依据。公众对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态度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1.态度的描述统计
在针对湖北省的问卷调查中，共有2051位受访者表达了自己对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总体态度。其中，75.6％的公众表示大力支持或比较支持，24.4％的公众表示不支持或强烈反对。可见，大部分公众对转基因水稻产业化是支持的态度，而且大力支持的人数占到13％，也是多于强烈反对的3.7％的人数占比，这表明公众对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总体态度上比较积极的。
根据态度形成的经典条件作用理论，在问卷调查中，引用了近年来较受瞩目的专家学者的发言，其中包括：①转基因水稻安全证书获得者，华中农业大学张启发教授宣布“转基因水稻最迟5年可以上老百姓餐桌”。[1]②方舟子公开声称“转基因食品便宜、安全又环保，我选择转基因食品”。[1]③我国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薛达元表示“对转基因水稻的商业化生产一定要慎之又慎，否则，潜在的风险太大，出了问题谁也担不了责任”。[2]④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强调“反对转基因主粮进行产业化种植并不是反对转基因技术而是反对用全体国民的主粮去冒险”。[3]本调查报告将以上4种观点分为两方，前两种是“对转基因水稻产业化持支持态度”，后两种是“对转基因水稻产业化持谨慎态度”。对前两种观点中的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不太同意、非常不同意分别赋分1分、2分、3分、4分，对后两种观点中的非常同意、比较同意、不太同意、非常不同意分别赋分4分、3分、2分、1分，并将分数进行相加比较，得分越高说明对转基因水稻产业化越持谨慎态度，得分越低，说明对转基因水稻产业化支持程度越高。在经过系列的统计分析后，调查组得出公众态度的得分均值是10.89，超过了预先设定的基本得分均值10，说明公众对转基因水稻产业化总体持谨慎态度。
运用态度得分的方式与直接访问得出的公众对转基因水稻态度的结果是不一致的。这一出入的产生与公众在回答问卷时所反映的态度形式直接相关。一般来说，针对直接访问态度的问题，公众大都表示的是象征型态度；而运用态度得分即间接访问态度的方式进行问卷调查时，公众大都表现出来的是工具型态度。象征型态度主要是指通过长期价值观的影响而形成的态度，工具型态度主要是指基于对态度对象直接信念和付出的态度[4]。首先，象征型态度很容易与重要的团体相关，一般相对缺乏理性。在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支持或反对的态度调查中，直接访问式对整体态度的调查是一种象征型态度，是直接面对受访者的，直接基于受访者的长期价值观。在受访者的长期价值观中，转基因技术是一项重要的科技研究成果，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等系列观念的长期熏陶下，我们可以认为受在访者的长期价值观中，存在一种“科学的就是好的，就是理应支持的”观念，而这种观念往往是不理性的，不是受访者真正所持的观点。同时，由于公众受转基因水稻信息传递的局限性和自己对转基因水稻的专业知识的有限性，长期价值观往往会误导公众作出不符合自身想法的态度表现。其次，工具型态度意味着对态度对象的评价仅仅集中于它对某人或某种观点的效用，而不依靠它与长期价值观的关系。在引用系列的专家观点时，公众是基于当下的想法，针对调查中所呈现的观点，是一个思维直面观点的状态，由于脱离了长期价值观的影响，往往工具型态度更能表现出受访者当下的真实想法。因此，公众基于专家学者的观点而产生的态度相对能更理性地反映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态度，即大部分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持谨慎态度。
2.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在对受访者对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态度与受访者的基本情况进行交互分析时，调查组得到结论如下表2所示。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成长环境、受教育水平和从事职业对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态度有重要影响。
(1)成长环境。成长环境的发达程度和公众对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态度是相关的。在越发达的地方，公众对转基因水稻产业化持更谨慎的态度；在有待发展的地区，公众倾向于支持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见表3）。
(2)教育水平。调查结果显示，教育程度越高的公众，对转基因水稻产业化越谨慎。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越详细，其态度也会越谨慎（见表4）。
(3)职业。调查结果显示，从事一些稳定职业的公众对转基因水稻产业化持谨慎的态度较多，而从事一些不稳定的职业公众往往存在尝鲜的心态，对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态度会更支持一些。对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态度的得分均值比较中，农民是唯一持支持态度大于谨慎态度的群体，这与转基因水稻能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增加其收入有密切关系，他们更愿意发展转基因水稻（见表5）。
3.认知对态度的影响
调查组在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及其产业化的态度的相关性分析中(具体见下表6)，得到如下数据：R＝0.211 B＝10.215 Sig.＝0.000，说明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和其产业化态度的相关性显著。消费者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程度越高，对转基因水稻的态度就越谨慎，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程度与公众对转基因水稻产业化态度的关系强度为87.667，两者关系的线性方程表达式为y＝0.044x＋10.215。
四、公众的行为导向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
公众的消费行为直接影响转基因水稻的供求关系。为了更好地预测公众的行为导向，并对其加以解释，调查组根据调查数据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
1.Logistic回归模型原理[5]：
逻辑斯回归分析的中心概念是Logit(逻辑)，它是胜算(odds)的自然对数。若p表示事件发生的概率、1－p表示事件不发生的概率，则事件发生的概率与不发生的概率与多项式关系为：
2.基本情况概述
从logistic模型的回归估计中可得出所建立的模型适配度情况和所投入的自变量对依变量的预测能力。
表7为整体模型系数显著性的检验结果，四个自变量所建立的回归模型的整体模型适配度检验的卡方值为193.813，p＝0.000＜0.05，达到显著水平，表示在投入的自变量中，至少有一个变量可以有效解释和预测公众对转基因水稻和非转基因水稻的选择行为结果。
表8为回归模型的整体适配度检验结果，采用的是Hosmer-Lemeshow检验法，如果未达到显著度水平，表示模型适配度佳。公众行为预测的回归模型的Hosmer-Lemeshow检验值为p＝0.123＞0.05未达到显著水平，表示四个变量所建立的回归模型适配度非常理想，整体回归模型的适配度良好，表示自变量可以有效预测依变量。
表9模型汇总表为自变量与依变量间的关联强度检验结果，Cox－snell关联强度值为0.099。Nagelkerke关联强度指标值为0.158，表示自变量与依变量现有关系存在，四个变量可以解释公众购买行为的变量总变异的9.9％，15.8％。表示所投入的四个自变量与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选择行为间存在强度关联。
表10为回归模型中个别变量显著性的参数估计，从个别参数的显著性指标来看，“决策者”、“受益者”、“安全责任承担者”、“态度”的Wald指标值分别是6.024、15.961、6.858、110.427，均达到0.05显著水平，表示以上四个变量与公众的转基因水稻购买行为有显著关联，这四个变量能有效预测和解释公众是否购买转基因水稻。
胜算比乃在说明自变量与依变量间的关联，上述“态度”变量的胜算比为4.337，表示样本在态度测量值增高一分(即越持谨慎态度)，那么公众在“选择非转基因水稻比选择转基因水稻的胜算”的概率就增加4.337(433.7％)。
3.公众的行为导向结果分析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态度”、“受益者”、“决策者”、“安全承担者”这四个变量与公众行为的相关性均达到了0.05的显著度水平，说明这四个自变量能有效预测公众的行为导向，并能解释公众行为导向的相关影响因素。
(1)公众态度与行为导向
从Logistic回归模型的分析结果可知，公众的态度变量Wald检验值的显著性水平为0.000，达到0.05的显著水平，表明公众态度是预测和解释公众对转基因水稻导向行为的重要变量。在个别自变量显著性的参数估计中，胜算比旨在说明自变量与依变量之间的关联，态度变量的胜算比为4.337，表明样本在态度测量值增高1分(即对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态度越谨慎)，公众在转基因水稻上的不购买行为比购买行为的概率就增加4.337。而且态度预测变量回归系数为正数，取其相对应的指数值后数值大于1，表示态度的测量值越高(即对转基因产业化水稻的态度越谨慎)，不购买转基因水稻的行为比购买转基因水稻的行为的胜算就越大。以上分析表明转基因水稻的行为态度与行为存在密切关系。
(2)利益权衡维度分析
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购买行为是基于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利益考虑的。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表明，公众所认为的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受益者对公众行为导向有显著关系，其wald检测值为15.961，且达到0.05的显著度水平，能有效预测和解释公众的行为导向。在Logistic回归模型中，“公众认为的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最大受益者”变量的系数为正数，说明公众越关注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最大受益者，其选择转基因水稻的概率就越大。“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认为：“消费者在采取购买行为之前会不断衡量风险和收益，从而决定是否实施行动。”[6]公众的消费购买行为一般都会以自身为最大受益者为前提，才选择购买该种商品，如果他人或单位能从中谋取更多利益，消费者来进行利益权衡后，很可能不会购买该商品。其实，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直接和最大的受益者并不是公众，而是销售转基因种子及其抗除草剂、专用化肥等产品的生物技术公司和从事转基因水稻研发的科学家。相反，转基因水稻的风险则由消费者或者公众承担。因此，在转基因水稻的危害性还处于未知的状态下，在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安全性还不了解的情况下，消费者仍会选择安全性更强，更熟悉的传统稻米。
(3)决策行为导向分析
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中，“公众所认为的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决策者”变量与公众的行为导向关系度显著。其Wald检测值为6.027，且达到0.05的显著度水平，表明公众认为决策行为能有效解释和预测公众的购买行为。Logistic回归模型中，“公众认为最重要的决策者”这一变量的系数为负数，表明公众越关注转基因水稻产业化过程中的决策者这一角色，其购买转基因水稻的概率就越低。调查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公众都认为公众(消费者)才是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决策中最重要的决策者，然而转基因水稻产业化这一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其相关的决策过程并不透明，公众参与转基因水稻的现实渠道非常有限。这也可能构成公众不选择转基因水稻的原因。
五、结论
通过对我国公众对转基因水稻认知及其产业化态度的调查数据的分析和整合，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1.大部分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比较模糊。因此，我国政府和科学家需要加强对转基因水稻及其产业化相关知识的普及，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同时，政府和科学家对转基因水稻的安全评估和决策方面的信息应该公开化和透明化，使公众能更好地参与到转基因水稻的评价和决策中来，促进转基因水稻产业化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2.公众对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态度与公众的职业、教育水平和成长环境相关性显著。受教育水平越高、职业相对稳定和固定、成长于较发达地区的公众，其对转基因水稻及其产业化的态度就越谨慎。公众对转基因水稻的认知程度越强，所持的态度往往越谨慎。
3.Logistic回归模型可以预测公众对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行为导向。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得出，公众态度、利益选择、公众对决策的看法能有效解释和预测公众的行为。其中，公众对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态度与行为之间相关性显著，公众在未得到转基因水稻确定的安全性之前，大都选择谨慎、观望的态度。在转基因水稻的利益选择上，公众认为在食品安全性的重要前提下，最重要的是转基因水稻的健康效益。公众在转基因水稻产业化的决策过程中，公众更相信自身的决策行为，并希望参与到决策之中。
(致谢：感谢叶岸滔、高崇、李俊、段林艳、王传菊、杨妍茜、宋阳、张辛昕、于娣等在问卷调查和数据统计中所做的工作!)
［收稿日期］2012年5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