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战争与建国初期我国东南沿海防卫战略的转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沿海论文,朝鲜战争论文,东南论文,战略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E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8(2003)05-0034-09
建国初期，我国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和主要任务是解放台湾，这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也是维护东南沿海安全的战略举措。但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国的武装干涉，使中国不能不对国家安全战略和东南沿海的防卫战略进行重大的调整。
一 朝鲜战争与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调整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迅速做出反应，2天后的6月27日，杜鲁门总统即下令出动海军、空军援助韩国军队，同时令美国海军第7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宣布台湾中立化。6月30日，又决定向朝鲜派出地面部队（注：神谷不二：《朝鲜战争——中美对抗的原形》，中央公论社1966年版，第36～39页。）。中国政府则于6月28日即发表声明，严正谴责美国对朝鲜半岛的侵略和对台湾海峡的军事干涉。双方在政治外交上的对立进一步加剧。
远东形势的变化使中共中央领导人认为，美军对朝鲜和台湾的侵略在东北和东南两个战略方向上构成对新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都是需要认真对付的。但鉴于我们尚不具备在两个战略方向上同时反击外来干涉和军事威胁的物质力量，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履行国际主义义务，我们只能暂时改变解放台湾的战略部署，将主要的军事力量转向东北方向，支援朝鲜人民抗美救国。而且美国的军事介入不仅使美、蒋的海空军力量大大超过解放军的海空力量，也使国际上对台湾的支持大为增加，加大了我军武力解放台湾的难度。中共中央在内部指示中承认：我们还没有与美国现代化的海空军进行海上较量的可能（注：青石：《1950年解放台湾计划搁浅的幕后》，《百年潮》1997年第1期。），并于30日决定暂时停止解放台湾的军事战备工作。但是否需要就朝鲜战争做出反应，应采取何种政策，尚在严密地观察和缜密的思考之中，所以直到7月上旬仍未就是否介入朝鲜战争做出任何重大的决定（注：朱建荣：《毛泽东的朝鲜战争》，岩波书店1991年版，第77～80页。）。
7月7日，中央军委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关于保卫国家安全的国防会议，讨论了组建东北边防军的有关问题，决定到7月底将13兵团3个军（38军、39军、40军）和3个炮兵师调往东北集结，组成以粟裕为司令员兼政委、肖华为副政委的东北边防军指挥机构，同时开展兵员补充、后勤准备和政治思想动员工作。毛泽东当天夜里批示：立即执行（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16页。）。7月13日中央军委下达《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但组建东北边防军与其说是准备参加朝鲜战争，不如说是为了加强国家安全的防卫，为防备朝鲜战争的扩大而未雨绸缪，中共中央领导人没有把军事注意力完全转移到朝鲜战争上来。是否全面停止解放台湾的战备工作，是否需要把军事力量配置的重心完全从东南沿海转移到东北方向，还将视朝鲜战局的变化再作出决定。因此也还没有把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完全从东南转向东北。
此时，被视为解放台湾之前哨战的解放东南沿海各岛的战斗也仍在继续进行之中。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了广东、浙江沿海的伶仃岛、三门列岛、万山群岛、嵊泗列岛。8月，先后解放了担杆岛、佳蓬列岛和南鹏岛（注：张山克：《台湾问题大事记》，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44～47页。）。同时，华东军区所属的24军、25军和3个炮兵师也按照既定计划，积极进行着解放金门战役的准备工作（注：徐焰：《金门之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02页。），所以，在朝鲜战争爆发一个多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仍然按照既定的军事计划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军事行动可以说明，尽管美国武装力量介入了作为中国内政的台湾问题，但中共中央在做出必要的政治反应和军事部署的同时，只是推迟了武装解放台湾的时间表，并未完全放弃解放台湾的军事计划，也未立刻停止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军事行动，因此也就尚未完全将军事重点、军力配置转向东北方向，也就是说还没有完全完成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调整与转换。
但是7月末以后，美国加紧准备对朝鲜进行更大的军事干涉，毛泽东开始感到：对朝鲜战争的前景“不容乐观”（注：齐德学：《朝鲜战争内幕》，辽宁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0页。），为了能在朝鲜战争发生对我不利态势时及时做出迅速而有效的反应，中共中央一方面密切关注朝鲜战局的发展变化，一方面进一步调整了国家安全战略，不仅无限期地推迟了解放台湾的时间，而且将东南沿海地区以进攻为主的解放战略调整为以防御为主的防卫战略。7月20日，华东军区发出关于加强沿海岛屿的防卫和海防警备工作的指示；8月，在浙江省、山东省公安厅设立海防处，苏北区、苏南区设立海防局（注：邓礼峰：《新中国军事活动纪实1949-195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12页。）。7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将43军主力配置于雷州半岛，其中一个师驻守海南岛（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44页。）。8月25日，中央军委又指示中南军区，以国民党军队可能在潮阳、汕头、海丰、陆丰等地登陆为假想事态，加强上述地区的军力配置和备战措施（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80页。）。到9月，东南沿海地区的军事战略完全转换到防御态势，最终建立起初步的防御体系。
8月，朝鲜人民军的攻势受挫，美韩军队的釜山防御圈渐趋稳定，美军准备大规模军事行动的迹象日益明显。中国领导人对朝鲜战局有了新的认识，出现参战的意向，采取了必要的措施。4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朝鲜问题。毛泽东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不能不帮，必须帮，用志愿军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周恩来也在会议上发表讲话说：“如果美帝将北朝鲜压下去，则对和平不利，其气焰就会高涨起来。要争取胜利，一定要加上中国的因素，中国的因素加上去后，可能引起国际上的变化。我们不能不有此远大设想。”（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5日，毛泽东电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边防军务部现已集中”，“各部于本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待命出动作战”，“8月内可能没有作战任务，但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18日，他又电告高岗：“边防军完成训练及其他准备工作的时间可以延长至9月底，请你加紧督促，务在9月3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28页。）总参谋部对朝鲜战局进行研究后判断美军“在仁川登陆可能性很大”。8月23日，总参谋部作战参谋雷英夫向周恩来汇报了上述判断，随后受到毛泽东召见。毛泽东详细听取汇报后作出3项指示：1.检查和督促东北边防军的战备工作情况，必须在9月底以前完成一切战备工作，保证随时能够出兵作战；2；把美军可能在仁川登陆的情况通报朝鲜和苏联，建议朝鲜作好应付最坏局势的准备，采取主动后撤主力部队，加强仁川地区的布防等措施，供朝、苏方面参考；3.总参和外交部要随时密切注意朝鲜战局的变化（注：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为防备朝鲜战局的逆转危及中国的国家安全，中共中央调整东北、东南两个战略方向的军事部署，明确提出派兵入朝参战的构想。8月26日，周恩来召集关于保卫国家安全的第二次国防会议，通报了朝鲜战局的情况和总参谋部对美军动向的判断，他着重指出，出兵朝鲜的可能性正在增大，要求东北边防军务必在9月底以前作好一切战斗准备，并提出“如果出国作战，主要对像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李承晚伪军。”（注：雷英夫：《抗美援朝战争几个重大决策的回忆》，《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出于对朝鲜战局前景“不容乐观”的估计，毛泽东考虑再向东北调动8个军，使东北边防军达到12个军的规模（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454页。）。根据聂荣臻的建议，中央军委决定：1.将中南地区的50军开赴东北，加入东北边防军的战斗序列；2.将华东军区主力、准备用于攻打台湾的第9兵团的3个军（20军、26军、27军）和西北地区的19兵团分别调到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沿线，令他们作好战斗准备，作为赴朝参战的第二梯队；3.加速建设特殊兵种，增编3个坦克旅、4个飞行团、18个高射炮团、10个军的直属炮兵；4.制定防空计划，把3个航空兵师、15个高射炮团、1个探照灯团分别部署在沿海大城市，担当对空防卫的任务；5.把东北南部地区的部分工业设备和战略物资迁往东北北部地区（注：徐焰：《第一次较量——抗美援朝战争的历史回顾与反思》，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20页。）。此时中共中央虽然还未最后决定参加朝鲜战争，但军事力量的配置和工作重心已经明显向东北方向倾斜。
9月15日，美军在朝鲜的仁川登陆成功，不久即攻占汉城，并继续向三八线以北进攻，朝鲜战局急转直下，使得出兵朝鲜问题终于成为中共中央在军事方面的重要议题。中央军委正式下令：推迟进攻金门、台湾。毛泽东致信高岗：“看来不出兵是不行了，必须抓紧准备”（注：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79页。）。9月29日，毛泽东指示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以后请注意，只说要打台湾西藏，不说任何时间”（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36页。）。显然，由于国家安全形势的急剧变化，很难对朝鲜战争所需要的时间作出较为准确的预测，也无法预计何时可以重新回复东南沿海的进攻性军事战略。10月2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正式告之中国决定以“志愿军的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45页。）。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表示要出兵朝鲜。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1月，毛泽东和中央军委下令解除准备攻打金门的解放军部队的攻击任务（注：叶飞：《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613～614页。）。在东南沿海地区进攻作战的攻击令解除，标志新中国的东南沿海军事战略完全转入防御态势，国家安全战略终于作出了重要调整。
二 朝鲜战争与东南沿海防卫战略的确立和防卫体制的形成
东南沿海防卫战略的确立和防卫体制的形成与朝鲜战局的变化、美蒋军队的动向密切相关。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之后，美蒋军队会不会联合对我国东南沿海发动进攻，大概何时、在何地、发动何种形式、何种规模的进攻，成为在确立东南沿海防卫战略和防卫体制时不能不加以考虑的问题。
1950年末，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如何防备美蒋军队的大规模登陆作战，发出了一系列指示。11月17日，毛泽东要求华东局、中南局在加强东南沿海战备工作的同时，以美蒋军队的登陆进攻作为假想事态进行军力配置和作战准备（注：邓礼峰：《新中国军事活动纪实1949-195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150页。）。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认为，美蒋军队可能登陆的地点有浙江、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可能攻击的要点有上海、广州（注：《张爱萍军事文选》，长征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当时上述地区的我军军力不足。在包括海南岛在内的广东省除43军外仅有6个师，如要防卫广东全省沿海地区，这些兵力显然是不够的。因此11月中旬，毛泽东要求在5个月之后，广东驻军应从3个军增强到7个军（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67页。）由于对广州、上海等大城市的进攻很可能首先是由美蒋海空军进行的空中打击，所以对大城市的防卫重点是加强防空体系，防备美蒋空军的轰炸。当然也不能排除蒋军登陆的可能性。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张爱萍11月4日在华东军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指出，蒋介石军队可能有在美国海空军的支援下夺取上海的意图（注：《张爱萍军事文选》，长征出版社1994年版，第95页。）。19日，华南情报局报告说，最近盛传美国向台湾派遣了2000名空军作战人员，将以蒋军名义，对大陆进行空中打击。中央军委认为这种可能性很高，要求东南沿海各军区加强防空体系，决不能对敌人的空袭掉以轻心（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77页。）。
同时，作为保卫国家安全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大陆内地依然活动猖獗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土匪武装。特别是在福建、广西等地，还有相当数量的土匪，一旦美蒋军队对我发动登陆进攻，土匪武装必将会在我军防线后面制造反革命暴乱，进行破坏和袭击，配合美蒋军队反攻大陆。因此有必要首先安定后方，尽快彻底肃清残余土匪，所以剿匪也是加强东南沿海防卫体制的重要一环。
东南沿海的防卫战略的转换、防卫体系的建立和兵力配备的调整，又与朝鲜战局的发展变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当时，经过第一、第二次战役，志愿军将美韩军队打退至三八线以南地区，并一度夺回了汉城，美国甚至准备在战局进一步对己方不利的情况下从朝鲜撤军。为挽救败局，远东美军最高司令长官麦克阿瑟主张动用国民党军队攻击中国大陆，使我陷入两面作战的困难境地。1951年1月8日中央得到的情报说，国民党军队20～25万人准备对厦门和汕头发动登陆作战，并得到蒋介石的批准，麦克阿瑟充分研究了这一计划，将于1月底解除限制国民党军队进攻大陆的禁令。对此，毛泽东于13日致电华东军区的陈毅和邓子恢，认为蒋介石实施这一作战计划的“可能性非常高”，并指示中南军区，向汕头、海丰、陆丰等地调动2个军，华东军区在福建省配置4个军（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24～25页。）。
由于大量兵力赴朝参战，无法向东甫沿海地区派遣更多的部队和兵器装备，中央军委要求华东军区依靠自己的力量单独完成防卫任务。毛泽东致电陈毅表示“由于准备参加朝鲜战争，不能在华东军区配备空军”，“华东全军应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担负起歼灭国民党军的任务，不能期待外来援助”（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华东地区我军因而大规模建设各种防御工事，以求歼敌于海面或滩头。但这种战术思想和防御方针并不符合毛泽东历来提倡的“诱敌深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所以毛泽东于1月24日致电中南、华南军区，指出“歼敌于海上或滩头”是“畏敌如虎”（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67～69页。）。在另一封电报中，毛泽东批评了在东南沿海大量建设防御工事的做法和歼敌于海上或滩头的作战方针，强调采用我军传统作战方法和战术方针的有效性，要求在美蒋军队登陆之际，引诱敌军至内陆包围全歼之，认为这才是“克敌制胜的方法”（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85页。）。毛泽东与东南前线我军指挥官在作战方针上的意见分歧，反映出对于在有大量海空军参战、大量使用现代化兵器的登陆和反登陆作战中，我军传统作战方式和战术方针是否仍然有效这一问题的不同看法。也由于朝鲜战争的影响，大批部队调往朝鲜战场（已从中南军区调出13兵团和50军，从华东军区调出9兵团；由华东军区陆军改编的航空兵10、12、14、15、16共5个师，也于1951年底赴朝参战），尤其是未配备在反登陆作战中至关重要的空军，使东南沿海我军在进行防卫作战的时候，面临着海防线漫长、兵力相对不足和无法掌握制空权的困难。
以上事实说明：1.建国之初，尽管美国在东南和东北两个战略方向上对我国安全构成威胁，但我们确实没有在两个方向上同时进攻、对抗美国的力量，只能选择其中之一、集中主要力量展开进攻，在另一个战略方向上转入防卫态势、建立防卫体系、实施防卫战略，这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把东南沿海的以解放台湾为最终目标的进攻战略转为防卫战略的根本原因。2.在国家整体安全战略中，东北（朝鲜战争）与东南（解放台湾）两个战略方向有主有次、有轻有重，必须把军事力量和兵器装备优先配置于主要的战略方向；这不仅使新中国当时无法集中必要的物质力量和技术手段以解放台湾、统一祖国，也使得东南沿海我军即使在转入防卫态势、建立防卫体系之后，仍然面临着许多因技术力量和物质手段不足而产生的困难。
到1951年年初，美蒋军队仍未发动对大陆的大规模登陆进攻，而朝鲜战局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战斗虽未停止，但交战双方均出现了停战谈判的意向。4月，积极主张以美国海空军对中国本土发动攻击，并动用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的麦克阿瑟被解除了职务。6月，中方也对停战谈判表示出积极的意向（注：《聂荣臻回忆录》下卷，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41～742页。）。朝鲜战局的这一变化对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防卫战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的我军指挥官认为，即使美蒋军队联合对我发动进攻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至少进攻的规模要比当初设想的为小，因而有必要依据形势和敌情的变化调整我军防卫战略（注：浅野亮：《未完成的台湾战役——战略转换的过程与背景》，载《中国研究月报》1992年，第527号。）。随着福建、广西等地的剿匪任务基本完成，剿匪部队已投入沿海防御体系，各地调来的部队也都就位，形成了东南沿海地区以反击敌军登陆、消灭登陆之敌为目标的三重防线的防卫体系。即：第一线，由边防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担任海岸沿线的守卫和警备；第二线，在海岸线的后方配置解放军的机动部队，一旦第一线发生紧急事态，即可迅速出动支援前方；第三线，在沿海省份的内陆地区部署解放军的主力部队，进行军事训练，随时准备歼灭敢于入侵之敌（注：《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4～325页。）。这种三重防线的兵力配置，体现了毛泽东“诱敌深入加以全歼”的作战思想和方针。
三 朝鲜战争与东南沿海地区防空体系的建立
尽管形成了以反登陆为重点的三重防线的陆上防卫体系，但当时美蒋军对大陆更现实的威胁与其说来自海上的登陆作战，不如说是来自空中的袭击轰炸，因此加紧建立和完善防空体系就成为确立东南沿海防卫战略和防卫体系的重要一环。早在朝鲜战争爆发之前，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就已经认识到加强防空力量、建设防空体系的重要性，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国家安全环境的改变，以及美蒋空军对大陆沿海地区城市的骚扰轰炸，无疑进一步加深了上述认识（注：安田淳：《中国建国初期的安全保障与朝鲜参战》，庆应大学《法学研究》1994年，第67卷第8号。）。
1949年10月～1950年3月，东南沿海的上海、杭州、福州、广州、南京、宁波、青岛、徐州、南昌、镇江等地均遭受过国民党空军的轰炸，其中仅上海一地就被炸26次。特别是从1950年2月6日开始，国民党空军连续对上海进行了大约1周的轰炸，造成1400多人伤亡，2000多所房屋被毁（注：邓礼峰：《新中国军事活动纪实1949-195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86～87页。）。国民党空军对大陆的猖狂轰炸，使毛泽东认为：解放军如果赴朝与美军作战，美国一定会动用空军轰炸中国的大城市和工业基地，同时动用海军攻击大陆沿海地区，因此必须作好准备（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539页。）。
防空体系的建立和防空力量的准备包括空、地两方面，主要是空军。但解放军空军初创伊始，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相当弱小。为了在朝鲜战场上消除美国空军的空中威胁，保护地面部队，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基于“朝鲜战场第一”的考虑，首先把刚刚建立的、有限的空军力量派往朝鲜战场，几乎没有在东南沿海地区配备空军力量。毛泽东曾致电陈毅表示“由于准备参加朝鲜战争，不能在华东军区配备空军”，“华东全军应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担负起歼灭国民党军的任务，不能期待外来援助”（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因此，东南沿海地区防空体系的建立主要依靠地面的高射炮兵部队（包括探照灯、雷达、对空监视等部队），以对抗美蒋空军的空中威胁。
1950年2月8日，中央军委紧急调动正在防空学校受训的高炮第17、18团到上海担负防空作战任务（注：《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5页。）。2月11日，成立上海防空治安委员会（注：邓礼峰：《新中国军事活动纪实1949-1959》，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75页。）。2月21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华东、中南、东北、华北各军区设置防空监视所，在主要大城市和重要工业区设立防空司令部（注：空军司令部编研室：《空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自3月中旬上海防空司令部成立到5月11日，上海防空部队共进行防空作战4次，击落敌机5架（注：《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55页。）。7月4日，总参谋部指示各军区：鉴于美军在台湾海峡和朝鲜战场的动向，有必要不分昼夜地进行对空监视警戒，强化防空体系（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防空军回忆资料·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47～548页。）。早在1945年11月我军就编成了第一支高炮部队，但高炮部队的发展壮大却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伴随着东南沿海防空体系的形成和加强而实现的。1949年8月11日，中央军委根据聂荣臻、杨尚昆、杨立三的建议，决定编成10个高炮团和10个高射机枪团，担负城市防空任务。1950年2月9日，第四野战军特种兵司令部高炮指挥所与河南军区第二警备旅直属机关合并，成立高炮第一师，驻守武汉（注：《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5页。）。4月12日，在东北军区第4、第5高炮团的基础上，编成高炮第2师，驻守沈阳。5月13日，华东军区淞沪警备司令部高炮指挥所与陆军第100师合并成立高炮第3师，驻守上海（注：李俊亭、杨金河主编：《中国武装力量通览(1949～1989)》，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我军高炮部队正式形成。
1950年8月10日，中央军委下达关于扩大防空军的指示。9月7日，当时任中央军委炮兵部副司令的苏进向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到10月份编成15个高炮团，年底前在10个大城市部署高炮团。10月，成立了全国防空计划委员会，统一负责全国各地防空计划的制定和组织实施。同时中央军委请求苏联援助15个高炮团的武器装备。1950年底，组成了22个高炮团。到1951年底，组建了26个高炮团、6个独立高炮营，共有高射炮975门。高炮部队除配置于作为朝鲜战场大后方的东北地区外，优先配置于东南沿海地区。1951年1月21日中央军委发布《统一城市高炮部队番号的命令》，当时已组建的23个高炮团中，华东军区6个，中南军区3个，东北军区8个，华北军区5个，西南军区1个，总共有9个高炮团配置于东南沿海地区，占总数的39.13%（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防空军回忆资料·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58页。）。1953年初，又在华东军区和中南军区分别部署2个、3个高炮团。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共有14个高炮团配置于东南沿海地区（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防空军回忆资料·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94页。），集中部署在上海、广州等大城市，或预计国民党军队可能登陆的汕头、厦门等地。
防空军高炮部队的部署无疑为保卫东南沿海地区的大城市，为防备国民党军队的轰炸作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高炮部队几乎都是由陆军改编而成的，技术的熟练运用和武器的熟悉程度方面难免有所不足，一时难以形成强大而完善的防空能力。如：仅上海一地，误报敌机来袭的事件就有40余起；仅1952年1月，就有敌机452架次、共321回侵犯华南军区的防空区。因此，根据总参谋长的指示，组成了中央军委防空司令部副参谋长梁军为首的检查组到上海等地进行检查。为了提高各高炮部队的防空作战能力，总参谋部要求树立以“击落敌机”为目标的作战思想。从1952年4月开始，防空军各高炮部队轮流开赴朝鲜战场，在实战中提高作战技术、积累作战经验。到年底，驻守东南地区的高炮部队中，已有5个高炮团的部队轮流赴朝作战。同期，还有662名高炮部队的干部和军官，分5次赴朝参观实习（注：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防空军回忆资料·大事记》，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版，第571～572页。）。
总之，东南沿海地区防空体系的建立是以高炮部队的建设和扩充为中心的，尽管因为是新建部队，在现实作战能力上还有所不足，但在该地区没有配备空军力量的情况下，通过高炮部队的数量增加、质量强化和作战经验的不断增长，建成了较为完善和严密的防空体系，为保卫祖国领空、打击来犯之敌、维护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
四 东南沿海地区防卫战略的变化与积极防御战略的形成
建国初期我军在东南沿海地区的防卫战略，随着朝鲜战局的发展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有一个从消极防御向积极防御转化的过程。
建立东南沿海地区防卫体系的初始动因，是为防备美蒋军队从空中和海上而来的袭击。但实际上，以登陆作战形式对大陆进行骚扰破坏的只是国民党军队，而且作战规模远不如预想的那样大。1951年国民党军队对大陆沿海岛屿的攻击，几乎都是350～500人的营级规模。对付这样的来犯之敌，根本用不着驻守在第二线的解放军机动部队，只须边防部队和民兵就可以完全击退或消灭（注：《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当代中国军队的军事工作》（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5～326页。）。本来在1950年6月以前，国民党军队已经从浙江沿海岛屿撤退，美军进入台湾海峡之后，国民党军队又夺回了浙江沿海的一些岛屿。1951年9月，蒋介石任命胡宗南为浙江沿海国民党军指挥官，所部1万多人，逐渐加大对大陆沿海岛屿骚扰袭击的规模。1952年3月28日，国民党军1000多人从大陈岛向白沙岛发动进攻。6月10日，又向温岭附近的黄焦岛发动1200人规模的进攻。驻守各岛的解放军守备部队在来自大陆的支援下击退了所有来犯之敌（注：徐焰：《金门之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59页。）。这说明：1.我军建立的东南沿海防卫体系有效地击退了国民党军队的骚扰袭击，成功地保卫了东南沿海地区的安全；2.国民党军队尽管对大陆沿海岛屿发动了多次袭击，但规模都不大，而且均被我军在未动用主力部队的情况下击退，说明国民党军队并不具备对大陆进行大规模登陆作战的能力。由上述两个情况又可以逻辑地进入以下的考虑：既然现有的防卫体系足以有效地保卫国家安全，既然国民党军队不大可能对我发动大规模登陆作战，那末是否可以调整东南沿海的防卫战略，把等待敌人进攻的消极防卫战略转变为适时反击敌人的积极防御战略呢？随着朝鲜战局的发展，以及东南沿海军事形势和我国国家安全环境的变化，这一问题进入东南沿海我军指挥人员的思考和视野之中。
随着朝鲜战争进入谈谈打打、边打边谈的阶段，战局和战线趋于稳定，东南沿海我军的防卫战略也开始向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转化。1952年7月，华东军区司令陈毅指示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张爱萍，研究拟订解放浙江、福建沿海各岛屿的作战计划（注：徐焰：《金门之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07页。），即把等待国民党军队进攻，然后诱敌深入，在内陆地区包围歼灭之的作战方针，改为寻找战机，通过渡海登陆作战，对盘踞沿海各岛屿的国民党军队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从根本上解除国民党军队对大陆的威胁和骚扰。7月27日和10月19日，福建前线28军和广东我军，先后对国民党军队盘踞的浮鹰岛和南鹏岛发动攻击，几乎全歼驻岛的国民党军队，解放了这两个岛屿（注：姜思毅：《中国人民解放军事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5页。）。这一为了反攻或进攻而采取积极的攻势行动，先发制人地挫败敌人进攻的防御作战，说明东南沿海我军的防卫战略已经转为“积极防御”的方针。依据“积极防御”的防卫战略和作战方针，东南沿海我军从1952年秋季开始对既有防卫体系进行了积极的调整。9月，华东军区陆军部队开始更换新装备（注：姜思毅：《中国人民解放军事典》，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91页。）。经过朝鲜战争考验的20军、26军、27军相继归建华东军区，并接替调往朝鲜战场的23军、24军，承担了华东沿海地区的防卫任务（注：南京军区第三野战军史编辑室：《第三野战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506～507页。）。从朝鲜战场调回来的空军也逐步配置于东南沿海地区，大大改善了东南沿海地区的防空体系，加强了我军进行进攻性战斗任务的作战能力（注：空军大事典编审委员会：《空军大事典》，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780～783页。）。因此1953年1月到3月，华东军区31军对金门等岛屿进行了炮击，5月又主动进攻盘踞浙江沿海各岛屿的国民党军队（注：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24页。）。在“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指导下进行的这一系列作战行动，为以后在东南沿海地区转入积极进攻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进入1954年，按照毛泽东制定的“三阶段”解放台湾的战略设想，解放军拥有渡海作战能力和掌握制空权力后，即开始进行第二阶段的“扫清外围”的战斗行动，解放国民党军队占据的东南沿海各岛屿。华东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暂停攻打金门的指示，提出了“先浙后闽，从小到大，由北向南，逐岛进攻”的作战方案，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注：浅野亮：《未完成的台湾战役——战略转换的过程与背景》，载《中国研究月报》1992年，第527号。）。8月11日，华东军区向参战部队下达作战命令。27日，成立了浙东前线指挥部，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委。华东地区我军随即展开了积极打击蒋军的作战行动。9月3日和22日，福建前线我军炮兵炮击金门，击沉、击伤蒋军舰艇7艘，摧毁其炮兵阵地9处。11月1日～20日，我空军连续轰炸大陈岛的蒋军。11日，总参谋长粟裕命令华东军区：为打击蒋介石的卖国行径，为迫使《美蒋共同防御条约》的适用范围不包括我国沿海岛屿，必须更加积极地打击敌人。14日，我海军鱼雷艇队在浙东沿海一举击沉蒋军护航驱逐舰——1430吨的“太平号”和“洞庭号”炮舰。12月21日，我空军再次轰炸大陈岛，击沉蒋军大型军舰——“中权号”登陆舰。在给予蒋军一系列沉重打击之后，中央军委认为渡海作战、解放沿海岛屿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下令：1955年1月进攻浙东沿海的一江山岛。1955年年初，华东军区我陆、海、空三军开始了解放浙东沿海岛屿的作战行动。1月18日，三军协同作战，一举解放了一江山岛。台湾当局大为震惊，2月8日～12日，驻守大陈岛的蒋军在美军132艘舰艇、500多架飞机、4.5万人的掩护下，撤离大陈岛。到2月25日，我军全部解放了浙江沿海的各个岛屿，“为解放台湾和其他沿海岛屿造成了有利的条件”，胜利大军随即挥师入闽，兵锋直指金门、台湾（注：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30～835页。）。
五 结束语
综上所述，建国之初我国国家安全战略和军事重点是解放金门、台湾等被国民党军队占据的东南沿海各岛，解放全中国。因而在东南沿海地区采取了积极备战、准备渡海、解放台湾的积极进攻战略。但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军的介入使得美国在东北方向上对我国安全的威胁变得更为现实和迫切，中共中央于是将国家安全战略的重点从东南方向转向东北方向，派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东南沿海防卫战略也随之由进攻性转为防卫性。
鉴于美蒋军队对我发动的武装进攻很可能来自两个方面，即从海上对沿海地区的登陆作战和从空中对沿海大城市的袭击轰炸，所以我军在东南沿海的防卫战略和防卫体系包括以反击国民党军队大规模登陆作战为目的的地面三重防线配置和以高射炮兵为主体的防空体系。但1951年4月以后，随着积极主张动用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国大陆的麦克阿瑟被解除职务，国民党军队对我发动大规模登陆作战的可能性随之降低，我军东南沿海防卫战略和作战方针也转变为以防备国民党军队的小规模登陆作战为主要目的。由于国民党军队对东南沿海岛屿的几次进攻均被我边防军和民兵击退，部署在内地的解放军主力几乎未曾动用，加上朝鲜战局趋于稳定，以及空军力量配备于东南沿海地区，所以从1952年夏季开始，我军在东南沿海的军事战略又从单纯防御战略转变为积极防御战略，在积极练兵备战的同时，准备以渡海作战的形式解放东南沿海各岛屿。1954年秋季，开始解放浙东沿海岛屿的作战。到1955年初，解放了浙江沿海的一江山岛等岛屿。为解放台湾准备了有利条件，也标志着我军在东南沿海地区重新转入进攻性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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