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教育”与“远程教育”探析_远程教育论文

“远程教育”与“远程教育”探析_远程教育论文

“远距离教育”和“远程教育”辨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远程教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年来,我国教育界出现了同时使用远距离教育和远程教育两个术语,并有以远程教育取代远距离教育的趋向。远距离教育和远程教育这两个术语代表两个不同的概念,还是同一概念的不同译名?用远程教育取代远距离教育是否会成为大势所趋?这一取代是否合理和可行?还是应该坚持使用远距离教育而摒弃引用远程教育?抑或可以同时使用远距离教育和远程教育?那么两者又有什么异同?本文试图就围绕远距离教育和远程教育术语使用产生的困惑和争议进行澄清和辨析。

函授教育、远距离教育和远程教育术语的启用和流行

我国从50年代起即熟悉了函授教育的称谓。函授教育是英文CORRE-SPONDENCE EDUCATION的中文译名。1952年刘少奇批准了吴玉章和成仿吾的报告,率先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函授部。自此,函授教育即用来概括使用函授印刷教材和作业通信指导为主、面授辅导为辅的新的校外教育形态。远距离教育则是和开放大学的称谓一起随着我国全国范围的广播电视大学的创办和发展而产生的。远距离教育(或远距离教学和远距离学习)是英文DISTANCE EDUCATION(或DISTANCE TEACHING和DISTAN-CE LEARNING)的中文译名。这个中文译名在我国是70年代末开始启用的。众所周知,我国全国范围的广播电视大学系统是在1977年邓小平会见英国前首相希思后亲自倡导并于1978年2月6日亲自批准建立的。在国务院1979年1月11日批转的教育部和中央广播事业局1978年12月29日上报的《关于全国广播电视大学工作会议的报告》中,首次使用了远距离教学这一术语,指出:“广播电视大学的特点是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进行远距离教学。”及至80年代初期,远距离教育、远距离高等教育、远距离教学和远距离学习在各种文章、讲话、报告和文件材料中已被普遍采用。例如,在1981年4月20日六部委(教育部、中央广播事业局、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和国家建委)《关于解决广播电视大学办学和课程播出几个问题的意见》中,明确指出:“两年来的实践证明,使用广播电视这种现代化的手段,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远距离教学是可行的,效果是好的。看来广播电视大学是多、快、好、省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一种有效途径,它能为实现四化培养各类建设人才。”1981年春天,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在北京语言学院举办了“远距离教育讲习班”。1982年在举办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首届毕业生毕业典礼前和典礼上,张承先、吴冷西和何东昌的讲话都提到了远距离教育、远距离高等教育和远距离教学。我本人在1987年至1988年参与了国家教委关于广播电视大学的立法工作。作为其成果,国家教委于1988年颁发了《广播电视大学暂行规定》的法规性文件,对广播电视大学的性质和任务作了明确的界定:“广播电视大学是采用广播、电视、印刷和视听教材等媒体进行远距离教学的开放性高等学校,是在教学上实行统筹规划、分级办学、分级管理的远距离教育系统。”以上是我国教育行政部门在政策法规文件中对远距离教育的认定。我在1985至1990年还参加了国家“七五”重点科研项目《教育大辞典》的编写。该项目成果中的《教育大辞典·教育技术学》卷和《

教育大辞典·成人教育》卷分别于1990年和1991年正式出版。其中有大量关于远距离教育的辞条问世。同期(1990年)出版的《成人教育大辞典》中我承担了与远距离教育有关的大量辞条的撰写和审定。这是我国学术理论界首次对远距离教育概念术语进行统一规范和标准化。与此同期和稍后,我国有关远距离教育的论著和文献即成指数型增长。其中包括我主译的第一本译著《远距离高等教育》(1987年),主笔的第一本专著《远距离高等教育学导论》(1988年)和主编的第一本编著《世界远距离高等教育概观》(1990年)。总之,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远距离教育在我国作为概括广播电视教育、函授教育和自学考试等教育形态的总的称谓已经确立并被普遍采用。

远程教育的启用并产生广泛的影响是从1996年由清华大学开始的。1996年,清华大学拟订了“现代化远程教育工程项目建议书”。从1996年至1997年,在清华大学与政府部门的来往文函中,大多使用远程教育替代远距离教育。如1996年8月北京无委会“关于清华大学建立远程教育卫星站的批复”,清华大学1997年3月给国家教委电教办的“关于拟建立清华大学远程教育卫星传送网的报告”,和1997年4月国家教委电教办“关于对清华大学建立远程教育卫星传送网的报告的回复”。这一趋向被其它普通高校沿用。如浙江大学1997年11月的“关于在浙江大学设立国家教委远程教育杭州中心站的请示”。1997年11月20日,李岚清副总理视察清华大学远程教育设施时发表的讲话中很自然地也引用了远程教育的称谓。及至1997年12月,国家教委发出的“关于高等学校开展远程教育有关问题的通知”中,又一次启用远程教育取代远距离教育(有趣的是该文用了8处远程教育,但最后1处仍用了远距离教育)。在社会上和大众媒介启用和广为流传远程教育则起自1998年。1998年初,包括陈至立部长和韦钰副部长在内的讲话和文章仍使用远距离教育(参见1998年2月陈至立部长的文章“把充满活力的电大教育带入二十一世纪”和韦钰副部长的文章“在科教兴国中再创辉煌”)。到1998年5月,《中国教育报》创办“制高点”专栏时,陈至立部长发表的“应用现代教育技术推动教育教学改革”中,开始改用远程教育。1998年6月5日,陈至立部长签发了教育部给国务院的“关于报请批转《关于发展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意见》的请示”。李岚清副总理在1998年7月10日对“请示”作了批示:“远程教育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发展高素质教育的一种教育方式,是一件很大的事,我们应作为一项重大工程来研究实施。请你们组织一些同志进行周密地研究,提出方案。”1998年9月,韦钰副部长在中央电大直播课堂第一讲就讲了“现代远程教育”。1998年11月,国务院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原则同意的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把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作为跨世纪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要目标和任务之一。至此,从政府政策法规文件到社会大众媒介,用远程教育取代远距离教育似乎已成大势所趋。

反对用远程教育取代远距离教育的各种意见

然而,反对使用远程教育来取代远距离教育的大有人在。仔细辨别和分析各种反对意见,可以发现以下几种主要舆论代表。

其一,维持现状派。这派意见认为,自70年代末以来,从政府政策法规文件到社会大众媒介,从实践工作到学科理论研究,远距离教育已被中国社会广泛接受,并已形成巨大的使用者群体、浩瀚的历史资料和学术文献。至今,远距离教育仍被广泛使用就是这一术语生命力的明证。经过近20年的发展,远距离教育已经成为对DISTANCE EDUCATION的统一规范的译名和对与传统面授教育相对的新的教育形态的总的标准化称谓。轻易地用别的术语取代是一种欠妥当和不审慎的做法。轻则引起混乱,重则造成误导。当前,用远程教育取代远距离教育,或同时交叉使用这两种术语,已经引起了相当的用语不规范乃至思想混乱。此外,用远程教育取代远距离教育,同是作为英语DISTANCE EDUCATION的中译名,代表同一个概念,在涵义上并无重要变更和深化,更换的意义何在?再者,远程一词没有远距离一词那么通俗易懂、便于为大众接受。有的,更进而批评远程教育词义狭窄,不如远距离教育贴切。总之,应坚持使用远距离教育,用远程教育来代替远距离教育有弊无利。

其二,维护传统派。这派意见与维持现状派一样,反对用远程教育来取代远距离教育。但其出发点在强调维护我国内地对DISTANCE EDUC-ATION一词的传统译名,以示与港台等地的差异。就如我国内地将INFO-RMATION译成“信息”,而港澳台等地则译成“资讯”那样,没有必要用资讯来取代信息。这种意见认为“远程教育”译名是从我国内地以外的汉语文化圈引进的。反对用远程教育代替远距离教育,意在维护我国内地语言文字体系的纯洁性和自身特点,强调没有必要盲目跟着港澳台或海外华人圈的称谓和用词走。

其三,反对误用派。这派意见与前两种意见不一样,认为用远程教育来取代远距离教育完全是一种误用。远程教育(远程教学)应是英语TELE-EDUCATION(TELE-TEACHING)的译名,与作为英语DISTANCE EDUCA-TION(DISTANCE TEACHING)译名的远距离教育(远距离教学)是两个不同、但有联系的概念。远程教育(远程教学)是同远程通信(TELE-CO-MMUNICATION,也译电子通信)、远程信息传输和处理技术(TELE-MATI-CS)、远程医疗(TELE-MEDICINE)、远程卫生(TELE-HEALTH)和远程商务(TELE-BUSINESS,也作电子商务)等术语和概念一起随着信息技术(IT)的发展而相伴产生、同期传入中国的。简言之,远程教育(远程教学)代表应用最新信息技术(计算机多媒体、网络和其它电子通信技术)来实施的双向(TWO-WAY)交互(INTERACTIVE)的远距离教育和开放学习,即国际文献中所说的第三代远距离教育。而远距离教育则是对师(教)生(学)在时空上分离进而凭借技术媒体来实现教和学的教育形态的总的称谓。所以,用特指第三代远距离教育的远程教育来取代整个远距离教育,在逻辑上犯了以部分取代整体的混淆或偷换概念的错误。

第二种意见是一种误解和不必要的担心,容易澄清和说明。第一种意见代表了许多人的现有认识、感情模式和心理定式,作为一种意见和看法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意见主要争议的是同一概念的不同术语、或同一外来词汇的不同译名,即主要争议在远程教育和远距离教育的语义和用字问题,以及语言文字的统一规范和标准化及其稳定性和变异问题。我将从文字学、语义学、美学、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等多角度来分析和探讨这种意见。第三种意见的辨析则比较复杂。因为这种意见确实触及到了这种新的教育形态的历史发展及其特定的本质和内涵。事实上,国际教育界(这里主要指使用英语作为教育专业国际学术交流语言的各国教育界)对DISTANCE EDUCATION、OPEN LEARNING和TELE-EDUCATION也有众多论辩和争议。由于本文篇幅有限,我拟另外著文讨论这个论题。我认为,对上述三个基本概念的更深入的剖析和论辩,需要邀请国内外有关专家共同探讨并发表一组系列论文才能更有所裨益。

远距离教育或远程教育、遥距教育和隔空教育

确实,我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在生活和学术领域,对同一对象、同一事物、同一概念使用不同词汇、不同称谓、不同术语,以及对同一外来词汇使用不同译名是普遍常有的。仅举远距离教育或远程教育和开放学习这一学科专业领域的几个主要关键词为例即可说明。其一,OPEN UNIVERSITY在我国内地称作开放大学,在香港称作公开大学(简称公大,如香港公开大学:OPEN UNIVERSITY OF HONG GONG),在台湾则称作空中大学(简称空大,如台北的国立空中大学:THE NATIONALOPEN UNIVERSITY)。从字义或语义来分析,我个人认为以开放大学为最佳。因为开放的反面是封闭。而公开大学的称谓欠妥,因为公开的反面是隐秘。至于空中大学的称谓明显来自开放大学的最初拟用的英文校名:THE UNIVERSITY OF THE AIR。这是英国前工党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倡导创办英国开放大学时首次提出的。日本至今沿用这个英文校名,并译作发送大学,即相当于我国的广播电视大学。其二,OPEN LEARNING在我国内地称作开放学习,在香港称作公开进修(如香港公开大学的前身是香港公开进修学院:OPEN LEARNING INSTITUTE OF HONG GONG)。最后,DISTANCE EDUCATION在我国内地称作远距离教育或远程教育,在香港称作遥距教育,而在台湾则称作隔空教育(有时也称作远距教育)。最近(1998年11月),我赴香港参加亚洲开放大学协会第12届年会,经进一步核实,上述译名的差异属实。港台地区并不使用远程教育一词。我个人认为,单从字义或语义来说,遥距教育和远距离教育的称谓都不错。但隔空教育与空中大学的称谓一样有点偏颇,过分强调了空间的一面,忽视了时间的一面。不过,由上述讨论可以看出,担心用远程教育取代远距离教育会造成我国内地使用的语言文字盲目跟从港台的意见是一种误解和不必要的担心。而且,在语言文字上,我国内地和港澳台及海外其它汉语文化圈的相互学习和相互借鉴是必要和值得提倡的。事实上,为了有利于计算机网络上的国际通信,韩国前总统金咏三就曾建议就统一中、日、韩三国文字进行研究。中国语言文字的统一、规范和标准化是值得倡导和鼓励的。

用远程教育取代远距离教育是大势所趋

如前所述,用远程教育取代远距离教育起自90年代下半期,到1998年中已成大势所趋。这种趋势由于以下几重因素而更加强了。其一,这一新趋势来自我国普通高等教育界,尤其是由著名学府清华大学发起。其二,我国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很快采纳并使用了这一称谓。其三,教育界的这一新趋势是与信息技术和计算机世界的新一轮发展趋势不谋而合的。信息技术和计算机世界是当今世界领导潮流的产业和学科,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学术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和渗透性。其四,我国广播电视教育界和函授教育界不甘被视为落后于时代发展的过时教育形式,努力抓住机遇,实现革新和发展,加入远程教育的行列。

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个基本事实:自1996年以来,远程教育在我国的启用和流行,普遍是当作远距离教育的替代来使用的,而不是作为特指第三代远距离教育来使用的。这一基本事实是理解整个新趋势、新过程的关键。在清华大学最初的项目工程建议书和建站报告中,没有出现远距离教育一词。远程教育是被用来取代远距离教育作为与面授教育相对的新教育形态的总的称谓。清华大学将其基于双向交互的数字卫星电视和计算机网络的新的教育工程称为现代化远程教育,加了现代化三个字作为特指和限定。浙江大学则将基于卫星通信的多媒体实时交互的远程教育与传统面授教育和传统广播电视远程教育相比较。在1997年12月国家教委电教办在北京召开的高校远程教育传输系统研讨会上,韦钰副部长在讲话中用交互式远程教育来特指第三代远程教育。我本人参与了教育部给国务院《关于发展我国现代远程教育的意见》的部分起草和咨询工作,并被教育部聘为现代远程教育专家组成员。在《意见》及其附件中,远程教育取代远距离教育成为第一关键词,而将当前组织实施的远程教育工程称为现代远程教育,并有对三代教育技术和三代远程教育(即函授教育、广播电视教育和双向交互电子通信教育)的论述。总之,尽管对远程教育的发展阶段(三代或四代或其它)的划分及对各阶段(代)的界定和称谓可能不尽一致,且作为学术问题可以继续讨论,但在我国教育界当前有两大趋势是比较明显的:其一是用远程教育取代远距离教育作为对与传统面授教育形式相对的新的教育形态的总的称谓,其二是用现代远程教育来特指当前启动、未来发展的新一阶段远程教育。

用远程教育取代远距离教育的合理性和可行性

用远程教育(远程教学、远程学习)取代远距离教育(远距离教学、远距离学习)来作为类概念DISTANCE EDUCATION(DISTANCE TEACHING、DISTANCE LEARNING)的术语和译名是有其合理性和可行性的。

首先,试从文字学和语义学的角度进行辨析。英文DISTANCE EDUC-ATION是由两个词DISTANCE(距离)和EDUCATION(教育)组成的。其实,DISTANCE EDUCATION的本质涵义是(教)师与(学)生在时(间)空(间)上处于分离状态,即存在一定的时空距离而无法进行人际直面交流,故直译应是“距离教育”。师生之间不必千里之外、数月相隔,即使一墙之隔、一分之差也就无法进行面授教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隔空教育或间隔教育或分离教育,甚至干脆隔开教育或分开教育似乎更符合英文原意。然而,上述中文直译名在泽语里如同隔离教育一样会有误导的倾向,所以没被中国大陆的翻译家们所采用。而远距离教育或远程教育中的“远”字,是翻译家所加,其意一在使词组(术语)远距离教育或远程教育较合中国语文的组词习惯(“距离教育”或“程教育”均显生硬和唐突,不合汉语文习惯);二在强调新的教育形态可以克服大跨度的时空障碍。距、离二字均可指时间和空间上的间隔。距(离)今多少年是指时间之差,距(离)此多少里则是空间之隔。以离代距,完全可行。距离合用,有时很适宜,有时则不然。例如,我们就不说距离今多少年或距离此多少里(我们常说距离现在多少年或距离此地多少里)。远距离教育中的距离二字就有重要累赘之嫌。省去其中之一,改为远距教育显得较生僻,而改成远离教育显然不妥。遥距教育实在比远距教育更合适。综合比较后,远程教育确是较佳的选择。有人以为,“程”字单指路程、里程、射程等,只表达了空间距离的一面。其实,“程”字也可组成过程、进程、历程等,同时可表示时间间隔。其实,“程”字不仅具有时间和空间距离的涵义,而且有“程序”的涵义。如日程、议程、行程、航程等,单个“程”字即将事件发生的空间和时间同时涵盖了。比如日程、议程,不仅要涉及安排的地点,同样重要的是时间。又如行程、航程,决不只是旅行里程和地点顺序,同样重要的是旅行时间和时刻表。军事上所说的“远程导弹”、“中程导弹”和“短程导弹”,通常以为仅指空间射程远近,其实同时也指飞行时间长短。正如“远程轰炸机”,其性能的两个主要标志:一次性飞行空间距离和无着陆飞行时间是相辅相成而统一的。从“远程通信”来说,也有“同步通信”和“异步通信”、“实时通信”和“非实时通信”的差别。从更深层次来说,时间和空间是事物存在(包括教学活动)的基本形式。物理学是研究物质运动及其基本形式的科学。在牛顿经典物理中,时间和空间被认为是物质存在

和运动的两种基本的可分离的形式:即三维空间和一维时间。而现代物理则发现空间和时间是物质存在和运动的不可分割的形式:即爱因斯坦四维时空。而上述分析证实,在中国语文中,“距离”和“程”都兼有时空间隔的丰富内涵。可惜,70年代末的中国大陆的翻译家没能发掘到远程教育这个词组,只得用了远距离教育的译名。否则,就省了这篇辨析文章。而这也正是为何远程教育和远程通信、远程医疗等用词一经启用便很快得到认同和广泛流行的原因之一。

其次,我以为远程教育取代远距离教育越来越成为大势所趋,还有其美学上的动因。在教育界经常使用远距离教育一词20年后,我们开始觉得它很简单、很平易、很明白。其实,对于外界人士,远距离教育一词往往引起非议。记得80年代中期我应邀在上海同济大学校园里,为国家教委干部司和上海远距离高等教育研究会联合举办的远距离教育管理干部培训班讲课。在当时张贴的培训班海报上,对“远距离教育”一词口诛笔伐者不少。批评者多数认为将远距离与教育连在一起殊为不妥。从留言者笔迹看大多为大学校园内受过高等教育的学子。就象“广播电视大学”开始时被误认为与“广播学院”、“电影学院”或“广播电视工程学院”相近一样,这里不仅有文字学和语义学的问题,还有美学的问题。中国语文有用4个字组成成语的倾向。稍加调查即可发现,在中国教育的历史长河和当今现实的教育实践活动和学术理论研究中,绝大多数与教育关联的称谓都是由4个字组成的词组。我们有基础教育、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有义务教育、继续教育和终生教育,有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有科普教育、法制教育和国民教育等等。是的,我们还有婴幼儿教育、非学历教育、再就业教育、研究生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等少数例外。在可能的情况下,我们倾向于用4个字组成的词组。比如,我们有特殊教育而不是残疾人教育。这里既有汉语语言习惯、也有中国人的传统审美要求。由此论来,远程教育也比远距离教育更胜一筹。

最后,我要从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角度来探讨用远程教育取代远距离教育的趋势。从70年代末到90年代上半期,远距离教育的术语经历了一个从国外引进、由陌生到熟悉、在中国生根的过程。记得80年代后期,在全国广播电视大学系统讨论成立专业协会的会上,仍有一位地方电大的副校长严厉批评我主张成立远距离高等教育协会的意见是“崇洋媚外”。其理由很简单,远距离教育一词是外来词,不宜采用。10年后,国务院原则同意的教育部跨世纪《计划》中明确了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重大意义。这种变化既反映出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带来的进步,其中也有语言学的规律在起作用。这里,我想再举两个教育界普遍熟知的极有说服力的例证:从电化教育到教育技术,和从开放学习和远程教育界的多媒体(MULTIMEDIA或MULTI-MEDIA)教学和多媒体教材〔意指应用多种媒体组合的课程学习材料进行教学〕到信息技术和计算机世界的多媒体(MULTIMEDIA)技术(意指通过光盘和网络实现的基于计算机的多媒体技术)。限于篇幅,我不作展开讨论。我在本文中只是指出:电化教育在我国的广为流行和普遍使用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而且也是经过我国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术理论界统一规范和标准化了的。至今,教育部仍保留了电化教育办公室作为全国教育技术和电化教育的主管部门。然而,我国教育界多数人坚信,电化教育正在和最终将被教育技术所取代,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另外,我国随世界开放学习和远程教育界自70年代起即使用多媒体教学和多媒体教材(包括多媒体教学包或多媒体学习包)的概念和术语。然而,当信息技术和计算机世界在90年代推出计算机多媒体时,多媒体几乎立即变成了信息技术和计算机世界的专用术语,丝毫不管早在20多年前开放学习和远程教育界即已启用同一术语表达不同的概念这一事实。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的语言文字委员会或学术术语审定委员会或标准化组织都未能预料和干预有关的过程。我认为,这里有若干语言学和比较语言学的规律在起作用。其一,语言文字的统一、规范和标准化过程是重要的和值得倡导的,但它不是人为指令或人为预设的。语言文字的统一规范和标准化以语言文字本身的自然演变及其走向趋势为基础,在约定俗成的基础上制订的。这就是说语言在先,语法在后。其二,语言是一种活生生的存在,它是处于不断的变化、更新和发展之中的。社会生活及人们在其中的交流是永远常新的,作为人际交流的工具,语言文字也是永远常新的,永远不会停止和凝固起来。语言文字的生动、丰富、多样、变动和更新是其生命力的体现。因此,任何学科术语用词的统一、规范和标准化都不会是一劳永逸的。这就是说语言的发展不会停留在现有的语法规则中,而应是随着语言的发展不断更新和完善语法规则。学科术语的规范和标准化也是需要更新和发展的。其三,当某个较小的社区中形成的概念术语受到更大的社区中的更具影响力的相关概念术语的冲击时,往往会发生相应的变化。这可能是语言学中值得研究的一条新规则。其四,随着政治、经济和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信息社会的形成,各国语言文字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也日益加大。研究各国语言文字在各学科概念术语上的相互作用和协同演变,是比较语言学的一个新领域。如果我们能从上述和类似事例中体会到有关的语言学规律,我们就会以积极的心态去看待当前用远程教育取代远距离教育的趋势,因势利导,较顺利地完成这一转变。

结论

本文的辨析已令人信服地指出,当前我国教育界用远程教育取代远距离教育是大势所趋。在我国教育界,远程教育(远程教学、远程学习)是用来作为英文DISTANCE EDUCATION(DISTANCE TEACHING、DISTANCE LEARNING)的译名,作为对与传统面授教育相对的、(教)师(学)生在时空上分离、通过技术媒体来实现教和学的新的教育形态的总的称谓。本文的辨析还令人信服地指出,用远程教育取代远距离教育是合理而可行的。

在国际教育界,1938年建立的国际函授教育协会(ICCE: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CORRESPONDENCE EDUCATION)在1982年更名为国际远程教育协会(ICDE: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DISTANCE EDUCATION),并于90年代进一步将其全称改为国际开放与远程教育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COUNCIL FOR OPEN AND DISTANCE EDUCATION)。世界上最大的远程教育国际组织的名称的演变说明了随着时代的进步开放远程教育的发展。

我国函授教育界曾经过一段时间的踌躇,终于在80年代采纳了远距离教育的称谓。在进入新世纪和新千年之际,在我国广大的普通高校纷纷争建远程教育传输系统,我国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时,我国函授和广播电视教育界如果想继续跟上飞速发展的信息和远程通信时代,应该加入到跨世纪的“现代远程教育工程”中来,不断深化改革、开拓进取,在实现自我更新和飞跃的同时,成为我国远程教育体系的常新的组成部分,为我国巨大的人力资源开发,为知识经济和学习化社会的到来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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