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体性的媒体言说——对20世纪30年代《世界日报》专刊《妇女界》的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妇女界论文,世界日报论文,主体性论文,专刊论文,年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19.29；K26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019（2010）04－0102－08
随着对近代中国社会研究的不断深入，妇女／社会性别史研究逐渐兴盛，相关成果不断面世。① 由于近代报刊在妇女生活变迁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记录者和引领者角色，对妇女解放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学界从报刊媒体的角度研究社会史和社会性别史，可以说是开辟了一个新视野，且已经取得较为丰硕的成果。
侯杰的《〈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一书以英敛之时期的《大公报》为论说重点，对中国近代社会，特别对“开女智”等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阐明《大公报》如何在近代中国社会推动劝戒缠足、实行新式婚礼、兴办新式女子学校等重要议题，从身体解放的角度解读妇女生活及其观念的转变，进而剖析社会性别制度与现代化进程的联系，深入分析了新兴的近代报纸媒体如何以自身的特点和力量推动妇女与社会的变迁。② 李晓虹的《女性的声音——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一书以民国时期上海的报纸期刊为史料，通过对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关系的梳理，选择不同时期的典型个案，探讨中国知识女性以及女性话语的演变、现代上海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的关系。③ 张友鸾等人在《（世界日报）兴衰史》中，对于《世界日报》特别是《妇女界》的创办、发展进行了系统介绍。④ 李京平、刘亚军和马展彤等人分别对1920年代由张友鸾主编和1930年代由金秉英主编的《妇女界》展开了深入探讨。⑤ 台湾学者许慧琪在《古都新貌——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1928—1937）》一书中，利用《世界日报》等报刊资料，对北平妇女职业、市民娱乐等展开讨论，涉及北平妇女生活的很多方面。侯杰在《媒体·性别·抗战动员——以20世纪30年代〈世界日报〉副刊〈妇女界〉为中心》一文中透过媒体与社会性别的双重视角，对《妇女界》所从事的抗战动员率先予以集中论述。⑥
20世纪30年代，金秉英主持的北平《世界日报》专刊《妇女界》不仅是一种传播信息的媒介，更是一个妇女表达自身思想、情感和诉求的平台，通过女性编者—作者—读者之间的互动，构筑起一个凸显女性主体性的公共舆论空间。本文以《妇女界》为中心，从女性主体性视角，阐明北平妇女在抗战时期的生活特质，解读编者、作者对于妇女生命的尊重与关怀，探究民族主义与女权主义的复杂关系，剖析编者、作者、读者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妇女界》对妇女社会生活的呈现
为什么要再次开辟《妇女界》呢？⑦ 金秉英在该刊的发刊词中提到：“实在是因为我们感觉到社会上有所需要的缘故。自五四之后妇女运动勃兴以迄于今，为时不为不久，但妇女运动之功绩为何？一言以蔽之，正和其它的中国革新运动一样，都是只做到了破坏，而没有进及建设。旧的礼教樊篱是冲破了，不平等的缚束也再不能及于妇女之身了，崇敬女性，渐渐的成了风习，保护女权，甚且明白载人民法，女性是完全被解放了。然而被解放之后的女性成为一种什么样子呢？她们自视成为一游闲阶级，要安享男性的供养，而遗弃了她们对于家庭社会国家所应尽的责任。她们虽不再是男性卑下的奴隶，但是却变成了他们的高等玩物。这样足证她们虽被解放而实无自欲解放之心。长此以往，妇女的前途实在不堪设想。我们有鉴于这种危机，所以开辟了这个《妇女界》。”⑧
该专刊内容丰富，具有新闻性和知识性的特点。它既介绍了家庭卫生、子女教育、家庭装饰、时装、美容等知识，如“园艺常识”、“关于教育女孩子”、“国难中的儿童教育”、“改革厨房的提议”、“美的观念须改革”等，也有关于国内不同地区妇女生活状况的调查以及妇女解放议题，如“西安的妇女状况”、“永清妇女生活概况”、“娼妓是否应有公民权”、“关于禁止蓄婢”、“北平妓女之增减调查”等，还有同外妇女生活状况的记述，如“巴黎之时装”、“瑞士的妇女”、“印度产业界之劳动妇女”、“苏俄劳动妇女的统计”、“苏联法律对于母亲儿童的保护”等。此外，编者还采取征稿、来信等形式，策励妇女就某些话题发表各自的看法，编者、读者对这些文章义提出自己的见解，从而形成编者—作者—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该专刊在1931年9月5日就提出了两个征文议题，一是初恋的回忆，一是婚后的生活。半个月后就得到了回应，此后不断刊登相关文章。正是因为从编者到作者再到读者多为女性，遂形成一种微妙的同性关系，既有彼此之间的惺惺相惜，又有知识女性对于其他阶层妇女的引领，以及对某些社会问题改造的冲动。
该专刊不仅介绍关于北平妇女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更体现了编者、作者对妇女生命的尊重和关怀。妇女保健就是该专刊的热议话题之一，该专刊刊登了大量介绍生理、健身、防老术等知识的文章。该专刊曾介绍过一部名为《健美的女性》的电影，提出的宣传口号是“破天荒之女性生理教育名片”。⑨ 该片讲解了妇女职业与健康、妇女成熟期与卵巢、月经须知、妇女如何方能健全等妇女必知的生理常识。
该专刊还提出乳房解放等问题。作者认为：“乳房的隆起，可说是天然的美观，在欧美各国的妇女，乳发达愈大，认为愈美观，所以有些乳不发达的，还要想方法使它隆起来。”⑩ 这与中国女性束胸的传统大相径庭。作者提出中国妇女束胸的两点理由（美观和害羞）是不成立的，并强调束胸的危害比缠足还严重，不仅不利于呼吸便畅，影响肺功能，导致百病，而且还影响哺育婴儿。所以，作者提议妇女解放先要解放自己的身体。从1934年12月29日开始，该专刊连续4期登载了由医学博士竹内民代著、题为《早老的防止术》的文章。作者发现中国妇女至壮年，身体意志已衰老，乃不善生活所致，希望借助这些文章为妇女提供一些参考。这些文字透露出一种现代的气息，妇女已不再像传统妇女那样只忙于家庭琐事，而无暇顾及自己的身体。这标示了妇女对于新生活方式的接纳，同时也可以看出女性主体地位的提高，她们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性。
由于妇女教育一直是社会性别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所以该专刊不惜篇幅，大力提倡兴办妇女教育。在一篇名为《男女平权之我见》(11) 的文章中，作者以为造成女权运动成绩寥若晨星的一个原因就是女同胞知识能力不足，加强妇女教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闲话”(12) 一栏中，编者提出“走出都市去谋妇女教育的普及”，“办一个函授学校实是唯一的救济这般失学妇女的办法”等建议。在作者、编者的眼里，妇女教育不普及，就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这既是社会发展进步所提出的要求，又是妇女谋求男女平等的先决条件。
《妇女界》报道了许多有关男女同校的新闻，并关注隐藏其中的社会性别关系变动。众所周知，男女在一所学校中就学，这是民国时期妇女解放的重大成果之一。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男女在教育上获得了完全平等的地位。例如，在男女同校的校园里，还存在男同学侵犯女同学的现象。有些女同学对于男女合校一事也不以为然，甚至觉得“男女同学同在一个教室里上课，那是多么臊呢”！感到“每天和他们臭男子们聚在一起，是多么羞呢”！(13) 尽管这些女同学曾想过转学或是退学，但是为了求取知识，还是忍受着与男同学同校求学的尴尬。
在课堂上，“女生总是默而不言……不肯多发一言，把从前那天真烂漫的好发疑问的态度，不知赶到哪里去了，只恐怕男生的笑话。哪知男生们又特别的讨厌，或者我们有时受求知的心驱使，鼓起勇气，偶尔发问，他们又总是转着头，瞪着眼，向着我们死看，弄得我们羞答答的红着脸子假装明白了，急速坐下”。(14) 女同学在男同学面前表现得如此羞怯，其根源在于长期以来男女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使得女同学缺乏自信。尽管怀有强烈的求知欲，但是在被置于男尊女卑的校园秩序中，她们还是无奈地选择充当配角。这是由长久形成的畸形社会性别关系所造成的。这种情形也集中体现在涉及学生权利的角逐中，当学校学生会或年级自治会开会的时候，发言者绝大多数是男同学，即使是女同学拥有更多发言权的事项，她们也总是互相推诿不肯出声。这暴露出一个较为普遍的社会性别问题：女同学往往轻视自己，认定自己的能力不如男同学，所以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应有的权利。更为可悲的是，身处从属地位的她们淡忘了自己本应具有的与男子平等对话的权利。个别男同学导演了一系列的恶作剧肆意伤害女同学；有些男同学则以给女同学取各种难听的外号为乐趣，“黑老虎”、“大刷子”等外号成为他们送给应该平等、友善相待的女同学的“礼物”。
天性爱美的女同学则通过精心装扮自己，以吸引男同学的目光。她们竞相使用香水、香皂、扑粉、蜜油等美容美肤产品，在服饰的款式和用料上更加讲究。这便导致了女同学虚荣心的增加，奢侈品消耗过多。于是，有些作者得出男女合校不如男女分校好的结论。
然而，更多的人则对男女合校表示赞同，认为此举有益无害。他们纷纷提出：男同学对女同学的嘲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激将法，迫使女同学努力读书。在这种性别角逐中，男同学也不甘示弱，从而使男女双方的学业都得到了促进。显然，这是男女合校的好处之一。此外，在男女交往中也提升了女同学的内在品质。例如，男同学喜欢阅读报纸，比较关注时事政治，而女同学以往的话题多为衣服、配饰和个人私德，在与男同学交流的时候因为性别差异难免产生某些隔阂。这也从一个侧面促使女同学潜心阅读报刊书籍，与男同学一起分析时事，分享彼此的观点。这是男女合校的又一大好处。
对于社会性别研究的另一重要课题——娼妓问题，该专刊也极为关注。在《北平妓女之增减调查》中，作者菁如指出，娼妓制度的产生，一是由于男性中心社会，导致了妇女缺乏人身自由而成为一种可以随意买卖的商品；二是妇女受经济压迫，不得不靠出卖肉体来获得生活保障；三是有市场需求，如现实婚姻不能满足男性的需要或者因贫穷而不能结婚导致他们向卖淫制度去寻求补偿，一旦供求关系形成，这种性交易的市场也就获得了存在的基础。虽然有作者提出废娼，并思考如何解决好这些娼妓日后的出路问题，但在现实生活中，卖淫已经成为公开的、被社会和国家所承认的现实，它是“市民社会的一种必要的社会制度，和警察、常备军、教会制度同样的重要”。(15) 安克强（Chistian Henriot）也指出，卖淫市场异常发达是多种因素互动的结果，而根本原因则在于中国同有的“娼妓宽容”的习俗和文化。(16) 在某种情况下，这种性交易的市场是很难被完全取缔的。因此，“废娼”、“驱娼”、“救娼”都不能彻底解决娼妓问题。只要娼妓制度不废除，妇女仍旧是男性的玩物，是一种可以交易的商品，就不利于女性主体地位的建立。
北平市筹备自治委员会曾呈请市政府转请国民政府，要求停止娼妓及在娼寮服务之人当选自治职员的权利。消息一出，引起社会反响。一位署名为强治华的作者指出：这些娼寮妇女只是因为经济压迫才不得不从事这种世界上最残忍、最痛苦的皮肉生涯，自治人员也没有提出良好的方案解决娼妓问题，然而公开征税的举措，却表明政府是允许她们活动的，所以不应该停止娼妓的公民权。作者还表示这也是妇女在政治上、阶级上争取平等的重要步骤。(17) 第二天，主编金秉英就在“小贡献”一栏中号召大家讨论娼妓应否具有公民权。(18) 征稿信息一发出，就收到数十篇应答文章。据统计，支持娼妓拥有公民权的人占极少数，但是其见解值得关注。他们认为，“停止妓女公民权，那就是间接承认女子不是人类”；(19)“职业无贵贱，在法律面前都应该站在平等的地位……娼妓是政府收捐允许的职业，没有犯法”。(20) 但是大部分人还是持反对意见，认为“娼妓不具有公民的资格，缺乏握权的能力”；(21)“娼妓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于其它人，她们是品行不端智力不够”。(22) 这些文章不仅仅是对社会现象的认知和评论，也体现出编者—作者—读者之间的互动。人们借助报纸媒体等舆论空间，就某一问题各抒己见，而主编的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也体现出成舍我的办报原则，即充分信任主编，给予她们更多的自主性，追求新闻自由、言论自由。
从谈论妇女生理、健身、养生到妇女教育再到探讨娼妓问题，充分体现出《妇女界》专刊对妇女生命的关注；从讨论妇女身体到思想意识再到特殊妇女群体的人权问题，更进一步体现出编者、作者等对于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妇女生命的重视。突破身体的束缚，捍卫妇女权利和尊严，追求性别平等，也是该专刊宣传妇女解放的重要方面。在编者和作者看来，妇女于确立自身主体性的过程中，应该表现得更加积极和主动。
二、战争、妇女与家庭
1931年，日军制造“九一八”事变，悍然发动侵华战争。《世界日报》发挥导向作用，动员妇女积极参加抗战。与该报要闻版不同，《妇女界》专刊的文字看似轻松，却更能拉近编者、作者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作为知识女性，《妇女界》的编者、作者掌握着一定的话语权，站在女性的角度呼吁广大女同胞积极抗战，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和号召力。(23)
在《妇女界》专刊的发刊词中，金秉英等人就提出要策励妇女努力献身于国家社会，国难当前，妇女也应同男性一样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这不仅是妇女为国家应尽的义务，更是妇女解放的一种方式，通过自身努力争取与男性同等的地位。在强调妇女要为国家民族利益承担责任的同时，更提出要结合妇女自身的特点，承担起妇女在家庭中的职责。该专刊提倡妇女救国的方式有所不同，编者和作者更强调妇女因身体的某些特质，不适合上战场作战，但又要尽到应尽的义务，所以提出妇女要做好后方工作。为此，编者、作者分别就团体和个人两个方面展开论说。
金秉英倡导全国妇女团体机关一致合作，集中力量，加强内部团结。另外，她还认为“妇女实在有另组一种团体”的必要，该团体“专门计划其它种的妇女可以做的抵抗工作。然后联合国内妇女依我们所定的计划来实行，如每日节省若干日用以充军费，又如每日节省若干时间为战士缝制军服等。凡参加这团体的妇女都应当绝对遵从这团体干部的指导，而这团体的干部都需要与军事当局有相当的联络，凡军用什物为妇女能做的，便由军事当局通知该团体，更由该团体转知参加该团体的家庭妇女全体动员，来完成军用上的需要”。(24) 值得注意的是，该专刊还鼓励组织妇女参加军事训练。如该专刊在1931年10月22日就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少女应速从女童子军生活》的文章，作者指出，妇女在身体上虽不如男性，但可以作为预备队，或者后方防护队、输送物资队，这对于抗战来说也是十分积极的做法。
对个人而言，家庭是进行抗战动员的主要场域。金秉英提出，“虽然我们是弱者，又安能不尽一点我们应尽的责任……在作别的工作上，我们妇女也许没有什么能力，可是在劝导和平工作上，或许比男性们更易收效……如果我们妇女能努力奔走，使国内不能相容的兄弟们，全化干戈为玉帛，而一致对外，宁非极伟大的工作”。(25) 1931年10月29日，金秉英倡议就“妇女救国方略”一题展开征文，讨论妇女“到底应当怎样救国”。来稿数量很多，妇女们纷纷献计献策。如有作者提议对乡村妇女展开宣传，乡村消息不灵通，作为知识阶级的城市妇女就应负起先觉觉后觉的责任，组织乡村宣传队；对城市妇女来说，则应该减少丝织品、皮革品、化妆品等奢侈品的开销，把节省下来的储蓄作为战费；家庭主妇应负责教育好小国民，使其懂得“我是国家的主人翁，我与国家有密切关系，国家与我无分彼此，对于国家观念，既能明澈，不说爱国亦必爱国。人人如此，外国人就不敢再欺侮我们了”。(26) 她们把抗战救国当成一种事业，积极投入其中，建构着女性的主体性。
在抵制日货方面，妇女的地位和作用得到充分重视，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全国每个妇女都能做到的，也是遏制日本经济的有效手段。有的作者指出，妇女领导全家实行对日经济绝交是比较适当的，也是比较有效力的，这可以成为“女子抗日的剑戟”，以此打倒工业发达的日本帝国主义。有的作者还提出，每个人都要自问：“你头上戴的有日本货吗？你身上披的有日本货吗？你脚上穿的有日本货吗？”要是没有，就是尽了责任。还要检查家庭用的是否有日本货，丈夫子女等是否有使用日本货的，要是有的话，必须设法使他们不用，最低限度是不要买了。家庭检查完毕，就该联合同志到社会上去对雍容华贵的太太小姐们做思想工作，戒劝她，感动她，使她们用西洋货代替日本货。(27) 对于穷人，则劝他用本国货。还有作者则建议穿土布服装，更有教人辨别国货与日货的方法，以免买错。由此可见，编者、作者在倡导抵制日货时就提前预设了妇女在家庭中掌管一定权力，能够决定家庭开销的前提。不仅如此，妇女在购买和使用国货、抵制日货的过程中，也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态度，张扬了主体意识。
《妇女界》专刊赋予“贤妻良母”新的含义：妇女既要在家庭中相夫教子，管理好家庭，又要走出庭院，为国效力。在编者和作者眼里，这也是妇女追求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以及主体性的又一途径。此外，金秉英以该专刊为载体，表达了一种观念，即妇女解放的前提是国家的解放、阶级的解放，妇女也可以在家庭和社会的关系中寻找到新的位置。
不论是西方国家还是亚非拉地区，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社会性别观念的转变、妇女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时，人们积极开展民族解放运动，在民族主义的旗帜下谋求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在这一过程中，民族认同感是不可或缺的。民族主义者提出要“强国保种”，就要开发女子智识、兴办女学，使妇女既能成为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又能充任参与民族解放的“女战士”，还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女国民”。妇女不仅是构建民族国家的重要社会力量，而且其获得的权力、地位也是检视某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标尺之一。在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之下，民族解放为妇女解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妇女通过参加民族解放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三、编者、作者与读者
金秉英践履着报人成舍我的办报精神，不仅使自己获得了发声的场域，也提供给广大妇女一个交流的舆论空间。报纸媒体成为她们言说的重要载体，呈现出来的是知识女性有别于其他阶层妇女的主体意识和追求。她们关心历史发展进程中各种关乎妇女的议题，参与公共话语的制造，不断构建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考虑读者所关心的话题，不断满足读者的需要。因为报纸媒体不仅仅是单纯的纸质大众媒介与传播思想的工具，也是一种文化消费品。报人们在传播信息、发出声音的同时也要满足读者的各种消费需求，毕竟有读者才会有市场。于是，报人们既是拥有爱国情怀的知识分子，又是追求经济效益的商人。
报纸媒体的流行对女性主体性建构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成为妇女解放运动中的关键一环。正是因为报纸媒体的出现，才使得妇女能够更加直接、自主地表达自己的心声。然而，报刊编辑、出版的过程是一个有机的整体，离不开“编者—作者—读者”之间的互动。编者作为报纸媒体的策划者和主办者，其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着报纸的倾向、主要内容和读者群的选定。相对来说，编者负责对报纸宏观思想的把握和对微观阐述的调整，作者则通过阐述来体现自己的观念，应合编者的宏观思想。作者是报纸内容的构建者，承担着联络编者、读者的责任。读者是报纸的主要传播对象，经过阅读消费，将编者、作者的某些意图内化为自己的观点。有些读者还将自己的思想、观念转换成文字反馈给报纸，实现了从读者到作者的身份转化。这进一步表明报纸媒体带动了女性主体性的确立。编者、作者、读者在报纸媒体这一舆论空间进行着性别间的对话和商构。《妇女界》专刊在1931年10月5日刊登一篇署名“寄生”、题为《寄生虫的几句话》的文章，就日前（9月9日）主编金秉英发表的勉励女性鼓起勇气干一番大事业，不要再去做那些寄生虫一样的寄生工作的文字提出不同看法。作者坦承所从事的即是金秉英所谓的寄生工作，但自己对工作还是十分努力的，并不是那种寄生工作。她明确指出金秉英所言太过绝对。为此，金秉英在“闲话”一栏中，以《关于寄生问题答寄生女士》为题予以回应。她除了感谢这位读者之外，还对寄生工作进行了重新解释，旨在消除读者的误解。
《妇女界》专刊为妇女表达自我、书写自我提供了媒体空间，不同身份的作者抒发自己对于社会性别议题的看法，与读者一起分享主体经验。更有一些属于妇女私人、隐秘的话题公开化，成为读者普遍关注的焦点，满足了读者的特殊需求。这可以说是报纸媒体营销的一种方式。发刊初期，主编金秉英呼吁读者就“初恋的回忆”与“婚后的生活”踊跃撰文，言说自己的生活经验。可以说这是女性读者十分关心的两个话题，不仅满足了她们的偷窥心理，同时也使妇女通过在公共领域分享生活经验来表现自身主体性。
读者将一些有关自身的疑惑和亲身经历投书该专刊，在媒体上加以展现，如《不幸为女子》、(28)《一件包办婚姻的不幸》(29) 等。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言说自我，从而参与构建了以妇女为中心的舆论空间。编者、作者对这些问题予以公开答复，甚至引出讨论，搭建起编者、作者、读者沟通交流的平台，形成互动，有利于构建女性主体性。
然而，《妇女界》专刊也曾出现过一些疏漏。如对读者来信的真实性没有核实，有些人遂利用编者、作者以及广大读者的同情心故意杜撰辛酸身世，以博得人们的关注。1932年1月7日，该专刊登载了一篇关于尔吉女中孟淑云因为遭到流氓学生的纠缠而想辍学的来稿。同年1月13日，编者在“妇女通讯”中对孟淑云女士的来信予以答复，不仅对她的遭遇表示同情，而且劝说她不要放弃学业。然而后经调查发现该校并无此人，其他学生也都没有投稿，属无中生有。同年1月14日，该刊“来函照登”将此事予以公示。这种疏漏一旦发生，读者对该刊的真实性就会产生怀疑，信任度随之降低。为了避免此类事情再度发生，编者对读者来信均予以仔细核实。1932年5月15日，该专刊登载了一篇贺次君女士请求援助的文章。这位女士不堪丈夫的虐待而离家出走，向该专刊的编者倾诉自己的痛苦，希望得到社会的救助。对贺次君所倾诉的遭遇，金秉英特别又请了一位同事去访问过一次，结果证明贺女士确实是在卖衣物，“每天靠着一二十个铜网过生活，这样我们当然不能坐视了”，遂发表文章，呼吁人们给予帮助。需要肯定的是，金秉英很有针对性地提出两点主张，一是提醒包办子女婚姻的父母，不要“送子女入地狱”，希望给子女选择的机会；二是提醒一般的青年要有卓坚的意志，战胜社会上的一切引诱。(30) 透过文字，不难体察这些知识女性对于同为妇女的惺惺相惜，以及对于其他阶层妇女和社会某些不良状况加以改造的意愿。
编者—作者—读者之间的互动不仅是报纸媒体生产、销售的一种需要，还是不同阶层的妇女积极参与构建女性主体性，推动社会性别关系变革的舆论空间。
四、结语
女性主体性的确立不仅受到男性的制约，还受到阶级、战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而借助经验主体、思维主体和言说主体加以呈现的女性主体性，通过对自身的经历以及与男性，不同阶层和不同地区、社群妇女的经验之比较，可以更好地表达出来。
在《妇女界》这个报纸媒体空间中，既有现代对传统的改变，也有传统与现代的抗争与共容，充斥着众多妇女／社会性别议题。在抗日战争的时代背景之下，编者倡议妇女走出家庭，为国家民族贡献力量，但又不能放弃家庭的责任，即如何处理好家庭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是该专刊所要表达的一个重要观念，诠释出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妇女成为构建民族的重要力量，妇女解放是民族文明强盛的要素之一，提倡妇女解放是为了更好地争取民族解放，民族解放又为妇女解放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妇女通过参加民族解放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该专刊也是近代妇女解放运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以“救国”为主线，讨论社会性别议题，对妇女解放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而非空洞口号。这对于提高女性主体性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传播渠道，该专刊积极参与社会性别关系的构建，在批判传统两性关系的同时，倡导建立新的社会性别关系和文化。应该指出的是，在女性主体性构建的过程中，报纸媒体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总之，《世界日报》的《妇女界》专刊以妇女为主体，关心妇女的切身利益，关注妇女解放，向广大读者传播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性别观念；透过编者—作者—读者之间的互动，编者、作者运用手中掌握的话语权，帮助其他阶层女性构建自身的主体性。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在妇女表达自身主体性以及接受知识女性改造的复杂过程中，各阶层的妇女不断提高自身内在素质，从而确立起有限的主体性。
注释：
① 总论性的著作有吕美颐、郑永福的《中国妇女运动（1840—1921）》（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罗苏文的《女性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夏晓虹的《晚清女性与近代中国》（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王绯的《空前之旅——1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商务印书馆，2004年）、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出版的丛刊《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以及由吕芳上等人主编的论文集《无声之声（Ⅰ）：近代中国的妇女与国家（1600—1950）》、《无声之声（Ⅱ）：近代中国的妇女与社会（1600—1950）》、《无声之声（Ⅲ）：近代中国的妇女与文化（1600—1950）》等；专题性论著则有王政（Wang Zheng）的 Women in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Oral and Textual Histor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贺萧(Gail R.Hershatter)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的娼妓问题与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叶汉明的《主体的追寻——中国妇女史研究析论》（香港教育图书公司，1999年）等。
② 候杰：《〈大公报〉与近代中国社会》，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③ 李晓虹：《女性的声音——民国时期上海知识女性与大众传媒》，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
④ 张友鸾等：《〈世界日报〉兴衰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82年。
⑤ 李京平、刘亚军：《〈世界日报〉的〈妇女界〉》；马展彤：《〈世界日报〉的〈妇女界〉》，载姜玮堂等主编《北京妇女报刊考》第194页、第332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
⑥ 载《南开学报》2010年第2期。
⑦ 《妇女界》是《世界日报》最早开办的妇女主题专刊，第一任主编是张友鸾，于1925年4月创办，1926年3月31日停刊。在女主编金秉英的主持下，《妇女界》于1931年9月1日重新开办。参看侯杰《媒体·性别·抗战动员——以20世纪30年代〈世界日报〉副刊〈妇女界〉为中心》，《南开学报》2010年第2期。金秉英在该专刊发表的文章、评论常署名“秉英”。
⑧ 《发刊词》，《世界日报》1931年9月1日第5版《妇女界》。
⑨ 广告：《健美的女性》，《世界日报》1934年3月5日第6版《妇女界》。
⑩ 熊生民：《论束胸的危害》，《世界日报》1932年8月23日第6版《妇女界》。
(11) 济生：《男女平权之我见》，《世界日报》1932年1月16日第5版《妇女界》。
(12) “闲话”一栏于1932年5月1日改名为“小贡献”，体现出知识女性自我赋权、自我承担起改造社会的责任，认为自己的栏目对社会有小贡献。
(13) 李友：《中学男女合校的生活》，《世界日报》1931年10月14日第5版《妇女界》。
(14) 李友：《中学男女合校的生活》，《世界日报》1931年10月14日第5版《妇女界》。
(15) 本报记者菁如：《北平妓女之增减调查》，《世界日报》1932年7月24日第5版《妇女界》。
(16) Christian Henriot,Prostitution and Sexuality in Shanghai:A Social History,1849—1949,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1.
(17) 强治华：《对于停止娼妓公民权之检讨》，《世界日报》1932年11月16日第6版《妇女界》。
(18) 秉英：《征求娼妓应否有公民权的讨论》，《世界日报》1932年11月17日第6版《妇女界》。
(19) 陈跨东：《论停止妓女公民权》，《世界日报》1932年11月21日第6版《妇女界》。
(20) 陈元：《皮肉生涯与公民权》，《世界日报》1932年11月22日第6版《妇女界》。
(21) 曼之：《不赞成娼妓在目前有公民权》，《世界日报》1932年11月21日第6版《妇女界》。
(22) 黄天民：《反对娼妓有公民权》，《世界日报》1932年11月24日第6版《妇女界》。
(23) 本节论述可参看侯杰《媒体·性别·抗战动员——以20世纪30年代〈世界日报〉副刊〈妇女界〉为中心》，《南开学报》2010年第2期。
(24) 秉英：《供献一个人人抵抗的方法》，《世界日报》1932年2月25日第5版《妇女界》。
(25) 秉英：《女性应如何挽救国难》，《世界日报》1931年9月20日第5版《妇女界》。
(26) 日辰：《妇女救国方略》，《世界日报》1931年11月10日第5版《妇女界》。
(27) 介一：《妇女救国方略》（续），《世界日报》1931年11月17日第5版《妇女界》。
(28) 芝逸：《不幸为女子》，《世界日报》1931年9月18日第5版《妇女界》。文章讲述一个乡下女子幼年时与一男子订婚，未婚之前男子去世，该女子不愿为男子殉节，而进行反抗的故事。
(29) 《一件包办婚姻的不幸》，《世界日报》1932年1月1日第5版《妇女界》。这是读者写给金秉英的一封信，讲述一个与读者有血缘关系的族人给她三哥的儿子说媒，采取欺瞒的办法，导致两人婚后生活不睦。可是双方家长都不同意他们离婚，所以这位读者希望人们提供好的建议。
(30) 秉英：《关于贺女士之求助》，《世界日报》1932年5月15日第5版《妇女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