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华与美洲文明探源——《殷地安之迷》序，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洲论文,中华论文,之迷论文,古代论文,文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打破“欧洲中心论”，重现真实“世界史”
现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殷地安之迷》一书，是《图说美洲图腾》一书的重新修订与再版。
《图说美洲图腾》一书，先是由人民美术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距今已经10年了。其实，这部图文并茂的学术专著早在1995年就已完成，只因诸多中间环节延误，故拖延了三年。由中国太平洋学会研究员王大有先生担纲并主笔，王双有、宋宝忠共同论著的《图说美洲图腾》、《图说中国图腾》、《图说太极宇宙》三部书，共同组成了一套神秘文化系列丛书。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太平洋学会会长、著名世界史专家周谷城先生，非常看重并支持王大有学术团队的研究，曾多次在太平洋地区文化与文明起源学术会议上给予高度评价。
周谷城先生，191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前身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语部，当时正值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发生前后。当年北师大里探求新知、提倡新学的风气盛行，周谷城在那里除读到了《新青年》等进步书刊，还阅读了很多哲学、历史、地理等学科的经典原著，对当时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民主主义、实用主义等各种思想也都进行了研究。他于1921年毕业后，即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执教英语。那时毛泽东在一师附小任主事(即主任)，两人关系很好，经常在一起畅谈古今天下大事。毛泽东精研中国历史，认为廿四史绝大部分写帝王将相，而封建社会的农民，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周谷城精研世界史，他认为：世界史应该是关于世界整体的历史，应该具有世界性。当时几乎所有的世界史教科书，都以欧洲为中心，全然欧洲史一样。他明确提出，世界史不应以欧洲为中心，就爱国的思想说，不应该；就地理的方位说，有错误。希腊、罗马并非世界古代史上驾驭其他各地的文化中心。中国、印度、希腊、罗马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当时毛、周两人的历史观优势互补，非常投缘(以后毛泽东在延安时，也曾对那些言必称希腊者进行过严肃的批评)。
后来，毛泽东发现周谷城书架上有英文版的《资本论》，便说：“你看这个，不怕引起麻烦吗？”此后，毛泽东便不时送一些关于共产主义的小册子给周谷城看。1925年春，毛泽东邀请周谷城参加湖南省农民协会，任顾问、农民运动讲习所讲师。1927年春，毛泽东又邀请周谷城到广州全国农民协会工作，夏明翰任秘书长，周谷城搞宣传，两人配合得很好。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到湖南组织秋收暴动，周谷城则到上海去教书。1945年抗战胜利，毛泽东为和平谈判来到重庆时，中苏文化协会会长孙科特地组织当地名流开茶话会欢迎，在这里，周谷城与毛泽东，这两位阔别18年的老友得以重逢，真是激动万分！
新中国成立后，无论在北京、上海，毛泽东总喜欢邀请周谷城相聚、叙旧，畅谈中外历史，并鼓励他参加学术论争。关于世界史，周谷城认为：西方或欧美学者一般的写法总是：首先写埃及；其次写希腊、罗马；再其次基督教；再其次欧洲中世纪；再其次“地理大发现”；再其次欧洲的向外发展；再其次世界各地的动乱等等。当然也还要写些其他的东西，但大体都是作为“西方外的附庸”写的。西方的史学界固不必说，在中国国内，也是“欧洲中心论”传统说法盛行。到了新中国，世界史学界仍然无大改变。而周谷城先生(解放前所写)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于1949年的《世界通史》，既打破了“欧洲中心论”的旧传统；也不是东西方各国别史的拼合；而是采取东西方各个历史阶段对比的方法，写出了真正的世界史的发展脉络。其第一篇为远古文化之发展，第二篇为亚欧势力之往还，第三篇为世界范围之扩大，第四篇为平等世界之创造。只惜第四篇因当时时间迫促，未及写完，只列举了目录。对于周谷城先生不盲从西方或欧美学者，敢于除旧布新、求真务实的探求精神，毛泽东很为赞赏。毛泽东当时曾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真理要人接受，总要有个过程，无论在过去历史上或现在，但要坚持”。“文革”开始后，周谷城见不到毛泽东了，只在“牛棚”里听过一次毛泽东的谈话录音，毛泽东录音讲话中还念念不忘地提到：“周谷城的《世界通史》还没写完，书还要让他写下去！”
周谷城先生认为，在我们中国太平洋学会中，以王大有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团队，对于古代中华与美洲的诸多疑难问题，进行分工合作，综合研究，“是一个发明一个创造”，“深入研究下去，一定会导致中国史、世界史改写”！周谷城先生还亲笔为这套系列丛书题写了“中华大道”四个大字。显然，这套系列丛书不但学术价值很高，而且历史渊源与底蕴非常深厚。故而这套书中的《图说太极宇宙》一书，由北京大学著名的学界泰斗张岱年教授和卫生部中医司吕炳奎司长分别撰写了序言；而《图说中国图腾》一书，则由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组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学勤所长撰写了序言；由此亦可见这两部学术专著的分量之重！
至于《图说美洲图腾》一书，其分量就更重了：因就其内容而言，不仅要论及古代中华诸多疑难问题，更要论及古代美洲诸多疑难问题，显然，作者若无学贯中西的功力，是根本无法完成这部学术巨著的。而对于出版社而言，在10年前，要斥巨资出版(大16开本，30多万字，彩色、黑白图片一千多张，定价：98元)这样一部高水平高投入的学术专著，也的确是要冒很大市场风险的。然而人民美术出版社还是看好这部书，但其做法是极为严肃而科学的，他们要求：一定要请这一学术领域权威性的专家学者审校全书并撰写序言。1995年暮春，王大有先生诚请我的恩师贾兰坡先生担此重任。贾兰坡先生既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又是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还是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时任中国太平洋学会副会长，是享誉全世界的文化人类学专家，的确是能为这部书增辉的最佳人选。但他那时已有80多岁高龄，视力情况又不太好，况且当时正集中精力于另一部著作，同时接手此书实在为难，便力荐我担此重任。
我当时40多岁，虽然年富力强，但仅有副高职称(1994年评为副高，2000年评为正高)，自知资历与声望尚浅，在学术界尚没什么影响，对于审校《图说美洲图腾》全书并撰写序言，难免信心不足，有些畏难情绪。但恩师贾兰坡先生认为：我已任中国太平洋学会副秘书长数年，对各派学者的不同观点均能够客观公正对待：对于王大有学术团队的研究进程与学术成果亦非常熟悉；参与组织过数次国际性的人类文明起源与传播领域的学术研讨会，比较了解各国各学派学者的观点；更主要的是，我已追随恩师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数年，发表过的学术文章亦多经过恩师指导，由我担当此任既不致跑偏、更不会出轨；故而他可以放心交办。完全是恩师贾兰坡先生的大力奖掖、提携，和王大有、宋宝忠先生的充分信任，才使我敢于承担审校《图说美洲图腾》全书并撰写序言之重任，并有了在古代中华与美洲诸多疑难问题领域全面施展所学的难得的学术机遇！
1995年7月28日，在无空调的酷暑环境中挥汗苦干了两个多月后，我终于完成了《图说美洲图腾》全书的审校并撰写了序言。当时也曾掩卷而激动不已，我由衷认为：《图说美洲图腾》这部学术专著，既展示了王大有、宋宝忠先生极其精湛之学术硕果，也“汇聚了各国学者研究之精华，因是站在巨人肩上，故而比巨人更高大，因之必将成为一本研究美洲古代文明与中国的必读书而价值永存。”
10年后再版《殷地安之迷》一书，已经验证了笔者当年的论断。再版之《殷地安之迷》一书与10年前已不可同日而语。这10年间，王大有学术团队广受邀请，多次赴美洲国家文化遗址实地考察；与美洲科研机构同行交流；并深入土著村落调查研究；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科研资料与学术成果。由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出版的《殷地安之迷》一书，不但增加了大量的文字论述和图片，而且从量变到质变，学术成就更上层楼，又有新飞跃。
二、两种不同观点
诚然，关于古代中华与美洲诸多疑难问题的研究，特别是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在中国乃至国际学术界，始终存在着赞同与反对两种观点，而这两种截然不同观点的代表人物，恰恰又都集中在我们中国太平洋学会。自20世纪90年代初，我因担任中国太平洋学会副秘书长，要做会议纪要；要写简报；要布置、贯彻、执行学会领导的指示；得此之便，曾多次接触这两种不同观点的代表人物，也得以有机会直接听取他们对此问题所持的原汁原味的观点与意见。
中国太平洋学会的周谷城会长，学问博大精深，并且德高望重，我们都尊称他“周谷老”或“谷老”。对于王大有学术团队开展古代中华与美洲诸多疑难问题的研究，包括关于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周谷老”曾公开给以高度评价，认为“是一个发明一个创造”。当时“周谷老”年事已高，定居在上海。那时，受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海峰先生之托，我几乎每年都要从北京去上海：代表学会去看望“周谷老”；向他赠送鲜花；向他汇报学会工作；请他对学会工作做指示、提意见；请他为学会专家学者的学术专著题字等。然而，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之尊，怀著名世界史专家深广之学问，且年近百岁高龄的“周谷老”，却是那样虚怀若谷、平易近人。我每次去向“周谷老”汇报工作时，事先都会准备充分，择要汇报，严格把握在一个半小时内，生怕时间长了会影响他的身体健康。而每当我起身告辞时，他都兴犹未尽，说我是远道而来，一定留我再多谈谈，结果是每次都超过了两小时，有一次甚至长谈了三个小时。而每次我最后辞行时，无论怎样劝止，他总要亲自送到大门口，目送我远去。“周谷老”对于我们中国太平洋学会实在是感情深厚！对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海峰在京主持的学会工作，周谷城会长从来都是全力支持，并不吝提出建设性意见！他还深切关怀着学会各位资深专家学者正在进行的研究。王大有学术团队当时属于中青年实力型学者群，对于他们开展古代中华与美洲诸多疑难问题的研究，“周谷老”更是惦念，几乎每次都向我问其近况。独具慧眼的“周谷老”认为：他们“深入研究下去，一定会导致中国史、世界史改写”！
自1983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创办起，贾兰坡院士一直襄助“周谷老”，担任学会副会长，直到2001年仙逝，他对于中国太平洋学会之创办可谓功勋卓著，学会中都尊称他“贾老”。贾兰坡院士是我国著名的旧石器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第四纪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他是一位没有大学文凭而攀登上科学殿堂顶端的传奇式人物。1936年11月，年仅28岁的贾兰坡在11天之内连续发现了三个“北京人”头盖骨。此后，相继发现了距今180万年前的“西侯度文化”、距今110万年至115万年前的“蓝田人”头盖骨。从而在全世界学坛享有盛誉。1998年、2001年，现任温家宝总理曾两次到恩师家中看望，深切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这位大科学家的关心与爱护。
贾兰坡院士以其多项前瞻性的学术成就，赢得了中国乃至世界各界人士的普遍尊敬。而其晚年最引人注目的成就，则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关于“距今3万年至7000年前，自古中国华北到加拿大，有一个细石器分布带，证明美洲早期居民来自华北地区”的学说。他认为：山西峙峪遗址可以代表华北细石器传统的先河，年代距今289451370年，东西伯利亚久克台年代为距今22000—10000年前，乌斯的诺夫卡距今20000—10000年前，日本白泷13地点为距今17000年，阿拉斯加年代为距今9857±155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年代为距今约为7000年；这些细石器的绝对年龄递减又一脉相承，有一个完整的连续谱系。
贾兰坡院士非常支持王大有学术团队开展古代中华与美洲诸多疑难问题的研究，并于1992年为王大有学术团队《中华祖先拓荒美洲》一书撰写了序言，明确指出：“如此高度特化的工具不可能由人类独立地在两个地方同时创造出来，它们向广阔的极地扩散，向东北方向，穿过北亚和北美，分布在东经90度至西经140度，北纬40度至65度之间”，“我称它为华北细石器传统，因为这一传统以华北发现的为最早”，“北美的细石器文化，据我看来是从我国华北地区分布过去的，因为相同性质的文化以华北的发现最早。分布的路线可能是从我国的宁夏、内蒙，经蒙古和我国的东北部先分布到东西伯利亚，最后通过白令海峡分布到北美。根据目前的发现物来看，细石器文化的主人在距今11000多年前即到达了阿拉斯加的费尔班克斯海莱湖地区”，“而后又向南分布，华北地区正是这一洲际文化传播的起点和渊源所在”。所以美洲土著或原始居民是古代中华先民，是不争的事实。显然，他这一论证有力的学说，正是王大有等中青年实力型学者群进行古代中华与美洲诸多疑难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
另外，中国太平洋学会的于光远会长，张海峰、张序三、王治国等学会领导，以及航海史专家房仲甫等，也始终支持王大有学术团队这项研究，并引以为学会的骄傲。
当然，对于古代中华与美洲诸多疑难问题，特别是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的研究，持有不同观点者也集中在中国太平洋学会，其代表人物便是李慎之和罗荣渠先生。
李慎之(1923——2003)，1941年曾就读燕京大学。据李先生自述，他在燕京大学只呆了100天，便转而参加革命，后到延安。他先后在《新华日报》、新华社从事国际新闻工作。1957年“反右”时陷入困境。“文革”后期由新华社复出。李先生是我国资深新闻工作者。1981年5月，李慎之受命组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成为第一任所长。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1990年免职。而后任中国太平洋学会副会长。他通英文，娴于国际问题，先后曾任周恩来、邓小平等多位中央领导人的外交秘书或助理。他的一生，用一位论者的话说，可谓经历了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跌宕起伏。同时，对身处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进行了前瞻性的思考。他的《风雨苍黄五十年》一文令一些人产生了共鸣，争以结识他为荣。学术圈内人往往尊称他“慎公”。李慎之先生本人，对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虽持不同意见，但其这方面的研究文章并不多见。他非常认同罗荣渠先生对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的不同看法，李慎之先生在为罗荣渠《美洲史论》一书写的序言中写道：(对“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荣渠以特别深厚的功力一一批驳，应当说已经一言定巘，南山可移，此案不可改了。可惜时至今日，谬种流传，伪学不绝，真是恨不能起荣渠于地下再来清扫一下这些奇谈怪论。”
罗荣渠(1927-1996)，生前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北京大学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太平洋学会的常务理事。罗先生治学领域广泛，著述颇多。而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即中国与美洲的历史联系，也是他生前最为关注的重大历史课题，其代表作有：写于1962年的《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写于21年后的《扶桑国猜想与美洲的发现》以及《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等。罗先生怀疑《梁书·诸夷传》关于扶桑国传说的真实性，认为“如果把封建中国不去做、事实上也很难做、历史上莫须有的事情，强加给几个云游四海的和尚，把他们打扮成伟大的探险家，这不是缺乏对历史的严肃态度么？”他还认为：“古代美洲文明只能是土生土长的印第安人长期辛勤劳动的独立创造物，绝不可能是外来的。”罗先生断言：“愈是远古，文明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愈大。古代美洲文明是美洲人自己创造的。”
三、碰撞与交流
周谷城会长学问精深，德高望重；贾兰坡院士是世界闻名的大科学家；李慎之和罗荣渠先生也是我国很有名的学者；他们都是中国太平洋学会的名家，也是我国屈指可数的专家学者。而对于古代中华与美洲诸多疑难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对中外人士都极感兴趣的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他们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所以，在我们学会中，这两种学术观点的碰撞与交流，也就格外令人关注！
1996年，在一次小范围学术聚会中，李慎之谈到邓拓先生是他的老朋友，1961年在《燕山夜话》中连续发表了《谁最早发现美洲》、《“扶桑小考”》和《由惠深的国籍说起》等三篇文章，在社会上虽然影响很大，但实际上并不是学术文章。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活困难，邓拓写这三篇文章，只是换一个轻松话题，博人们一笑而已。此言既出，在座者不免疑惑，因为大家都知道，邓拓先生是个严肃认真的人，在“文革”中宁死不屈，并不是游戏笔墨的人。于是，贾兰坡院士挺身言道：我们人类学工作者可不敢随意博人一笑，我们是在进行科学研究。“距今3万年至7000年前，自古中国华北到加拿大，有一个细石器分布带，证明美洲早期居民来自华北地区”的学说，我们是有充分考古依据的，请问“慎公”有什么指教吗？
圈内人都知道，相对而言，李慎之先生著作较少而擅长雄辩，讲话时往往还有些霸气，他在《李慎之自述》中也坦然承认：“我还是一个胆小鬼。80年代，我虽然也在若干全国性的学会当领导，出席各种学术会议，高谈阔论，但是并不敢写什么文章，原因只是因为心有余悸，怕让人抓住把柄。90年代开始，有时也敢写点文章了，然而瞻前顾后，不敢尽辞，而且一年顶多也不过一两篇到五六篇。”然而，李慎之先生对于贾兰坡院士却极其尊重，他说：通常我们所谈的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实际是围绕哥伦布航行时期的孰先孰后展开的。至于远古时期，白令海峡还没有出现，美洲大陆与亚洲大陆是连在一起的，美洲早期居民来自华北地区是有可能的；另外，美洲印地安人据说也是蒙古人种；对于“贾老”从细石器分布带入手，深入研究，并确定了年代，我是非常敬佩的！
李慎之先生与贾兰坡院士的这次面对面的学术交流，堪称学坛一大盛事，并具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首先，这是一次熟知现当代国际关系的资深新闻工作者与精深于远古文化人类学专家学者之间的对话；是一位我国人文领域的名家与世界著名大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众所周知，李慎之先生自80年代以来，在社科领域若干全国性的学会当过领导，讲起话来往往高谈阔论，旁若无人，以至于他对于“从季羡林(乃至王元化)到汪晖等”学术界名流皆不以为然。
但是，李慎之先生对贾兰坡院士的态度却迥然不同，他对这位世界著名的大科学家极为尊重。这是因为，李慎之也曾想探讨科学问题，想写一篇《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假命题》的文章，他说：“李约瑟热爱中国，以半生精力发掘中国古代科技成就，出了一部大书，这当然是一件好事，然而把中国人搞得神魂颠倒，则实在不是什么好事。现在的爱国主义者，都大谈中国如何领先世界二千年，东方文明如何伟大等等，我实在不敢苟同。但是我对于自然科学实在无知，对科学史更是无知”。李先生这篇文章始终未写成，因为他“愈想愈觉得其难，我的科学知识实在太差了。”李慎之先生在自然科学面前感到“无知”，对于贾兰坡院士这样的大科学家又极为尊敬，这倒是表现出李先生颇有自知之明，也赢得了更多的尊重。
李慎之先生既然认同了贾兰坡院士“北美的细石器文化，据我看来是从我国华北地区分布过去的”之论断，实际上也就从理论上否定了罗荣渠“愈是远古，文明发展的相对独立性愈大。古代美洲文明是美洲人自己创造的”，以及“古代美洲文明只能是土生土长的印第安人长期辛勤劳动的独立创造物，绝不可能是外来的”等观点。
李慎之先生把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主要聚焦于哥伦布航行时代，孰先孰后到达美洲而展开，的确使问题更加简明、清晰了，也是个能发挥自己专长的好主意。中国太平洋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张海峰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海洋学专家，他明确指出，在哥伦布航行美洲之前，中国已经有郑和统帅庞大的船队七次下西洋，在时间、规模、航程等各方面都超前于哥伦布。另外，惠深、法显等人，都是在哥伦布之前到达美洲，李慎之先生则认为：即使郑和船队七次下西洋，即使有零星的中国人先于哥伦布到达美洲，其作用和影响也无法与哥伦布到达美洲相比。这正如罗荣渠在《为什么不会有中国哥伦布？》一文中提出的：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航行导向削弱了贵族封建统治和勃发商业资本主义，而郑和航海终归导向强化大一统皇权主义和维护重农抑商的传统经济体制。十五六世纪之交的中国和西欧，并不在同一轨道上前进。“郑和航行不管向哪个方向，恐怕永远也难与哥伦布和达·伽马相碰撞的。”其道理就在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大转变是一个巨大的转轨，许多内外条件的凑合使西欧相对而言较易实现这一转轨，而中国则较难或很难实现这种自我转换。只有经历19世纪中叶的大失败，才成为激发中国转变发展趋向、走向现代世界的真正开端。李慎之先生称此文为“比较中西文化的大手笔”、“通天彻地、考古论今的大文章”，“实际上揭露了中国何以长期落后的深层的原因，甚至对中国今后非走不可的现代化之路都作了明确的预示”。
这里，李慎之先生对于是否中国人“发现”美洲，以及郑和船队七次下西洋等，其实并不是很关注，而是巧妙地偷换了概念，转而把命题聚焦为哥伦布“发现”美洲的作用和影响了。但即便如此，对于哥伦布航行美洲的评价，李慎之和罗荣渠先生也已经大大落后于时代了，因为他们仍然停留在殖民主义者所鼓吹的“欧洲中心论”当中，不思反省，反以为荣。而于1982年11月举行的第37届联合国大会上，众多拉丁美洲国家已经联合起来，否决了在联合国大会上“庆祝哥伦布发现美洲五百周年”的草案。在1991年联合国日内瓦会议上，拉丁美洲国家再次声讨哥伦布等西方殖民主义者屠杀美洲土著民族的罪行，宣告1992年为“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年”，这两次联合国大会已经彻底否定了殖民主义者所鼓吹的“哥伦布发现美洲”的神话！(详见本书初版序言——拙作《结束哥伦布神话探索美洲文明起源》)。
四、“莫须有”难否中国人“发现”美洲
罗荣渠先生于1962年写出了《论所谓中国人发现美洲的问题》，这是罗先生的成名作，影响颇大。上个世纪60年代初，对于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邓拓先生率先进行了研究，并于1961年在《燕山夜话》中连续发表了《谁最早发现美洲》、《“扶桑小考”》和《由惠深的国籍说起》等三篇文章，在社会上影响很大。罗荣渠先生紧随其后，也就此问题进行了研究。罗荣渠先生与邓拓先生采用的史料基本相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也很相似，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罗先生却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
在近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我们更应该实事求是地对这场学术争论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我们认为，首先应该赞扬罗荣渠先生的不畏权势精神！邓拓先生当时在中共北京市委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罗荣渠先生以一介布衣敢于撰文说“不”，的确是颇有胆识的勇敢者。然而具体到学术观点，罗荣渠先生的见解却很偏颇，很难令人苟同，罗先生在其文章中，仅以“莫须有”三字，就否定了惠深等几位云游四海和尚的探险与发现，则未免太武断，也太残酷了。南宋时期，“投降派”秦侩集团曾以“莫须有”三字杀害了爱国将领岳飞，天下冤之。据《梁书》等正史及各种典籍所载，惠深、法显等云游四海的僧人，以及其他众多起勇敢者，都曾在哥伦布之前分别到达美洲，并深受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的尊敬。而罗荣渠先生却以“莫须有”三字就否定了众人之辉煌成就，则更是千古奇冤，岂不令全世界人民扼腕长叹，义愤填膺！
更有甚者，就在1991年联合国日内瓦会议彻底否定了“哥伦布发现美洲”的神话，宣告1992年为“世界土著人民国际年”之后，罗荣渠先生及其追随者却仍然接受西班牙某官方机构资助，于1992年10月7—9日，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留学生楼，召开了“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两个世界文明汇合5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王大有、宋宝忠因学术观点与他们不同，未能成为正式代表，而仅以中国太平洋学会观察员身份列席会议。
在这次会议开幕式的当天下午，美国学者伍德和麦卡思克、秘鲁学者费尔南德斯、墨西哥学者马丁内斯、哥伦比亚学者波萨达等7人，不约而同地愤怒谴责会议发起者、主持者关于“哥伦布发现美洲”，“两个世界文明汇合”的错误提法，就是1982年西班牙等殖民国家在联大提出“庆祝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周年”提案的翻版。他们说：我们既不同意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周年；也不同意用两个世界文明的“汇合”；无论“发现”和“首航”都是错误的；“哥伦布发现美洲”是“欧洲中心论”的提法。未知而第一次，称发现，美洲早有人居住，早已有灿烂的文化，他凭什么“发现”？“首航”美洲的先行者也绝不是哥伦布，中国的慧深就比他早得多！两个世界文明“汇合”、“相遇”的提法也是不对的，因为“汇合”、“相遇”是建立在自愿、平等、同步基础上的，而哥伦布及之后的殖民主义者却歧视、屠杀、吞并我们印地安人，我们要重新争取印地安人的权利。我们和亚洲国家特别是中国有更多共同的地方。
墨西哥学者马丁内斯还十分不解地质问罗荣渠：哥伦布在第三次航海日记中，自封为亚洲总督，你们中国已经有皇帝，他是要到中国来当天可汗，当太上皇，有什么可纪念歌颂的？在哥伦布航海前，西班牙王后就已经有一份中国地图，那上面标着中国和许多国家。马丁内斯当场出示了一张12世纪的《天下图》，这是一张以中国为天地之中的《山海图》，上面明明白白标着中国、朝鲜、日本、扶桑、扶桑国、日出扶桑山、流波山等位置。当时在场的王大有非常激动，立即慷慨陈词，支持这7位美洲学者的发言。这一系列激动人心的场面，引起中外记者高度关注并报道。中央电视台对外部英语中心受美国电视中心委托，当即采访了马丁内斯等7位美洲学者和王大有、宋宝忠研究员，制作报道了中国人先于哥伦布到达美洲的节目。
上述事件对于罗荣渠先生产生了相当意外的震撼，这以后，他开始关注王大有等实力型学者群进行的古代中华与美洲诸多疑难问题研究了，并希望早日看到《图说美洲图腾》这部学术专著。可惜的是，《图说美洲图腾》1998年出版时，罗荣渠先生已经故世而无法读到了。不过，罗荣渠先生毕竟具有自知之明，他在《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自序结尾中写道：“科学研究需要百家争鸣，而百家争鸣又必须以科学研究为基础。科学研究愈充分，百家争鸣才愈加深入，愈接近探索的真理。”罗先生还曾自我预言：“这个集子中所提出的这样那样的论点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被推倒，但只要这些论证所坚持的实事求是的探索态度得到肯定，严谨的科学的历史方法引起重视，这些探索的主要目的就算达到了。”
如今，李慎之和罗荣渠先生都已经做古了，但罗先生生前的自我预言，在其身后真是被言中了，他们对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说“不”的证伪派论点，早在10年前的《图说美洲图腾》一书中，就多已被“推倒”，《殷地安之迷》一书的论述就更为翔实、深刻了。不过，依笔者之见，罗先生自我预言其论点将被“推倒”，太过悲观、绝对化了。笔者以为，在学术交流中，不同的观点，似以“沟通”、“商榷”、“化解”、“更新”等和谐方式为宜。笔者与李慎之和罗荣渠先生均曾交往，对他们始终都是非常尊重的，他们生前毕竟对此问题也进行过研究，即使学术观点不同，但其探求、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贡献。这里尽可能原汁原味的亮出他们的主要学术观点，一方面可供读者参考，另一方面，也是对他们的纪念！
五、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确切而言，对于古代中华与美洲诸多疑难问题，特别是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的研究，李慎之和罗荣渠先生证伪派论点的形成与不足，其实是困于条件所限，并受制于多种局限使然：(1)自近现代以来，欧风东渐，西方殖民主义“欧洲中心论”的传统说法盛行，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的观点充斥于中小学课本多年，自然困惑广大国人多年。李先生和罗先生亦难免受时代局限而困惑，这并不奇怪。(2)对于古代中华与美洲诸多疑难问题，特别是中国人“发现”美洲问题”的研究，其实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紧密结合的一门新兴学科，而其中自然科学的成分与比重更大些，李先生和罗先生都是人文学者，贸然挑战科学，自然是勉为其难，颇受局限。(3)具体而言，李先生和罗先生所擅长的是近现代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而对于古代中华与美洲文明的起源与传播的研究，其实是舍长就短，故饱受局限之苦，在所难免。(4)对于古代中华与美洲诸多疑难问题的研究，除阅读一般中外文资料外，还需精通诸子百家、甲骨文、钟鼎文、陶文化、图腾徽铭学、考古学、人体解剖学、体质人类学、民族学、地质学、考古天文学、海洋学、航海学、气象学等，李先生和罗先生在上述知识结构方面缺项较多，自然力不从心，饱受局限。(5)李慎之和罗荣渠先生，虽然都是近现代国际关系领域内优秀的专家学者，但其研究古代中华与美洲诸多疑难问题，毕竟受到多种局限，他们所采用的又是传统的“单打独斗”式的研究方式，自然力不从心，；而王大有、宋宝忠等实力型学者群却知识面广博，又是分工合作、优势互补，共同攻坚。后者的优势与胜算是显而易见的！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在两次联合国大会彻底否定“哥伦布发现美洲”神话之际，中国太平洋学会与时俱进，由周谷城会长高举打破“欧洲中心论、改写世界史”的大旗领航；由贾兰坡院士“自古中国华北到加拿大，有一个细石器分布带，证明美洲早期居民来自华北地区”之科学论断奠定了理论基础；由王大有等实力型学者群分工合作、优势互补，采用十二重考证法综合考证，故其科研硕果累累，已深为国内外广大读者关注与认同。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如今，王大有学术团队的科研结论，在一些美洲国家学术界已逐渐成为主流观点。王大有学术团队已和墨西哥、秘鲁、美国等国家的专家学者合作，并已初步形成一个跨国研究群体，彼此通力合作、共同努力，还原古代美洲历史真相，重建古代美洲辉煌文化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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