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时代价值论文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时代价值论文

【哲学与当今世界】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时代价值

王国学

(哈尔滨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150001)

摘 要: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时代价值的主要内容包括“理论指导、制度奠基、精神传承”三个方面,即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为互利共赢开放战略提供了理论渊源、思想参照和政策基础,为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奠定了制度基石,为传承自强不息民族精神和传播中华优秀文化提供了思想材料。就时代价值的主要表现而言,毛泽东国际战略为当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国际战略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

关键词: 毛泽东;国际战略;时代价值

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本文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精神实质跨时代传承的角度,分析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发挥现实指导作用的内在机理,探讨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时代价值,深化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内在联系的研究,以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现实针对性和历史继承性有机结合起来,为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理论工程做出新的探索。

一、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时代价值的主要内容

(一)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理论指导价值

当今中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具体内容虽然存在巨大差异,但二者的理论立场和思想精髓是一脉相承的。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所蕴含的国际战略智慧对于当下中国对外战略的具体实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从历史地位看,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是当代中国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理论渊源。今日中国所倡导的互利共赢的和平发展战略与当年毛泽东所秉持的反帝思想和对外战略中的斗争精神,表面上看是相互矛盾的,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二者在战略主旨、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等方面有许多相互贯通的地方。[1]前者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后者的理论来源,后者是在继承前者基础上对其进行的发展与创新,二者之间的关系体现了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内在统一性。实际上,现今中国所坚持的和平发展道路、独立自主外交方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都源自于毛泽东所领导的新中国的外交实践。目前中国政府和人民反对“台独”的各种斗争以及以“一国两制”谋求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努力,也都始自于毛泽东时代长时期在国内外政治斗争中反对“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坚定立场。另外,在对外关系中重视大国关系、重视周边外交、重视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平等合作、重视在联合国等多边国际组织中发挥作用等方面,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与实践仍然是当代中国实施互利共赢对外开放战略的重要遵循。

从现实价值看,毛泽东关于国际政治斗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略是当代中国应对外部挑战的重要思想参照。经济全球化浪潮已经把世界各国联系在一起,求合作、谋发展已经成为许多国家普遍追求的目标。但世界仍不太平,恐怖主义还很猖獗,强权政治依然存在。国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从军事、政治、经济领域向科技、文化、人才领域蔓延。陆海控制权的争夺尚未平息,太空战、网络战又已经打响。当代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彻底放弃了斗争;恰恰相反,和平发展战略要求中国在各个国际舞台上的斗争更富于艺术性和策略性。今日中国有必要从当年毛泽东国际战略中汲取智慧,以便在新一轮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二)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制度奠基价值

近代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欺凌,其国际背景是资本主义以武力为后盾开辟全球市场,掠夺世界资源。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破了西方资本主义原有的殖民化进程,使中国从西方殖民体系的链条中独立出来。新中国成立时采取的“一边倒”方针,不但宣告新中国在外交上选择加入社会主义阵营,而且昭示新中国在社会制度上选择了社会主义方向。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既不同于英美三权分立的资产阶级宪政,也有别于俄国共产党一党执政的苏维埃,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完全适合中国国情的政治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开展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政治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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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倦怠作为目前困扰高校基层行政管理人员日常工作和生活的问题,已有学者从外部归因和内部归因对其展开分析,主要有以下几种解释:

从中国政治制度的实际功效看,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及其实践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推翻帝国主义统治、实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是中国国家现代化建设得以开展的前提条件。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中国人民艰辛开拓,结束了百年来中国饱受帝国主义欺侮的屈辱历史,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华民族头上的一切政治压迫,为中国争取到平等的国际地位,中国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才能从对外开放战略中获益,否则中国只能充当西方列强廉价的原料供给地和商品倾销地,频受国际资本盘剥和技术压榨而束手无策。

其二,通过具体的事例,引导社会各群体理性地看待他人的文化习俗、道德理念、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在底线伦理的范围内,排除以群体的优势对其他非主流的文化习俗、道德理念、价值观念以及行为方式横加干涉的作法,并以“不同的生活方式崇尚不同的善和德性这一事实”作为各参与主体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基本价值指导和道德支持,为社会多元一致的实现获得共识上的保障。

(三)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精神传承价值

康乾南巡与江南景观文化双向互动,一方面推动了江南景观建设,提高了江南景观的知名度,增加了江南景观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在将北方元素融入江南景观的同时,在北方的皇家园林中全方位、多层次地写仿江南景观。这不仅体现了康、乾二帝对江南文化数千年传承的认可,也促使南北文化尤其是造园技艺得到充分交流。

第一,为当代中国确立了政治大国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而同美国等外部敌对势力进行了长期斗争,挫败了美国孤立封锁新中国的反共政策,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新中国在对外关系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在捍卫本国利益的同时,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因而在国际社会中赢得广泛支持,到20世纪70年代初成为“中美苏”大三角国际格局中的重要一极。中国不但维护了自身利益,还以自身的巨大影响力成为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忽视的政治力量。

从文化的传播要求看,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为中国在国际社会中树立了无私、公正、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使当代中国争取更多国际话语权有了坚实的国际道义基础。国家形象和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仅需要发展我们的经济、军事等硬实力,还需要培育文化软实力。如何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是当今中国外交界、传媒界、文艺界、学术界面临的共同任务。在新中国历史上我们有施行话语权的成功案例。20世纪50年代中国政府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世界上受到普遍赞誉,万隆亚非会议上中国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得到广泛承认并被写进会议公报;60年代中国的反殖、反帝、反霸主张在第三世界得到普遍响应,中国首倡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主张成为后来“无核世界”的先声;70年代在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时期中国通过战略调整获得了超过自身实力的国际影响力,促使世界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彰显了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大国的国际影响力。

近代中华民族文化上的自觉和精神上的自强既内隐于民众日常生活之中,表现为社会风气;又外显于各种精神产品之上,表现为意识形态诸形式。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欧风美雨吹打下式微,中国国民面临新的文化选择和精神再造。经过革命、建设、改革三个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已经在中国确立,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仍然任重而道远。目前,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促进中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重要内容,其具体途径既包括时代文化的创新,也包括历史遗产的挖掘。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密切相连,是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提高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思想资源。

二、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时代价值的主要表现

(一)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赢得了有利的国际环境,客观上也为党纠正“左”倾错误思想的作了必要准备

另外,毛泽东晚年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客观上为党内“左”倾错误思想的纠正作了必要准备。二战之后,由于美国的扶蒋反共政策,中国共产党与美国政府走上了全面对抗的道路。朝鲜战争之后,中美对抗全面升级,中国国内逐渐形成了逢美必反的政治气候。“文革”期间,国内的极“左”错误更是由经济生产和家庭生活领域里的逢“私”必反,发展到外交工作中的逢“资”必反,甚至发生了火烧英国在华代办处的恶性事件。在这样的背景下,由毛泽东本人亲自从理论上冲破意识形态羁绊提出国际形势的新判断,亲手以“乒乓外交”的独特方式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亲自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和美国总统尼克松,无疑会有利于纠正党内盲目反美反资的“左”倾错误思潮,有利于中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开展国际政治合作和经贸文化交流。历史事实证明,即便如此,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仍然面临来自“左”的方面的重重阻力;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和中美关系的解冻,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将会遇到更加难以估量的巨大阻力。

从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当代影响看,毛泽东亲自做出解冻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开启了中国与日本、西欧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大门,为后来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大规模引进西方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创造了有利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两国走向全面对抗。在20世纪50、60年代,中美双方虽有大使级谈判等联系渠道,但冷战格局的影响、国家利益的冲突、社会制度的差异与意识形态的对立等诸多因素纠缠在一起,致使中美未能建立起正式外交关系,双方正常经贸往来受阻。同时,中美敌对也严重阻碍了中国与美国的盟国建立正常国家关系。20世纪60年代末中苏关系破裂后,中国同时受到美苏两大军事集团国家的孤立。不利的国际环境不但影响了我国经济建设,也危及到了国家安全。70年代初毛泽东做出的联美抗苏的战略调整,摈弃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旧思维,而是按照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即国家实力及其对世界的影响力来审视世界形势,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不但缓解了中国面临苏联威胁的安全危局,也消除了中国与资本主义世界建立正常国家关系的政治障碍,为后来中国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奠定了重要的外交政策基础。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后,中国迅速与英日等一大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正式外交关系,为后来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作了必要准备。1979年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2]

(二)毛泽东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国际战略思想为当代中国“世界大国”地位的确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从拥有全球影响力的角度讲,当代中国是历史上最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而毛泽东为中国获得这一国际地位做出了重大贡献。近代以前,“中华帝国”的影响所及只停留在东亚和东南亚一隅,至多只是个地区大国,绝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清末以降,中国沦为西方列强瓜分豆剖的半殖民地,领土主权完整都受到严重危害,国际地位根本无从谈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政权为中国争取国家独立做出巨大努力,中国在形式上获得与美英苏三个世界大国的平等地位,但从收复外蒙、中东铁路权益失败等事件看,国民党领导下的中国并未争取到战胜国所应该得到的全部权益,中国国际地位仍然很低。中国国际地位的大大提高始自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朝鲜战争之后。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即便现在中国也不是当年英国、苏联那样曾经拥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大国;更不具备当前美国所拥有的科技、军事和经济实力,绝非超级大国。但是,当代中国毫无疑问是具有全球政治经济影响力的“世界大国”。这既得益于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飞速发展,也直接源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为新中国国际地位提高所做的不懈努力。具体而言主要有:

整整一周,他没有联系她。她也没有主动发一个短信过去。很多次,手机握在手里被沁出了汗,可终究还是放下。她知道自己在拿架子,她二十多年来受的教育让她只能拿架子。她做不到嬉皮笑脸地打个电话去:嘿,是我啦。我是谁?就是上次和你上床的那个啦!

从思想的传承需要看,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体现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当下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思想材料。对于任何特定社会而言,民族精神总是被赋予特定的时代内容。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剧,救亡图存主题规定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目标指向。毛泽东国际战略在救亡图存这一点上熔铸到了民族精神中去,使民族精神呈现出极为鲜明的时代色彩。如今时代不同了,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内容的民族精神没有变。在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今天,如何克服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增强做中国人的自豪感,加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效性,需要理论工作者深入挖掘各方面材料。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是一份十分宝贵的历史遗产,是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好素材。

从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性质看,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及其实践为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奴役树立了一个成功范例,生动诠释了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等社会主义国家所秉持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劳农专政新政权,使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饱受西方列强欺侮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看到了实现民族解放、获得民族平等的希望。1919 和1920年苏俄政府两次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时代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显示出这个政权的新性质。但苏联在后来的外交实践中却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的一面,逐渐背离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应秉持的平等、互利、尊重别国领土主权完整等基本国际关系准则。而毛泽东所领导的新中国则首倡并始终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外交实践中坚决反对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霸道行为,彰显了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所应有的国际道义担当。

第二,为当代中国获得了核大国身份。核武器自诞生之日起,因其科技含量高、破坏力大的特殊性,成为一个国家力量和身份的象征。毛泽东曾称美国手中的原子弹为纸老虎,但他这一论断主要是从战略角度说明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就有了搞原子弹的想法。1958年6月21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他说:“还有原子弹,听说就是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工夫是完全可能的。”[3]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更大了。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放一个响屁比长篇大论更引人注意。”[4]中国核大国身份的获得对于打破美苏等国核垄断、维护全球战略平衡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也为后来中国广泛参与核不扩散机制奠定了基础。

第三,为当代中国确定了“国强不霸”的发展基调。近代中国深受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长达百年之久。中国强大之后会不会像西方列强那样走上以强凌弱的老路?毛泽东多次郑重强调,中国无论多么强大都不称霸。在与尼泊尔、缅甸以及朝鲜等国谈判解决边界划界问题时,中国充分践行了大国小国一律平等的理念。1974年邓小平代表中国在联大会议上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理论时,庄严地向全世界做出中国永不称霸的承诺。“邓小平在联大的发言博得了非同寻常的、经久不息的掌声。”[5]新中国成立之初所确立的反对霸权主义的基本立场,是当代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战略、建立和谐世界、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等理念的先声,具有极为重要的奠基意义,昭示着当代中国所追求的“世界大国”绝非历史上英美苏式的霸权大国。

采用差异化战略,实现战术4Ps中的产品策略与4Cs中的顾客需求策略、4Rs中的关联策略相融合。差异化战略是著名的美国管理学家迈克尔·波特于1995年提出来的,是指企业通过产品、形象、市场、渠道等方面实现与其他企业的差异,从而吸引消费者注意力,提高其购买欲望,使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非常有效的做法。

(三)毛泽东坚持和践行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建国方针为当代中国坚持“中国道路”、提供“中国方案”、树立“中国形象”做出了原创性探索

近代以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亚非拉地区在世界近代工业革命的浪潮中落伍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如何摆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列强的政治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时至今日,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的乱局仍然是外部大国力量干涉的结果。从历史上看,落后地区的社会精英人士对于西方的文明既痛恨又羡慕,有人主张拒斥之,有人主张模仿之。以中国为例,清末的曾李洋务派、康梁维新派、孙黄革命派都主张模仿西洋文明以振兴华夏;而顽固派及文化保守主义者则坚决固守中国传统反对西化。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一大批中国精英人士自觉地走上了俄国人拒斥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即在政治制度、价值追求、精神信仰等方面全方位地抛弃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追随,转而开始了对俄国人的模仿,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甚至提出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的口号。

中国知识分子向俄国亦即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向,实际上是对拒斥西方和模仿西方两种政治方案的纠偏。自清末以来,中国人就已经意识到中西在科技与物器方面的巨大差异,因此保守势力仅仅在社会制度和思想文化领域拒斥西方固守国粹,他们的社会影响力随着清廷覆灭逐渐式微。模仿西方者在中国虽然一直势力很大,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景和资本主义社会巨大的贫富差距以及“老师欺侮学生”的困惑,使得模仿西方资本主义的人士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转向。

从世界范围来看,向俄国转向的不只我们中国人,但国外效仿俄国革命的成功者却并不多。中国共产党的成功除了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战略迂回空间大等客观原因外,中国共产党自身的主观努力更为关键。仅就国际战略思想而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准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发生发展的国际背景和取得胜利的国际条件,正确地制定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革命和建设方针,为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功奠定了政策基础。当然,这一方针的确定也并非一帆风顺。建党初期,俄国人给予中国党以极大的帮助,使得中国共产党得以快速成长壮大,但同时也为党内盛行唯苏联马首是瞻、奉共产国际指示为圣旨的教条主义错误埋下了隐患。毛泽东率先在党内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命题[6],初步回答了如何处理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的关系问题,并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把中国革命引向了胜利。建国初期,由于缺乏建设经验,同时也缺乏建设资金与技术,中国虚心向苏联寻求帮助。1956年之后,中国以苏联为鉴戒,独立自主地探索一条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1958年起,我国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建设方针。[7]在这一建国方针指导下,新中国前30年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后来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迅猛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建设方针,蕴含着中国如何处理与外国关系的大智慧。任何国家的发展都离不开特定的国际环境。中国革命和建设也同样需要与国际社会打交道。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谈了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号召全党批判地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也就是说,新中国对于外国的东西既不完全拒斥也不盲目引进,而是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有选择地吸收。这个道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例如,二战后新独立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冷战结束后解体改制的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照搬西方多党制、民主制,采取私有化的方案,结果并没有把国家发展好。所以,模仿西方实行多党制和民主化并不是发展中国家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唯一道路,各国必须立足本国国情批判地吸收其他民族其他国家的长处,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如今这样巨大成就,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而不是抛弃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中国人民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始终立足中国实际进行改革开放,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不迷信任何权威,不畏惧任何挑衅,牢固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新中国外交政策虽然多次调整,但毛泽东时代所奠基的基本原则始终没有改变,因为中国共产党人所为之奋斗的事业是一个整体,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阶段具有内在的历史连续性。正如习近平主席在7.26 讲话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伟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8]

参考文献

[1]王国学,姜珊.论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与当代中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内在统一性[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4(4).

[2]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72.

[3]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387.

[4]萧冬连.五十年国事纪要(外交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0.287.

[5](美)傅高义.邓小平时代[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2013.94.

[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15.

[7]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05.

中图分类号: A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40(2019)04-0021-05

收稿日期: 2019-01-21

基金项目: 本文是黑龙江省社科基金专项项目“毛泽东国际战略思想的时代价值研究”(项目批准号15KSD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国学(1965-),辽宁黑山人,哈尔滨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校:赵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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