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的本质与治本之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策论文,金融危机论文,本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前这场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金融的范畴，各个层面无不感受到危机对社会生活实实在在的冲击。金融危机突然成为各国领导人头等重要的政治话题，中产阶层声称需要勒紧裤腰带渡过难关，甚至连拾荒者和街头乞丐都感受到他们能够捡到的破烂和收到的施舍因为危机而大幅减少。更不用说危机后像打摆子一样的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外汇市场和大宗商品市场，用超过两位数的日涨跌幅宣示着危机的力量。
这场危机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以及持续时间之长堪比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人们对危机走势的判断先是乐观地估计了个“V”型，后来退化为“W”型震荡，现在更多人持“L”型观点，何时见底仍是个未知数。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应对这场百年一遇的危机呢?危机就好比是一个健康的肌体患了重病，同治病一样，应对危机首先要找准病源，对症下药，才能事半功倍，早日恢复经济金融的活力。
金融危机的本质
金融危机可以有多种表现形态和触发原因，但我们必须透过现象看到本质，要去伪存真，追根溯源。
金融危机的形态
在本次金融危机发生前，全球发生过多次经济金融危机，这些危机形态各异，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类。
一是货币危机。通常指一国货币在受到投机攻击或经济指标严重恶化情况下，出现大幅贬值，引发国内金融、经济振荡，甚至严重的衰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属于典型的货币危机。
二是债务危机。一般特指一国失去到期外债清偿力。广义的债务危机指借款人大量借贷，超过了自身偿还能力，而无法偿还到期债务，又被称作财务危机。在国内借贷中，会经常存在陷入财务危机的个体，但极少发生大面积的偿付困难，即使发生也不会酝酿为系统性危机，因为央行可以注入额外的流动性予以避免，如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初解决企业三角债的做法。但在国际收支中，过度借贷往往具有系统性影响，当经济周期发生逆转时会出现大面积的外债清偿能力下降，如果该国同时为非国际货币发行国，本币不能作为外债清偿手段时，债务危机就会发生。上世纪8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债务危机。
三是银行危机。银行危机是最常出现的危机形式，具体可分为流动性危机和清偿性危机，前者指银行由于无法满足流动性需要而倒闭破产，后者指由于巨额亏损银行资产已经无法覆盖其负债而被迫清盘。危机初期通常表现为少数但具有系统影响性的银行出现流动性危机，为满足流动性需要而进行的大规模资产出售行为将显著压低金融资产的市场价格，银行体系开始出现大面积的账面亏损，进而发生清偿性危机。银行危机一旦发生，银行体系的投融资中介功能将大大削弱甚至停滞，进而导致严重的实体经济衰退。当前的美国危机就是非常典型的银行危机。
四是财政危机。财政危机通常是金融危机的伴生品，在危机中由于经济严重衰退，导致税收收入迅速减少，同时为应对危机的救助措施和刺激计划却大幅提升财政支出，导致财政收支严重失衡，政府丧失偿债能力。本轮危机中冰岛便是典型案例，冰岛首先爆发银行危机，对银行的救助又将政府拖下水，导致财政破产。
危机的本质
在一场金融危机中通常会出现多种形态的危机表现形式，而且，这些不同的危机形态又是可以相互作用，相互转换，互为因果的。以本轮危机为例，美英等国发生了严重的银行危机，并引发不同程度的财政危机；东欧则发生了债务危机和不同程度的货币危机。危机的多样化形态和不断迁徙的特征往往会掩盖危机的本质——信用危机与信心危机。
现代市场经济和金融经济本质上是一种信用经济，信用与信任是金融和金融市场存在、发展和发挥作用的基石。经济的每次收缩与膨胀、衰退与复苏都是由信用决定的。经济学意义上的信用泛指各种形式的借贷关系，包括债权关系、股权关系、雇佣关系、货币关系等等。债权和股权作为一种信用形式较易理解，其实现代经济中的雇佣关系和货币关系也是一种信用关系。就货币而言，其本质上是中央银行(现钞)或商业银行(存款)的负债。实际上，信用关系渗透到经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信用的膨胀与收缩导致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而信用的突然崩塌则意味着危机的出现。
而信用又是与信心、信任密切相关的。债权人只有在相信债务人具备清偿能力时才会出借资金，投资人只有在相信管理层具备优秀诚信品质及创造利润能力时才会购买股票，企业家只有在相信所生产的产品能够顺利出售时才会雇佣工人，存款人只有在相信银行经营是稳健时才会存款，而外国投资者只有在相信该国央行具有通货管理能力和政府具有财政平衡能力时才会持有该国货币，而这些信任一旦消失，信用就会崩塌，债务危机、银行危机、货币危机和财政危机就会相继出现。而从更长期的视角看，信用也是信任和信心的基础，只有良好的信用环境(包括严格的信用制度、优良的信用文化和完备的信用记录体系等)，才能真正增进人们之间的互信与合作，增强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实现国民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应对危机不仅需要提振信心，还要着眼长远，大力培育良好的信用环境，标本兼治。
恢复信用和信心必须标本兼治
要恢复和重建信用，使经济金融恢复到正常状态，必须标本兼治，采取强有力措施恢复信用与信心。
“最终贷款人”注入流动性
在危机期间，金融机构之间、金融机构与实体企业之间失去基本的信任关系，要么拒绝提供新的借贷，要么提前收回资金，市场的流动性迅速下降，整个金融市场就好像一个严重失血的病人危在旦夕。在1929～1933年大萧条期间，由于中央银行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流动性危机演变为清偿性危机，给全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研究危机出身的伯南克显然意识到央行作为“最终贷款人”在危机时刻的重要作用。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2008年9月雷曼兄弟破产时不到1万亿美元的规模迅速扩张至2008年底的3.5万亿美元，通过购买包括次贷资产在内的各类金融资产，央行向金融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避免了金融市场由于“失血”过多而完全崩溃，为后续救助措施的实施争取了时间。
政府注入资本
金融机构本身是高杠杆经营的企业，而在过去20年宽松的市场环境中，包含表外资产在内的杠杆率进一步上升，诸如“两房”类的金融机构杠杆率已经超过50倍，而投资银行业的杠杆率可能达到50～60倍，这意味着资产的平均价格一旦出现2％以上的下跌，很有可能就会侵蚀掉某家高杠杆金融机构的全部资本。当房地产泡沫破灭及其引致的次贷危机发生时，大量金融机构已经面临资不抵债的清偿性危机，得不到信任的金融机构无法继续发挥融资中介功能，金融危机导致严重的实体经济衰退。
美国政府在2008年10月份推出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F计划)时，原本希望通过政府购买不良资产恢复金融市场活力和提升金融资产价格，进而平衡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但人们很快就发现这一做法是不切实际的。最终，TARF计划下的7000亿美元绝大多数用于向金融机构注资，尽管市场预期至少需要另外7000亿美元才能使美国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恢复到正常水平，但这一方向无疑是正确的，只有资本充足的金融机构才能获得人们的信任，金融市场才能重新发挥投融资中介的作用。
回归银行的“四性”特征
今天的金融发展如此之快、如此之复杂，但我们对金融危机反思之后，发现要从根本上解决银行的功能，恢复银行的健康，还是必须要回到老祖宗那里，重新承认、重新尊重和重新恪守商业银行的四性特征。现在的危机表明我们忘记了这些东西，抛弃了这些东西。
一是中介性。银行是连接储蓄部门(家庭)和投资部门(企业)的桥梁，是资金剩余部门和资金短缺部门之间的媒介，银行的经营管理应充分考虑这一基本特征。
二是匹配性。正是由于中介性特征，银行必须要遵守资产负债的匹配性。银行是在拿别人的钱进行贷款、投资，所以其生存之本在于资产与负债良好的匹配，包括价格的匹配、期限的匹配和风险的匹配，保持资产负债流动性的合理安排。
三是稳健性。要时刻牢记银行具有高杠杆特性，目前的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是8％，即用8％的自有资本支持100％的资产，反过来算即杠杆率为12.5倍，这远高于普通工商企业的杠杆率，而高杠杆性意味着较低的风险抵御能力。因此，必须强调稳健经营，严格控制资产扩张速度和风险集中度。
四是社会性，又称为外部性。银行经营带来的风险不仅影响其自身，还具有很强的社会传染性，特别是那些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大型银行，其经营失败往往引发系统性危机，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紊乱和实体经济衰退。
危机表明，银行的“四性”特征被颠覆了。首先，商业银行忘记了中介性和匹配性，在流动性泛滥带来的利差不断收窄的情况下，银行不再满足于融资中介的佣金收入和利差收入，广泛开展的投资业务致使交易账户和可供出售类金融资产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且存在严重的期限错配，市场价格波动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盈亏状况和资本的充足程度。其次，为了绕过资本监管限制，商业银行将大量资产移到表外，使实际杠杆率大大提高。最后，这次危机主要是大型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兴风作浪而造成的系统性风险，形成严重的“too big to fail”(太大以至于不会倒闭)和“too complex to fail”(太复杂以至于不会倒闭)的格局。这些机构实在太大了，他们一旦出问题，就会引起系统性危机。所以政府必须要救助他们。正是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商业银行更加冒险，不断放大风险以博取更高的收益。而要恢复市场信心与信任，商业银行需要回归四性特征。
坚守银行的“三性”原则
银行的“四性”特征要求银行经营需时刻牢记、恪守老祖宗留下的、教科书所讲的三性原则，即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而且三者的顺序是不能调整、不能更改的，安全性一定是第一位的，确保安全性，就要保持充足的流动性。只有在安全性和流动性满足后才谈得上盈利性。这是银行生存之本，也是银行的生命线。
发生信用危机的银行恰恰颠倒了银行经营的“三性”顺序。在当前的公司治理架构下，商业银行的治理和风险管控实际被两类人操纵着：一类是追求短期回报的股东和高管，另一类是精于模型计算的小团队。股东追求当期利润最大化，高管追求薪酬最大化，并导致过度追逐高风险高收益的复杂金融资产。而很多高管人员和董事会成员并不了解这些资产的风险，他们将安全性原则交给了只有极少数专家明白的数学模型，这些模型将风险描述为钟形的正态分布，而忽视了安全性的精髓是百年一遇的“黑天鹅事件”，这恰恰是模型预测的短板。银行实际上已经将盈利性的顺序提高到安全性之前，进而就不会有人重视流动性管理，资产与期限的错配导致的流动性危机出现就不足为怪了。
我们的银行家如果不是非常的贪婪，记忆力如果不是太差的话，他们应当在危机后牢记并坚守“四性”特征与“三性”原则。我相信只有这样的银行才是安全的、稳健的，才能得到公众和市场的信任，才能避免类似危机的再次重演。
坚持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
我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商业银行凭什么可以躲过此次危机，我们有什么制胜法宝、秘密武器?我想最根本的有三条。第一条，得益于我国经济持续的、高速的发展。第二条，得益于我国银行业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近几年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开放。我们提前处理了不良资产，提前进行了注资，使大型银行离开了破产倒闭的边缘。同时，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使我们的公司治理、风险管控能力得到大幅提高。第三条，得益于我们的监管坚持了比较保守、稳健、审慎的监管原则，我们守住了几个基本的防线：一是资本充足。十年前，我们95％以上的银行都是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甚至很多银行是资不抵债的。而到2009年一季度末，整个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已达到10.5％，核心资本充足率达到8.7％，资本充足率达标银行的资产已经占到全部银行业资产总额的99.9％。二是坚持了严格的资产质量控制。要求商业银行加强风险管理，不断降低不良资产比率和余额，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率从十年前未提足拨备的25％降到2009年5月末提足拨备的1.93％。三是守住了风险抵御能力这道防线，即足额提取拨备。十年前，我国商业银行不良资产基本没有提取拨备，而今天不良资产损失拨备覆盖率已经到达130％。四是严格关注并坚守流动性防线。五是坚持比较稳健、比较传统、甚至说比较保守的监管指标和手段，如存贷款比例，单一客户贷款集中度比例等。
但是，未来的监管又将走向何方呢?现在看来，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发布的《有效银行监管核心原则》(以下简称“核心原则”)仍然是我们改进的方向。巴塞尔委员会于1997年发布的25条核心原则浓缩了发达市场国家上百年的银行监管经验，在完善各国银行监管体系、提高全球金融稳健性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危机后出现了“怀疑一切”的情绪，认为所有现行的法规和制度都存在重大缺陷，我们所有的改革方向均需要重新定位，重新确定参照系和参照坐标。实际上，危机恰恰证明了核心原则的重要作用，陷入危机的国家和地区的监管当局往往在某些做法上不符合核心原则的要求，如原则24要求的并表监管能力，原则25要求的跨境监管合作，以及原则13和14对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关注要求。
我国的监管实践也证明了核心原则的积极作用。银监会成立后，每两年进行一次《核心原则》自我评估，对照国际监管标准，持续改进和提高我国银行业监管有效性。六年来，银监会在审慎银行业监管法规框架、市场准入政策、资本监管、非现场监管、跨境监管合作和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有效银行监管进一步强化了公众和市场对银行业的信心与信任，是我国银行业取得历史性进步的重要原因。
温家宝总理说“信心比黄金和货币更重要”，这一论断抓住了危机的本质。但如何恢复信心和信任却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注入流动性和大规模注资可以阻止信心的崩溃和恐慌情绪的蔓延，而真正的治本之策在于银行恢复其应有的经营特性和传统，再辅之以有效银行监管，才能重拾信心与信任。中国如此，那些还在深受危机困扰的国家与地区也应能从中得到些许启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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