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理论视野中的休闲文化与休闲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与论文,视野论文,理论论文,社会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休闲”与“休闲文化”是这些年的流行术语，现在又出现了一个“休闲文学”。但是“休闲”与“休闲文学”都是十分歧义的概念，先做一些笔者自己的界定是必要的。
歧义之一，休闲文学既可以指以休闲为描写对象的文学，也可以指以休闲为目的并发挥休闲功能的文学，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魏饴先生的定义就是如此：“我们所谓休闲文学就是指以写休闲并以供读者休闲为旨趣的一类文学作品。”（《悄然勃兴的休闲文学》）然而文学的对象与文学的功能之间的关系并不一定是对应或吻合的。在当代的大众文化中，一些描写非常重大题材的作品其目的与效果却无疑是消遣、休闲。这里的关键是，一种对象是否具有休闲特征从根本上说取决于： 1、作者如何描写，一个本来非常重大的历史题材也可以进行“戏说”而变得轻飘飘；2、读者如何去读，即使是一部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写的、 以非常重大的事件为题材的作品也可以被读者作休闲式阅读。比如我们今天唱革命歌曲就没有了前人的严肃与正经，我们把它消费了或休闲了。相反，一些以明显的休闲为宗旨创作的文学作品（如武侠小说），也可以被一些特定的读者以非休闲的态度进行阅读（比如研究武侠小说的人）。所以最重要的不是写什么（题材）而是怎么写与怎么读（写作态度与阅读态度）。魏饴先生的文章中反复强调休闲文学是一种非功利（政治功利或意识形态功利）的文学，这种非功利我以为应该既指写作的态度，也指阅读的态度。当然，这里的阅读态度主要限于一般大众范围，有些职业性的学者或批评家为了研究或批评的目的，以非休闲的态度去读以休闲为目的的作品是常有的事情，为了避免问题变得令人讨厌地复杂，我们只好把他们排除出去。
歧义之二，我们既可以把休闲文学理解为一种自古有之的普遍的文学类型，只是到了现当代才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也可以把休闲文学理解为只在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消费社会才出现的，具有特殊历史内涵的文学类型。魏饴采取的是前一种理解：“休闲文学并非现代才有的，即使是物质文明极不发达的原始社会也同样存在”（《悄然勃兴的休闲文学》）。鉴于休闲文学并非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概念（比如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或两结合等），也没有形成约定俗成的界定，我的意见是不必死扣字眼，而要抓住根本。如果说流行语的出现与变迁总是反映着社会心理与文化风尚（比如90年代流行的“潇洒”、“酷”、“休闲”等都是如此），那么休闲与休闲文学的流行也必然具有它特定的社会文化原因。也就是说，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休闲文学为什么只是到了今天才如此蓬勃发展（尽管它在古代也曾经存在）？在休闲文学的狂潮背后有什么样的社会文化原因？理解这个问题需要我们超出文学理论、引入社会理论。
首先，人类的生产与劳动方式经历着历史的变化，这种变化与社会类型的兴替相联系。如果说传统农业社会的生产与劳动方式主要是体力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只是少数精英或贵族阶层；那么。现代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就是以脑力劳动为主的社会，是知识经济为主导的社会。至少在城市中，越来越多的人（而不是精英）都在从事广义的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则逐渐被机器取代（与此相应的是白领工人的人数比例逐渐加大），对休闲文化的需要就成为社会上多数人的需要。更为关键的是：特定的劳动生产方式决定了现代人特定的紧张类型，它与传统农业社会中的紧张是不同的。传统农业社会中的农民在农忙季节也很紧张，但是这种紧张更多地是一种体力上的劳累，而不是精神上的压力，因而与现代人的紧张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决定了现代休闲文化（含文学）的功能的独特性：它所缓解的是脑力劳动造成的精神紧张，而不是体力上的劳累。也正因为如此，缓解的方式经常恰恰表现为体力上的极度消耗，如“蹦迪”。
缓解精神紧张的需要也导致了现代休闲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感官化、平面化、图像化（即使文学也是如此），它必须是易读的而不是艰深的，否则就与缓解精神紧张的宗旨相背。在这个意义上，古人所谓“闲居静思则通”与现代人的休闲观念毋宁大异其趣，因为这句古训讲的“闲居”是“思”的一种方式，而现代人的休闲则正好是为了“否思”（不思考）。中国古代儒家很讲究思考的环境与心境（都应当静），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思，所以这些言论与休闲在我看来都没有什么关系。
其次，是劳动生产的制度化。古代社会的生产劳动主要是农业劳动，基本上是遵循自然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其特点是非制度化的或制度化程度很低，农忙过后差不多都是“休闲”时间；而现代工业化生产是制度化的，有严格的工作制度，这种持续的、刻板的、僵化的工作方式使得现代人总是处于持续的精神压力与竞争压力中。在魏文中有司马长风的一段话：“近代都市使人的生活太紧张。社会好象一部大机器，人是一个小零件，身不由已地随着转，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这可以说是对于现代都市人生活的绝妙写照。现代休闲文化的兴起实际上就是为了缓解由这种压力造成的精神紧张，它的对象主要是都市中的工薪阶层。而且由于劳动是制度化的，紧张是制度化（或曰结构性的）， 结果是休闲竟然也变得“制度化”起来， 它要先被“规划” （scheduled），列入议事日程（不能想什么时候休闲就什么时候休闲。 笔者经常有的感受是：在你最想休闲的时候你必须工作，而在你不想休闲的时候单位里给了你休闲的机会）。尤有进者，许多休闲文化与休闲文学也是根据大众的这种制度化的休闲需要而被文化生产部门制度化地加以规划，它是机械复制的产物，是文化工业的一个部分，因而不能不是雷同的、无个性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恰好违反了休闲的真正本质。
再次，单就文学而言，休闲文学的兴起还涉及在日新月异的现代传媒冲击下文学功能的调整以及各种不同的信息载体之间日益明确的分工。平心而论，无论是现代人还是现代传媒，都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也不是普遍丧失了社会责任感与政治热情（只知休闲不知其他）。真正重要的变化是：国家大事现在已经越来越由文学以外的其他新闻类信息载体或传媒类型来报导或反映，在这方面它有文学无法比拟的优势：准确、快捷、图文并茂。一方面，出现了专门的类型化报刊，如魏文提到的《美食》、《潇洒》、《美容时尚报》等是休闲类刊物。也有专门的新闻类、时事类与重大社会问题类的报刊；另一方面，即使综合性的报刊或其他媒体，也把不同的内容加以分类编组。比如中国中央电视台有专门的“焦点访谈”，也有专门的休闲节目。报纸也有了越来越明确的版面分工。在这种情况下，重大的时事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比如反腐倡廉问题、下岗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已经不需要文学来表现（所以我一直认为社会问题小说在今天是没有出路的）。这种情况与80年代是极为不同的。80年代中国的大众传媒连初具规模都谈不上，分工也不明确，使得文学承担了反映社会重大问题的使命。而在今天的情况下，我以为文学将向三个方向变化：一是朝纯文学的方向发展，以先锋姿态取胜；二是朝私人化方向发展，成为远离社会公共领域的隐秘写作；三是朝商业化、感官化的方向发展也就是我理解的休闲文学或消遣娱乐的文学。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放弃了自己的新闻报道功能，不直接反映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或者换一种说法，它的狭隘的政治功利性将会越来越淡出。
我所描述的现代社会的特点以及现代休闲文化（与文学）的状况或许还不全是中国的现实，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中国正在并将继续向着这个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