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逻辑预设何以生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逻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现代性逻辑预设是现代性的基础性叙述，它是现代性核心价值观念最具有典型特征的思想规定，也是哲学及各门综合知识所涉及的现代性特征之间的联结点。它的生成与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人们去认知现代性时，有着不同的意识层次，如直观、感觉或情感等，而惟有以思想、范畴反思现代性时，才表达了一种日益强烈的历史相对主义意识。因此，现代性逻辑预设又是意义同质化的哲学反思命题，它通过对历史时间与空间的还原，将杂多的人类实践行为特殊样式以抽象思辨的哲学范畴排序及逻辑编目，深刻地反映着现代性历史生成与发展的辩证同一体的本质，同时又深层次地揭示了人类生存进化的现状和缺憾（异化、祛魅、破碎及病态等）。本文通过探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观与现代性逻辑预设的勾连，近代欧洲工业革命对现代性逻辑预设的影响，近代西方理论经济学传统的价值内核对现代性逻辑预设的侵蚀，旨在提出一种有助于理解现代性问题方面所存在的历史间距的参考文本。
一、历史时间意识、历史整体性观念、历史进步观念：中世纪基督教神学观与现代性逻辑预设的勾连
现代性逻辑预设发端于中世纪基督教神学。从现代性发展的历史脉络来看，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其一，基督教神学为现代性早期逻辑预设的产生提供了三条重要原理。(1)人性最初的共同原理。基督教神学在扬弃希腊-罗马对人性的乐观主义观念的基础上，表明了一种深刻的历史哲学观念，即人的行动并不是根据智慧所预想的目标而设计出来的，它完全是被直接而又盲目的欲望（在背后）所推动。这一重要原理启示了近代的康德，使他把“人道之中的全部优越的自然禀赋”的发展的原因之一，理解为人性之中的“贪得无厌的占有欲和统治欲”（康德，第7页）。可以说，现代文明正是理性战胜欲望这一具有原因论性质的迷思澄明及其展示的必然结果，而现代性正是“恶的历史驱动”的精神现象学的解读。(2)心灵产生事物的模式及其意象的原理。基督教神学是对希腊-罗马的“自然发生论宇宙观”的思辨形式的转换与提升——提出了“心灵发生论宇宙观”，而这一点对于西方近现代思维方式和知识论反思路向的影响不可低估。中世纪的神学不能完全地理解为人与神的对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特殊的人学，是与人类的进化难以分离的一种精神的历史遗存物的显现。对于西方人来说，在前现代性向现代性的过渡期、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过渡期，模仿上帝（有不同的诠释）至少可以使人在精神素质上保持一种强大的凝聚力，这样能够减弱由于历史转折的震荡而带来的不同阶层之间精神的疏远程度。(3)真理与自由相悖的原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借用一套新的话语系统颠倒了前现代社会格局的价值等级，如将“好人是高贵的人，坏人则与奴隶相联系”的观念改变为“最卑微的生物最为上帝所爱”的理念，为摧毁古罗马的秩序作出了贡献。应当说，这是现代性较早的一次通过内在否定的精神品格而彰显其生命活力的证明。最为重要的是，基督教神学产生了现代性的悖论——真理与自由的悖论。真理（超越世俗的崇高目的论）的普遍性和自由（世俗原欲的驱动）的差异性，对本质性思考来说不能不是一个悖论。尽管上帝能创造有自由意志的受造物，但他不能促成或决定他们只做正确的事情。对至高无上的普遍价值的规定与信仰，本身就是对世俗生活差异性的消解，然而，失去差异性与普遍性的相互对立和否定，普遍性也就成为虚无。无论是康德还是尼采，他们的哲学困惑的实质都在于此。
其二，历史时间意识的萌发，为现代性提供了认知自身逻辑发生与发展的可能。现代性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大尺度的精神反思及量度的产物，现代性体现了一个完整时代特征所内含的历史与文化、时间与空间相互叠加、交错运动的实质性内容。反思中的现代性，乃是精神把历史的特定内容输入到特定的历史时间与空间的坐标中，并且通过历史逻辑的内在环节加以整理和连结，在殊多的共相中寻求历史的普遍性原则和特殊性原则，从而构成现代性逻辑预设的范畴群体以及特殊历史形式的综合判断。早期历史学家在理解时间观念中的历史事件时，往往更相信循环时间的历史过程的自然法则：既然自然按四季昼夜循环往复变化，那么人世间一切事件、人物或诸神也都是循环时间的表现形式，再次降生或再次死亡理所当然。而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们所理解的历史事件，不再是纯客体变迁的自然法则演绎的结果，而是与人的价值、信念直接同构的主体道德实践的显现。人与神的故事实际上不过是基督教否定循环时间而赞成一种线性不可逆时间的结果：上帝作为历史的轴心，这种线性不可逆时间导向永恒性。上帝是永恒的，希腊诸神只是不朽的；上帝处在时间之外，但上帝通过历史时间来工作。在现代性的框架里，要承认文明是历史上规定了方向的东西，必须在时间上看出它的活动原理和定向标。任何属人的时间概念都应当包括历史上和逻辑上与之相应的社会空间概念。黑格尔认为，历史时间是同质的连续体。历史是时间的等同物，因为整体的一切成分彼此同时，处于同一个“现在”。从历史哲学的角度看，在希腊-罗马的历史观念中，历史主体的抽象还不擅长将“自然时间”转换为“历史时间”，历史质料在形式化过程中缺乏整齐划一的目的因整合，因此，历史的读本只能是杂乱无章的偶然事件的堆积符号；而在中世纪的历史观念中，基督精神的营造和整合使历史事件由基督的诞生而向前和向后被记录并被评价，神的计划被赋予历史时间的量度而加以诠释和证明，它使人类有了开启“历史时代”的可能。自然主义的历史观逐渐为神本主义的历史观所取代，“世界乃是自然”的观念不断为“世界乃是历史”的观念所覆盖。
其三，历史整体性观念和历史进步观念的萌发，为以主观性的统治为特征的现代性注入了一种特有的思维方式和一种理解历史过程的价值观。其思维方式的特征为：历史必须设定一个主体，即把整个现实创造出来的“创造主体”。创造与被创造的关系不仅使作为客体的世界可以被把握为一个统一的整体，而且使客体与主体可以被理解为统一的主体-客体，即统一的历史过程。现代性首先是它的“历史整体性”：从“世界历史意识”到“现代化进程的观念”、从“文明中心论”到“全球化意识”等，后现代主义者则试图用“边缘化”、“多元化”和“非中心论”来解构历史整体性观念。实际上，在理论形态中我们可以批判历史整体性观念，但在生活世界里至少目前还不能消解它，因为它是传统，地球上还有相当多的人其实践行为和利益关系与之不能割舍。英国学者阿尔布劳转借科林伍德的观点指出：“历史分期观念的提出归功于早期基督徒们。他们不得不把历史看作这样的历史：它具有普世性，按照上帝的意志运动，以一件神学事件（即耶稣基督的降临）作划分，然后再以一些划时代的事件作进一步划分。以此为背景，我们就可以明白现在的时代做的是什么。”（阿尔布劳，第 20页）如果说希腊-罗马的地域性似乎是历史旋转的中心，那么中世纪根据基督教神学原理所构造的历史则是一部普遍的历史、一部世界通史。在这里，基督精神已不是地域性的历史旋转中心，而是具有无限精神张力和宇宙始基论意义上的“逻各斯”存在。它的存在使得人们对历史偶发性的重大事件给予总体性的精神整合成为可能，所有历史事件的记录都要以基督诞生为中心的模式而结晶。
确认历史发展是进步的观念，是现代性一个最为典型的特征。进步，作为历史时间之产物的真理，它是一种理解历史过程的价值观。著名的历史学家克罗齐指出，进步观念永远是一种新型历史的主题，即人类精神进步史的主题。中世纪基督教文化的出现，标志着人类对进步观念的认识达到了一种道德哲学状态。进步不再是可感的、现实历史画面的显现，而是精神运作的结果。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指出，罗马帝国的灭亡不应被视为异族战争的结果，而应被视为新时代精神（基督教）对已逝精神（罗马神话）的唾弃，是历史的进步。其意义在于：人类通过由肉体生活（恶）向精神生活（善）的转换，实现了道德的提升和历史的进步。从世俗之城走向上帝之城，是道德的上升运动。近代社会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就是寻求进步。显然，神学的进步观是荒谬的，但从道德目标来关注历史进步的内涵，对后人不无启迪。
二、物性化、单向度、宏大叙事：近代欧洲工业革命对现代性逻辑预设的影响
吉登斯在考察现代性的制度性维度时提出了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现代性诸制度究竟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工业化的？在他看来，应该把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看成是现代性制度的两个彼此不同的“组织类型”或维度。（吉登斯，第49页）而在笔者看来，从工业革命的角度来分析现代性逻辑预设问题，必然涉及资本主义话题。近代欧洲工业革命最具有进步意义和最具有历史缺憾的历史辩证性正在于：历史的每一步推进似乎都在铸造着一个崭新的物态世界，同时也昭示了康德的如下思想：一个被创造物的全部自然禀赋都注定了终究是要充分地并且合目的地发展出来的；但是，随着社会分工、交换的发展所形成的社会关系的物化和异化，尤其是随着货币向资本的转换、金融资本向工业资本的集聚，物性化的工业革命带来了人类心智的物性化，单向度的工作机原理带来了单向度的价值偏好的人，宏大叙事般的工业主义形象与实体带来了人类宏大叙事的思维方式和习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马克思的眼里，现代性既是合理的、现实的，是属人的计划而不是大自然的计划，也是有缺憾的，是值得批判和超越的。
1.工业革命范式的内在性之一：物性化
工业革命的哲学话语正是圣西门所言说的“把人力作用于物”。芒图在《18世纪产业革命》中从四个方面对这种“物”作了诠释：一是机器的使用：“大工业的显著的特征就是使用机器。”“这些工具能产生相当数目的工人所能产生的物质力量。”（芒图，第21、22页）二是一种工厂制度，即：“以经常的劳动来看管一套由总动力不断发动着生产机器的、不分长幼的各种工人的协作。”（同上，第22-23页）三是商品的生产，即：“那些不是自然界直接提供的消费品的生产，是各种工业的目的。”（同上，第9页）四是资本的运动：“越来越复杂的设备以及越来越多而又有组织的人员便构成了大企业，即真正的工业王国；作为这个巨大活动的动力、作为原因而又作为结果的资本，在人力和机械力的炫耀后面活动；被其自身所固有的规律即利润规律鼓舞着，这个规律推动它不断地生产以便不断地扩大自己。”（同上，第10页）由于工业革命在广度和深度上对物的开发和激活的成功，人对物的占有欲愈来愈膨胀，一方面乞浆得酒，另一方面又不经意地落入到名缰利锁的境地，人心朝着物性化维度改变。
首先是机器-技术幻象的出现。工业革命之前，人类主要依靠古旧的手工劳作方式，基本借助自然的仁慈解决生活资料问题。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在大大增强对自然的支配性和盘剥性的同时，对工具手段的沉迷已不可名状。机器-技术创造众生，人类软弱无能。机器-技术越是智能化，人的主体地位越是失缺；机器-技术空间的扩大，使得它的存在越来越成为自身合法性的证明：机器-技术产生的问题越多，需要的机器-技术就越多，机器-技术带来的恶行和罪过不过是自身发展不充分的结果；机器-技术发展愈深入，它就愈成为一种路标：整合碎片化的世界只能靠永不停转的机器。人类历史可以没有目标，但不能容忍机器的任何中断。正因为如此，机器-技术“神灵”使得17-18世纪的企业家心醉魂迷，也使得17-18世纪某些哲学家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物质事物都服从于机械运动规律，动物包括人的肉体是一种非常复杂的自动机，它们以机械的方式对外部刺激作出反应，人比最完善的动物只不过多几个齿轮和弹簧。现代性正是从这样的观念中抽引出一条影响至今的技术世界观和信仰系统：整个世界被机器-技术装置所定义、所架构，主体的中心地位被消解了，而且所有东西都被化为可获得性了。
其次是人对刚性的物性化管理制度的迷信和对商品交换虚假本质的误解。大工业带来的是时间观念与生产的节奏感。在封闭的机器生产的大系统中，监督成为强化企业、工厂和车间管理权的必要手段。尤其是19世纪90年代“泰勒主义”推行，一种刚性化的工厂管理制度旨在研究生产的工作时间和劳动的动作之间如何达到机械的连续流转与生理极限相平衡的关系。这种制度通过一部指定的机器并借助一块马表，为计件工资规定完成工作的标准时间。然而，虽然工人的工资提高了，但不人道的机械劳动更沉重了，工人不经意地被这种机器生产的制度贬低成被设定的生产程序与机械流水线双重约束的奴隶。在人性追求最大化快乐曲线和资本追求最大化效益曲线的交叉点上，资产者更偏重资本曲线的最佳方案。
在工业资本主义自由竞争阶段，随着人的自身价值的贬低，商品制造者也被贬低为商品。尽管作为对象化的物化劳动是人的智力进化的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它不是对人的否定而是对人的肯定，但是作为异化的物化劳动却有着特定的社会性质，它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对人的否定，这就是使劳动者本人也成为被物化了的对象化存在。其原因在马克思看来有二：一是来自过于强制性的机器-技术的专业化与分工。分工使劳动者日益片面化和从属化；分工不仅引起人们的竞争，而且引起机器的竞争。由于劳动者沦为机器，所以机器作为竞争者与他相对立。是分工、交换在特定的社会制度下强势发展而形成社会关系的物化和异化：变人与人的关系为物与物的关系，并以此作为支配人的思维与存在的社会力量。在马克思看来，物性化是人与“对象化存在”之间所具有的某种关系。“物性化”是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产物，对于自然经济条件下落后的生产方式所衍生的人的依附关系来说，它是一个进步；而在工业化资本主义时代里，它反映了一种特殊性质的社会关系或生产关系，一种商品生产者私人劳动的社会性质，一种劳资关系相互对立的社会制度，一种人对资本的依恋和资本对人性的侵蚀的社会现实。二是来自资本的拥有者对剩余价值的疯狂追逐。马克思关注的不是机器的转动会给社会带来多少财富，而是机器的后面是谁在使用它，是谁从机器中获利，又是谁为机器付出代价。人对机器-技术的崇拜深藏着由资本的剥削而带来的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不平等和恐惧。马克思指出：“单纯节约劳动并不是使用机器的特征，……节约必要劳动和创造剩余劳动才是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363页）追求剩余劳动、剩余时间和剩余价值使得人与机器的耦合创造了“第二自然”，即一种不是由人的活动所控制、反而支配和主宰着人的意识和行为的第二自然。从形式上看，它有着商品生产和交换过程的物的外表，实质上却是一种社会制度下的人对人的生存权力的占有、支配和剥夺。
2.工业革命范式的内在性之二：单向度
作为工业革命范式的一种内在性，单向度是社会行为集体无意识的结果。它的发生来自三个方面的原因：(1)社会化大分工和先进的生产流水线的结合把人的生存世界变化为“大工厂”，一切都被纳入分工的体系中。机器、设备和厂房的物质分工，把整体的产品制造分解为诸多单一的生产循环加工工序，它以一种恒长的视觉效果和观念暗示“单向度”乃是世界存在的基本生产单位，使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朝着此方向记忆和定格。人在生产过程的社会分工，一方面带来了人类的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联结更加紧密、人类实践的方式趋于专业化和职业化等积极效果，但另一方面也不经意地导致了最终把人拆解为机器的零件、把人的总需求简单地归属为单一追求物质产品的消费欲望等负面后果。(2)单向度从技术层面上说，即作为技术的特定的可能性领域而言，它来自如下社会心理暗示：产品生产的技术装置是支撑文明存在与发展的惟一根据。可是，单向度的本质并不在于技术装置之中，而在于人和事物被带入共现(presence together)的方式之中。海德格尔对此有过深刻的说明。现代性有两种形式：以主观性的统治为特征的现代性和以普遍化强制为特征的现代性。前者是一个中心主体的世界，人的主观性使事物得到排序，进而获得精确性和清晰性的“攻击”。在后者那里，技术有着另一种转喻：它包含了对人和事物的存在的一种特定理解，某些特定种类的活动在世界中的开放可能性。正是人对事物的单向度的召唤，最终使人落入被召唤的物的序列中，于是，虽然它仍旧是一个由主体可获得的客体所构成的世界，但是人的中心意志和主体地位在此被消解，所有东西都被化为可获得性。人已被框定在这种事物被召唤到在场状态的总体性方式之中：尽管主观性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但整个世界的存在被转化为交互性总体可获得性，人已变为其中的一种“备用物”；传统的主客二分的人与物的世界的认知图式消失了，人被带入到一种单向度的存在方式：仅仅以在场为根据来理解事物的存在。过去，人可以处在召唤与被召唤的选择中，现在除了作为“备用物”被召唤外别无选择。(3)单向度从价值层面上说，它直接来自工艺合理性的“目的”，而从心理层面上说，它直接来自某种“虚假需要”，即那些对压抑个人有特殊需要的社会利益所加给个人的需要。马尔库塞曾对这种单向度的特点有过如下解释：“把消费者同生产者联合起来，并通过后者又同整体联结起来。这些产品对人们进行说教和操纵；……并且由于这些有益的产品，在更多的社会阶级中为更多的个人所获得，随产品而来的说教不再是宣传性的东西，它成为一种生活方式，……这样，就出现一种单面的思想和行为的模式，在这种模式里，按其内容超越言行的既定领域的各种思想、愿望和奋斗目标，不是遭受排斥，就是被归结为这个领域的一些术语。”（《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上卷，第499-500页）这段叙述有三个要点：“单向度”是从一种产品说教变为一种生活方式；其思想和行为模式的攻击性在于对精神价值的排斥；把一切存在都还原为单面的操作主义或行为主义的解释符号。
3.工业革命范式的内在性之三：宏大叙事
宏大叙事是用以解构前现代的社会格局并给予现代世界以合法性的工具。利奥塔所要审察的宏大叙事的时间序列，主要指以西方工业革命为历史依托的现代性社会全过程。在他看来，“宏大叙事”的表征是：以一种固定不变的逻辑（公理）、普遍有效的原则（普世）来阐释世界，以此作为衡量一切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的标准。笔者以为，宏大叙事在近代的发端，需要有四个方面的学术及实践资源：一是西方历史编纂学中长久盛行的一种叙述历史的方法论传统；二是由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一种追求完整、有中心、有头尾的艺术情节的叙事模式；三是近代西方形而上学主体性哲学注重反思性、总体性和普遍性的思辨形式；四是以先进生产力为牵引的近代工业革命的历史实践过程所引发的社会变迁逻辑的叙事要求。应当说，最后一点是关键性的。
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一切精神生产的缘由都可以在物质生产的过程中找到根据。人们之所以要把已经或正在经历的工业革命的实践加以叙述，加以抽象和反思，加以整理和归纳，并且从因果律、进步观和始基意义上加以追问，原因似乎很简单：“寻求命运打击不到的领域”乃是人类永远关心的自由命题。工业革命的起步时，机器的发明所导致的社会震荡只是局部的、零散的，人类的惊讶只是表达了对新生事物的好奇和恐惧。但在整个18世纪工业革命高潮迭起的时候，大量的农民变成织工，大量的人口积聚在城市，大量的手工工场变成工厂，大量的市民成为工业无产者，大量的商人涌现在金融贸易市场，大量的机器搬进错落有致的车间厂房，大量生产过剩的企业的商业危机开始出现，人们从这一系列惊人的社会变革的事实中感到了“革命”二字的分量，体悟到变迁的内在性、秩序性、进步性和趋势性的存在，觉察到机器对传统的习俗和制度有着现代意义的“酸蚀”作用。人们开始意识到：当下的机器工业的革命是人类的又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和提升，是代表着历史发展趋势的实践主体自觉推进社会转型的历史创造性活动，工业革命的发展逻辑将对人类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以及价值观念发生彻底的、结构性的颠覆。然而，这种发展逻辑从它的辩证性来看，其辉煌的一面掩盖不了令人忧虑的另一面：资本对人性的侵蚀、财富的两极分化、私有制的痼疾、生态自然的破坏、惨绝人寰的战争、社会制度的不平等这一系列工业文明所导致的社会弊端。于是，思想者们开始着手宏大叙事的工作，目的旨在质疑工业文明的合法化和合理性问题，质疑由工业文明带来的科学技术存在的合法化和合理性问题，质疑人类生存方式的制度形式、文化观念、意识形态等的合法化和合理性问题。于是，宏大叙事作为一种神话的结构、一种政治结构、一种历史的希望或恐惧的投影，在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各个领域全面展开。其中有“具有工业权力象征的政治功能化”的宏大叙事，也有与社会生活和商业文化相对应的城市变迁的宏大叙事，还有与细节描写相对，与个人叙事、私人叙事、日常生活叙事、“草根”叙事等等相对的民间、民俗文化的宏大叙事。这些宏大叙事往往以体系化的、反思性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特点显示出来。恩格斯在评价18世纪工业革命的历史状况时对此有过评论：“18世纪综合了过去历史上一直是零散地、偶然地出现的成果，并且揭示了它们的必然性和它们的内在联系。无数杂乱的认识资料经过整理、筛选，彼此有了因果联系；知识变成科学，各门科学都接近于完成，即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了起来。”“百科全书思想是18世纪的特征；这种思想的根据是意识到以上所有这些科学都是互相联系着的，可是它还不能够使各门科学彼此沟通，所以只能够把它们简单地并列起来。在历史学方面情况也完全一样；这时我们第一次看到卷帙浩繁的世界史编纂著作，它们固然还缺乏评介并且完全没有哲学上的分析，但毕竟不是从前那种受时问地点限制的历史片断，而是通史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晓：宏大叙事的生成之所以与工业革命有关，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根据：(1)工业革命是世界历史的运动，它对传统社会的颠覆是多方面的。宏大叙事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工业革命受历史进步观念的感召，它内含着诸多历史哲学的观念，如：由工业革命导致的社会变迁是人力所为，过去的存在与当下存在的实质性转换表明近代历史并非平静；从产品到工厂、从企业到政府、从生活方式到社会结构，都有着衰亡与新生的特有节奏；近代历史的进步鲜明地表现在如下事实中：从希腊-罗马的神话故事到中世纪的圣经故事，再到近代工业革命时期的机器-技术的故事，反映了西方人自我意识的生成与觉醒。工业革命本质上是一部精神现象学读本，它显现了人类的一种精神现象：对工业的想象、记述、追问和反思。然而它留给我们今天人类的却是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2)宏大叙事的共有理念来自近代工业革命。工业革命首先将自然和社会打破成碎片，然后由技术与资本将其重新集合。在集合过程中，现代性完全以一种认识的逻辑将这个对象化的世界内化。工业革命乃是由若干已经知道和认识了的法则组成的一个体系。从本质上说，该体系的哲学理念正是人类精神现象的一种抽象形式。(3)反映工业革命自身的宏大叙事有三大主题：一是由工业主义原则所带来的集权化、平等化与民主化的问题，二是由工业主义原则所带来的世俗化、理性化与官僚化的问题，三是反映工业革命内在结构及其工业有机体的生存、发展与终结的总原则的问题。
三、世俗主义、经济个人主义、价值通约主义：近代西方理论经济学传统的价值内核对现代性逻辑预设的侵蚀
吉登斯指出，“现代性之躁动和多变的特征被解释为投资——利润——投资循环的后果，这种循环与总体利率的降低趋势相结合，产生了一种为其体系扩张所需的恒常性配置。”（吉登斯，第10页）弗里斯比在《现代性的碎片》一书中也指出，“商品形态不仅象征了现代性的各种社会关系，而且还是后者的重要起源。”“这种商品形态拥有一种即使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也经常被忽视的历史特殊性”，可以断言，“现代性的辩证法仍旧被庸俗政治经济学所掩盖，对于生活在资本主义关系‘魔魅世界’的当事人来说，仍然是隐而不显。永恒的、自然的以及和谐的一面掩盖了过渡的、历史的和对立的一面。”（弗里斯比，第31、34、37-38页）这段耐人寻味的话语实际上为我们作了如下提示：现代性首先是人类经济实践活动的产物，它与现实经济生活融为一体，并且密不可分。就其深刻和内在的特性而言，现代性本身与人类经济活动中的经济性有关，与传统的理论经济学分析态度相联。因此，对现代性的研究理应包括对近代西方理论经济学传统的研究，尤其是对这一传统的价值内核的批判与研究。
1.世俗主义
康德曾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市场发生的客观必然性以及现代性经济学体系构建的思维原点：“大自然的历史是由善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创作；自由的历史是由恶而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创作。”（康德，第68页）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由于人类所拥有的虚荣心、权力欲或贪婪心的恶的驱使，历史才会由野蛮进入文化阶段，文化的启蒙必然导致传统的道德自然禀赋被追求现实经济发展的实践原则所替代。“没有这些东西，人道之中的全部优越的自然禀赋就会永远沉睡而得不到发展。” （同上，第7-8页）可见，从神性观念向世俗观念的转变，意味着历史的进步；从道德作为历史进步的惟一尺度向以人的欲望所牵引的世俗经济发展的历史进步的尺度转变，标志着历史真正进入了现代性社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性即世俗性。先有“纯粹世俗的情欲和物欲”占据支配世界的神圣位置，而后才有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
世俗主义包容着诸多具有现代意义的经济学价值观念。首先，尊重与开发人的欲望。惠特克在《经济思想流派》中指出：“究竟什么才可称之为近代经济学呢？……近代经济学是对于欲望满足的客观研究。”（惠特克，第72页）早期资产者和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天性注定人类会喜爱财富和权势，而这些永不知足的欲望正是推动历史的基本矢量。欲望刺激了地主和农民的农业文明，在工业社会的生成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驱动作用，它造就了市场，是市场经济发育的重要内驱力。经济学家康芒斯曾转引边沁的一段名言：“欲望，有各种痛苦甚至死亡本身作为它的武器，支配了劳动，鼓起了勇气，激发了远见，使人类的一切能力日益发达。每一种欲望获得满足时的享受或愉快，对于那些克服了障碍和完成了自然的计划的人，是一种无穷尽的报酬的源泉”。（康芒斯，第276页）其次，教化人的市场意识。这种意识即：在市场环境下人们通过市场去追求利益，也就是通过提供自己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的服务，为社会生产出财富，从而获取利益。人的社会行为和活动首先要仔细考量经济的价值取向和效益问题，要善于将它们纳入到市场的交换原则和资源配置的框架内来进行思考。经济行为人所追求的目标、劳作的方向都需要紧紧地围绕市场需求。再次，铸造现代商业精神。商业的扩张摧毁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并促使农业日益依赖于市场。圈地运动是使农业经营从属于巨大市场和控制市场的商业资本的需要。近代经济学进入“古典派境地”的初期，经济学古典文献多数与商业有关。如约翰·罗伯茨的《工商业的发展》（1615年）、刘易斯·罗伯茨的《商人商业概要》（1638年）、雅克·萨瓦里的《完美的商人》（1675年）、G.D.佩里的《商人》（1638- 1665年）等。现代商业精神的价值理念包括自主、契约、信用、公平、合作、开放、创新、洞察、远见等。复次，倡导人的算计观念。早在1494年，法拉·卢卡·帕西奥利的《算术、几何、比例和成比例概论》，不仅讨论了有关利息、票据和兑换的一般商业算计问题，而且还论述了具有成本意识、追求细节等价值观的复式簿记方法。在17世纪，英国牧师巴克斯特撰写了《基督教徒指南》一书，书中倡导并论述了教徒如何学会过世俗生活，树立必要的经济观念，如何从事谋求生计的经济活动，其中大量讲述了教徒应当学会勤于积累、精于计算、反对奢侈、提倡节约的基本道理。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对此有过详尽的论述。
2.经济个人主义
经济个人主义是解析古典经济学传统乃至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轴心。事实上，自斯密以来的整个西方主流经济学发展史，似乎都可以被看作是经济个人主义理论的延伸和拓展。早在18世纪，斯密就对完全市场个人主义的原则作了诠释：听任个人在竞争市场中自由地进行自己感兴趣的交易，就会获得最可能好的社会效果；市场理应自由放任，个人则是社会财富增长的基本运作单位。笔者认为，经济个人主义通常有三种语义：其一，作为一种学说，它既包含着对经济自由的一种信念，又是对某种文化上的具体行为方式（如追求极大化的理性行为）所给予的制度证明；其二，作为一种制度，经济个人主义意指一种建立在私有制市场、生产契约和交换自由的基础上，以及建立在个人自由和自利基础之上的自发经济制度；其三，作为一种方法论，其要义是以个人经济行为为基本分析单位，并把全社会的经济和谐视为个人经济行为的社会加总的结果。
若从现代性逻辑预设的关联性角度分析，经济个人主义与现代性逻辑预设的关系不可忽视。“个人”是执行现代性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而经济个人主义是对现代性个人概念构成的最重要的理论充盈和读写。库尔珀在《纯粹现代性批判》中曾转引彼得·贝格尔的话指出，“除其体制功能和角色功能外，作为最高实在的自我概念正是现代性的灵魂。”（库尔珀，第29页）美国学者鲍尔格曼在《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中也指出：“个人最初看来似乎是执行现代规划的自然补充物。个人是企业的创始人和其成果的受益者。”（鲍尔格曼，第46页）历史是如此坦诚：先有经济行为的个人主义发生，才会出现形而上学个人概念的抽象形式。近代早期思想家们提出并热心讨论的“个人主义”概念，往往有着直接的市场经济背景。
个人概念的发育，只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早期发育的历史过程中才能找到根据。在西方文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我们看到了工业主义、培根的幻想的遗产，破坏了乡村生活的本质；启蒙运动、笛卡尔和洛克提倡的新工具和新理念，动摇了教会和贵族在文化上具有的权威；但更为重要的是，在霍布斯和洛克的社会契约论中，已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个人与公认的社会内容、价值观和意义之间的关系问题。他们从人性论的角度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性原理：“个人”对于人类丰富多彩的发展具有绝对的和根本的重要意义。应当说，现代意义的个人概念和个人主义的教条从这里开始孕育和生成。然而，正是经济生活的事实促进了这一事件的发生。马克思深刻地指出：“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单个人显得比较全面，那正是因为他还没有造成自己丰富的关系，并且还没有使这种关系作为独立于他自身之外的社会权利和社会关系同他自己相对立。留恋那种原始的丰富，是可笑的，相信必须停留在那种完全的空虚化之中，也是可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112页）然而，“在一切价值都用货币来计量的行情表中，一方面显示出，物的社会性离开人而独立，另一方面显示出，在
整个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对于个人，对于所有个人表现出来的异己性的这种基础上，商业的活动又使这些物从属于个人。因为世界市场（其中包括每一单个人的活动）的独立化……随着货币关系（交换价值）的发展而增长，以及后者随着前者的发展而增长，所以生产和消费的普遍联系和全面依赖随着消费者和生产者的相互独立和漠不关心而一同增长。”（同上，第110-111页）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的转换，使得“个人”概念从“以血亲关系和宗法关系为纽结的人群共同体观念”中发育出来，个人开始以独立存在的实体和主体地位与生存世界发生联系，因此，没有早期的经济主体性个人的涌现，就不会有笛卡尔的主体性哲学的提出。资本的原始积累贯通着货币向资本转换的全过程，个人开始从偶发性货币交换的社会劳作状态，向以货币作为投资手段和目的的市场经营状态转变，此时拥有货币和资本的个人已成为市场竞争的基本单位。当下个人主义充盈着这样的内容：资本的私有财产有着遗赠和继承的权利的必要性，它可以无限地转让和积累。可见，作为一种历史形态的象征符号——个人主义，它是对资本主义这一种制度文明所涉及的内在要素（所谓平等的个人权利、立宪政府、自由经营、自然正义和公平机会和个人自由、个人尊严等）的观念提升和定位。此外，作为现代性灵魂的“个人”概念的确立，离不开经济生活中实存着的个人方面与客观方面的两者分离。应当看到，人类经济生活在它的最原初形态里，个人方面与客观方面两者不分彼此。这种不偏不倚最终被货币关系（交换价值）缓慢地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个人要素越来越从生产、产品、交换中剥离出来，其间人的个体自由得到了释放。个体自由的发展程度往往表现为：自然对我们而言越是变得客观、实在、表现自身的规律，人的个体自由就越是随着经济世界的客观化和去人格化而提高。非社会性存在中的经济孤立不可能唤起个体的积极感觉，同理，一种持有盲目崇拜自然之规律和严酷的客观性的愚昧信念也不可能唤起这种感觉；伴随这种对立而来的是感到独立性的一种特殊的力量，一种特殊的价值。实际上，在自然经济的那种孤立状态中，通过对自然的迷信阐释只会更加强化自然对人的束缚。惟有当经济发展了其全部的范围、复杂性、内部的相互作用时，才会出现人与人彼此异质性交往的可能，通过取消个人对血缘因素和地缘因素的依赖关系而使单个人更强烈地返回自身，使其更积极地意识到自己的自由。
3.价值通约主义
价值通约主义显示了人类的主体性在世俗社会的张力。它以一种经济性符号来兑换对象化世界的一切存在。价值通约主义与现代性的关联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一是它通过经济价值作为主观价值的客观化，对于直接享有的主体和对象之间的距离化产生影响。长期的无障碍的价值通约，客观上带来了主体意志的强化。二是永恒的资本观念和商品世界可自由兑换的原则，构成了近代形而上学对世界存在的绝对性理论的一种经验证明。三是生活世界的物性化存在与精神世界被完整地通兑为物性世界的交换单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事实上，我们有必要对价值通约主义产生的主要途径作出进一步分析。
马克思曾对以资本为中轴的社会的价值通约主义内涵有过深刻揭示：“资产阶级把个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在马克思看来，市场在现代人的精神生活中所具有的巨大力量，把一切都被还原为价格表；它不仅试图寻求经济问题的答案，而且也试图寻求形而上学问题的答案。当马克思说其他的价值都“变成了”交换价值时，他的意思是说：“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抹掉而是吞并了旧的价值结构。旧的尊严方式并没有死亡；相反，它们并入了市场，贴上了价格标签，获得了一种作为商品的新的生命。于是，任何能够想像出来的人类行为方式，只要在经济上成为可能，就成为道德上可允许的，成为‘有价值的’；只要付钱，任何事情都行得通。”这就是价值通约主义的全部含义。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和他们的20世纪的继承者们将之归罪于科学、理性主义和上帝的死亡，马克思则会说，其基础要远为具体和平凡得多：价值通约主义被化入了日常的资产阶级经济秩序的机制之中——这种秩序将人的价值不多也不少地等同于市场价格，并且迫使我们尽可能地抬高自己的价格，从而兑换我们所需要的一切。
马克思仔细考察了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工业对资本需求的全过程。资本是西方现代性逻辑向现代性历史实践转换的“推进器”，也是人类被物性化侵蚀的重要原因之一。作为异化的物化本质，工业资本主义的制度形式反映了私有制、贪欲跟劳动、资本、地产这三者的分离之间的本质联系；也反映了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的本质联系。马克思不仅看到工业化进程中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而且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本质，其对人性的杀伤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内在颠覆性。它构成了现代性难以自身超越的痼疾。马克思指出：“资本的原始形成只不过是这样发生的：作为货币财富而存在的价值，由于旧的生产方式解体的历史过程，一方面能买到劳动的客观条件，另一方面也能用货币从已经自由的工人那里换到活劳动本身。”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01页）因此，货币转化为资本是以劳动的客观条件与劳动者相分离、相独立的那个历史过程为前提的；资本一旦产生出来并发展下去，其结果就是使全部生产服从自己，并到处发展和实现劳动与财产之间、劳动与劳动的客观条件之间的分离。这种分离导致人类劳动变成重复和机械的操作，最终以真正的机器替代目前像机器般使用的人类劳动。资本也正是通过社会权力将社会财富两极分化，并对社会大多数人加以支配和控制，从而使人类对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崇拜更加深了。
价值通约主义导致的现代性后果是显而易见的。当代急剧发展的成熟的货币经济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已使我们清醒地感到，货币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生活和活动的焦点、关键和要害。思想家们对现代性的批判，理应包含对货币的哲学批判。货币先于现代性而存在，并强力地催动着现代性的萌动和发生；现代性只是在货币经济对现代生活施以重大影响的经济事件中才是成熟的，它的存在才能被确认为是感性的、被量度的、被均匀化切割的、被指认为可交换的。货币符号以其特有的张力构成一种现代性社会不可或缺的“能动的关系结构”，其对象不仅是可交换的物品，而且有针对货币交换者周围集体和周围世界的意义。所以，货币是一种“系统活动形式”，一种“整体性反应”，而现代性的某一基础层面正是建立在这种整体性反应之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货币使得现代性具象化为货币化生存世界：货币的交换过程被看成是所谓“超现实”层面上的一种符号运作过程，它客观上促使货币不经意地把世界重新分类，给人以某种自由和自我实现的感觉，但同时也招致了人类拒斥现代性的心理。席美尔第一个从货币哲学的角度，分析和解构了由货币导致的文化价值符号的单向度依恋问题。他以为，现代性文化之流主要朝着两个截然相反的方向涌流：一方面，通过在同样条件下将最遥不可及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趋向于夷平、平均化，产生包容性越来越广泛的社会阶层；另一方面，趋向于强调最具个体性的东西，趋向于人的独立性和他们发展的自主性。货币经济同时支撑两个不同方向，它一方面使一种非常一般性的、到处都同等有效的利益媒介、联系媒介和理解手段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又为个性留有最大程度的余地，使个体化和自由成为可能。但是，这两种势不两立的社会-文化倾向导致了人们对现代性的焦灼不安：现代文化价值的平等化、量化和客观化的单向度依恋情结，造成的是人类终极追求和意义的失落，人类对生命的感觉越来越萎缩，社会加速了被世俗化倾向，货币成了现代社会的“宗教”。货币价值评判始终存在着“二律背反”的问题：哲学家试图通过批判来扬弃它的片面性和单向度，可是经济学家往往把哲学家的批判理念视为“货币幻觉”；而经济学家对货币经济的积极打造和单向度的肯定，往往又被哲学家视为认知上的短视。应当指出，哲学对货币的批判不应是拾捡货币的感觉碎片，而应是将物性化的世界还原为人的世界，将单维的世界转变为完整的世界。哲学家关心的不是货币本身的此在问题，而是货币背后所牵动的属人的本性和人的生活状况及其前景问题。雅斯贝斯曾用“匿名的责任”来描述现代性的精神状况：对现实的无幻觉的认识和生存决断的激情。伽达默尔把它解释为是“精神性的衰落”。海德格尔从货币化生存世界的人类“恋物情结”的角度，揭示了现代性所侵蚀的人类精神性之所以衰落的原因：“如果我们让物化中的物从世界化的世界而来成其本质，那么，我们便思及物之为物了。如此这般思念之际，我们一任自身为物的世界化本质所关涉了。如此思来，我们就为物之为物所召唤了。”（《海德格尔选集》下卷，第1182页）在都市化的生存空间里，人们通过交换、所有权、个人自由、贪婪、挥霍、生活风格、文化等，能够充分感受到货币给现代人的个性和自由开辟了无限大的活动空间；同时，由于人类“现代性”生存状态至今摆脱不了货币经济的刺激和支配，货币的存在与流动正在加速并改变着现代人生存交往的理念和方式，人们越来越感到货币在开拓私人财富和私人生存空间的同时，却程度不同地挤压了公共空间和公共权利。尤其是，货币对现代人性的改变和侵蚀的事实，使我们至今无法消解类似马克思、西美尔、卢卡奇曾对货币、资本所持有的忧患意识。“金钱”与“时间”在对现代人生活的约束中，造成人在快速生活中的迟钝，在日常忙碌中的傲慢，在优裕享受中的粗暴，在狂热追求中的冷漠。货币对社会各种质料的组合，货币经济对人与人关系中内在维度的改变，锻造出人对世界的理解趋向于物欲化和价值通约化的心理坐标。货币化生存世界直接影响和关联着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它使得一种纯粹数量的价值不断压倒品质的价值，从而追求生活意义的平等化、量化和客观化，把人生的消费和积累作为惟一至上的终极追求目标。因此，对单向度的现代性逻辑预设的批判，理应包含对货币的哲学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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