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1]2013年在《我国区域创新主体协同研究》文中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国家自主创新能力在推动经济增长、保障国家安全、促进社会进步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我国也适时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将自主创新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区域创新体系是国家创新体系在区域层次的延伸和体现,推动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将有利于国家创新战略的实现。然而我国区域创新体系的构建却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在区域创新主体间存在着协同与转换困难。国内外科技园区发展经验表明,区域创新发展程度与主体间协同效果有着直接关系,因此,研究区域创新主体协同的原理、过程、结果等,对推动区域的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阐述了区域创新体系理论基础：按照理论学派发展脉络,界定了区域创新叁大主体及其主导者,梳理了区域创新体系与区域经济理论、创新经济学、创新系统论的溯源关系,并以此为依据构建了区域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主体协同的理论框架。其次着重诠释了区域创新主体协同的原理、过程、结果：原理方面,界定了主体功能定位,划分了主体协同的类型与方式,运用耗散结构理论定量解释了区域创新体系生命演化原理,并将区域创新发展阶段划分为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升级期,归纳出其要素聚集、产业主导、创新驱动、机制改革的四阶段功能需求,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区域创新主体与阶段间的功能耦合模型；过程方面,利用博弈演化理论,构建了区域创新主体协同演化过程模型,分析了企业、政府、院所在四个阶段的协同博弈关系,归纳出维持协同关系所需的主体行为；结果方面,以统计年鉴数据为依据,选取投入产出指标,利用DEA方法,得到了我国30个省份创新主体协同的纯技术效率、规模效率、综合效率及其优化结果。最后探讨了保障区域创新主体协同所需的路径与机制：路径方面,采取实体联盟和虚拟联盟两种形式,经历从松散、密切合作到全面协同的组织演化路径,遵循接触／沟通、竞争／冲突、合作、整合、协同五阶段的过程演化路径,形成以产品创新、产业创新、环境创新为主的目标导向路径；机制方面,形成聚力、借力、避力的动力机制,要素整合、主体转换、产出导向、循环反馈的运行机制,分工协调、利益分配、资源共享、风险控制的管理机制。
王松, 胡树华, 牟仁艳[2]2013年在《区域创新体系理论溯源与框架》文中指出区域创新体系(RIS)是国家创新系统在区域层次的延伸和体现,构建区域创新体系有利于国家创新战略的实现。本文在区域创新体系面临四大困难的背景下,系统梳理了区域经济理论、创新经济学、创新系统论与RIS点对点的溯源关系,在此基础上,以老叁论、新叁论为理论依据,界定了区域创新体系的定义、结构及运行,最后阐述了RIS的实践与理论意义。
贠兆恒[3]2015年在《构建创新型都市圈协同创新体系的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现代社会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中,都市圈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都市圈作为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区域组织,对我国致力于创新型国家和国家创体系的建设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日益深入,区域创新能力已经成为衡量国家和区域竞争力的重要标志,也成为推动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巨大驱动力。因此,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都市圈创新体系,对都市圈区域创新能力的提高,以及国家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将都市圈理论、区域创新体系理论和协同创新理论相结合,提出了“创新型都市圈协同创新体系”理论。该理论包含了创新型都市圈协同创新体系的概念、基本构成、运行机制和功能。其中,创新型都市圈协同创新体系的基本构成,包括协同创新主体(企业、高校、政府、科研机构和中介机构)、协同创新要素(知识、技术、信息、人才、资金)和协同创新方式(空间协同、创新主体协同和创新资源要素协同)；创新型都市圈协同创新体系的运行机制,包括自组织机制、耦合机制、网络驱动机制和协调机制。本文在创新型都市圈协同创新体系理论的基础上,以苏锡常都市圈为例,通过对苏锡常都市圈近年来的区域创新发展现状及所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为构建创新型都市圈协同创新体系的政策建议提供了现实依据。具体而言,在建设创新型都市圈协同创新体系时,其相关政策的制定应该遵循区域性原则、协调性原则、差异性原则和可操作性原则等四大基本原则；具体的政策措施要涉及到叁大方面,即面向协同创新主体的政策,面向协同创新网络的政策和面向协同创新环境的政策。面向创新主体、协同创新网络和创新环境的创新政策通过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在创新型都市圈内形成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从各个层面和角度为创新型都市圈协同创新体系的建设提供有效的政策支持与保障。
乔花芳[4]2015年在《湖北省旅游业的时空分异及空间治理研究》文中认为旅游业是人地关系的表现形式之—,地理环境为旅游企业的供给活动、旅游者的旅游活动和旅游主管部门的管理活动提供了活动的空间和载体,上述行为又反过来不断丰富地理空间要素,并改变地理景观状态。在社会转型期,旅游资源的跨地域分布和旅游者的跨区域流动在客观上要求政府空间管理的尺度跨越行政区划的限制,旅游业时空分异的加剧强化了区域旅游业的空间失衡状态,影响旅游要素在空间配置中的公平与正义,亟需优化旅游业的空间管理。本文以地理学的空间治理理论为指导,遵循“时间演变→空间分异→时空透视→空间治理→空间重构”的逻辑思路,通过探讨湖北省旅游业在时间演变和空间分异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寻求以空间治理理论为指导重构区域旅游业,实现区域旅游要素的合理配置,从而推动区域旅游业协调发展。主要研究结论如下：旅游业的时间演变受社会经济因素影响较大。根据1980年至2013年期间湖北省外汇旅游收入,可以将湖北省旅游业划分为1980年至1988年、1989年至1998年、1999年至2008年、2009年至今等四个时间序列。从以上时序演进可见,湖北省旅游业的每一次巨大波动都与国内外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高度吻合。湖北省旅游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应考虑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并进行适时调整。湖北省各行政区域间旅游业的空间失衡明显。体现湖北省各行政区域旅游业绝对差异的标准差和首位度等指标较高,且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其中,VOC从2005年的55.1411上升至2013年的393.3605,增长了6.13倍；首位度从2005年的4.1100上涨到2013年的6.4971,九年间湖北省旅游业的平均首位度高达5.8548,远远高于同时期的其他省份。以上两组指标反映出湖北省旅游业发展水平的集中度非常高,各行政区域之间的空间差异极为显着,省内旅游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旅游业表现为十分明显的空间失衡状态。旅游业专业化率较高的市州拥有更丰富的旅游资源赋存。2005年至2013年,湖北省旅游业的区位商不断增加,旅游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持续提升,其中,神农架林区、恩施州、武汉市、十堰市和宜昌市等市州处于相对高位,其平均区位商分别为10.0181、1.6568、1.4259、1.2803和0.9170,是湖北省旅游专业化率最高的五个市州；区位商最低的叁个市州分别是仙桃(0.2329)、潜江(0.1427)和天门(0.1302)。专业化率和旅游资源赋存状态之间高度吻合,旅游资源越丰富的市州,旅游业的专业化率越高；反之,则专业化率越低。从下文的分析同样可见,湖北省各行政区域旅游资源的数量与各市州年均旅游人数和年均旅游收入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554和0.560,属于中度的正相关关系；旅游资源的品类与年均旅游人数和年均旅游收入之间的相关性系数分别为0.783和0.8ll,属于中度和高度正相关关系。区域旅游资源的开发可以直接增强旅游吸引力,提升旅游专业化率。区域旅游业的时空分异与旅游管理制度、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可达性等因素密切相关。通过对湖北省旅游业时空分异的剖析发现,旅游业的时空分异与旅游管理制度、旅游资源的种类和数量、交通可达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具有中度或高度的正相关关系。因此,缩小区域旅游业的时空分异,应从旅游资源开发、完善交通设施、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健全旅游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展开。空间治理应遵循差异化空间战略。基于湖北省的旅游资源赋存、交通可达性等现实基础,旅游业的空间治理应逐步实施近期节点极化、中期轴线联动化和远期圈层网络化的循序开发路线,即近期优先发展武汉市、襄阳市、宜昌市、十堰市和恩施州等作为湖北省旅游业的核心节点；中期通过连接武汉市、宜昌市和恩施州的长江生态休闲旅游轴,连接武汉市、襄阳市和十堰市的汉江历史文化旅游轴,连接恩施州和十堰市的山水人文旅游轴,实现叁条旅游发展轴线对重点旅游区域的带动效应；远期以武汉城市圈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为依托,构建“点线共存,线圈互动”的区域旅游网络体系。具体到湖北省两个圈域,其空间重构路线也有所差异。武汉城市圈将从目前单一核心的中心-外围结构演变为多中心结构,而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目前处于低水平多中心结构状态,未来应凭借现有网络化基础和多核心城市的带动作用,实现区域旅游业的整体发展。空间治理的研究宜从多学科的视角展开。空间治理源自社会科学领域,其落脚点是“治理”隶属管理学的范畴,但是“空间”则是该理论的核心和灵魂,尤其对于中国而言,空间规划手段才决定了其现实生命力,“空间治理”是治理理论中国化的有效途径。关于“空间治理”的内涵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空间治理表现为对区域资源和生产要素的空间配置,可达到科学有效的空间利用；另一方面,空间治理还表现为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多元协商、沟通和互动。因此,空间治理是空间规划手段和多元治理的统一,本身即具有多学科研究的潜质。综上,对空间治理的研究应从多学科、多元化的视角展开。首先,从地理学意义上,空间治理代表一种改造空间的技术手段,通过空间重构修复各区域、各主体在空间资源分配中的不平衡和不对等,实现空间正义；从公共管理学视角上,空间治理需要政府间的相互协调；从旅游学角度看,空间治理仍然需要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协商和合作。
孙冰, 林婷婷[5]2011年在《关于技术创新的系统论研究综述》文中认为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其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从系统的角度分析创新活动,正成为许多学者研究和探讨的新领域。分别从国家层面、区域层面、企业层面对系统论在创新领域应用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分析了现有研究仍存在的问题,并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吕国辉, 王海翔, 周传蛟, 农晓丹[6]2010年在《区域创新系统构建的理论基础》文中研究指明区域创新系统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研究对象,其构建获得了系统论、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区域经济学、创新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都市圈理论、科技合作与技术转移理论等学科和理论从系统到区域到创新的全面的思想支持和逻辑支撑。
万伟平[7]2007年在《区域创新系统的科技创新政策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呈现出越来越强的区域化特征,区域正逐渐成为经济协调的重要基础。与国家经济发展一样,当代区域经济的发展主要不再依赖要素和资源,而主要是依赖科技创新。特别是本地化的自主创新成为区域发展的内在动力,无论是区域内产业所形成的核心竞争力还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都是长期创新累积的结果。区域的科技创新能力正日益成为地区经济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决定性因素和区域经济参与者竞争优势的重要标志。从区域层次来研究创新系统乃是时代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区域创新系统的科技创新过程中,由于创新主体的多样性、创新过程的不可分割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创新收益的非独占性等原因,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状况下,市场机制不能完全实现对全社会有益的最优资源配置,也就不可能产生最大的创新绩效。此外,也可能存在市场机制虽然具有调节能力,但调节的方向与区域系统的利益发生矛盾。这都需要政府的力量参与调节,以保证全社会的整体利益最大化。为促进区域内各创新主体之间知识、信息和资源交流,实现创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以提高区域创新绩效,当地政府机构应进行科学合理的政策选择。本文基于耗散结构理论等系统论视角对区域创新系统的概念、特征、组成、结构、运行机制及创新障碍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提出区域创新系统在非线性机理和涨落机理下,存在两种作用机制,即在微观层面上包括知识、信息和资源的流动;在宏观层面上表现为产业集聚—产业群集—创新群集。并在此基础上从创新主体、创新界面和创新环境叁个层面提出了一套基于演进范式的科技政策体系,在政策过程中强调政府的学习以及科技创新政策的选择与区域创新系统两种机制的协同演化。最后,对深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的科技创新政策进行了系统论视角的全新考察。
马嵩[8]2016年在《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背景下民营经济发展动力问题研究》文中认为2013年以来,东北地区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引起理论界与实践层的高度关注。国家提出的振兴东北“药方”是要靠改革激发东北的内生动力,尤其是切实消除民营经济发展障碍、形成民营经济发展新动力,是东北经济振兴的必然选择。本研究以我国经济新常态为背景,以东北经济下行为切入点,以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理论为指导,概述东北民营经济演进发展,从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扩大劳动就业等方面,与国内典型发达地区和全国整体水平进行比较,分析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作用的差异或差距；在此基础上,基于新常态对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要求,明确民营经济在东北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中的目标定位,尝试构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结构模型,探讨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素和动力机制,提出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路径与对策。本研究包括七章。第一章,导论。在概述问题的提出及意义、研究内容及方法、主要创新与不足的基础上,重点从经济增长动力、民营经济作用、民营经济发展动力、制度约束及变迁等方面对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以期对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理论及其实践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第二章,相关理论分析。通过对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区域经济增长动力、民营经济发展作用、民营经济发展动力、制度变迁以及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等梳理分析,总结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即民营经济是区域经济增长动力结构中的重要动力要素；同时,经济发展基础、市场发育程度、制度变迁等又是民营经济自身发展的动力要素。第叁章,东北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分析。本章以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为时间划分基点,分析了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演变的阶段性特征及趋势,论述了新常态背景下东北对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方向,即制度和技术的创新驱动、需求结构协调拉动、产业结构升级带动、民营经济发展推动,进而提出了东北经济增长动力转换对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要求。第四章,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及动力分析。从东北民营经济发展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入手,采用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民营经济增长贡献、就业拉动贡献以及税收增加贡献等指标,比较分析东北地区与环渤海、长叁角、珠叁角等发达地区以及全国范围下民营经济发展贡献率的差异或差距,揭示民营经济在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换中的发展潜力及动力提升空间。第五章,区域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下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选择。概述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形成要素,探讨东北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中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要素及其组合形成的动力机制。基于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模型,推动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需要制度、政策、金融、技术、人力等动力系统相互作用。笛六音.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大战动力转换的障碍与对策探讨。在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制度约束和非制度约束进行分析的基础上,结合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的现实,探讨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形成新动力机制的路径与对策。研究发现,“黑土地”文化、“铁饭碗”意识、“关系寻租”、市场化程度、资源环境状况、民营企业自身问题等,是障碍东北地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重要因素,需要通过健全现代产权制度、推动产业结构优化、改善民营企业融资机制等途径,拓展民营经济发展空间,提升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第七章,研究结论。本研究的主要创新表现在：一是理论层面,尝试构建民营经济增长动力结构模型。民营经济发展动力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基于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需要制度源动力系统、政府外生推动力系统、创新驱动力系统与资源要素承载力系统的相互作用,形成“负熵流”,进而形成民营经济发展动力机制；以此为基础,从理论上提出新常态下东北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结构,即以产权制度、金融配置、技术创新、人力资本为动力要素的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结构。二是实践层面,对区域经济增长与民营经济发展相关性进行了初步探讨。东北民营经济的经济增长贡献远不及发达地区显着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拉动就业的相关系数最低,税收相关系数显示其并没有成为区域税收增长中的倚重力量,揭示出民营经济制度源动力系统滞后、政府外生推动力系统动力不足、创新驱动力系统作用有限、低端生产要素提供的“负熵流”能级降低,引发系统走向无序,无法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叁是对策层面,提出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目标及路径选择。在比较分析东北地区、环渤海地区、长叁角地区和珠叁角地区民营经济贡献率的基础上,对四大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的动力因素及其结构进行比较,揭示了民营经济发展动力结构以及动力结构转换的条件和规律；基于此,提出东北民营经济发展动力转换的路径选择及对策建议,即通过规范政府行为、完善产权制度、鼓励技术创新、优化金融资源和人力资源配置,从实践层面构建民营企业发展的动力机制。同时,本研究的不足表现在：对于民营经济发展历史数据的整理和运用有待于进一步强化,经验实证研究方法特别是定量研究的方法运用不足,民营经济发展动力机制的构建和设计还有待于验证。
陈子凤[9]2013年在《基于系统论的区域科技人才储备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科技进步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越来越显着。科技人才作为推动科技进步的主体,在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不仅能够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而且对区域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起着非常重要的引领作用,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可以说,科技人才已经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国家于2009年提出中部崛起的区域发展战略,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指明了方向,同时对区域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扩大人才规模、优化人才结构、提高人才质量,以满足中部地区各省市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因此,只有将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优先于区域经济发展进行战略性规划,才能够更大程度地发挥科技人才在推动中部地区经济崛起中的重要作用。区域科技人才储备就是从区域经济发展与结构调整的目标出发,结合区域的制度、科技、文化、经济及地域背景,分析区域内现有科技人才队伍现状,预测区域未来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所需的科技人才队伍的规模、结构及质量,整合各方有利的宏微观环境资源,培育营造对科技人才流动、聚集、储备具有正向拉动作用的环境系统,从而能够吸引、留住、储备、利用好所需的各类科技人才,使区域获得人才竞争优势,为区域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培养一支具有科研创新能力的科技人才队伍,推动科技创新与进步,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也就是说,区域科技人才储备是一项具有前瞻性、持续性、长期性、动态性的区域科技人才队伍建设规划。本文基于系统论的视角来研究区域科技人才储备,在对现有关于区域科技人才流动、聚集、储备及相互关系的研究成果进行理解和分析的基础上,以系统论、人力资本理论、新经济增长理论、组织边界理论为指导,对区域科技人才储备的系统性特性进行了阐述,界定了区域科技人才储备系统的含义、构成、目标及其特征,从调控、预测及环境叁个层次分析了其子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作用机理,研究了子系统与大系统之间的结构关系,详尽阐述了区域科技人才储备系统的整体性功能和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对区域科技人才储备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与阐述。然后,结合中部地区崛起的背景,分析了中部地区科技人才队伍供给与区域科技人才储备系统建设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对其原因进行了探究。最后,依据区域科技人才储备系统的理论性指导,构建了中部地区科技人才储备模式,并从人才供求预测与规划、人才吸纳、人才测评、人才配置、人才退出等环节的运行机理进行了详尽的说明,并对中部地区构建科技人才储备模式提出相关保障措施。本文的创新之处体现在：(1)将中部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科技人才管理的研究,突破了以往仅仅将一个行政区域作为研究对象的限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2)运用系统论的基础理论来指导研究区域科技人才储备问题,整体、系统地分析了人才流动、聚集、储备及其与外部环境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对于拓展科技人才管理理论研究的视角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3)从环境互动性的视角来研究区域宏微观环境对科技人才储备的影响,创新性提出企业——城市两体双向互动效应,从互动与互补双向角度分析了科技人才与区域宏微观环境之间的互动性,具有一定的开拓性。
顾新[10]2002年在《区域创新系统论》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伴随着新世纪的来临，知识经济时代已悄然临近。创新是知识经济的灵魂，其重要性已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认识。从系统的角度分析创新活动，正成为许多经济学人研究和探讨的新领域。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将国家创新系统理论作为研究重点，为OECD成员国制定创新政策提供理论框架。区域创新系统理论是在国家创新系统研究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是国家创新系统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建立和完善区域创新系统，可以促进区域经济增长，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形成区域竞争优势。在贯彻落实“科教兴国”和“西部大开发”战略背景下，构建区域创新系统，是西部地区发挥后发优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大举措。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和科技理论，特别是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区域经济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为指导，以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创新概念为起点，运用系统论的理论和方法，在总结国家创新系统理论及其发展趋势、研究区域特点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了区域创新系统理论框架。同时，运用上述观点和方法，分析了四川区域创新系统的现状及“系统失灵”问题，阐述了四川区域创新系统的发展模式是创建“学习型区域”，提出了创建“学习型区域”的措施。
参考文献：
[1]. 我国区域创新主体协同研究[D]. 王松. 武汉理工大学. 2013
[2]. 区域创新体系理论溯源与框架[J]. 王松, 胡树华, 牟仁艳. 科学学研究. 2013
[3]. 构建创新型都市圈协同创新体系的政策研究[D]. 贠兆恒. 东南大学. 2015
[4]. 湖北省旅游业的时空分异及空间治理研究[D]. 乔花芳. 华中师范大学. 2015
[5]. 关于技术创新的系统论研究综述[J]. 孙冰, 林婷婷. 科学管理研究. 2011
[6]. 区域创新系统构建的理论基础[J]. 吕国辉, 王海翔, 周传蛟, 农晓丹. 科技创业月刊. 2010
[7]. 区域创新系统的科技创新政策研究[D]. 万伟平. 重庆大学. 2007
[8]. 东北地区经济增长动力转换背景下民营经济发展动力问题研究[D]. 马嵩. 东北师范大学. 2016
[9]. 基于系统论的区域科技人才储备模式研究[D]. 陈子凤. 太原理工大学. 2013
[10]. 区域创新系统论[D]. 顾新. 四川大学.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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