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外逃影响因素的计量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资本论文,因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O213;F831.7 文献标识码：A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学界在对资本外逃动原因进行理论研究的同时，也试图从实证角度研究资本外逃的影响因素。卡丁顿(Cuddington,1986 & 1987)基于标准的资产组合调整模型(Johnson,1976;Purvis,1978)，建立了以国内利率、外国利率、本币预期贬值率以及外债增量四个变量为解释变量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根据此模型，他采用阿根廷、巴西、智利、韩国、墨西哥、秘鲁、乌拉圭、委内瑞拉八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OLS分析。米基卡尔森(Mikkelsen,1991)采用时间序列与截面数据相结合的计量经济模型，应用22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以银行存款相对预期收益率、GDP增长率、对外公债数量、贸易额占GNP比重、新增外债占GDP比重为解释变量进行计量分析。此外，还有弗里科斯与桑切兹(Felix and Sanchez,1987)、库奈萨(Conesa,1987)、杜利(Dolley,1988)、博斯(Boyce,1988)、帕斯托(Pastor,1990)等也分别采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资本外逃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
国内学者对中国资本外逃影响因素的研究，目前还只局限于定性的推断上，缺乏定量的实证研究支持。宋文兵(1999)、宋维佳(1999)、韩继云(1999)、杨海珍、刘新梅(2000)分析了中国存在的一些会引起资本外逃的因素，指出金融抑制环境、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中国人民币汇率制度形成缺陷、私人财产保障法律不完善、国有资产流失等因素是推动中国资本外逃的主要因素。
本文的结构是这样安排的，首先分析引起资本外逃的可能因素，确立资本外逃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模型；第二，对影响中国资本外逃规模变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和分析，找出影响中国资本外逃增长的关键因素；最后是本文的研究结论。
一、资本外逃影响因素计量经济模型的确立
根据卡丁顿(Cuddington,1986 & 1987)、米基卡尔森(Mikkelsen,1991)、帕斯托(Pastor,1990)等人对发展中国家资本外逃影响因素计量分析时选取的变量，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取经济增长率、国内通货膨胀率、国内外利率水平差异、财政赤字、外债余额、实际汇率高估、进出口贸易、政治或金融风险以及国内外税收差异等变量作为资本外逃的可能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找出影响中国资本外逃的主要因素及其影响方向。下面先就各影响因素对资本外逃的预期影响方向进行讨论：
（一）经济增长率
因为经济增长率度量的是经济整体实际收益率，所以经济增长率与资本外逃之间应该是负相关关系，此外，也极有可能资本外逃导致投资率降低，从而使得经济的实际收益率降低，也就是说，资本外逃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影响的同时性问题。
（二）通货膨胀率
通货膨胀会侵蚀资产或财富的实际价值，因而较高的通货膨胀水平会刺激有条件的本国居民将资产转移至国外，导致本国资本外逃。
（三）国内外利率水平差异
国内实际利率水平低于国外实际利率水平可以说是国内居民以国外资产替代国内资产的主要诱因，可以预见，国外实际利率水平愈高于国内实际利率水平，资本外流越大。
（四）财政赤字
许多研究资本外逃的学者都认为，大量的财政赤字伴随着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一般认为，大量财政赤字会增加政府采用通货膨胀融资政策的可能，使得本国资产面临的贬值风险加大，从而会诱发资本外逃，所以，财政赤字与资本外逃应是正相关关系。
（五）外债状况
当一国外债增加，则意味着未来本国资产的实际税负将会增加(Khan and UI Haque,1985)，当预期税负达到一定程度时，可能会导致本国资本外逃。当然，不能否认的是，本国外债的增加也可能是由资本外逃引起的，即由于资本外流增加，外汇储备下降，则不得不增加外债来为进口融资，因而，资本外逃与外债增加之间也可能存在互为影响的同时性问题。
（六）外汇储备状况
一国的外汇储备变动状况对汇率走势影响很大。一般来说，外汇储备增长率愈高，则本币贬值的风险愈小，因而，资本外逃与外汇储备之间应该是负相关关系。
（七）实际汇率水平高估状况
许多研究者认为汇率高估是资本外逃的主要诱因，即本币愈高估，未来贬值的风险愈大，资本外逃愈多，但问题是很难确定均衡的汇率水平，自然也无从得到汇率高估程度的度量指标，本文将名义汇率（直接标价法）与实际汇率之差作为衡量汇率高估的指标，其中：
实际汇率＝名义汇率×（外国生产价格指数／本国消费指数）
（八）贸易规模
考虑这个因素的目的在于确定正常的资本外流。因为，贸易规模越大，则需要在国外银行保存更多的营运资金，所以，这个变量与资本外流是正相关关系。
（九）政治、金融风险因素
政局不稳、金融动荡会导致或加重私人财产被没收、征用以及破坏的风险，金融危机也会使本币资产严重缩水，毫无疑问会诱发资本外逃，但问题是，很难找到一个变量来衡量政局不稳或金融危机。因此，本文考虑采用虚拟变量的方法来衡量这一风险因素，如通过在1989年、1997年、1998年分别设置一个虚拟变量来考察1989年的国内动乱风波以及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资本外逃的影响。
（十）国内外差别的税收待遇
尽管到目前为止，外资企业和外国居民仍然享受着更为优惠的税收减免政策，但1993年12月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将内资企业所得税率统一为33%，与外资企业的法定所得税率相等，因此，本文亦采用一虚拟变量来估计1993年底内外资所得税政策统一对资本外逃的影响。
综上所述，资本外逃影响因素的计量经济模型可以写为：
CF=f (CHGDP,INFLAT,INTDIFF,BUDGDP,DETGDP,CHFERE,OVEREX,TRGDP,TXDIFF,POFIRA)
其中：CF分别为资本外逃的几种估计：较低估计(LCF)、平均估计(ACF)、较高估计(HCF)；
CHGDP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
INFLAT为国内通货膨胀率，这里取消费价格增长率为度量指标；
INTDIFF为国内外实际利率水平差异，这里的度量指标为：美国一年期实际存款利率－中国一年期实际存款利率，其中，实际存款利率＝名义存款利率－通货膨胀率；
BUDGDP为政府财政赤字占GDP比重；
DETGDP为对外债务余额占GDP比重；
CHFERE为外汇储备变动率；
OVEREX为汇率高估状况，OVEREX=NE-RE，这里NE为美元与人民币名义汇率，RE为美元与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实际汇率＝名义汇率*(P[,us]/P[,ch]),P[,us]为美国生产价格指数，P[,ch]为中国消费价格指数；
TRGDP为进出口贸易总额占GDP比重；
TXDIFF是一虚拟变量，度量内外资所得税政策统一对资本外逃的影响，1994年该变量等于1，其余年份为0；
POFIRA是一虚拟变量，主要用来度量政治及金融风险对资本外逃的影响，该变量在1989年和1997年、1998年等于1，其余年份为0。
二、数据来源、回归方法及同时性问题验证
（一）数据来源
对中国资本外逃影响因素进行分析，首先必须对中国资本外逃规模进行估计，中国资本外逃规模的初步估计结果如表1中的A行，估计方法采用甘特(Gunter,1996)的间接测量方法。为了改善对中国资本外逃规模的估计质量，需要对上述方法的估计结果进行调整。有些外国资产的持有是为了对外贸易和融资的需要，这类资本流出不应被视为资本外逃，如银行系统非储备性外国资产的增加，可以是因为业务拓展和资金融通的需要，应从估计结果中减去，该项调整如表1中B行所示。资本外逃的间接估计方法隐含这样的假设，即经常项目的统计是精确的，但国际经验表明，大量的资本外逃是以低报出口和高报进口（杨海珍，2000）的方式进行的，若一国的实际出口高于名义出口或者实际进口低于名义进口，则应将以这种形式外逃的资本加到间接测量方法估计的资本外逃额中，该项调整如表1中的C行所示。此外，若中国官方统计的外债低于国际清算银行统计的中国对外负债，表明中国官方的外债统计低估了对外负债，这低估的部分也应视为资本外逃，该项外债调整如表1中的D行所示。
本文将通过间接估计方法估计出的资本外逃视为中国资本外逃规模的基本估计，资本外逃规模的较低估计为基本估计金额减去银行系统的外国资产增加，资本外逃规模的较高估计为基本估计金额减去银行系统的外国资产增加，同时加上进出口伪报（出口低报与进口高报之和）和外债调整金额，中国资本外逃规模平均估计是资本外逃规模较低估计与较高估计的算术平均，表1中给出了资本外逃的较低估计(LCF)、较高估计(HCF)和平均估计(ACF)。
表1 中国资本外逃规模的估计
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
A:间接测量法估计为经常项目、净外国直接投资、储备变化、外债变化四项之和，其中，外债的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债务表”(World Debt Tables)，其他数据来源于IMF的“国际收支统计”(Balance of Payment Statistics Yearbook)。
B:数据来源于IMF的“国际金融统计”(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第21行。
C:本文作者利用IMF的“贸易方向统计”(Direction of Trade Statistics)数据估计，估计方法见Gunter(1996)、杨海珍等(2000)，估计的贸易对象国包括所有的工业国家(Industrial Countries)。
D:本文作者利用世界银行的“世界债务表”中的数据以及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进行估计，估计方法见Gunter(1996)。
E:E=A-B F:F=(E+G)/2 G:G=A+C+D-B
（二）回归方法
对式(1)所示的计量模型进行分析所采用的是“向后剔除变量回归”(Backword Regression)的OLS方法(Pindyck,1998)，该方法的不足之处是可能会遗失较为重要的解释变量，主要是由于多重共线性的原因，使得某变量具有较低的显著性水平，导致该变量从模型中被剔除。本文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分析自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特别关注那些具有高度相关关系的变量进入模型或从模型中剔除的情况，若通过此分析，识别到一些关键解释变量，不管其初始t值如何，再将这些变量依次进入模型回归，若这些变量进入模型后依然缺乏显著性，则可以剔除。
对于潜在同时性问题的解决，分为两步：首先，采用格兰杰(Granger,1969)和西蒙斯(Sims,1972)的因果检验法对可能存在同时性问题的自变量与资本外逃变量进行因果关系检验；第二，假若因果检验表明，该变量与资本外逃变量互为因果关系，则对该变量构造工具变量，使用工具变量法(Pindyck R.S.And D.L.Rubinfeld.,1998)进行回归。
（三）同时性分析
采用格兰杰(Granger,1969)和西蒙斯(Sims,1972)的因果检验法分别对经济增长率变动与资本外逃、外债变动与资本外逃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
采用中国1984年到1999年数据，得出的因果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以看出，中国资本外逃的各种估计规模（较低估计-LCF、平均估计-ACF、较高估计-HCF）与经济增长率、外债余额占GDP比重之间不存在同时性问题。因此在下面中国资本外逃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中，不用构造工具变量去引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回归了。
表2 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在前文所述回归方法的指导下，采用式(1)的计量模型就中国资本外逃规模各种估计结果的若干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最大程度地解释中国资本外逃规模各种估计变动的模型如下：
从估计模型(2)、(3)、(4)可以看出，对于中国资本外逃规模的不同估计，其影响因素基本相同，主要的影响因素依次为：通货膨胀状况、外债状况、外汇储备状况、本币高估以及政治和金融风险，外债增加、本币高估、1989年的国内动乱以及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资本外逃有推动作用，外汇储备的增加对中国资本外逃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通货膨胀状况对中国资本外逃的影响有饽于一般的经济理论，通货膨胀率的提高竟然起到了抑制中国资本外逃的作用，可能的解释是，由于近十几年来，中国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总是和经济的过度扩张与高速增长相关，国内资金的短缺导致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因而对资本外逃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对于中国资本外逃的较高估计，国际市场利率高也是驱动资本外逃的主要因素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经济增长率对资本外逃的影响缺乏统计显著性，说明中国的资本外逃有一个显著特点——非经济衰退驱动型。TXDIFF变量缺乏统计显著性，表明1994年中国对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的统一并没有起到抑制中国资本外逃的作用，说明不仅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在所得税率上处于不利地位，更重要的是外资企业享受的优惠待遇使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税负差距加大，因而，仅仅统一内、外资企业的所得税率，对抑制套取内、外资税率差异的国内资本外逃作用不大。TRGDP和BUDGDP变量缺乏统计显著性，说明中国贸易规模的扩大和财政赤字的增加并没有起到刺激中国资本外逃的作用。
四、结论
国际上广泛公认的驱动资本外逃因素，主要有外债增加、财政赤字增加、通货膨胀严重、本币高估、国内金融抑制、经济衰退、政治和金融风险(Cuddington,1986 & 1987;Conesa,1987;Pastor,1990;Mikkelsen,1991;Lensink etc.,2000;etc.)，其中，80年代拉美国家的资本外逃具有债务增加、经济衰退驱动型的特点，1994年代墨西哥的资本外逃具有金融、政治风险驱动型特点，1997年东南亚国家的资本外逃具有本币高估、金融风险驱动型特点，而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的资本外逃既具有经济衰退、债务、金融与政治风险驱动型特点，同时还归因于经济转型期发生的财富再分配。
本文通过对中国资本外逃规模几种估计——较低估计、平均估计、较高估计变动趋势影响因素的OLS分析中发现：
第一，驱动中国资本外逃的主要因素为：外债增加、本币高估以及政治和金融风险，同时外汇储备的增加对中国资本外逃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第二，国内经济增长率变动对中国资本外逃规模各种估计的影响缺乏统计显著性，因而，中国的资本外逃不具备经济衰退驱动特点；
第三，1994年颁布的统一内资、外资所得税政策对抑制中国资本外逃的影响缺乏统计显著性，说明内资、外资税负的差异不仅源于所得税率差异，更重要的是对外资的各种优惠政策导致内资、外资企业存在着较大的税负差异。
此外，可能还有许多难以量化的重要因素可能驱动了中国的资本外逃，主要有：内、外资企业在税收、外汇兑换等方面的差别待遇，中国居民的投资工具、投资品种非常有限，中国保障私人产权的法律制度还不够健全，中国由于制度缺陷及腐败导致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等。尽管以上这些因素可能是中国资本外逃的重要因素，但遗憾的是很难找到适当的数量指标对其进行刻划进而进行计量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