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国家的政治职能，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职能论文,政治论文,国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的政治职能就是国家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它可以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一般地说，狭义的政治职能涉及的是国家运用强制性权力对社会进行统治和控制的各种活动。这种政治职能也可以称其为国家的强制性职能(repressive function)。另一方面，从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说，由于国家本身就是涉及权力和权威的一种特殊的政治机构，它所行使的包括经济职能在内的所有职能因而都可以称之为政治职能，对此，包括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大部分西方学者都持有相同看法。①本文所谈的主要是狭义上的政治职能。一旦我们接受了上述狭义的政治职能划分并以此来考察当代国家的政治职能，我们就不难发现，在20世界尤其是50年代以来的西方国家理论中，对国家的暴力和强制作用的涉及比起经济职能来简直是微不足道的。这首先是由于自20世纪以来国家的统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国家越来越倾向于通过赢得大众支持的方式来维持自己的统治，传统的强制性暴力镇压逐渐转向经济文化上的控制和管理；其次，传统的暴力镇压概念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而大大扩展了，现代国家的社会控制能力更为巧妙更加复杂。
1.一般说来，国家的强制性政治职能是与整个国家机构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主义者直截了当地将具有强制性的国家机构称为国家机器，法国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尔都塞进一步指出，国家机器可以分为两种：镇压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执行政治职能的镇压性国家机器包括：政府、行政机构、军队、警察、法庭和监狱等，这种国家机器是以暴力和强制方式发挥作用的。②美国政治学家多伊奇也认为，强制国家具有三种主要结构要素：包括军队、警察及其物质附属物、建筑物和装备在内的强制机关；由高层决策者、立法者和职业统治者构成的决策机关；由中层平民管理者和服务于直接实施立法、行政和协调的决策者构成的执行机关。③
在现代国家理论中，亚当·斯密的关于国家提供内外部安全及主持正义的经典性表述仍然是政治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日本学者猪口孝就把国家的政治职能归纳为维持秩序和确保安全两个方面。④西方学者一般认为，内部安全指的是保护公民的生命和财产，使之不受其他社会成员的侵害，并制止由于私人纠纷导致的公民间的暴力冲突；其次，还要镇压社会成员对国家意志表现出的超过允许限度的反抗，罗素认为，在这一方面，当代许多国家并没有保证公民不受国家的侵害。⑤外部安全指的是防御敌对国家的攻击，这一职能始终是国家政治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它作为增进幸福的手段年复一年地变得重要起来”。⑥此外，许多现代西方政治学家认为，这种由内外部安全建立起的正义和秩序本身并不是目的，它必须服务于共同体的需要，因而现代国家的政治职能还应添进许多实质性的内容。英国政治学家麦基弗就认为，保护弱者免遭强者的压迫是国家的一项重要职能，国家应该明确规定并维护公民的一般权利和义务，应该在就业时间、工资水平、维护儿童权益方面制定保护性法规。⑦国家还应采取措施对历史文物和自然资源进行保护，在现代社会，这种对人文和生态环境的法律和行政保护已经成为各国政府的一项重要政治职能。在现代国家理论中，国家对公民的保护不仅表现在人身方面，也表现在经济方面（通过关税等）和社会方面（例如限制移民），而且它还对居住在别国领土上的本国公民进行各种保护。
尽管几乎所有政治理论家都认为维持法律和秩序是国家政治职能的重要内容，但对这种政治秩序的理论解释却大相径庭。麦基弗认为，政治秩序的实质内容从来都是不同的，正如秩序在学校和监狱中具有不同意义一样，政治秩序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也有不同的涵义，它对于奴隶国家意味着统治，而对于民主国家则意味着社会福利。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秩序的核心原则就是保护和增加统治阶级的利益，国家的政治职能首先就是维护统治阶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权，其次是推行各种有利于统治阶级利益的法律和政策。与上述观点相反，有些政治学者则从形式和功能方面看待国家的政治统治，而不考虑它所处的特殊社会背景。例如韦伯就认为，“政治”意味着追求分享权力或对于权力的分配发生影响，而国家则是使用暴力的“权力”的唯一来源。⑧国家并不是由某一特殊阶级或社会集团所独有的压迫工具，它是不同阶级的代表进行角逐的舞台。国家的政治职能就是通过控制暴力和行政等强制工具来进行统治，它的运作影响着社会的发展。⑨上述两种理论倾向代表了关于政治体系两种截然相反但又常见的观点。达尔指出，前者表明，政治体系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可以将它塑造得符合人类的心愿；而后者则认为，政治体系在其重要方面是从不变化的，它都是由一个统治阶级或统治精英来支配的。⑩一般认为，前者的理论代表是马克思主义和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自由主义，而后者则是精英主义理论的典型产物。以达尔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在现代的发展多元主义试图以规范的和实证的分析，对国家的政治统治做更为综合的概括。
2.自意大利政治学家莫斯卡和帕雷托特别是韦伯以来，政治的强制性职能始终是精英主义理论的核心问题。所有的精英理论家都认为，国家可以从组织上定义为：在一定领土范围内成功地维持了对合法性暴力的垄断的强制性机构。在他们看来，运用统治权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活动，“现代国家就是组织和形成统治的强制性机构。”(11)国家为了维护统治，必须运用警察、军队、司法机构等一切强制性手段来对付国内外各种潜在敌人的挑战。精英主义理论家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进行统治，这是一种具有高度自主性的人类活动，无需用经济的或物质的因素进行解释。政治活动是其他一切活动的源泉，它支配和影响着人类其他各项活动。精英主义反对把国家政治职能社会化的倾向，认为这种倾向把国家贬低为强有力利益集团的小伙计，从而使国家变得软弱无力，他们主张建立一个强大的“完美国家”。(12)
莫斯卡早在上个世纪末就指出，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两个基本阶级，一个是统治阶级，一个是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是极少数，他们垄断着政权，履行所有重要政治职能，支配着绝大多数的群众。当代的精英政治理论家继承了莫斯卡的这一思想。韦伯的学生、德国政治学家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区分敌友，关于国家的理论只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即认为人的本质都是腐败的、有缺陷的，他们不择手段地谋取权力，并且把对手都当做敌人。施米特指出，无论一心追求进步、和谐和最低限度国家干预的古典自由主义怎样假定，历史的逻辑证明，国家的强大是建立在统治之上的。正是国家而不是别的什么规定了社会的经济制度，它同时给自身保留了划分和压制敌人的权力。(13)法国社会学家朱利恩·弗勒恩德(Julien Freund)继承了他的老师施米特这一思想，他认为“政治具有一种本质特性……任何政治都不能没有现实的或潜在的敌人。”(14)弗勒恩德指出，内部和外部的分化和对社会中“命令和服从关系”的确定是政治的基础所在。在他看来，阶级斗争不过是城邦之间－－例如在古希腊－－和追求统治权的集团之间斗争的一种表现。因此，政治应被视为一种具有充分自主性的活动，国家应被视为表现敌友区别和人类本性中与生俱来的统治欲望的一种基本方式。
在精英主义理论解释中，国家的政治统治职能一般通过四个方面表现出来。第一，政治统治具有象征性作用。政治精英一般要利用个人魅力和象征性符合维持对大众的统治。美国学者伊德尔曼认为，在民主制度的领导技术之中，有许多是与“政治的象征性运用”(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相关的。(15)第二，国家的决策权力高度集中。激进的精英理论家认为，在现代西方民主国家中，尽管许多国内问题可以进行公开的政策辩论并由政治影响力来决定，但凡是涉及到国防、外交和经济等重大决策问题，决策权都是由核心行政官员即权力精英所垄断的。第三，一些民主精英主义理论认为，民选的政治领袖在政治和政策上具有引导作用。他们认为，党的领袖和最高行政首脑可以通过公开的方式为政治决策划定范围，从而提高政府的代议性质。最后，所有的精英理论家都认为，国家的政治领导具有危机决策功能。当例行的官僚制度的运转无法依赖时，当必须通过命令体制迅速做出决策时，国家权力的核心机构就会立即做出反应。
概括而言，精英主义理论关于政治领导的解释可以归纳为两种互有差别的观点。有些学者强调领袖的象征性作用，强调权力精英对重大决策权力的集中和垄断，他们认为领导是一种零总和博奕(zero-sum game）。(16)领导者剥削被领导者，他们通过欺骗手段收买和消除各种政治反抗，并使权力摆脱选举制度的控制。另一些学者（主要是民主精英主义者）则着重指出，政治领袖能够控制职业官僚，危机决策权在行政上不可避免地控制在选举产生的高级核心官员手中。在他们看来，政治领导是一种正总和博奕(positive-sum game），(17)它是自由民主社会中合法性、合作、创新和引导政策价值观念的必要源泉。政治领导与其说是一种剥削行为，不如说是一种合作活动。
3.多元主义的代表人物达尔试图对国家的政治体制和职能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做更为全面的归纳和概括，他认为，对这两者过份强调的观点都包含着某些真理，但又都是不完全的，政治体制既有相似性又有差异性。就相似性而言，在所有大的政治体系中都可以找出一些同样的规则。例如，在任何政治体系中都有某些成员追求政治影响力，即对政府所实施的政策、法规和决定的影响力，控制政府是人们追求其目标和价值的惯用方式，因而很难想象在一个政治体系中无人追求权力；政治影响力在政治体系的成员之间的分配是不均匀的，任何政治体系都存在权力不平等，都存在领袖人物，这根源于生物性（天赋）和社会性（财富）资源的不平等；任何政治体系都具有控制冲突促进一致的功能，在现代复杂的社会中，尽管大量的冲突是由国家之外的机构仲裁解决的，但是，“当所需的强制程度超出了在国家的领土上活动的各种治理机构能办到的或被允许的限度时，政府的官员则可凭借政府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合法使用暴力的独有控制来运用其最高权力。”(18)因此，只要冲突被认为已超出非政治手段和各种治理机构调解的范围，政府就应介入。不难看出，在达尔关于国家政治制度的相似性的论述中，存在着精英主义国家理论的影子。虽然达尔不同意韦伯所说的国家必然地垄断暴力的运用权，但他也认为，只有国家拥有权威对合法使用暴力的限度做出规定。(19)
多元主义认为，国家是一种控制（或试图控制）领土和人民的实际组织，它是一个以第三方身份出现的仲裁者，其政治职能就是公正地解决社会群体的各种冲突。国家就其职能来说是中立的，独立于任何个别阶级的利益之外。国家本身被视为独立于市民社会之外的一套政治设施，正是这种外在的和超越的地位使国家能够调节和调停市民社会内部的各种冲突。在多元主义看来，社会集团之间通过不断竞争和妥协来取得对国家的控制权，但谁也不能垄断政权，国家是社会整体的代表，是实现社会利益和社会秩序的工具。国家的政治职能就是要在各种压力团体之间寻求力量平衡，而不是偏袒其中任何一方。国家应该保证社会各集团和阶级之间的竞争有秩序和公正地进行。国家的这种控制和仲裁职能做为一种共性，在任何社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对于国家政治统治的差异性，达尔指出，由于在不同政治体系中存在着各种条件差异，诸如历史发展道路、社会经济水平、政治资源和技能分配、政治冲突的规模和程度、权力分配等方面的不同，政治控制和政治影响力也呈现出诸多的表现形式。在有些国家中，政治的自主程度更为高些，领导人更多地运用说服而不是强制的手段，政治制度中领导与被领导者之间的关系具有互相影响和互相控制性；而在另一些国家中，社会团体和个人由于附属于一个等级系统而缺少自主性，政治控制更多地采取强制手段，领导者的影响力是单向的、通过等级制和命令体系来实现的；还有一些国家则在这两个极端形式之间摇摆。
4.以米利本德为代表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断然否认这种把国家视为“社会整体”的托管人、工具和代理人的观点。他们认为，国家实际上是阶级统治的重要工具，“国家并不是互相竞争的利益集团间的中立的裁判者，而不可避免地是一个深深介入其中的偏袒者。”它对社会事务的干预是经常的、决定性的和无所不包的。就政治方面而言，国家具有“在领土或主权正式归属于这个国家的领域内维持‘法律和秩序’的镇压职能。”(20)
米利本德认为，这种镇压职能是国家的最显而易见的职能，因为它具体化为警察、士兵、法官、监狱看守、刽子手等。国家一方面直接参加阶级冲突，一方面通过法律准则和法律制裁为冲突规定各种条件。尽管所有资产阶级国家都行使政治镇压职能，但由于所处社会的种类不同，国家行使这些职能的方式大不相同。这种职能形式上的差异体现了国家的自主性。在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国家的政治干预权力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其警察权力也受到诸多约束；而在法西斯极权国家，国家的干预权力受到的限制则少得多，其警察权力极大并且很少受到控制。米利本德指出，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镇压权力的范围和严酷性，无论怎样估计也不会过份，即使在具有长期宪制传统的资产阶级民主国家，一旦社会发生严重冲突，国家的镇压职能也会立即施展出来。就国家的镇压职能所维持的法律和秩序而言，虽然它在表面上和形式上具有公共性，但由于它维护和支持了资本主义基本制度因而具有强烈的阶级内容，正如英国政治学家坎贝尔所说，“在民主外表的后面是国家的阶级性和整个资本主义的阶级性”。(21)
另一些新马克思主义则对这种工具主义的国家职能理论提出了异议，他们认为，虽然国家的职能的确是保证使经济和社会的运转符合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并且要维护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的再生产，但国家仅仅作为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是不能履行这种职能的，把国家仅当做资产阶级的统治工具会妨碍国家发挥其法律权威的作用。而且，资产阶级本身也并非是铁板一块，资本的各个部门之间，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之间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解决这种冲突需要一个做为独立机构的国家存在。因此，国家“作为一个并不直接从属于市场力量的机构而存在。这个机构之所以需要是为了提供整个资本积累所必需的总的先决条件，而这些总的先决条件是不宜于也不可能由互相竞争的任何个别资本家去获取的。”(22)
这种关于国家的观点通常被称为结构主义，这种理论认为，国家在组织结构上具有自主性和相对独立性，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关系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国家的性质既不取决于其领导成员的阶级性质、也不取决于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所施加的压力和影响，它是由社会中生产方式的性质和要求所决定的，国家的职能体现在国家的政治结构与其他结构的关系之中，并且受到这种关系的制约。结构主义认为，国家的政治职能就是以暴力方式来保证本质上是剥削关系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政治条件，它通过从最粗野的暴力到行政命令、禁令以及公开的和暗中的检查制度等镇压手段来确保国家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统治。阿尔都塞认为，镇压性国家机器是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它的不同部分接受一个统一体的集中指挥，“这个统一体就是拥有国家权力的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所推行的阶级斗争政治，”(23)其组织保证来自统治阶级的政治代表所领导的中央集权机构。
自二战特别是6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出现了明显的分离倾向。例如在60年代末欧美普遍出现了政治危机，而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经济虽有局部衰退但仍在持续发展。1974年以后，资本主义世界由于石油短缺出现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但这并没有导致资产阶级政治统治出现危机。这种政治危机与经济危机相分离的现象引起了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极大关注。德国政治学家希尔施(J.Hirsch)认为，对于经济的和政治的危机，不能简单地从线性的因果关系上去理解。政治危机的概念指的是，国家再生产阶级统治的惯有方式已经失灵，而且只有改变这种方式才能确保统治阶级的地位。
希尔施既不同意工具主义的国家观，也不赞成结构主义的理论解释。他认为，一方面不能将国家理解为自主的主体，另一方面也不能将国家理解为一个阶级手中掌握的可以直接依靠的工具。从形式和职能上来说，国家是一种带有相对自主性的依据经济的过程和阶级的行为而活动的机构。希尔施指出，国家的政治统治制度是把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组织起来的场所，它是一种由强权镇压和意识形态干预构成的矛盾的统一体，其基本职能就是通过对工人阶级的强权和意识形态两方面的控制来保证经济的再生产过程和统治阶级政策的执行。(24)
5.一些西方学者指出，从本世纪中叶起，随着国家经济福利化和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发展，国家的传统的暴力镇压职能，无论在内容和范围还是在运用方式上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就其范围和内容而言，国家的强制性政治职能更多地不是体现在以暴力镇压各种反抗和平息各种冲突之上，它已经普遍地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之中；在统治方式上，现代国家不仅使用司法的强制权力，而且还广泛地使用“纪律权力”(disciplinary power），(25)它包括疯人院、医院、监狱和收容教养所等机构和组织，这种纪律权力通过监视和控制帮助国家维持法律和秩序。
在对现代国家新的控制形式和功能的研究中，法国哲学家福科(Michel Foucault)所提出的纪律社会理论无疑是最富开创性的成果之一，在当代社会理论中，它已经成为讨论得最为频繁、争论得最为激烈的模型之一。(26)福科对现代社会的权力性质做了深入的探讨，他认为现代社会的权力存在于各种社会关系之中，它通常以纪律的和规范的形式出现。这种新的权力体制是从18世纪末的以法律和道德为名义的社会运动中产生的，是从封建专制主义的“君权”过渡而来的。它的特点在于：“保证它们起作用的不是权力而是技术，不是法律而是正常化，不是惩罚而是控制和实用于一切等级、超乎国家及其机构之上的若干方法”。(27)
福科指出，对于这种新的、以纪律形式出现的权力，不能以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加以解释，否则就会由于目光过于狭窄而犯下严重的错误。首先，不能把它简单地归结为某一特定类型的逻辑推论，因为在不同的机构中有着各自发展起来的不同的管理机制；其次，不能将它视为一种从某个“中心”，由某种社会的中央权威或某个统治阶级辐射而来的效应，因为它渗透在整个社会之中，转化为众多的结构和体制；第三，不能将它简单地归结为一种压迫关系，纪律权力的确具有消极的一面，它要求人们遵纪守法，把他们分门别类按适当层次安置在一个严密的等级制度之中，但另一方面，这种纪律权力又具有积极创造性功能，它能对人进行改造，使之符合规范的和法定的标准，这种创造性功能最集中地体现在现代监狱之中。(28)
在福科看来，现代的纪律权力是一种巧妙而又精致的镇压技术，它决定并监视着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身体外貌到道德信仰，从工作习惯到日常行为。在现代社会，纪律权力已从社会边缘转移到社会中枢，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这种权力通过各种组织而遍布整个社会，它把所有社会领域都置于一张巨大的监视网之中。
德国政治学家奥费(Clause offe)借签了福科的纪律权力理论，对现代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强制职能做了进一步的研究。奥费指出，在福利国家，国家机构对人民依然具有强大的控制功能。例如，在国家对工人阶级享有援助权利的条件的控制上，就具有明确的强制成分，只有那些国家认为值得享受福利的穷人才是合法的接受援助者。(29)
奥费认为，随着资本主义文明的高度发展，国家的社会控制范围日益扩大，它更加接近个人的身体和心灵。从生物和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一个系统越复杂就越脆弱，最原始的系统也就是最坚强的系统。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日趋复杂化，它对各种偏离规范的行为日益敏感，它所要求的正常状态的基础日益狭窄。因此，为了维护自身系统的生存，它必须对各种心理的、实际的偏离行为进行控制和监督。而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工业和科技的高速发展，城市化和人口集中程度的大幅度提高，在资本主义中出现了各种形式的精神上、肉体上和生态方面的混乱，这些混乱对社会系统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简而言之，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复杂性、脆弱性和偏离正常状态的行为是共生的。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一方面要求工人保持健康避免工作中可能出现的代价昂贵的失误；另一方面又通过机械劳动的形式对工人的健康进行摧残。这种状况要求国家对越来越多与个人生活有关的活动进行控制和引导，以保证人们的充分的营养和必要的体育锻炼。从饮食营养到身心健康，(30)从反对吸烟喝酒运动到交通安全教育，国家发展出一整套行为控制计划和方法，它对社会的监视无所不在。那些在过去被视为纯属个人的私事，现在都成了国家关心的问题。
以上我们粗略地探讨了当代西方国家理论中有关国家政治职能的论述，诚如众多西方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尽管国家的这种强制职能在维持法律和秩序方面依然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但20世纪国家的统治方式毕竟发生了极大变化，它不仅依靠暴力强制，还更多地借助于各种非暴力的强制性控制手段，利用思想控制和技术监视表达到目的。这是应当引起我们注意的一个新现象。
注释：
①例如，美国著名学者丹尼尔·贝尔认为，由于国家经济职能的扩大，社会的基本分配方式已不再是经济的方式而成为政治的方式。在贝尔看来，只要国家开支达到国民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十，政治问题就变成了金钱分配和税收条令了（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70和282页）。而印度政治学家弗马尼则认为：“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整体上来看，在经济、意识形态和政治职能之间并无明确区分，所有这些功能都是政治性的，因为它们的首要目标就是维护建筑在政治阶段统治之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统一”（弗马尼《政治理论》(Politica Theory），印度，吉檀加利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90页）。
②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载于阿尔都塞的论文集《列宁和哲学》，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中文版，第164页。
③多伊奇：《国家职能与国家前景》，《国外政治学》1987年第3期。
④参见猪口孝：《国家与社会》，经济日报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71-74页。
⑤罗素：《权威与个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4页。
⑥罗素：前引文，第75页。一些学者还认为国家具有增加国家利益的国际职能，这种职能当然是政治职能的一部分，鉴于本文篇幅所限，在此就不多加论述了。
⑦麦基弗：《现代国家》(Modern state），牛津大学出版社1966年版，第152-190页。
⑧格斯(H.Gerth)和米尔斯(C.W.Mills)编辑：《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选》(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igy），伦敦，路特里奇和凯恩·保罗出版社1948年版，第78页。
⑨关于马克思和韦伯的政治秩序观的比较，可参见奥罗姆的《政治社会学》的有关章节，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
⑩达尔《现代政治分析》，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
(11)《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选》第82页。
(12)参见克劳斯·冯·柏伊姆：《当代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90年中文版，第129页。
(13)卡尔·施米特《政治的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新勃恩斯威克，拉特吉斯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
(14)朱利恩·弗勒恩德：《政治的本质》，1965年巴黎版，第1页。
(15)参见伊德尔曼（M.Edelman）：《政治的象征性运用》(The Symbolic Uses of Politics），伊利诺斯大学出版社1964年版。
(16)在博奕理论中，零总和博奕意味着一方所得为另一方所失。
(17)正总和博奕指的是，博奕各方通过合作使每一方都得能到好处。
(18)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第76页。
(19)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第28页。
(20)米利本德：《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72和98页。
(21)坎贝尔：《英国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in the UK），克鲁姆·海尔姆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26页。
(22)杰索普：《国家理论》(State Theory），英国，政体出版社1990年版，第35页。
(23)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第169页。
(24)希尔施：“国家机器中的资本再生产、阶级论战及对立”，载于布兰代斯编，《第五卷手册：国家》，法兰克福1977年版。
(25)这一名词是由福科在其《纪律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一书中最先提出的。
(26)参见斯蒂芬·布罗伊尔(Stefan Breuer）：《富科的纪律社会理论及其展望》，《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第7卷第2期（1990年5月），第117页。
(27)福科：《性史》(History of Sexuality），第1卷导言，纽约1980年版，第89页。
(28)福科：《纪律与惩罚》，伦敦，塔威斯托克出版社1969年版，第248页。
(29)奥弗：《福利国家的矛盾》(The Contradiction Of The Welfare State)伦敦，哈钡森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70页。
(30)奥弗举了这样一个例子，纽约市政府曾经有过一项计划；向穷人传授有关豆类和鸡蛋的营养价值知识。奥费前引书，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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