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期间中国近代史研究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近代史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456(2001)03-0025-07
一、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综合论述
20世纪80年代中和90年代初，史学界对中国近代史的综合论述十分热烈。例如对中国近代史的发展主线问题，曾有不少论著展开过讨论，虽未取得完全一致的认识，但对进一步了解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却很有裨益。又如对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研究，也是从宏观上审视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这些综合论述对于促进中国近代史学科领域的发展，无疑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九五”期间对中国近代史的综合论述和理论思考，在考察中国近代历史的“沉沦”与“上升”这一问题上取得了新的进展，但没有像研究中国近代史发展主线问题那样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和讨论。对于中国近代化的探讨似乎热潮已过，但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却未必令史学界满意，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仍在继续，并且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例如对中国近代化的研究应进行综合考察，不能只局限于经济领域，在论述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时，不能把争取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的斗争，排除在近代化内容之外，更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关于中国近代社会发展演变的特点，有学者从社会史的角度，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被动性、不平衡性、缓慢性、复合性等特点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变迁阶段划分的新看法。“革命与改良”是贯穿整个中国近代史而此起彼伏的两大内容。20世纪80年代以后近代史学界就曾对革命与改良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进行过一些新的分析。“九五”期间在这方面的探讨仍受到部分学者的重视。针对所谓否定革命和肯定改良的说法，有学者强调对革命与改良都应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不能简单地压低、拔高，以偏概全。
从“九五”期间的发展情况看，对中国近代史的宏观论述还没有产生推动整个中国近代史研究明显上一个新台阶的力作和巨著，这显然是一个缺陷。
二、中国近代政治史研究概况
“九五”期间，近代政治史研究继续获得发展。除出版了一些综合性的论著之外，对近代若干重大政治事件的研究也推出了一些新成果，并且对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均有所发展和深化。
近代政治史综合性研究的新进展，主要还不是表现在又出版了一些政治制度史的通史性著作，而是体现在若干专题性和综合性专著的问世。这些专著有的着重论述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与道德重建，认为中国近代在政治变革与道德重建方面存在着困窘。政治变革的发展原则必须根据共同责任和平等价值的思想理念，使每一个公民足以拥有获得机会方面的平等权利，道德重建也应注重建立一个考虑到相互利益的合作基础。有的论述了清末的政治变革，认为清末的政治史从现代化理论上来概括，可以称之为“传统政治体的政策创新阶段”，存在着诸多两难矛盾，如权威要求相对集中与政治参与膨胀之间的矛盾；变革旧制而导致传统的社会整合方式丧失，新的社会整合方式又无法单凭体制改变而及时形成，由此产生严重的社会脱序和社会整合危机；为实现新政各项既定的计划指标而制定的财政政策，与特定条件下社会承受能力之间存在着的深刻矛盾等。有的则用“政治革命”这一更为宽泛的概念，对晚清的政治变革包括太平天国、清末新政、辛亥革命进行了新的论述，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见解。
在晚清政治史中重大历史事件的研究中，人们对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等重要政治事件的认识均有所深化，对这些事件在近代化或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和历史地位进行了探讨。1998年戊戌维新运动100周年之际，史学界举行了大型的学术研讨会，发表的成果也很多，对维新运动与近代中国的改革、与国家观念的转型、与近代教育的发展等问题都有新的认识。对清政府的研究有所加强，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的研究一度成为“热点”。有的学者从政治学的角度考察了清末新政与改革政治学，近代中国人对立宪政治的“文化误读”等问题，有的学者对新发现的两种清末宪法稿本进行了初步研究，咨议局与行政官厅的关系也受到关注。清方人物研究的份量有所加重。辛亥革命研究亦有新的进展，有的学者以“排满”为实例，研究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动员问题。中华民国史由于从“革命史”、“中共党史”研究中脱颖而出，成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而受到重视以后，到90年代进入第二个阶段。根据新公布的民国事件和人物的档案，一些学者对北伐时期、西安事变、抗战时期的若干问题进行了个案研究，取得一定进展。对北洋军阀政权的资本主义性质、国民党政权、抗战时期的正面战场以及蒋介石、胡适等人物这样一些在过去比较敏感而研究相当薄弱的问题都有了大胆的开拓性探讨。专史研究中，民国政治制度史、政治思想史、政党史、军阀史等都有专著出版。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方面，明显摆脱了以往教条主义框框的限制，对许多重要问题进行了新的探讨。其中包括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讨论，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路线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此外，有的研究成果分析了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态度变化与俄国经验和俄国模式的影响，还有的分析了毛泽东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对其他一些相关的问题也有学者进行了新的论述，提出了值得重视的新观点。
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中国近代政治史的研究至今还存在一些应该引起注意的现象，如做不恰当的“翻烧饼”式的翻案文章；“炒冷饭”式的低水平重复；研究中存在公式化、模式化的毛病；选题大而不当，好发新奇议论，表现出一种浮躁情绪；甚至连政治史的研究体系和研究对象也不够明确，以致政治史的研究领域定得太宽泛，太笼统，不易把握。此外还有一些课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如改革与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作用和历史地位，晚清的改革是否可以将中国引向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辛亥革命是阻断了这条道路，还是有利于中国现代化的发展；从对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和国民党政权统治时期中国社会发展程度分别进行科学评估入手，对这两个政权及其统治进行历史定位；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转型与经济转型的关系；近代的文官制度与吏治整顿；宪政运动；政党政治；军阀体制下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等。
三、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概况
“九五”期间，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在原有基础上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其具体表现是传统研究课题继续深入、新的研究领域有所拓展、研究方法日益更新，研究水平有所提高。下面拟从几个方面对此期间的研究略作概述。
（一）传统产业与经济现代化。关于传统农业在近代的发展变化及其影响，“九五”期间的研究不仅关注中国传统农业内部的经济因素，而且对因城市工业经济发展增加农业劳动力的需求所导致的农户家庭劳力分配结构和家庭经济结构的变化，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阐明“衰退”、“增长”、“停滞”和“内卷”都不是中国近代农村经济演变的主要特征，其主要特征应该是“非平衡化”与“不平衡”。在传统手工业研究方面，主要是论述了传统手工业作为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有所发展，有的更逐渐转化为机器工业。但是由于中国越来越深地卷入世界资本主义的市场体系，传统手工业生产单凭本身的力量，企图长期阻止外国工业品的输入，或者与外国工业品在国际和国内市场上竞争是很难成功的。如何对待、处理传统手工业与近代机器大工业的相互关系，是中国经济现代化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有的学者描绘了不同区域、不同行业之间和同一行业内部机器大工业与传统手工业生产共生并存的状态。有的认为传统手工业与机器大工业之间不仅有竞争，也有互补，并着重探讨了二者之间的互补关系。有的认为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发展手工业的政策、鼓励学习和推广外国先进技术，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不过政府的行为虽然在客观上产生了一些积极效应，但也只是延缓了中国近代手工业的衰败而不能从根本上振兴手工业。
（二）工商业与国内市场。作为经济史的重要分支——企业史的研究亦是“九五”期间研究的重点。但除了对近代企业的兴起、发展和特点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外，此期间更加关注的是近代企业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关系、企业资本与商业资本之间的互相渗透、近代企业文化与企业家精神以及企业制度的发展演变。有的学者认为近代工业资本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对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甚至整个农村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不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在外资竞争压力下，工业大资本和小资本之间虽然存在兼并、收购的趋势，但它们之间相互依赖的关系也在加强，而且工商业和金融业之间的相互渗透提高了产业抵御风险的能力。由于历史的原因，近代民族资本企业没有形成一种成熟的社会性的企业文化模式，但近代民族企业家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利用、改造，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企业文化精神。按照经济理论，资本的组织形式一般分为独资、合伙、合作与公司制度四种基本类型。“九五”期间的研究不仅就上述四种类型在近代中国存在的历史环境、实际运行中的特点进行了分析，而且着重探讨了近代中国企业制度演进的内在逻辑、“法”的环境以及企业制度创新与企业发展之间的关系。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企业的组织形式和交易、协作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市场状况的影响或制约。此期间的研究不仅考察了国内总贸易和市场规模、对各种类别的市场以及市场区域等级结构也进行了探讨，还深入研究了近代中国市场价格体系和市场需求。指出在经济发达地区，生产资料市场、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已完全形成，技术市场、信息市场和要素市场也开始出现，近代中国总需求呈不断上升的总体趋势对经济的发展和结构的变化亦产生了相应的促进作用。近代中国商人组织，尤其是商会史的研究愈来愈为中外学者所瞩目，不过此期间的研究摆脱了过去局限于探讨商人组织的社会属性、组织结构和功能，而是将商人组织纳入到近代中国特殊的社会条件下，就商人组织的演变轨迹，商人组织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以及商人组织的外交活动等方面作了深入的探讨。如有的对近代中国同乡组织从传统到现代的演化过程进行了考析，认为传统同乡组织经过改造后可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有的通过商会透视了近代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三）经济政策与经济法规。对近代中国经济政策发展演变及其影响的研究，可谓是“九五”期间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一大进展。有关的成果不仅分别探讨了晚清、民国初年和南京国民政府三个时期的经济政策和法规，而且全面系统地探讨了近代中国经济政策的发展演变。通过分析各个时期经济政策和法规制定的过程、具体内容和实施状况，对不同历史时期各项经济政策加以审视的对比和观照，客观地评价了历届政府的经济政策和法规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从而对近代中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实施及其影响获得了比较全面的认识。有的学者就近代中国经济政策和经济法规制订的过程、科学性和可行性进行了探讨，认为近代经济政策和法规与资产阶级对经济发展的要求尚有一定差距，但对资本主义经济伦理的产生具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并进一步对近代中国经济伦理进行了考察。
（四）中外经济关系。在揭露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一面同时，有些研究成果也阐明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近代化在客观上产生了某些积极作用和影响。例如有的从“给与拿”、“促进和压迫”两个层面对近代西方国家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作了一个全方位的总体评价，指出西方列强的确带来了先进的物质文明和制度，但同时也从中国夺去了更多的特权和利益，故西方列强既是近代资本主义的传播者，又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压迫者，是两种不同的作用，且有着主次之分。有的探讨了中国近代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指出中国近代进口商品品种日益增加，出口贸易也呈多样化发展。有的研究认为由于近代中国主权受制于人、经济发展不平衡、国内银价的影响，出现了无论银汇涨跌，中国的对外贸易始终处于不利地位的奇特经济现象。有的学者在对近代中国内外债的起源、总额、还债与理债过程、债款的形态等进行了系统分析后，指出应该拓宽近代中国内外债史的研究领域，用新的方法和视野进一步深化这方面的研究。
（五）跨学科研究蔚为时尚。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的发展及其相互渗透，要求人们从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去研究社会经济现象，拓宽经济史研究的领域，于是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生态学及计量方法在近代经济史研究上各显身手。如有的运用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方法研究了近代中国工业化与农业的关系；有的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探讨了近代中国的工业化，指出制度变迁才是中国近代经济增长的原因；有的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以宏观层次的群体心理及行为为主的方法，考察了近代资产阶级对现代化的反应；有的运用生态学理论分析了华北平原农业生态系统；有的则借用计量方法对1927-1936年的宏观货币需求进行了尝试性的考察。这些新理论方法的运用，对研究视野的扩大和角度的创新，对分析的深化和合理化，都产生积极作用。
（六）研究更加贴近现实。史学研究只有贴近现实才能显示出自己的生命力。近几年来，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学者越来越意识到经济史的研究应古为今用，把学科建设与为现实服务很好的结合起来。因此，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有着密切关系的课题，诸如对外经济联系与本国经济的发展、旧中国政府行为与经济的发展、近代市场发育与价格体系、近代中国工商业组织的演变以及企业经营管理经验等方面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诸如对近代证券市场、房地产业、交通设施的建设等一些较为具体的课题的研究也大大加强。随着研究的深入，近代中国经济制度的变革、产业间的经济关系、地区间的经济联系等与现实相关的近代经济史课题的研究也逐渐展开。
此外，在近代城市史和财政金融等领域也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绩，在资料的搜集与整理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等等。
但是，从“九五”期间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状况，也可以看出其缺陷所在。一是现有研究大都限于一些比较具体的问题，宏观上的探讨仍显得比较薄弱，缺乏有份量的新成果；二是对传统课题的进一步研究较多，开拓新领域、新课题的新成果则比较少；三是对一些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尚未开展深入研究，例如近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近代乡村经济的发展及其影响、中外经济交往（特别是民间交往）的方式与影响等，均有待于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四是高等学校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仍存在着两种趋向，一种是经济学科中的研究者主要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侧重于生产力方面的研究，另一种是历史学科中的研究者主要采取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侧重于经济变迁与社会发展这方面的探讨。两种方式的研究各有所长，但如果能将两者结合起来，加强两支研究队伍的交流与融合，在经济史研究中将会取得更为突出的成就。
四、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概况
“九五”期间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在社会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两个领域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比较突出。一些传统的研究领域也出现了新的突破，尤其是近代人物思想研究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颇具新意的论著。从研究方法上看，社会科学的众多研究方法被不断地借鉴到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之中，诸如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结合、心理学的具体应用等等，这些新的方法的应用促进了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深入。从学术争鸣上看，这一时期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争论越来越活跃，诸如近代史上激进与保守、革命与改革、文化保守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权威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等等，这些学术争鸣的突出特点是联系近代史上的具体事件，各抒己见，使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更为深入。
“九五”期间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是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热点之一，出现了多部有影响的专著。这些著作有的是在参考千余种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改良思潮、文化思潮等五个方面50多种社会思潮的社会背景、思想渊源和以展轨迹一一作了比较清晰地阐述，对过去批评较多的洋务思潮、君主立宪、无政府主义和中间路线等思潮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有的著作偏重于从哲学层面研究文化思潮，论述了人道主义思潮、进化论思潮、实证主义思潮、唯意志主义思潮、自由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文化激进主义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民族主义思潮等等。还有的提出了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发展史划分为四个阶段的新见解，认为一部中国近代思潮史，本质上是中国人自我发现、自我觉醒和自我选择民族生存方式的认识史。
目前，近代社会思潮史的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首先是思想史的研究范围应该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内容，已有的研究成果却主要是侧重于政治方面的研究，而文化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思潮研究明显不足；其次是民间思想、地方思想反映很少。
近年来，学术思想史也成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热点，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中国传统学术流变的同时，也开始关注晚清及民国学术史的研究。人们对晚清及民国学术史研究的重点及方向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如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王国维、胡适、赵元任、陈寅恪等人学术思想的个案研究；二是清末民初学术流派如晚清经学、民国史学的新史学派、古史辨派、唯物史观派等进行专题研究。这两个方面的研究已取得一批研究成果，这些成果有的是关注近代中国社会、思想和学术之间的“互动关系”，侧重于揭示并说明“近代中国变的一面”，即：注意研究近代大变局中传统的中断与传承，中西文化竞争，新旧中西的相互依存、碰撞、互动及错位，思想衍化与社会变迁的互动等问题；有的对近代经学的转变，诸子学的兴起与发展，诸子学与晚清文化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以及五四以后诸子学诸多方面都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有的从新学的民族定位，旧学的内在动因，新学形成的历史轨迹，新学与旧学的内在内容、结构、文化模式上的不同等方面，进行了纵横对比论述。戴逸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集中了国内30多名中青年专家从事这一专题研究。该丛书一方面注重梳理学者学术思想演变的内在理路，弄清其学术思想的渊源，二是注意深入分析学者学术思想的具体内容，界定其在近代学术思想史上的地位与影响。目前已出版了有关张君劢、梁漱溟、钱穆、张东荪、赵元任、顾颉刚、陈垣、金岳霖、闻一多等近代学者的传记。
上述研究成果进一步拓展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领域，推动了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但目前学术史的研究仍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已有的研究成果大都没有勾画出清末民初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的轨迹，仍偏重于学者的个案研究与学派的专题研究。二是已有的研究成果没有充分注意到由于传统学术基础的差异而导致的在融合中西、建立现代学术范式方面的不同，因而也较少全面细致地研究从经学、史学、诸子学不同学术路径演变的现代学术同样会各有差异。
“九五”期间近代文化史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进展，其突出表现是在社会文化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有的著作以编年体撰成，突出历史事件发生时间的准确性与连续性，较为全面地反映了近代中国人民大众在生活方式、情感行为、文化心理和风俗习惯中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形态，特别是在“西学东渐”的影响下，与传统社会相比所发生的变异。在区域文化研究方面，近代湖湘文化和海派文化的研究成果引人注目，其研究视野逐步从偏重思想史深入到民俗文化方面，阐明经世致用学说的传播和强劲民风的形成，导致了湖南功业之盛在近代举世无出其右的局面。而海派文化的研究成果则主要从现代化的角度，以大量史料为基础，对近代上海人的人口、人格、社会、收入、消费、建筑、语言、民俗、衣食住行及人文环境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的研究。有的从晚清上海新型文化人产生的原因、特点和影响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证，说明西儒对近代新型文化人产生的特殊作用。以上研究揭示出以个体为本位的市民心态的形成对于物质功利的务实精神、精明敏锐的人生态度、以及某种浮燥的市民习气均不无影响。
伴随着研究领域不断扩大，在研究方法上也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对当代西方学术思想和方法的介绍、吸收与应用。国内学术界组织翻译和出版了大量国外近代思想文化史方面的经典著作，如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等等。“九五”期间一大批中青年学者出国学习或访问，对西方现代学术有着直接地感受，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中开始了新方法尝试，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有的尝试用思想史与社会史相互沟通的方法，探讨儒学地域化问题，对一些旧有命题提出新的解释，从而突破了已往的旧有框架。虽然“儒学地域化”体系的提出引起了讨论和争议，但其运用现代社会科学文化来研究历史问题方面却被誉为“有开创性的意义”。有的从中国人的现代认同问题出发，一方面富有独创性地考察了中国思想史中的“个人”、“社会”、“科学”、“语言”等核心概念，另一方面力图通过对鲁迅、吴稚晖、章太炎、严复等人的个案研究，揭示中国意识建构与社会同步发展和交互作用的复杂图景，显示出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中的一个新路向。
五、中国近代史其他领域的研究概况
除了上述政治史、经济史、思想文化史等方面的介绍之外，“九五”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在其他一些领域中也不同程度地取得了若干进展。
在社会史研究领域，有关近代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探讨逐渐受到一部分学者的重视，不仅发表了一批相关的论文，并且开始有这方面的专著出版。对于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研究，有的从民间社团的角度进行分析，有的以公共舆论为案例加以考察，有的则以公共空间的形成与发展为实证展开论述，还有的从近代市政的发展、市民文化的生成等方面，进行多层次的分析。近代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研究的兴起，可以说是“九五”期间中国近代史研究发展的一个新趋向。
对社会阶层、社会组织的进一步研究，在“九五”期间也有新的进展。例如对绅商、绅士的分化以及在近代社会中角色转换的论述，对中国近代官、绅、商、学的发展演变及其互动的研究，对近代妇女与婚姻问题的考察，对清末至民国城市同乡组织发展演变的分析，都有新的成果问世。对近代人口与移民问题、近代农民的离村原因及其影响、农村家族变迁的研究，也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有所拓展。对近代民间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演变、自然灾害及其救助问题的探讨，同样有所深化和发展。但这些研究大多是原有研究课题的进一步深入，而不是“九五”期间新开辟的研究领域。
城市史开始从分散的个别城市研究向不同类型的城市比较研究发展。“九五”期间在这方面已发表了一些论文，另有专著对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等东南沿海城市进行了对比研究，这是城市史研究向前扩展的具体反映。
中外关系史方面，通过考察一些相关的具体问题对中美关系、中日关系、中葡关系的研究，在某些领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对环中国海和东南亚经济圈的探讨则不乏新意，对近代民间商人外交的论述也受到学界重视。“九五”期间香港、澳门回归祖国，有关研究香港、澳门的新成果比以往明显增多，其中一部分成果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六、高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概况
从“九五”期间以及近十余年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发展概况看，高校已占居了明显的优势地位，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就研究人员而言，高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力量最为雄厚，特别是近年来在近代史学界颇有影响的中青年学者绝大部分都集中在高校。因高校教师待遇大大提高，使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中的一部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优秀中青年学者纷纷调往高校，从而进一步加强了高校的中青年研究队伍。高校中培养的博士、硕士等不同层次的后备队伍，也较诸各级社科院要多得多。
二是从承担的课题和研究成果看，高校学者承担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国内外横向课题的数目最多，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成果则不仅数量最多，而且有不少具有较高的学术质量和水平，在海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三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新领域、新课题的开拓，大多也是高校中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辛勤努力的结果。这种情况在近10年来表现尤为突出。例如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的兴盛、中国近（现）代化研究的开辟、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的开展，最初主要都是源于高校研究者的推动，出版了一批相关的成果，并在研究人员相对比较集中的高校形成了在国内外有影响的研究中心。这些新领域、新课题的开拓，对于促进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重大影响。
四是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高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还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整个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主力军。这主要是因为高校的科研条件和环境日益改善，研究人员待遇提高，再加上建设重点研究基地推行科研体制和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必将聚集更多的优秀人才，其中包括越来越多地吸引非高校的杰出人才，产出更多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成果。
但是，高校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在目前也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例如各高校的研究工作比较封闭，相互之间一般都是各自为战，很少有计划地协同从事重大项目的研究，没有充分发挥高校群体研究力量雄厚的优势，这实际上是一种宝贵学术资源的浪费。另外，在中国近代史的有些研究领域中，高校的研究状况还明显落后于社会科学院的一些研究所。例如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在政治史、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许多研究领域中，即长期处于领先地位。在资料的积累方面，许多高校也明显不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相关研究所。因此，高校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和学科建设中要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占据更突出的地位，还需要付出相当艰苦的努力。
七、“十五”期间中国近代史的重点研究领域
“十五”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主要发展趋势，将会随着学术研究自身的积累进程，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国家的宏观指导下，朝着基础研究与“应用型”研究同时并进，但以基础研究为主的趋向发展。所谓“应用型”研究，并非是研究现实问题，仍是探讨中国近代的历史，但具体研究的内容却是与当代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研究领域和课题，能够为现实提供历史的经验教训，甚至在很大程度上为政府有关职能部门的决策提供借鉴和参考。
“十五”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科的主要目标任务是加强中国近代史的宏观审视，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进一步进行深入探讨，全面认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特点与规律；同时，加强基础研究，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填补研究空白和薄弱环节，特别是以往研究较少而具有较高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重大课题，应组织相关学者协同开展深入研究；另一方面应围绕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发挥人文社会科学尤其是历史学科的独特优势，通过产出严谨求实的高水平学术成果，达到既能促进学科发展和人才培养，又能为国家政治、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目的。
基于上述，“十五”期间中国近代史学科的重点研究领域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对中国近代史的宏观论述。在本研究领域中，一方面需要从理论的高度进行综合研究，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主线展开更进一步的深入探讨；另一方面，也需要对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规律与特点，以及革命与改良等影响整个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问题，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更加客观、全面的考察。
（二）对中国近代政治史的专题研究。鉴于以往的政治史研究过多地集中于政治事件和人物的状况，“九五”期间应着重开展过去研究较薄弱的一些重要专题，包括近代的政治体制改革、宪政制度、文官制度等；同时，对那些对中国政治发展曾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政治事件如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也需要作出新的探讨。
（三）加强近代民间社团研究。无论是在近代还是在当代社会中，民间社团都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功能与作用。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开始对清末民初的一部分经济社团进行了初步探讨，但远未达到全面深入的程度，对其他许多类型的民间社团的研究也尚未起步。因此，应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对近代各类民间社团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不乏现实意义。
（四）拓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视野。应加强对近代中外民间经济交往方式发展变化及其影响的研究；对近代企业制度、公司制度、经营管理方式的发展演变也需要作进一步探讨；近代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则是需要着力考察和研究的新课题；对近代手工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特点及其影响，也还应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综合论述。
（五）丰富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内容。近代是中西文化不断碰撞和交融的重要历史时期，对中外文化交融的研究应伸延至中下层社会，考察近代市民文化的特点、发展变化及其影响；对过去涉及较少但在中外文化交融进程中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各种机构和社会群体，应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对具有重要社会影响的宗教问题也不应回避。此外还有在近代文化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学术思想、学术流派、区域文化等，都需要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
（六）增强近代乡村社会研究的力度。对近代乡村社会发展变迁的研究，西方学者已出版了一些有影响的成果。国内学者在90年代初也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并出版了若干相关的著作。但从总体上看，史学界对近代乡村社会的研究仍比较薄弱，有些具体问题尚属较少论及的空白点，还需要加大这方面的研究力度。
收稿日期：2001-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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