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价值:当今社会建设的基础--后现代思潮的对话_文学论文

文化价值:当今社会建设的基础--后现代思潮的对话_文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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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本刊发表了徐友渔《关于后现代思潮的一种哲学评论》一文,引起了广泛关注。有许多读者要求我们能够对后现代思潮作进一步评介。为此,记者最近又邀请几位学者一起座谈,再就有关后现代思潮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交流与探讨。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章国锋、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岳川、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友渔和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陶东风。

一、西方后现代思潮的基本特征

章国峰:后现代主义是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随着它的出现,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文化传统受到猛烈的批判。与此同时,一种文化否定主义和虚无主义倾向也在西方蔓延开来。如在文学领域,许多作家和文学批评家对文学的功能、社会作用、存在形态、艺术形式和审美价值作出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解释。

首先,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后现代主义者对“模仿论”提出了质疑,认为文学与客观世界、生活现实并没有直接必然的关联,文学不必摹写和反映现实。“后现代”作家否定文学作品应当具有某种意义,起到某种“教化”的作用,反对作品得出明确的道德结论,强调文本不应承担任何意义的许诺。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本来就不存在什么客观、先验的意义,所谓的价值只不过是人的虚构,所谓的意义仅产生于人造的语言符号排列组合的效果。有人甚至声称,写作就是运用符号这副牌来创造意义。写作既不是外部世界的反映,也不是主体内心体验的表达,而仅仅是一种强烈的自我表达欲望的贯彻和实现。

后现代文学作品试图模糊文学与非文学的边界,颠覆其内部形态和结构。自60年代始,出现了许多“反小说”(或“元小说”)、“反诗歌”和“说话剧”(既无场景,又无情节和人物性格的“戏剧”),试图对传统小说、诗歌和戏剧形式及“叙述”本身进行解构和摧毁,一切都成了单纯的刺激材料。由于拒绝提供任何意义的暗示,“后现代”文学作品普遍破坏了读者对于意义的期待,十分晦涩难懂。

此外,某些后现代作家认为,文学规范并非永远不变,对任何时代都适用,而是随着时代的变迁不断嬗变,没有一种客观的判断尺度能将其穷尽。所谓普遍适用的质量标准,仅仅是权威化了的欣赏趣味而已。

后现代文学作品在表现手法上也有走向极端的趋势。许多作品运用“讽仿”(parodie)、“蒙太奇”(montage)、“拼接”(coliage)、“拼贴”(pastiche或bricolage)等手法,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对日常生活中的现象,对古典文学名著的题材、内容和形式、风格,进行夸张的、扭曲变形的、嘲弄的模仿,使其变得荒唐可笑,从而达到对传统、对历史和现实的价值与意义以及过去的文学规范进行讽刺、批判和否定的目的。这些作品将各种文本,如传统文学作品的片断、日常生活中的俗语和俚语、报刊摘录、新闻广播和广告用语组合在一起,使这些毫不相干的片断构成一个“泛文本”,来打破传统文学形式和结构,突破语言的边界。有的作品中甚至除了文字还有复制广告、招贴画、购物单据、地铁月票、素描和油画、标语、传单等,试图以这种方式来“更新人对世界的知觉,造成一种新的看待事物的方式”。

王岳川:后现代思维转型是后现代文化哲学的一大特征。哲人们强调多元构成、消解历史、焦虑消失、语言游戏、话语膨胀等。后现代主义者反对唯科学主义、唯本文主义,消解中心性、秩序性、权威独尊性,使思维从形而上学的独断中解放出来。他们主张,没有任何一种权力或权力中心可以控制思想探索和精神自由,也没有任何一种观点或学说可以定为一尊,而无视其他观点和学说;一切都由对话而沟通,一切意义都由解释而生成。于是,多元性和相对性成为后现代文化精神的表征。

记者:按照西方学者的一般说法,后现代一词所描述的,是5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的一种知识状态和文化处境,或者是一种学术文化思潮和建筑、艺术、文学等的创作风格及形式。国外学者曾经用大量的词汇来形容它的特征,如反形式、反文化、反创造性和唯信仰论、反艺术、反严肃、无规束、破坏意志的激发、游戏、偶然性、无序、缺失、发散、欲望、变体、精神分裂、差异、解构、反讽、误读、不确定性、内在性、断裂、突变、非连续、多元,等等。

然而,我们还是可以从哲学这一最根本的层面,来观察它的几个基本特征:一是坚决摒弃整体性、统一性、确定性以及决定论等观念,主张一种绝对的开放性、多元性和相对性,即使是真理、正义、人性,也是多元的、相对的,从而反对任何统一化的企图;意义和真理是不断形成与消亡的,它们的所谓客观性,是一切权威的统治体系始终作为假面具和合法化的工具而使用的;权力的大小和强弱,决定了话语是否是真理。二是认为人类历史既没有一种目的论的理性能使其在时间上体现出连续性,也没有一种更高层次的必然性使其在空间上成为一个统一体;历史并不是连续的、服务于某种合目的性的主体精神的历史,而是一个由各种既相互斗争又相互关联的话语层次组成的复合体。三是不承认启蒙运动所弘扬的主体性的至高无上地位,认为真正的主体性在事实上并不存在,主体始终处在被统治、被禁锢的状态,同时又是真正意义上的叛逆者,在本质上是桀骜不驯的、颠覆的、反秩序的。

二、西方后现代思潮兴衰的根源

徐友渔:后现代思潮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现于美国,70和80年代在西方一些后工业社会风靡一时,进入90年代则开始走下坡路,到现在衰颓之势已成。

西方哲学,从其发轫至今,一直有两条线既分疏对立,又纠缠交汇地发展着。其一的特征是追寻世界的本质,探求人类知识的基础,表现为营造理论体系,目的是求得真理。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这种倾向就声势显赫,成果累累,占据主流地位。其二,以怀疑、批判、反思、讽刺、否定为基调,提醒和警告人们不要执迷于现存和流行的见解,永远为另一种思维方式和人生态度敞开大门。这种思路的鼻祖是苏格拉底。他自比为一只牛虻,把雅典喻为一头伟大而高贵的牲口,它因为庞大,所以动作迟缓,需要牛虻的叮蜇和刺激才有活力。自笛卡尔和牛顿以来,前一种倾向藉自然科学迅猛发展之声威,以认识论的形式日益彰显,到康德和黑格尔时形成登峰造极、君临一切的局面。庞大而精致的体系把第二条路线挤压至文化的边缘地带。

然而,世纪之交的尼采哲学对西方主流意识作出彻底反叛、全面推进的姿态,其后的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继续大力反对把科学方法论植入哲学思维。他们的非认识论哲学张扬对人文价值的关怀,终于能与主流意识平分秋色。后现代思潮首先产生于文学艺术领域,但精神内涵和哲学是相通的,并以存在主义、解释学和后结构主义作为自己的学理依据。后现代主义者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衣钵,是专唱反调、执行社会批判功能的“牛虻”。认识论的理论体系如日中天之时,正是人们感到厌倦,力求摆脱其宰制的开端。二战后西方主要工业社会的复兴和繁荣,现代派文学艺术表现手法的成熟完善,使人们容易对社会和文化产生沾沾自喜、固步自封之感,后现代主义者的种种激愤之词、怪诞之论,不论显得多么惊世骇俗、高经叛道,其社会文化功能说到底也就是像牛虻那样在庞大的社会躯体上刺蜇了几下。

后现代思潮在西方文化环境中衰落得如此迅速,原因在内部而不在外部。它的内在生命力不足,其鼓吹者往往只限于表达自己的态度和情绪,而不注重推敲自己的论点、论据(这也是他们反对营造理论和体系使然)。往往“以情动人”而不是“以理服人”,因此后劲不足。它的根本缺陷在于用更大的片面性反对主流意识的片面性,为自身辩护的理由与自己的主张矛盾,从而陷于悖论而不能自拔。

陶东风: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类思维的两难境地。这既表现于认识论,也表现于价值论方面。一方面,人类总是执著探索可靠的、可信的真知、至善(确定性),以便为人类的认知与实践活动找到一个可靠的支点,否则人类的知识与信仰终将难以确立;但另一方面,这种对于真知、至善的营构又可能变为排他的中心、僵固的整体。因而,也就不断有人出来怀疑、消解这中心、整体、确定性。但这种倾向发展到极端,又会使人类的知识与信仰陷入极端相对主义,并发展为虚无主义。从尼采开始尤其到后现代主义,便走向这一极端,其哲学话语是非理性主义、反本质主义、解构主义等。

记者:后现代主义是产生于西方特定历史语境中的一种社会文化思潮。正如许多西方学者所指出的,它是对于西方社会的所谓“元话语”及社会制约关系机制合法性的怀疑、反叛和破坏。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既然一切意义、价值都是虚伪的,人也就变成了支离破碎的、成堆的“碎片”,不追求任何有意义的生活,拒绝委身于任何价值,牢固的信念、准则、事业心等都荡然无存了,有的只是畸形、异化、随波逐流、飘忽不定、随心所欲和扭曲变形。在后现代文艺作品中,不难见到这类体验,甚至还有对种种粗俗、腐臭、肮脏的事物和经历的最低级趣味、令人作呕的描写(这在我国的一些作品中也能见到)。世界在人的面前,也是呆滞、杂乱无章和无法控制的,一切都处在废弃、消亡之中,都具有同等的或然率和合法性,似乎是以最大“熵”为基础的。

显然,后现代思潮对于西方社会的反叛,是一种极端反人道、反人文精神的虚无主义。实际上于事无补,其最终失势是必然的。对于社会危机和矛盾,人类需要的,不仅仅是否定和诘难、还应有解决它们的“药方”和答案,应有积极、肯定的建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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