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为人民服务宗旨落到实处必须解决好三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落到实处论文,服务宗旨论文,把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党的纲领中，明确提出“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宗旨，作为共产党人一切言行的根本的价值目标、价值准则，这就使得共产党与其他一切阶级的政党区别开来。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这就是说， 除了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之外，共产党人不谋求任何特殊的属于小集团或个人的私利。缺少这一条根本的价值准则，共产党就同那些专为小宗派利益着想的集团、政党没有什么区别了。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明确、最集中、最坚决地提出“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人价值观的，是毛泽东同志。他的著名的《为人民服务》等一系列文献和思想曾经培养了一代代共产党人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牺牲，曾经激励无数人民群众在党的坚强领导下，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为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而前赴后继。
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为，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1096页）他多次指出：为人民服务， 是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政权的唯一的最高宗旨。“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同上书，第1004页）不仅如此，人民群众的实践特别是解放和发展人民的生产力的实践，还是检验党的政策等正确与否、好坏的根本标准。“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同上书，第1079页）
早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128页）邓小平多次强调，在一个由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不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尽快改善人民生活，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本质，不能说是符合共产党人宗旨的。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于人民，服务于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共产党员要倾听群众呼声，关心群众疾苦，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可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在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那里，把“为人民服务”作为共产党人最高的价值准则，是明确而又坚定的。
总结历史经验，我们也应看到，要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真正落到实处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首先，为人民服务，必须把握从实践出发与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的内在一致性，把革命热情与尊重客观规律结合起来，在对国情的科学认识和全面把握的基础上，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促进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实现。
根据唯物史观，从实践出发与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是一致的。实践，说到底是化理想为现实的客观物质活动，是人们实际地改变环境同时又改变人自身的创造性活动。单纯斤斤于私利的活动构不成实践，构成实践活动主体的，归根到底是千百万人民群众。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行，归根到底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判定什么是这种根本利益，又必须以对社会历史规律和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本质、特征的科学认识作为依据，只有这样，“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追求才有切实可靠的根基，党才能制定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
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对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基本性质、特征的科学认识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革命分两步走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战略、革命道路，紧紧依靠、发动广大群众，坚定地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夺取了人民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正是在这一根本改变中国历史面貌的伟大进程中，广大人民群众从切身感受中，深信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政权，是实实在在、真真正正、彻彻底底地为人民谋利益、谋幸福的。但是，革命胜利后，党怎样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不同于革命的全新的历史课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党遭受了严重的失误和挫折。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我国的社会生产力没有取得它本来应该取得的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甚微。其中，还出现了“文化大革命”那样长时间、全局性的民族灾难，给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所以如此，决不是毛泽东本人的思想感情脱离了人民，相反，在他发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时，他始终认为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是拥护他、支持他，坚信自己与人民是息息相通的，笃定这样做是为了人民的根本利益的。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邓小平同志在总结历史经验时说，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就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2页）以往出现的像“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的那样“左”的错误，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对基本国情做了错误的估计，所制定的政策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实际出发，就应看到，底子薄，人口多、耕地少，是制约我们发展的重要因素。这样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们制定政策，从事任何工作都必须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这也是判定什么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怎样维护、实现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依据；脱离这样的实际，我们的政策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也就会从根本上损害人民的根本利益，就会遭致失败。因此，如果说在革命的过程中，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的实现，归根到底体现于党能够根据革命发展的实际，提出正确的行动纲领，团结和依靠人民为实现这个行动纲领而努力奋斗，那么在建设的过程中，党的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实现，则体现于党能够根据不同革命阶段的建设发展的实际，提出正确的行动纲领，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为实现这样一个行动纲领而奋斗。
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与从人民的愿望、要求和利益出发的内在一致性，就有一个如何把革命热情与尊重客观规律结合起来的问题。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伟大革命所激发的政治热情，当然对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搞建设毕竟有不同于革命和战争的特殊规律及其作用机制，除了人民群众的政治热情之外，还必须有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特别是要让人民在建设中不断得到实际利益，从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不断改善中切身感受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感受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从而更加自觉地关心和支持社会主义建设，保持旺盛的积极性、创造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尊重客观规律，群众的热情也就不可能持久。
其次，为人民服务，就必须从历史进步与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一致性出发，在科学把握历史发展客观趋势的基础上，准确地揭示现实社会的基本矛盾，正确地提出社会发展不同阶段上的历史任务，以明确党的依靠力量，调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为人民服务，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必须正确地理解“人民”这个历史的范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提出了区分“人民”和“敌人”的两条基本标准，一条是质的标准，即依据现实社会发展阶段的主要历史任务和趋势，针对人们同这一历史任务和趋势的关系，划分人民和敌人。这一条标准可以叫做“历史进步”标准。另一条则是量的标准，即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由多种不同的阶级、阶层构成的最大多数，是人民，这条标准可以叫做“绝大多数”标准。在质上坚持“历史进步”标准，在量上坚持“最大多数”标准，并通过具体的历史分析、阶级分析和政策策略分析，使两个标准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毛泽东“人民”观念的思想精髓。
当然，提出这样两条标准，并不意味着在实践中能始终如一、自觉、准确地贯彻这两条标准，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在他晚年，由于在指导思想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导致党在社会主义实践上的重大失误，客观上造成了脱离人民、脱离群众的严重后果。这个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邓小平同志在谈及毛泽东同志的失误时说，毛泽东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是说不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是对头的，例如，搞“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没有按照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办事。由于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或者，即使想发展生产力，但方法不都对头，使得我国的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人民生活普遍地仍较为贫困。有鉴于此，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不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从而党的领导就不能说是正确、有力的，也就从根本上违背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党在当前的历史任务，因为这代表了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代表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围绕这样一个根本任务和历史发展趋势，衡量党的各项工作成败、好坏的根本价值标准就是“三个有利于”标准。明确地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把生产力标准、综合国力标准、人民的根本利益标准三者统一起来，从而把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实到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上，这是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价值观的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归根到底是人民的生产力，综合国力是人民国家的综合国力，而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正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因此，“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精神实质在于，它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体化为新时期的中心任务，具体化为党的各项工作的实际目标和价值标准，使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成为具体的操作性极强而又不失其远大理想的原则。
强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党的根本任务，一个根本的根据在于对现阶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认识。现实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就是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和根本利益的任务之所在。离开了现实社会的主要矛盾，或者不能正确地抓住主要矛盾，也就意味着不能正确地认识人民和依靠人民；不能根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认识正确地提出党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上的历史任务，也就不可能真正调动和发挥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其结果就会使人民的根本利益受损。毛泽东同志晚年之所以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最后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同他未能真正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后的主要矛盾有关的。鉴于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郑重宣布，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阶级斗争虽然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但阶级矛盾已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根据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科学判断，党提出了新时期的历史任务，实现了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
强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有一个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因为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有一个重要的趋势，这就是知识、科学、技术、文化在生产力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愈益增强，不尊重知识、不尊重人才，就不可能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总结历史经验可以看出，如何看待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是划分“人民”与“敌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的论述常常表现出一种不确定性，有时把知识分子看作革命和建设的依靠力量，有时则视为可以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分子”，有时则把知识分子根本排除于“人民”之外。之所以如此，固然因为他更多地是从经济地位和阶级出身的方面来看待知识分子的阶级归属，更主要的还在于他忽视从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角度看待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没有从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方面来理解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从而导致在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往往成为人民阵营中受冲击最大的一个阶层，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长期处于社会的底层，积极性受到很大挫伤，这就势必造成我国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从而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制约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有鉴于此，邓小平同志指出，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既然科学技术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那么，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就是劳动者，知识分子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把知识分子看作“人民”的重要成员，看作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根本上解决了知识分子的地位归属问题。不仅如此，从历史发展趋势上看，知识分子，由于掌握现代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又常常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力量。因而，党就更应该充分信任、依靠他们，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这是邓小平在新时期对毛泽东“人民”观的重大发展。
强调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通过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通过改革冲破僵化、落后的经济体制，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解放人民的生产力。旧体制所以要冲破，从根本上说，也正是由于它已经成为限制人民群众的活动、禀赋和创造才能发挥的羁绊，已经成为人民的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因此，改革，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民的根本意愿。同时，由于改革触及到的是国家的经济、政治、教育、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体制，牵涉到全体社会成员的利益，因而，改革，归根到底又是只有人民群众的积极主动、广泛参与才能顺利进行的事业。人民群众是改革的主体；使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得到提高，是改革的根本目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我们一切改革方针、政策、措施的出发点和归宿。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0—371页）“人民，是看实践。 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同上书，第381页）
最后，为人民服务，就必须不断根据时代条件和实践的新发展，从严治党，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作风建设和组织制度建设，保持党的纯洁性。
一个把为人民服务奉为最高宗旨的无产阶级政党，在处于革命时期和执政时期所面临的考验是很不相同的。早在建国前夕，毛泽东同志就曾告诫全党：“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8页）为了纯洁党的队伍，保持党的为人民服务的本色， 毛泽东同志做了大量的有益的探索，当然也有不少沉痛的教训。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同志就多次指出，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一定要坚持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继承党的优良传统，发扬党的优良作风。改革开放越是走向深入，越要从严治党。要反对干部队伍中的不正之风和特殊化，要反对腐败。腐败，不仅严重违背党的宗旨，败坏党的形象，而且是诱发道德信仰危机、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温床，对党、国家和人民的事业危害极大。所以，邓小平同志强调，端正党风，是端正社会风气的关键。在整个改革开放中都要反对腐败。对干部和共产党员来说，廉政建设要作为大事来抓。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于律己，艰苦奋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怎样端正党风，反对腐败？邓小平同志指出，一靠思想教育，二靠民主法制，即制度建设，两相比较，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因为现在党的情况，所处的社会环境与革命战争时期有很大的不同。历史经验表明，靠“以阶级斗争为纲”，“揪党内走资派”，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不可能解决执政党的党风问题，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更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必须“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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