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批评的构建及其基本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基本特征论文,批评论文,性别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性别既是女性主义的基本概念，又处于女性主义诗学的核心位置。性别不平等的体验及其历史考察，开启了女性主义的源流；对理想的性别格局的向往，又构建了女性主义者的知识想象。而性别批评，作为广义的性别文化研究，立足于社会文化构成，以社会分析范畴取代生理决定论，超越传统性别内涵，打破传统女性主义批评的二元对立思维，重绘了人类深层性别结构的文化图景。从这一意义上讲，性别批评指向的是一种新历史，它“需要用新的视野来考察旧问题，用新的术语重新确定旧概念”①。性别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相互交叉互补又面貌各异。本文拟在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对性别批评的构建及其基本特征进行探讨。
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文化思潮，受到启蒙主义、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学、语言学、后现代主义等多种思潮的影响，它“不是一个能清楚界定的实体，而是一个各种差别相互冲突而又携手并进的场所”②。伴随着人类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的变迁，女性主义大体经历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等若干发展阶段。但其间所贯穿的，并不是简单的以后者取代前者的历时性更迭，而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时性的复杂状况。
应该看到，无论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等女性主义“三大家”，还是心理分析女性主义、语言学女性主义等众多分支，抑或是基于地域特色命名的“法国学派”、“英国学派”和“北美学派”等，尽管它们在思想背景、理论来源和方法论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别，但在根本问题上还是大体一致的。首先，它们都清醒地意识到，基于传统和现实，女性作为群体或个人，在社会各个领域都面临着以男权制为代表的社会体制的束缚乃至压迫，妇女解放是一场“最漫长的革命”。因此，“男权制”一直是女性主义批判的主要对象。它们在认知上将女性受压迫的现实加以制度化和历史化，“试图以性别压迫的基本概念解释许多不同形式的社会压迫现象”，揭示男权制笼罩下“性的政治”的真实面目③。其次，它们大都将女性设定为男权宰制下的性别统一体，强调妇女作为弱势群体遭受压迫；为挑战男性中心传统，它们试图通过对社会思想文化的改造(包括清算男权制压迫，重塑“新女性”形象，更新性别观念等)，改变女性的历史境遇。再次，为了“单纯地利用或适应性别等级”④，女性主义着意凸显以“权力”为核心的二元论的理论框架，据此考察男/女、男人/女人、男性/女性之间的对立乃至对抗。无论是西蒙·德·波伏瓦提出的“对称交流”，还是贝蒂·弗里丹宣称的“妇女的自我危机”；无论是艾莉森·贾格尔的以生物家庭来解释阶级社会的发展，还是盖尔·卢宾对性/社会性别制度的界定等，女性主义大体是以男权/男性为反面参照系，在二元对峙的理论格局中凸显女性自我特征，寻找女性独立的生存空间。
诚如玛丽·伊格尔顿所言，“妇女解放运动……第一次崭新地激起了我们对女性文学作品及女作家的兴趣，而围绕该问题的讨论也应运而生”⑤。伴随着女权主义第一波的兴起，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萌生其间。早期西蒙·德·波伏瓦的《第二性》和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第一次揭示了在男性创作的文学文本中隐含的性别不平等，同时开始关注女性文学的自身价值。而演成规模、渐成系统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第二次女权运动勃兴之际。它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期，以凯特·米利特《性的政治》为代表，主要通过分析男性文学创作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揭示渗透其中的男权意识形态。第二阶段是70年代中期以后，以埃伦·莫尔斯《文学妇女》、伊莱恩·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吉尔伯特和苏姗·格巴《阁楼上的疯女人》为代表，或从主流文学出发，勾画英、法、美妇女文学传统；或在文学史中寻找“断裂”，“填补”文学史空白，树立女性文学的里程碑；或以“身份焦虑说”发掘女性文学创作中的“微言大义”。与第一阶段相比，她们更倾心于文学语言批评。最突出的是以朱莉亚·克里斯多娃的符号学、埃莱娜·西苏的“女性写作”、露丝·伊利格瑞的“性别差异”为代表的法国女性文学批评。她们受德里达和拉康的影响，借用男性话语，通过概念转换反过来解构文本中的男权意识，赋予妇女文学新的审美内涵。由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呈现出与政治理论彼此互融的审美风范和文学特质。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形成了如下基本内涵：第一，对男权文学传统的质疑和批判。这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一直关注的核心命题。米利特、肖瓦尔特、莫尔斯、西苏等人，都从不同的角度清晰地勾勒出文学传统中的男权“形象”，动摇了男权制意识形态下的文学根基。值得注意的是，其间一些女性主义批评者如米利特等，开始尝试从社会各个领域批判看似平常、合理的现象，打破一体化观念，寻求妇女文学的“真相”，建设新型的多向互补的文化范式。这与后来性别批评中的“建构论”不无相通之处。第二，对女性文学系谱的开掘和建构。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解读女性作家作品，寻找女性文学传统，将其视为“与主流不沾边”的文学“潜流”；二是塑造新的女性主体形象。在文学实践中，一批女作家如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夏绿蒂·勃朗特、薇拉·凯瑟等，与优秀的男作家并立。而类似“疯女人”的妇女形象，则被视为承载男权压迫和妇女反抗的双重意味的“重像”(《阁楼上的疯女人》)。这种具有双重蕴涵的文学妇女形象，与性别批评凸显的深受多重压制的性别主体有内在的相通之处。第三，对女性文学批评体系的建设。从早期的以伍尔夫、米利特等人为代表的宏观政治批评，到后来以克里斯多娃、伊利格瑞等为代表的包括语言学、心理学在内的微观批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关注妇女文学主题、意象、风格的过程中，不断建设自身的文学批评体系。这种与社会文化思潮互动意义上的方法论建设，体现了女性主义批评者在谋求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方面做出的努力。它作为自觉的文学行动，在性别批评中得到继承。
女性主义以其自身的探索、流变及鲜明而丰富的特征，为性别批评带来诸多启示。
从理论来源看，西方性别批评对妇女问题的关注，对“男权制”主宰下异性关系的分析和批判，以及以政治解放寻求文化平等的思路等，都显现出与女性主义批评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对传统性别观念和性别秩序的挑战姿态，并不像有些女权主义者所想象的，有可能取消现实的解放斗争实践，而是依然保留了政治批判写社会实践相结合的女性主义传统。
从批评对象看，性别批评与女性主义批评一样，以否定男性中心的文学观念作为批评尺度，主张结合不同的批评对象进行具体分析。在一些批评实践中，保留了女性主义批评中文本细读的理念和方法。像芭芭拉对莫里森《苏拉》中两个同性恋女孩苏拉和内尔的“微笑”、“眼神”的解读等，丝丝入扣，堪称经典。
从批评方法看，两者都广泛吸收借鉴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乃至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丰富研究成果，充实自己的批评实践。20世纪80年代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尤其是法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明显受到解构主义思潮的影响，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解构论不谋而合，带有性别批评的某些质素，呈现出“理论文本”与“文学批评文本”并行不悖、彼此确证的“互文性”特征。
凡此等等，使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可能将女性主义批评与性别批评两者截然分开。然而，早期女性主义批评在实践过程中，面对复杂的社会历史，通常运用的是男/女二元对立、相对单一的批评模式和基于性别本质主义的价值判断，事实上，它很难有机把握性别群体的内在结构和流动性特征。进入后工业社会以后，女性主义在坚守争取妇女解放这一目标的同时，也在反思中清楚地意识到自身的理论局限。于是，在这一背景下生成的性别批评既有所包容又有所超越。
作为一种新的理论建构，性别批评的出现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后现代主义以“元叙事”的解体来质疑“宏大叙事”，“渐次摆脱掉合法化的盲动性偏执”⑥，否定以道德、理性为标示的现代知识系谱。受其影响，后现代女性主义⑦也彻底拆解传统二元论结构及其普泛主义，坚持边缘性与异质性结合的多元主义。德里达、利奥塔、福柯、拉康等后现代主要代表人物都对女性主义产生了深刻影响，由此，“女性主义分裂为各式各样的话语，这种现象也反映出了后现代状况的差异性、片段性和多元性”⑧。
正是这种分裂性“话语”，使后现代女性主义内部衍生出不同的理论分支。一般认为有本质主义和建构主义两种大体不同的取向。前者以盖尔·卢宾、凯瑟琳·A.麦金农为代表，主张借助解构主义发展女性主义批评，寻求女性自我解放。后者以丹尼斯·赖利、朱迪斯·巴特勒、唐纳·哈拉威为代表，主张用解构主义彻底捣毁“男/女”、“男性/女性”的二元结构及其观念，寻求全新的带有交互立场和超性别视角的性别道路。尽管卢宾力图以“性/社会性别制度”消解生物决定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强调性别的文化之维，宣称“性就是性，但什么算性则同样由文化所决定和获取”⑨，而在后者看来，这些观点无法超越男权思维的“老套”，依然不能从根本上认识和解决女性受压迫的问题。
事实上，建构论区别于本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对“社会性别”的理解。尽管两者都反对性别两分，否定建立在生物决定论基础上的本质主义，“强调女人和男人的身份认同都是不连贯的、多面的、在不同的情境中变化的”⑩，但是，本质论并未脱离“男人统治女人的制度”的框框，而建构论则始终坚持将“社会性别”看成是多种关系和变量交织在一起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建构，这些变量包括种族、阶级、阶层、年龄、国籍、性取向等等。正是循着这一思路，产生了西方文化界的性别批评。
简而言之，性别批评实际上是一种从后现代主义建构论出发的，要求在认识和判断文学中的社会性别时取消男女两极，以承认性别具有交互与越界的可能的社会文化立场，考察性别建构的开放性话语方式。
福柯关于话语权力特别是性权力的论述，给予性别批评者以有益的提示。福柯在《性史》中认为，性和性欲是不断变化的人类行为概念的产物。比如19世纪之前很多不为人所齿的“反生殖目的的欺骗行为”，到了19世纪之后却被重新定性。这说明有关性和性行为的很多概念都是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变迁的。赛治维科在《阁楼中的认识论》中发展了福柯有关性和性行为得到“机构化”认同的观点，而此前她于1985年出版的《男性之间——英国文学与男同性欲》，则成为性别批评的里程碑。该书正视男同性恋，并运用女性主义方法论进行研究，使男女同性恋研究并行不悖，从而充实了性别批评。事实上，同性恋研究(早期主要是女性同性恋研究)并不是一个全新的话题。后期激进女性主义者，如贾格尔等人已经对此有所关注，只是还不曾将其作为独立的性别标本来看待，因为，批评者无法判定它“在何种程度上代表新的意识形态创造，在何种程度上只是现存意识形态的延伸”(11)。在福柯性别文化建构立场的指引下，部分研究者逐渐摆脱二元论范式，突破异性恋边界，在男女同性恋、双性恋以及跨性别等多样差异中，对身体性感设置进行重新分配。性别批评所针对的是所有带有“性别”内涵的话语方式尤其是写作方式，这就大大超越了传统女性主义批评范畴，成为一种开放性的、具有多重指涉功能的文本批评，在西方又被一些人称为“中性”、“非性”或“无性”批评。
当我们尝试将性别批评运用于文学批评领域时，既要看到它与以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内在一致性的一面，也要认识到其间的差异。
第一，两者产生的社会语境和思想文化背景不同。传统女性主义批评是在以启蒙、理性、自由为核心价值理念的现代主义思潮推动下出现的。无论是莫尔斯《文学妇女》将女性生活史与文学传统相结合，还是肖瓦尔特《她们自己的文学》对被遗忘、被忽略的女性作家的挖掘；无论是吉尔伯特和格巴《阁楼上的疯女人》对女性被妖魔化的文学想象的纠正，还是米利特《性的政治》对以诺曼·梅勒为代表的男性作家的激烈批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都或隐或显地以男权制及其代表的社会体制为批判对象，寻求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群体的文学审美的自我解放。而性别批评是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出现的。后现代主义不仅拆解了自柏拉图以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而且以不确定、无中心、多元化的方式，给性别批评以启示，使其“从根本上质疑那些迄今为止一直被女性主义者采用的、已经成为其理论基石的各种范畴”(12)。像克拉克根据卢比·里奇对男性特点的批判，对艾略特的诗歌进行性别批评，发现了男性性恐慌；而肖瓦尔特则在《姐妹的选择：美国妇女书写的传统与改变》中，肯定了沃克等黑人女作家及其创作在美国白人妇女文学史上的地位等。由于二者产生的社会语境和思想文化背景不同，其内在的性别诉求便有了重要的差异。
第二，两者关注的聚焦点不尽相同。女性主义批评尤其是法国女性主义批评之前的女性批评，大体是在二元对立的框架中着重研究妇女问题，主要关注妇女不同于男人的心理体验和内在情思，意在高扬妇女主体意识，颠覆男性话语权威和象征秩序，追求妇女的审美解放。一些女性主义批评者宣称：“建立在读者经验与女性经验之间连续性的假定之上和在对妇女形象的关注之上的批评，很可能将变成一种非常有利的对控制文学作品的男性中心主义的批评。”(13)而性别批评不同于传统女性本质论中的“‘女性’意指”(肖瓦尔特语)，不再把“性别”作为“妇女”的同义词。它关注广义的性别问题，因而并不单纯以妇女问题为聚焦点。例如，朱迪斯·巴特勒就从文学心理学入手，认为“女性”不是一个确定的概念，从而否定了传统女性主义所描绘的男权制。在性别批评家看来，“性别”在不同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场域中有不同的主体和定义。比如，黑人妇女文学批评以其多重身份可以进行多元对话：在妇女文学批评中，可以与白人妇女文学比较，寻求性别文学版图的重建；在同性恋文学批评中，可以与白人男同性恋文学并置，两者都站在主流文学的边缘；在异性恋文学批评中，可以与黑人男性文学同论，两者育成了黑人文学的蔚为大观。芭芭拉·史密斯在分析白人女性评论家埃伦·莫尔斯的《文学妇女》和帕特里夏·斯帕克斯的《女性的创造力》两本书时，就认为两者完全忽视了“在黑人女作家这个群体中，这种双重身份(黑人和妇女——笔者注)更为突出”(14)。通过批评对象的文化身份对比，被女性主义批评忽视的诸如种族、阶级等政治差异问题暴露出来。从这个角度讲，有些女性主义批评者关于性别批评的政治性可能被消解的担心似乎是一种多虑。
第三，两者在方法论上有所不同。承前所述，由于扩大了性别的范畴，性别批评实际上突破了二元对立的女性主义批评模式，而引进了具有多元色彩的文化批评。传统的女性主义批评在重视生理差异的基础上认识性别，性别批评则从文化立场上理解性别，强调性是后天文化所造成的，不存在天然的本质差异。前者在逻辑推演上趋向于属性论(生物决定论)，即将男性/女性的差异视为客观/主观、理智/情感、逻辑/直觉、坚毅/柔弱、强壮/纤细等二项对立，将其作为界定一个生物学“人”的社会身份和自我人格的基础，由此衍生出“女性风格”、“女性阅读”、“女性写作”以及伊利格瑞的“女人腔”等。她们虽然梦想“两性差异应当体现为一种完美的关系”，但是，从其对“我写妇女：妇女必须写妇女。男人则写男人”的强调，对男人和女人“一方永远也不可能完全替代另一方——他们不具有互换性”(15)的认识，以及关于“女性文学传统”的概念和主张来看，“男人”的影子仍然挥之不去。因而，她们的文学批评只是男/女二元论内部的自我调整。而后者则主张关系论(文化决定论)，认为应当摆脱生理、基因、遗传等因素的束缚，将性别看作各种关系的交互体系，而不是个人属性；同时，借助人类学、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关于“性别”考察的成果，进一步“把解释的重点从个人转移到结构”(16)，“欢迎和赞赏一幅更宽广的性与社会多样性的图景中的差异”(17)，从而跨越种族、阶级、血统以及性取向的界线，使性别批评成为一种“越界”理论。
迄今为止，性别批评大体表现出如下一些特征：首先，性别批评是对性别问题上二元思维批评模式的超越。传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致力于在男/女的二元框架内，通过女性创作与男性文学传统的对比，呈现女性文学的审美意识和写作风格。而以简·鲁尔、爱丽·布尔金等为代表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则更为关注女性文学的内部认同，她们对同性恋文学尤其是女同性恋文学传统的寻找与回归，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以往二元批评模式，通过对女性文学主体性的强调来确立性别批评的本体地位，逐步树立女性文学的自我批评范式。鲁尔的《女同性恋者形象》作了第一次尝试，布尔金的《女同性恋小说》、《女同性恋诗歌》则力图从19世纪80年代的奥克塔夫·桑内特出发寻找同性恋写作传统。这些批评从主题、意象、风格及文体研究的角度开始注重性别批评的某些特质并为其树立标准。比如，朱莉娅·彭特洛泊·斯坦利和苏珊·沃尔夫曾在《论女性主义美学》一文中，把格楚德·斯坦等同性恋女作家笔下的那种非线性的、流动性的语言风格视为普遍的“妇女风格”。还有不少人从早期女性主义者如沃斯通克拉夫特、伍尔夫、波伏瓦等人那里发掘女同性恋文学传统。她们标举这些文学成就，拂去覆盖其上的历史尘埃，力图摆脱二元论下的批评模式。需要说明的是，为同性恋辩护，并不是性别批评的最终目的，而只是其革命性的批评策略，即以同性恋现象反驳异性恋传统，来显现一种新的有关人类社会构成的分类方法、一种基于社会特定现实的深层表达方式的产生。
其次，性别批评融入了复合式的批评视角。所谓“复合”，即不再以单一的女性视角作为批评标准，而是在超越异性批评的基础上，将被忽略的男性视角纳入其中。1975年，纳塔利·戴维斯表达了如下观点：“我认为，我们应该重视研究男女两性各自的历史，只重视对第二性的研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的目的在于解释历史上两性及性别群体的含义”(18)。在传统女性主义批评那里，为了浮现被遮蔽的女性文学“真相”，男性文学传统往往以“负面形象”出现。但是，在性别批评看来，男性的存在作为社会文化建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应该获得和女性的存在同等的知性地位；对男性文学创作的性别审视(包括男同性恋批评)同样是一个有待挖掘和建构的领域。于是，从女同性恋文学批评开始，针对男性创作的文学批评也时现其间。
当然，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在性别批评内部，女性批评一直努力区别于男性批评。在她们看来，前者“与男性关系有质的不同”，“是深切的女性经历”；而后者仍属于异性恋批评范畴。写过女同性恋诗作《二十一首爱情诗》的诗人评论家艾德里安娜·里奇更是毫不犹豫地指出，如果将两者等同，“实际上是对女性存在的又一次否定和抹煞”(19)。但是，另一些女性文学批评者却表达了相反的见解。费尔斯克认为，男性作为一个逃避社会压抑的群体，自身也有“相对完整的文化传统”(20)。这一传统已经被很多男同性恋批评家注意到了。除了对一些有争议的男性作家，像赫曼·麦尔维尔、沃里斯·斯蒂文斯等进行性别研究外，性别批评家还采用类似“新批评”的细读方式发掘文本中的性取向，像罗伯特·K.马丁就从麦尔维尔的《大白鲨》中看出了性倒置、性压制中的男性自我书写和表达的可能。事实上，对男性文学创作的性别观照，是性别批评对社会文化思考角度的一次调整，也是在广义性别范畴基础上对性别文化重建进行的一种尝试。它不仅关系到书写新的女性文学历史，同时也意味着将重新认识和撰写整个人类文化史的意图纳入其中。
再次，性别批评在女性文学身份疆界和叙述疆界(21)方面有所开拓。随着性别研究的深入，性别批评者逐渐意识到，不同社会阶段中，性别角色及其象征意义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所谓性别问题，最根本的还应从社会文化立场上去理解，揭示其内在机制和运作方式。这里，不能不考虑文化指涉的多样性。简单地说，性别问题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总是与阶层、血统、出身、阅历等多种因素相交织，性别自身疆界的突破实际上是还原作为多种现实之综合体的人类生存本相。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一些性别批评家(如芭芭拉·史密斯、玛丽·海伦·华盛顿等)，不满传统女性批评无视性别群体，尤其是女性群体内部多样差异的倾向，开始关注有色人种、少数族裔、第三世界妇女(包括东亚、中东、非洲等)，尤其是黑人妇女的性别体验和文学审美表现，力图将文学批评对象放置到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将“性别”一词视为与“阶级”、“种族”等具有内在关联的分析范畴，实现身份疆界、叙述疆界和写作疆界的扩张。她们宣称：“一种黑人女性主义的文学评论是完全必要的”(22)。事实上，在黑人妇女的文学作品中，性别政治往往和种族及阶级政治纠缠在一起，很多黑人妇女作家无形中承受着三重(种族、性别、阶级)乃至更多重的身份压迫，这不仅妨碍了她们的创作，也遮蔽了她们在文学史尤其是妇女文学史上的地位。与此相类，中国女性创作和女性批评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比如，在阶级场域和革命话语中，批评到底应该如何去认识和揭示阶级生存、民族生存与性别生存相交织的现实，显然值得进一步思考和商榷。
由此可见，性别批评不再仅仅关注男/女二元论下的以男权制为标志的性别宰制，它具有更为宏观的学术视野，研究对象已从传统意义上的女性和女性文学拓展到整个社会历史文化场域中的“亚文学性别”问题。其批评风貌从总体上呈现出流动、复合、多向延展的特征。
总的来说，性别批评的视阈迄今还只是初步展开，作为一种与女性主义批评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理论方法，其独特性和有效性有待于在文学批评的实践中加以检验。如何从中国文学和文化传统的实际出发，加强本土性别理论的建设，是我们面临的重要课题。
注释：
①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75页。
②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76页。
③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第289页。
④同上书，第96页。
⑤玛丽·伊格尔顿主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胡敏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第1页。
⑥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30页。
⑦学界对“后现代女性主义”这一概念多有争论。本文主张从文化立场上理解女性主义，因此，暂借用“后现代女性主义”指代从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以来以后现代主义为背景的女性主义思潮。
⑧道格拉斯·凯尔纳等：《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
⑨参见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第30页。
⑩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第225页。
(11)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第296页。
(12)巴巴拉·阿内尔：《政治学与女性主义》，郭夏娟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278页。
(13)张京嫒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7页。
(14)转引自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05页。
(15)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90、379页。
(16)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第386页。
(17)D.Heller(ed.),Cross Purposes：Lesbians,Feminists,and the Limits of Alliance,Bloomington and Indianapolis: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7,p.46.
(18)转引自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第153页。
(19)转引自玛丽·伊格尔顿主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40页。
(20)Rita Felski,Beyond Feminist Aesthetics,Hutchinson Radius,1989,pp.119—120.
(21)“疆界”一词借用苏珊·S.弗里德曼关于“社会身份疆界”(the new geographics of identity)的说法，这里意指对妇女作家批评(genocriticism)和女性文学批评(gynesis)的超越，弗氏认为这样一种女性文学批评观念应是未来女性文学批评发展的方向(参见王政、杜芳琴主编《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第423～424页)。
(22)参见张京媛主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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