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遭遇“瘟神”，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瘟神论文,经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3年，我国遭遇了一次非典型肺炎的袭击。民众谈“非”色变。“非典”对社会安定和经济生活产生了有害的影响。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给“瘟疫”下的定义，非典型肺炎疫情具有瘟疫的特征。它是急性发作的，突发性的，极具传染性的病症。至今人们还没有剖析出它的病源，没有开发出医治和预防的良方。虽然在现代医学条件下，我们最终是会战胜这个病魔的，然而，它却留下了太多的问题供人思考。
这次“非典”病疫来势猛，扩散快。其势与20世纪30年代和90年代爆发的经济危机十分相似。正当人们为第一季度经济增幅达到前所未有的9.9％的速度欢欣鼓舞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降临人间，给了那些陶醉在“一枝独秀”感觉中的人当头一棒。这是一次世界性的灾难。先后有27个国家和地区受害。我国的疫情居世界之首。“非典”的爆发和扩散，是对我国经济的一场严峻考验和挑战。经济增长的质量，经济机体防范和抗击各种灾害的能力，经济结构的优劣，经济运行的效率，改革和发展战略的选择，都在这场人与病魔的争战中受到检验。经济学遭遇了瘟疫；主流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霸权”地位面临严峻的挑战。
鼓噪“过剩经济时代”酿成苦果
20世纪90年代，市场供给与需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居民生活必需品的供给由全面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供给略大于需求的、有限的买方市场。这是经济生活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对于这一变化，主流派做出的判断是，“我国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进入到过剩经济时代”，“经济生活中的矛盾不再是供不应求，而是供大于求的矛盾”。连篇累牍的文章、一本本专著，把“过剩经济”炒得火热。然而，有些学者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认为只能说局部过剩，例如家电行业，从总体上说还不能做出进入过剩经济时代的判断。“过剩经济”的炒作，左右了舆论，影响了实际工作，对资源流向产生了误导作用，使“非典”得以乘隙而入。
我国进入快速工业化时期后，经济生活中出现了全面紧缺，生产资料和消费品的供应都不得不借助于行政手段实行计划分配。90年代，这种状况开始转变。但是，说我国从此进入“过剩经济时代”，言过其实。首先，作为公共产品的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不仅严重紧缺的状态没有改变，相反进一步恶化，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形成巨大的反差。人的需要分为三类：生存、发展、享受。生存需要是最基本的，是发展和享受的前提。人要维持自己的生命，仅仅靠温饱是不行的。医疗卫生是人的生命得以维持的必要条件。因此，医疗卫生保健属于人的生存需要之列，应当与温饱同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然而，令人深思的是，现在我国经济总量和经济增长速度已跃居世界前列，而卫生医疗保健事业却居同等发展中国家之后。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体系的总体绩效进行评估，中国居第144位，落后于埃及、印度尼西亚、印度、巴基斯坦、苏丹等国，这些国家无论经济总量、人均GDP或经济增长速度，都远远低于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医疗卫生体系改革也选择了市场化的目标。政府作为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主体地位逐步让位给市场。卫生总经费占GDP的比重，尤其是政府的投入，呈下降的趋势。在总经费中，政府投入80年代初占36％，1991年降为22.80％，2001年降为15.5％；居民负担的份额，由23％上升到60.6％。医疗卫生体制的市场化和私有化，导致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体，城镇劳保制度支离破碎，治病成为居民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1989～2001年，诊疗费和住院费分别增长965％、998％。农村10％的村没有医疗点，农民工享受不到医疗保险，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成为农村贫困人口重新上升的重要原因。尽管农村人口占2/3，但他们所分享到的医疗卫生资源仅为1/10。90年代，政府投入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每年人均仅有1分钱。城市虽然分享到80％的医疗卫生资源，但大都集中在大城市的大医院，广大民众并未得到多少实惠。一些早已灭迹的传染病又死灰复燃，一些得到遏止的流行病又重新蔓延，境外侵入的传染病大面积扩散；食品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恶化。
总之，一些人大谈优化资源配置、优化产业结构，鼓噪所谓“进入过剩经济时代”时，对关系亿万人民生命安全的医疗卫生保健事业的极端落后状态，却视而不见、避而不谈。“非典”瘟疫袭击给人以启示。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终显谬误
经济学界有人主张，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必须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或者平均主义，或者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二者必居其一。这一观点得到官方认可，成为主流观点，并作为指导方针付诸实践。当时，有些学者（包括本人）对这一观点提出质疑和批评。尽管改革的实践已经一再证明这个观点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对实践是有害的，现在有必要结合防治“非典”的实践再次加以审视。
如果用“效率优先”的准则来评判民众的卫生医疗保健状况，本文的上一节用事实揭示了我国卫生医疗事业的极端落后状况，表明2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不仅没有使民众的卫生、医疗状况得到同步改善，相反，每况愈下。卫生医疗资源的配置，既无效率，更无公平可谈，恰恰是“优先”、“兼顾”酿成了这枚苦果。
医疗卫生保健业的发展是人的生命得以保持和延续的基本保证，是民族兴旺发达的希望。人人有权享受基本的卫生医疗保健待遇，政府有义务予以满足。在这个领域，资源配置和分配应当遵循平等、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按需分配，贫者优先。如果反其道而行之，必然损害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引发严重的社会和经济恶果。轻者，人的体力和智力下降，人力资源萎缩；重者，社会矛盾加剧，整个民族衰落。古今中外，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正因为如此，俄罗斯推行休克疗法，却不敢贸然砸烂全民公费医疗这只铁饭碗。还必须指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卫生医疗保健是实现劳动力再生产的必要条件，属于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的社会必要劳动组成要素。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劳动与资本的交换应当实行等量劳动相交换的规则。等价交换体现了公平、平等的原则，并且以公平、平等为前提。强制推行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恰恰是违背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的要求的。
然而，我国卫生医疗保健制度的改革却走上了特权化、私有化、市场化的歧路，资源分配背弃了公平、平等的原则。有限的资源向城镇倾斜，城市向大城市倾斜，大城市向大医院倾斜，大医院向富人、高官倾斜。广大民众成为卫生医疗制度改革的牺牲者。卫生部门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老爷卫生部”（毛泽东语）。据世界卫生组织2000年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负担公平性方面进行评估，中国排在第188位，位居倒数第4，属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发达国家的卫生总经费占GDP的比重约为1.5％～2％之间，我国长期在0.4％～0.5％之间徘徊。政府投入有限的资源，城市占有90％，农村仅占10％（2000年）。1989～2001年，医药费、诊疗费、住院费上涨近10倍。在卫生总经费中，政府负担的部分大幅下降，大部分都转嫁到居民肩上，居民负担的比重由不到1/4增加到60％以上，个人费用增长了8倍。医疗制度的改革，又是在继续实行低工资的条件下进行的。许多职工因此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忍受疾病的煎熬。曾经在国际上受到广泛赞誉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惨遭瓦解。县以下的卫生防疫机构惨淡运行。医疗保险和医疗保障的覆盖面只占人口的6％。由于地方财政困境和企业经营亏损，许多地方的医疗保障制度形同虚设。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是近几年贫困人口骤然增长的重要原因。“非典”的袭击，给世人敲响了警钟。背弃公平、平等的原则，不仅无效率可言，相反，招致灾难性后果，使人们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资源配置应当注重效率，以较少的投入取得较大的收益，这是一个永恒的法则。问题在于，怎样才能实现效益最大化。首要的一条，是按价值规律的要求办事。价值规律是商品——市场经济中调节社会劳动即资源配置的基本规律。它首先要求资源配置必须符合社会需要，即供给与需求合乎比例。道理很简单，人们任何时候都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生产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是为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适合人的需要的资源投入才是有效投入。人的需要的满足就是效益。与社会需要相背离或相脱节的投入，不仅是无效的，而且注定是要衰败的。如前所说，卫生医疗保健是人的生命得以维持和延续的必要条件，属于“生存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范围。无视此项需要，劳动力的再生产势必陷入萎缩状态。一旦劳动力总体素质下降，势必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经济持续发展受挫，经济效益下降，卫生医疗投入随之减少，劳动力再生产状况再次恶化，最终陷入恶性循环。暂时的、局部的“效益”带来的是整体的、长期的灾难。
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祸害
如何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始终是改革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学界争议最大的问题之一。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类社会的发展是有自身固有的规律可循的。无论是不同社会生产方式的更迭，或者同一生产方式内部的变革，都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新的生产和交换方式，是对旧的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否定，同时又是对原有生产和交换方式的继承和发展。否定中包含肯定，扬弃中有继承，当然是在更高层次上的继承和肯定，而不是历史的重复。因为生产力是一种既得力量，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任何领导革命或改革的政党都只能在原有社会所创造的生产力的基础上求得生存和发展，不可能在空地上另起炉灶。保守的复古主义，或激进的历史虚无主义，都是违背社会发展规律的、有害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国改革过程中，一个时期以来，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误导改革。这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以下特点：首先，打着改革的旗号，拉大旗为虎皮，包着自己吓唬公众，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虚伪性。他们以改革为名，俨然以“坚定改革派”自居，对历史不做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第二，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及其历史作用，是非功过，不做客观、公正、全面的分析，采取一笔抹煞的态度。即使举世公认的成就，例如，我国建国后在边建边战的条件下，用三年时间把陷入崩溃的国民经济恢复到战前水平；苏联实现工业化、战胜法西斯德国、战后迅速恢复经济，以及科学技术、教育等，他们都视而不见，一概抹煞。第三，张冠李戴，嫁祸于人，丑化计划经济。在他们的笔下，“计划经济”成了垃圾筐，什么“垃圾”都往里面装，甚至把改革中的失误都归罪于“计划经济”。第四，在理论上，否认半个世纪以来广大理论工作者和党的领导层对经济体制改革所做的有益探索和贡献，甚至否认邓小平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对改革的指导地位和作用，把改革的成就归功于他们引进现代西方经济学，把改革中的失误怪罪于违背了现代经济学。他们一方面对我们自己长期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富有成效的探索，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另一方面对西方现代经济学和西方国家的经济模式，推崇备至，全盘照抄，全盘照搬，甚至在西方有争议或遭到批评、被实践证明有弊端的观点或措施，也照搬不误。第五，拉帮结伙，以他们的观点划线，排除异见，动辄扣帽子，唯我独革，文过饰非，自诩一贯正确。
“非典”袭击是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左右改革酿成的灾难。农村改革一大败笔，就是在农民的医疗保险和医疗保障制度没有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又将农民排斥在外的条件下，轻率地一举取消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全面推行农村卫生医疗保健事业市场化、私有化。农村合作医疗是我国农民的创举。它对改善农村卫生医疗状况，满足农民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需求，增强农民体质，减轻农民负担，起了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这项制度在国际上受到广泛的好评。但是，在市场化、私有化浪潮冲击下，这项先进的制度被贬为“大锅饭，养懒汉”，最终难逃废除的厄运，随着人民公社解体而寿终正寝。尽管1997年政府提出2000年“基本实现人人享有初级卫生保健”的目标，但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并未得到全面恢复。1991～2000年，政府投入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年均每个农民仅有1分钱。近20多年，农村卫生防疫系统长期处于瘫痪状态。在“非典”袭来时，所幸的是行政动员系统还在有效运转。许多地区不得不采用当年“防止鬼子进村”的办法，站岗放哨防止病人进村，广大农村才得以幸免。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遭遇，在改革中并不是个别的特殊的实例。其他领域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如果我们不能从中汲取有益的教训，今后还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
贩卖“比较优势论”的用意何在？
关于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经济学界有一派强烈主张：必须以“比较优势”的理论为指导，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即土的、落后的产业；高新技术发展要依靠跨国公司，走引进为主的路，决不可实行“赶超战略”。在这种观点的引导下，我国产业结构呈现畸形化的趋势，工业中加工工业成为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外贸中加工贸易占据绝对优势。这种发展模式的短期效应是很诱人的，增加了就业，得到了外汇收入，引进了外资。但是，这种发展模式如不适时转型，我国经济将被引上仰人鼻息，受制于人，充当“世界打工仔”的可悲角色，跟在发达国家屁股后面爬行，甚至沦为经济殖民地。中国的现代化决不能寄希望于跨国公司。
“比较优势”的鼓吹者，除了贩卖西方跨国公司的喉舌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上述药方之外，并没有任何独创。问题并不在于在国际贸易中要不要利用“比较优势”，而在于什么是我们的真正“比较优势”，应当怎样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如何把发挥“比较优势”与实施“赶超战略”结合起来。这恰恰是他们故意回避的问题。抗击“非典”在这方面又给人以启迪。面对“非典”的突然袭击，全世界医学界几乎束手无策。然而，我国的中医中药却发挥了奇特的功效，充分显示了中医药的强大生命力及其产业化现代化的广阔前景和巨大的发展潜力。中医药业在当今世界经济和科学发展中不仅具有“比较优势”，而且具有西医药无法取代的“绝对优势”。因为，首先，中医药作为一门科学和产业已经经历了几千年发展的历史，是我们的先辈经过长期实践积累起来的珍贵文化遗产和财富。它对我们民族的生存和繁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今世界上还没有发现那一种医药学像中医药学积累了如此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理论。其次，中医治疗具有独特的优点，就是辨证论治，标本兼治。它是依靠调理人体的自身康复能力，调理人体的脏腑功能，由人的机体自行抵抗疾病。任何疾病，都可以根据临床表现，提出一整套治疗方案，实施辨证论治。再其次，中药业发展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优势，具有巨大发展潜力，最具有竞争力，安全、低毒、药效高，市场前景广阔。现已查明的中草药品种多达12800多种，研制上市的国家标准中成药有8000多种。最后，中医中药在许多领域依然是尚未认知的必然王国，研究开发的潜力巨大，前景极其广阔。与西药研制新品种比较，具有投资少、收效高的优点。所以，如果强调发挥“比较优势”，偏偏对发展中医药业视而不见，实在令人费解。
目前，在国际中草药市场上，我国所占的份额极低，与我国作为中医药发源地的地位很不相称。据统计，现在国际中草药市场的年交易额约为300亿美元，我国仅占5％，其中大部分是原料药和保健药。而且1996年以来出口连年下降，洋中药的进口大于出口。我国中草药的生存和发展面临严峻的挑战。
“比较利益说”对我国经济发展已经投下了严重的阴影。如今，我国经济已经被捆在加工贸易的“牛车”上，不知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还要爬行多久？
我们不妨回顾一段周恩来1964年12月在第三届人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话：“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被扭曲的“硬道理”
“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名言道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永恒的平凡真理：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这些年人们几乎经常把这句话摆在嘴边，成为学界经常谈论的话题。然而，这个“硬道理”在理论和实践中却被严重歪曲。“非典”袭击犹如一副清醒剂，让我们重新审视对“硬道理”的认识。
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全面阐明了“发展”的内涵，提出了五个“协调”。这一发展观总结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为今后规划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协调发展观”是对“硬道理”的准确注释。这个话题我们并不陌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五届人大提出了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六届人大提出，经济发展要走一条速度比较扎实、效益比较好、人民能得到较多实惠的新路。20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们至今走不出那条片面追求产值产量高速增长的老路所设下的迷宫。区别仅在于，现在换了个新词GDP！“发展”被归结为GDP增长；“硬道理”被曲解为GDP唯此为大。20多年的高速增长，成就斐然，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五位。然而，我国并没有如日本、韩国用20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工业化，相反，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产生了严重的社会经济后果。
——混淆了目的与手段，把经济增长当作目的，置GDP增长于消费之上，甚至用压消费的办法促增长保速度。高增长，低消费，已经成为我国经济久治不愈的顽症。在任何社会制度下，人们都不是为生产而生产。生产是为了消费，依存于消费。消费是生产的目的，是生产持续发展的取之不尽的动力和源泉。与消费脱节的生产，是注定要衰亡的。20多年前，我们原本寄希望于市场能改变资源配置的扭曲状态，实现消费与生产同步增长。然而，这一回我们又被“市场乌托邦”拖进泥潭，重新陷入高增长高投资低收入低消费的困境。20世纪80年代中期，投资率一度上升到38％～38.5％，不得不紧缩银根。但是，1992年后，投资率又攀升到39.3％～43.5％，又被迫再次紧缩银根。1998年以来，为遏止GDP增幅下滑势头，搬用了凯恩斯药方，实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投资率由1997年的38％上升到2003年43％，达到20年来又一最高点。我国投资率之高，消费率之低，堪称当今世界之最。近20多年来，消费率持续下降。1978年消费率为62.1％；“六五”平均为66.1％；“七五”63.4％；“八五”58.7％；“九五”59.4％；2002年为58％；2003年降为55.4％。如果不计算收入，而按人均每天消费额计算，根据联合国人均每天消费2美元的标准，我国13亿人口都应划入贫困人口。我国经济患上了“未富先衰”的怪症：一方面生产高速增长，另一方面有效消费需求相对不足。这一矛盾使我国经济始终走不出时而高速增长、时而紧缩的怪圈。
——用变相剥夺农民的办法，部分人和部分地区为“先富”进行“原始积累”。近2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巨变。除了GDP翻番，中国进入了经济大国之外，就是创造了“一夜暴富”的奇迹，用7亿农民的血汗滋养出一批亿万富翁千万富翁。这其中，农民特别是农民工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和牺牲，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过去，实行统购统销，用剪刀差这套办法，“把农民整得很苦”（毛泽东语），变相地剥夺农民。现在，实行市场化改革，农民却又沦为被一个不公平、不公正、无序竞争的市场边缘化了的弱势群体。首先，大规模的“圈地运动”，使大批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命根子”。土地被称之为“财富之母”，在中国是极其稀缺的珍贵的不可再生的资源。改革后，土地买卖的禁令打开了一个缺口，有偿征用代替了无偿划拨。于是，土地成了疯狂的投机对象，“先富”的捷径。据调查资料，仅征用土地一项，农民就被剥夺了至少5万亿元。在被征土地收益分配中，农民仅占5％～10％，企业占40％～50％。而且，一旦土地被征，农民便沦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低保无份”的三无阶层。依法取得的微薄补偿金（每亩约一万多元），只够维持几年的基本生活需要，根本不能用于生产。即使如此，还往往被扣压或拖欠。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拖欠农民的征地安置费98.8亿元。而房地产商转手以几十倍甚至百倍的价格出让。房地产业是长盛不衰的暴利行业。据16个省统计，约4000万农民失去了土地。有农民愤慨地说：“别人发财，用我们的命根子铺路。”有人无视客观条件和现状，竟然鼓吹准许土地自由流动，开放土地市场。按照这种主张“深化”改革，只能加剧两极分化，导致农村普遍贫苦化。其次，9400万农民工为“原始积累”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化改革的浪潮，冲垮了阻拦农村过剩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樊篱。然而，城市给农民开放的却是一个容量有限的、无序竞争的、歧视性的、不公平不公正的市场，一个生活没有保障的市场，一个任“先富起来的人”宰割的市场。这9000万农民走进了“天堂”，然而，这个“天堂”并不属于他们。在这里，他们不过是卖苦力的二等公民、三等公民。向他们敞开的，是城里人不乐于干的沉重的体力活，高污染工种，高风险工种，低收入职业。那些暴发户无视国家法规，以牺牲工人的健康和生命为代价，牟求利润最大化：超越生命极限延长工作日；提高劳动强度；削减安全保护设备，工伤事故频发；任意克扣和拖欠工资；使用童工；拒付社会保障金；拒签劳动合同，随意解雇工人；实行现代奴隶制“包身工”；任意体罚打骂工人。浙江省阳康每年有上千工人被机器切断手指或手，被称为“切指城”。至于城市现代物质文明，几乎与他们无缘。子女进不了城市学校或幼儿园，生病进不起医院，住宿只能栖息在城市边缘的贫民窟。他们创造了财富，美化了城市，而任何一个城市在计算人均GDP时，从不把农民工计算在内，这难道就是所谓“兼顾公平”吗？
——以大量消耗稀缺资源为代价，招商引资唯此为大，导致加工工业畸形扩张。我国所拥有的资源，无论资源总量，或人均资源占有量，都十分紧缺。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供需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已经严重制约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提高。我国GDP总量现在虽然只占世界GDP总量4％，但在世界资源消耗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却很大：石油占7.4％，原煤占31％，水泥占40％，铁矿石30％，钢材27％。其中虽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单位产品的物耗过高，而加工工业比重又过高，是重要的原因。如今，“世界工厂”的桂冠很令人陶醉；第四贸易大国的名次也叫人沾沾自喜。然而，为此付出的和将要付出的代价却难以补偿。我国引进外资总量仅次于美国。然而，我国外资结构和形式却不同于美国。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对外贸的依存度已超过60％，居世界之最。外需取代内需，喧宾夺主，这对13亿人口的大国来说，绝不能认为是正常的。从长远看，弊多利少。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是由于外资和加工贸易在我国外贸中占据了主体地位，二者均已超过50％。近20多年，加工工业产业链的末端，一直是外资首选目标。这些行业的特点是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这种外向型的以加工贸易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和粗放的经营方式相结合，导致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
——步西方国家的后尘，走边增长边污染、先增长后治理的老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追求高增长。我国原本是个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环境脆弱的穷国。随着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在利润的驱使下，小煤窑、小钢铁、小水泥、小造纸、小纺织，遍地开花，村村冒烟，不仅使稀缺的资源遭到惊人浪费和严重破坏，而且使环境严重恶化。近海水质恶化，赤潮频繁。近些年，政府为治理环境做了不少工作，但环境整体恶化的趋势仍未得到遏止，环境治理力度赶不上经济高速增长造成的污染速度。
“非典”的袭击终于被挡住了。一些经济学名家纷纷著文，教导人们应当反思。然而，经济学家自己没有值得反思之处吗？教人者必须先受教育。